沒有撞擊的文化是不幸的文化，這一點已為許多人類學家、科學史家、語言學家、文學藝術史家所再三闡述。沒有撞擊就沒有對比，沒有對比也就無所謂選擇與淘汰。文化隔絕固然有利於加強文化傳統，可忘記世界的結果必然是被世界所忘記。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各國文學大都經過一場痛苦而艱難的反思與蛻變，而後開始了我們稱之為走向世界文學的歷史進程。在這一幾乎同步的文學革命中，出現兩種主要的模式：一是發揚民族文化傳統，力圖擺脫殖民文化(如印度、非洲)；一是批判民族文化傳統，努力汲取外來文化(如中國、歐美)。而在深層結構上，這兩種模式卻有一致之處，即在兩種文化(甚至多種文化) 的踫撞中，重新審視民族文化傳統，通過借鋻外來文化(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與重新選擇、調配本民族文化，創造一種“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學。“五四”一代作家的幸運之處，就在於他們親身經歷這麼一場文化大踫撞，有可能衝破傳統封閉的思想體繫的束縛，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把握生活、認識世界。他們有祖先不可能有的歡樂，也有祖先不可能有的痛苦——一種徘徊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無所執著無所適從的困惑與焦慮。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比起祖先與後代，這一代人感情層次更為復雜，心靈深處有更多的矛盾，生活中有更多的經驗與感受，也有更多的失落與迷誤。至於功業，那可就難說。文化踫撞中所很難避免的生硬的“文化焊接”，使這代人的工作帶有很大的“過渡性”。
    除了個別作家 (如魯迅)的作品外，大部分作品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為人們所淡忘。當人們談論這一代人開啟新時代的歷史功績時，感興趣的也許已經不再是具體作品的價值，而是他們面臨兩種文化傳統時的感情趨向、理性抉擇和心理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滲透在作品中的艱難的追求、痛苦的思索與失落的迷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文學史理解為作家心靈的歷史，從現代中國人如何協調東西文化矛盾的角度，集中解剖幾個並非第一流的作家的心理狀態。
     一方面是強烈的世界意識，另一方面是同樣強烈的尋根願望。
    形成：20世紀中國文學(實際上也是世界文學)發展中 “必要的張力”。用魯迅的話來說，既必須是世界的，又必須是民族的；既必須是時代的，又必須是個人的(《而已集慶君的繪畫展覽時》)。吵了近一個世紀，似乎老在“拿來主義”與 “民族化”之間徘徊。盡管每代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古今中外”的排列組合方式，但課題卻是共同的：即如何協調世界文學一體化與民族文學多樣化之間的矛盾。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與“五四”時代外來文化衝擊的猛烈，恰好形成鮮明的反差對比。人類歷史上很難找到一個民族像20世紀中華民族那樣，經受住如此強大的外來文化的衝擊而能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且蛻化自新。這也是我對這一批作家、這一段文學歷史特別感興趣的主要原因。
     也許，20世紀最時髦、最閃光、最誘人的字眼是 “全球戰略”、“國際市場”、“地球村”、“人類文化”、“世界文學 ”……與其說這說明人們已經養成站在人類的立場全方位地思考的習慣，還不如說是表達了人們對“整體意識”的追求。19世紀以前，人們可以孤立地談論某一民族的文學而大致不影響其論述的準確性；而在20世紀，世界文學的初步形成，要求研究者具備一種“世界眼光”，即把本民族的文學發展放在“參與世界上的事業”(魯迅語) 這麼一個參照繫中來考察。強調“整體意識”，並非主張“上下四千年、縱橫五大洲”的宏觀研究。關鍵在於思考的角度，而不在於研究的範圍。
    我的“整體意識”，不外是在東西方文化的踫撞中，考察作家心理狀態、創作傾向與審美趣味的變遷。表面上仍是作家作品論，實則隱藏著筆者對這一段文學運動的基本看法。大題大作，纔氣學力不夠；大題小作，未免有點近乎吹牛；小題小作，又實在不甘心；於是有了本書若干“小題大作”的文字。
     談“文化踫撞”當然離不開比較方法。這裡實際交織著兩條線，一是“中外”，一是“古今”。要講清這場踫撞，非同時抓住這兩條……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