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赫米奧尼·李）
版自序
編者序
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靈學院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
理查德·佩爾斯
哈伊姆·魏茨曼
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牛津
奧爾德斯·赫胥黎
L. B. 納米爾
莫裡斯·鮑拉
J. L. 奧斯汀與牛津哲學的早期起源
約翰·佩特羅夫·普拉門納茲
奧伯倫·赫伯特
愛因斯坦與以色列
彼時，我在何處？
梅納德·凱恩斯與夫人莉迪亞 247
納胡姆·戈德曼
回憶與本—古裡安的幾次短暫謀面
馬丁·庫珀
伊扎克·薩德赫
亞當·馮·特洛特
戴維·塞西爾
埃德蒙·威爾遜在牛津
憶弗吉尼亞·伍爾夫
亞歷山大·哈爾珀恩與夫人莎樂美
牛津的猶太人
赫伯特·哈特
聖體一細胞
斯蒂芬·斯彭德
1945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
跋：我生命中的三條主線
後記（諾爾·安南）
譯餘絮語
索.引

序言
赫米奧尼·李
以賽亞·伯林是一位政治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同時還是一位自成一體的傳記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講述著五彩繽紛的人生故事。他相信天纔，也相信個人具有改變和影響歷史的力量。他想參透卓越人物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是如何影響世界的，並將其描述出來。個人魅力與聰明纔智的能量令他著迷。他好奇心特別強，非常愛交際，觀察力十分敏銳。對於個人的逸聞趣事，他津津樂道，越奇特越好。他喜歡引用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直物。”而他畢生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搞清楚歷史運動是如何從“人們頭腦裡的觀念”中誕生出來的。
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很喜歡結交賢達名流。他的朋友，哲學家艾倫·蒙蒂菲奧裡曾這樣形容過他：“他喜歡有特點的人，不見得是非同凡響的人……而是在某方面突出的人。他對怪癖行為饒有興趣。”為他作傳的葉禮庭[2]曾寫道：“他陶醉於世俗的東西［……］。總是對有名氣、有個性和非同凡響的人物著迷。”在他的書信與廣為報道的傳奇般的神聊中，這種痴迷可能隻給人以八卦的印像—盡管八卦也是一門藝術，對於這門藝術，他練得可謂是爐火純青，得心應手。而在這些公開發表的篇目中（有些是為了紀念活動和喪禮而作，有些是事後很久的回憶之作），有一種更嚴肅、更公共、更持久的意義。從本質上說，這本書是在彈奏一曲以美德為主題的變奏曲。
偉人何以成為偉人？這是他探問的一個問題。（幾乎總是男人纔能成為偉人，盡管弗吉尼亞·伍爾夫、莉迪亞·凱恩斯、薩洛梅·哈爾珀恩和安娜·阿赫瑪托娃構成了饒有趣味的例外。）如果說這些篇目有時候給人以重復之感，那是因為—雖然涉及的人物眾多，且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同情，它們始終都沒有離開這個問題：作為一名領袖、政治家、思想家或教師，一個人的個人力量和性格品質是如何表現並產生影響的？
伯林描繪其對像的辦法是用形容詞的塗抹來呈現其性格特征。諾埃爾·安南在其1980年為《個人印像》版所作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序》（本版改為《後記》）中，稱之為點彩畫法，將伯林的散文風格比作法國點彩派畫家修拉的油畫。這一手法亦可稱為厚塗顏料法，濃墨重彩。在這些豐富的形容性辭藻中，有三個關鍵詞一直在不停地出現：“快樂”（gaiety）、“魅力”（charm）和“無畏”（fearlessness）。“自然”（spontaneity）、“熱情”（warmth）、“活力”（vitality）、“善良”（kindness）、“可愛”（sweetness）、“坦率”（candour）也很重要。這些都是對他很有吸引力並且令他興奮的品質。他常常能從各種人物中發現這樣的品質，而別人可能覺得這些人物毫無魅力和可愛可言，這正是本書的有趣之處。
伯林把這些文章比作18世紀的祭文，“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辭”。是頌揚之詞，也是愛戴之情的表達：“我徹底為他的魅力所傾倒了，而且整個餘生都是如此。”（《伊扎克·薩德赫》）“我了解他，愛戴他，敬佩他，也哀悼他的去世，以及隨他而逝的那個幻想世界。”（《奧伯倫·赫伯特》）“我發現他很有魅力，跟他在一起很愉快，其實用迷人來形容他都毫不誇張，而且他無疑是我這輩子所見過的聰明的人。”（《梅納德·凱恩斯與夫人莉迪亞》）他很少說自己所寫之人的壞話，雖然他也喜歡讓你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是多麼讓人難以忍受，同時又交代清楚自己欣賞他們的原因。歷史學家劉易斯 · 納米爾是“一個天纔”，也是“一個無聊得要命的家伙”。休伯特·亨德森從來不肯放棄自己的論點。J. L. 奧斯汀是一個冷酷得可怕的老師。莫裡斯 · 鮑拉“渴望得到賞識”。埃德蒙·威爾遜可能會粗魯得驚人而且“容易陷入瘋狂的幻想、荒唐的揣測、無端的愛恨”。這些人他全都喜歡，他能看出這些難以相處之人內心裡好的和了不起的東西。
就這一點而言，這些隨筆與他的書信是迥然有別的，他的書信常閃爍著尖刻的光芒。在這本書中，找不到半句他在書信中評價其牛津同事那樣的話，如他說A. L. 勞斯“一天天變得越來越令人不堪忍受和可怕”，新學院的史密斯院長“從根本上說很輕浮，而且不在乎他人的感受”，A. J. P. 泰勒是“一個一文不值的人……道德和情感上（有殘疾的人）”，貝利奧爾學院像克裡斯托弗 · 希爾那樣的左翼歷史學家是“虔誠的無神論者，冷峻、忸怩、充滿了自卑感，而且幾乎對一切自發性和活力都深惡痛絕”。
在本書中，仇敵的姓名都未加披露，而隻有靠推斷纔能知曉。他隻是間接提到了自己崇拜的英雄所不得不對付的人，這些敵對勢力包括共產主義領袖（“一群群政治蝗蟲”）；暴力的獨裁者和的革命者；受“抽像原理和籠統理論”所驅使的思想理論家；狂熱分子、暴君、反猶分子、偽君子和迂夫子、自命不凡者、妄自尊大者、自欺欺人者以及缺乏幽默感者。伯林深諳妥協與自欺欺人在公眾領域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也明白對於大多數政客而言，“個人動機，往低裡說，是與政治上權宜之計的概念密不可分的，往高裡說，是與一種純粹且無私的公眾理想密不可分的”。他知道聰明的學者會“對地位很敏感，生怕自己得不到充分認可”。但他崇拜的人另當別論。
他筆下的人物可分為四大類型：學者、領導人、作家和冒險家。類主要是牛津的教師。伯林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扎根在牛津的世界裡。他曾三任全靈學院院員，次是從1932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從1950年到1967年，後一次是從1975年到他去世。他本科就讀於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1932年到1950年任教於牛津大學新學院，1966年創辦沃爾夫森學院，任該院院長9年。本書中談到了牛津學術生活的許多內容—其習慣、其布局與夙怨、其名人。這從歷史的角度看會非常有趣：他對全靈學院的描述有時候讓人感到就像是在描繪一種中世紀的鄉村生活，村民們除了談論哲學和約會安排之外，什麼也不做。但也會給人以神秘和小圈子之感。寫他20世紀20年代在基督聖體學院讀本科的那一篇，是編輯過的一份院史采訪錄音稿，把讀者假定為熟悉諸如“古典學學位初試”（classical Mods）、“命題作文”（set essay）、“特別自費生”（Gentlemen Commoners）和“拿優”（getting a Blue）等術語的牛津人，這樣的讀者自然會對為什麼“基督聖體學院的學生在‘偉大人物’課上拿不到優是出了名的”會意地點頭，覺得文中對“賽艇追撞比賽祝捷晚會”上醉後失態行為的描述令人捧腹，也會明白得到“一串不配得到的‘良’”是什麼意思。
不過伯林筆下的牛津既是一個小村莊，也是一片大世界。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跡，而且牛津也是一個不錯的性格檢測場。政治舞臺上的口是心非、勢不兩立，在這裡也屢見不鮮。就道德節操而言，一個人在公共休息室的行為與判斷，同在內閣或陸軍部的一樣重要。譬如，1933年，他的牛津同事是喜歡還是討厭來自美國的客座法學教授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伯林看來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卻不失有效的標準，用來衡量一個人是喜歡還是厭惡生命力”。[2]伯林筆下的絕大多數同事都是一些除了教書、思考、寫作和講話外什麼也不做的人，但他讓我們領略到了他們的重要性乃至英雄品質。他會用頌揚一位世界領袖的贊美之詞來稱贊一位牛津的哲學家。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反對專制，信仰個人自由之士。他深受為人張揚的伊扎克·薩德赫或堂吉訶德式的冒險家奧伯倫·赫伯特那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吸引。他崇拜那些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勛，說到他們時他總是滿含景仰之情，而把他自己對這個國家及其未來越來越喜憂參半的矛盾心情埋在了心底。他尤其認為哈伊姆·魏茨曼是個天纔，因而寫到他的時候，更是文采斐然，飽含深情。他對“有著極為敏銳的觸角”的政治家和憑借“專注的意志力、直率和力量”進行統治的政治家都同樣著迷。富蘭克林·D.羅斯福是他眼裡類政治家的耀眼典範，丘吉爾則是第二類的楷模。他關於這些政治家的篇目都是頌揚之詞。丘吉爾是伯林崇拜的英雄，令當時很多讀者失望不已的是，他選擇了沒有去批評丘吉爾。對伯林來說，丘吉爾的魅力在於其雄辯的表演，“像歷史舞臺上的一個偉大演員—恐怕也是後一個這樣的演員”，具有一種以令人信服的口纔闡述自己強大歷史觀的神奇本領。
伯林喜歡扣人心弦的表演，他本人就是一位引人入勝的演員，不論是作為講演者還是作為交談者或作家。在這些隨筆中，他自己很少現身，主要是把別人擺在了主要位置。但他的人生表現卻可以透過他人的人生讀出來，而本書的一個有趣之處，即在於可以把它當作一部碎片式的傳記來讀。寫到他自己時，他往往惜墨如金，語帶詼諧，這一點可以從他說自己讀本科時很懶散（“而且整個後半輩子都沒改掉這一臭毛病”），或是說他“遠非一個不愛說話的悶葫蘆”這些文字中看出來。他親近的朋友中有一些是跟他意見相左的人，對於這一有意思的事實，他未予置評。有時候，仿佛在交談中一樣，你可以聽到他聊起天來會是個什麼樣子，比如，在聊到波托菲諾時，他說“利古裡亞海岸這一地區的居民不喜歡言過其實的理想主義”。
但書中也有很多地方，他以極其認真的態度顯示了他本人。可能隻是捎帶一筆，正如他在簡要描述自己親歷1917年彼得格勒爆發的俄羅斯革命那樣，那場革命令他“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染上了永久的恐懼癥”。[1]伯林1909年出生於裡加的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而他在《伊扎克·薩德赫》那篇隨筆中談到裡加的猶太人，或在寫魏茨曼的那篇中談到19世紀晚期的俄羅斯猶太群體時，都寫到了他的家族和祖先，不過沒有提及他自己。在這裡及一些自傳性文字中，他的根、他的學術史、他所受的教育、他對自己猶太身份的意識、他的親英傾向及道德和審美偏好都昭然若揭。
這一點在《1945年和1965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這篇感人肺腑、文辭優美的隨筆中表現得為明顯，尤其體現在他列寧格勒與安娜 · 阿赫瑪托娃那場如今看來頗具傳奇色彩的邂逅中。這就尖銳地提出了書名中“印像”一詞所固有的一些問題。這些隨筆中有若干篇都是書中所述之經歷與事情過了二三十年之後纔寫就的，因而顯現了作者對久遠往事的非凡記憶力。他會說起埃德蒙·威爾遜1954年的一次造訪，在1987年的一篇隨筆中細節精準地進行了描述，稱“我記得他的原話”。[3]也會追述他與劉易斯·納米爾在20世紀30年代的友情，並在1966年寫道：“這篇記敘……不是根據調查研究，而是純粹憑回憶寫成的。”其中時間跨度長的篇目之一，是1945年與阿赫瑪托娃的會晤，1980年纔將這次會晤付諸筆端。然而，該篇也是本書中史實為生動，也強烈令人信服的篇目之一。

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
一
在距今已經久遠的1928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國詩人兼評論家出了一本探討英語散文寫作藝術的書。[1]該書寫於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時代，愛德華時代輝煌的假像，加之次世界大戰的造勢豪言，都已經幻滅，作者不免對簡潔之美加以贊賞。如果說簡潔的散文常常枯燥單調，它起碼是誠實的。如果說簡潔的散文有時文筆生澀、文采匱乏、讀之索然，它起碼傳達出了真實的感覺。重要的是，它能抵御所有誘惑中難以抵御的誘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搭建起徒有其表的門面，以光滑假像欺騙世人，或精雕細琢掩飾可怕的內在空虛。
時代背景已經夠清楚的了：是在利頓·斯特雷奇[2]以自己的方式讓人們看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名流說話是怎樣的言不由衷或腦子都是一盆漿糊，進而開創了一種新的風尚之後不久；是在伯特蘭·羅素揭去了19世紀那些形而上學大家的面紗，讓人們看清他們編出了一個巨大騙局，蒙騙了一代又一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之後；是在凱恩斯成功地抨擊了協約國的政治家們在凡爾賽的種種愚行和丑行之後。這是一個修辭和雄辯挨罵的時代，罵它們是在粉飾文學和道德上的那些偽君子，那些冒充內行的無恥之徒，敗壞了藝術品位，令求真尋理名聲掃地，嚴重的時候，還會激發邪惡，並把一個容易輕信的世界引向災難。正是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下，前文說到的那位評論家纔很巧妙也很有眼光地，解釋了他為什麼更欣賞那個可憐的魚販子萬澤蒂對塞耶法官說的後那句記錄在案的話—一個大老粗臨死前口中迸出來的不合語法卻感人的破碎語言，而不太欣賞當時大眾廣為閱讀的名家美文。
他選了一個人作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視為該評論家極為推崇的謙恭、正直、博愛，尊重他人感受、個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質的死敵，還被視為帝國主義和浪漫主義人生觀赫赫有名卻不受信任的倡導者、恃強凌弱的軍國主義者、激情澎湃的演說家和記者、一個致力於培育私德的世界中知名的公眾人物。此人便是時任保守黨政府財政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拋出“雄辯須具備這三個必要條件—首先，要有一個恰當的題目；其次，要有一顆激情澎湃的拳拳之心；後，還要有一股不屈不撓的韌勁”之後，作者引用丘吉爾大約四年前問世的《世界危機》部中的一句話透徹闡述了其觀點，進而指出：“這樣的雄辯是假的，因為它矯揉造作……意像陳舊，隱喻生硬。整個段落散發著虛假的戲劇氣氛……連珠炮般的修辭祈使句。”接著，他說丘吉爾的散文誇誇其談、堆砌辭藻、故作雄辯、慷慨激昂，是過分的“誇耀自我”而非“弘揚主題”的產物。總之是連根帶葉都一通狠批。
在一個不僅是修辭，甚至連莊重的雄辯都似乎成了無法容忍的矯飾的年代，這個觀點很受年輕人的青睞，因為他們隻求對赤裸裸的真相有個大概的了解，凡看似多餘的東西，他們都深惡痛絕。丘吉爾的評論者是在為戰後一代人代言，這一點他心裡很清楚；當時方興未艾的廣泛而急劇的社會變革帶來的種種心理病癥，雖然政府當局執意地轉移開視線，但目光不敏銳的文藝評論家也看得一清二楚。到處彌漫著不滿、敵對、不安的情緒；那麼多恢弘氣派結出的是太苦的苦果，因而留下了一個痛恨恢宏風格的傳統。這場災難的受害者們認為，他們有權將一個出賣了他們的無情時代的裝飾之物剝去。
然而，這位苛刻的評論家及其讀者大錯特錯了。他們斥之為華而不實、空洞無物的紙糊的東西其實很堅實，是那位作者賴以表達他那豪邁、多彩、有時太過單純甚至天真，但始終很真誠的人生觀的自然方式。這位評論家所看到的隻是一幅難以令人信服，破綻百出的模仿之作，但這是一個錯覺。實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種富有靈感的復興嘗試，盡管也許是無意識的。它之所以逆當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行，純粹是因為它是對從吉本、約翰遜博士開始，一直延續到皮考克和麥考萊的正式的英語表達方式的刻意回歸，是丘吉爾為了表達自己獨到觀念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合成武器。在淒涼蕭條的20世紀20年代，對於帝國主義時代那些敏感而又世故的追隨者來說，這觀念太過鮮艷、宏大、生動，太不穩定，這些人的內心世界既復雜又脆弱，無法也肯定不願意欣賞白晝之光，因為它毀掉了那麼多他們曾經信任和熱愛的東西。這令評論家及其支持者心有餘悸，但他們對原因的分析則不能服人。
他們當然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價值尺度，但把丘吉爾的散文視如虛假的幌子，棄如空洞的贗品，則是一種錯誤。復興不能說就是虛假。比方說，哥特復興，即便有些懷舊，也代表了對生活的一種熱情態度。有些復興的例子也許顯得古怪，但復興源於更深沉的情感，較之後來的某些單薄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可說的東西要多得多。哥特復興的倡導者通過回歸很大程度上是想像出來的過去而獲得了解放，這一事實絲毫不會有損他們的名聲或成就。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受到平庸世界的擺設的束縛，隻有感覺到自己是站在舞臺上的演員時纔有生氣，得以解放，次暢所欲言，結果發現有很多話要說。還有一些人，他們隻有穿著制服、甲冑或戲裝纔能施展自如，隻有戴上某種眼鏡纔能看見東西，隻有在對他們來說較為正式化的場合纔能有大無畏的表現，他們把生活看成一出戲，他們和別人都得聽從指派，念上幾句臺詞。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上次戰爭就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例子）：當生活發生戲劇性變化，平日裡慣於退縮的人上了戰場，也會有奇跡般的英勇表現；而且隻要制服不脫，生活永遠是戰場，他們就有可能會一往無前，繼續猛打猛衝。
這種對框架體繫的需求不是“逃跑主義”，不虛偽，也不異常，更不是失調的標志。它往往是一種取決於人的性格中強烈的一個心理要素的經驗觀：其表現形式常常是相互衝突的力量或原則之間的簡單鬥爭—真假之間、善惡之間、對錯之間、個人的正直與各種誘惑與腐敗之間（如本文所討論的這位評論家的情況）的鬥爭，也可以是人們眼中永久的東西與曇花一現的東西之間、物質與精神之間、生命之力與死亡之力之間、藝術信仰與其假想敵（政客、牧師或市儈）之間的鬥爭。生活可以透過多個窗口來看，沒有哪個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既然我們的思維工具主要是語詞，那麼語詞就必然有鎧甲的屬性。約翰遜博士的風格在丘吉爾《光輝的時刻》一書中隨處可見，作者縱情於嚴肅的玩笑時尤其如此，這種風格本身在其自己的時代就是一件攻防武器。無需敏銳的心理洞察能力就能看出，一個像約翰遜博士一樣易受傷害的人，一個在精神上屬於上個世紀的人，為什麼總需要這一武器。
二
丘吉爾的主要概念，其道德和理智天地中的、核心的組織原則，是一種歷史想像，這種想像非常強大，極其博大，可以把全部的現在和將來囊括在一個豐富多彩的過去的框架體繫之中。這種方法是由一種願望（和能力）所支配的，那就是要找到道德與理智的固定方位，為流水般的事件賦予形狀、特點、色彩、方向及一致性。
當然，這種繫統的“歷史主義”，並不局限於實干家或政治理論家：羅馬天主教思想家從堅實而明晰的歷史結構角度審視生活；當然，馬克思主義者也是這樣，孕育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浪漫主義史學家和哲學家也是如此。我們也是直到認為所采用的範疇太損害“事實”了，纔對“逃避主義”或歪曲事實不滿。解釋、敘述、分類、符號化，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人類行為，我們籠而統之地稱為思維。我們即使抱怨，也隻是在結果與自己所處的社會、時代和傳統的普遍觀點大相徑庭時纔會抱怨。
丘吉爾把歷史，還有生活，看成一次規模宏大的復興盛典：他想到法國或意大利、德國或低地國家、俄羅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國度時，眼前浮現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歷史意像—某種介於兒童歷史讀物上維多利亞時代的插圖和裡卡迪宮[1]中貝諾佐·戈佐利[2]所繪《三賢朝聖》之間的東西。他從來就不以把什麼都清清楚楚地加以分類的社會學家、細心的心理分析學家、慢條斯理的古董專家、耐心的歷史學者的眼光看問題。他的詩歌不具解剖學的慧眼，無從看見肌肉之下的裸露的骨頭、顱骨和骨架，也無從看見生命之流下面無所不在的腐爛與死亡。構築起他的世界的構件，要比日常生活更簡單，更宏大，式樣生動而有重復，有如史詩詩人的模式一般，有時又似劇作家的類型，劇作家都把人物和場景看作是不朽、閃光原則的永久符號和體現。整體就是一繫列結構對稱且又風格化的作品，要麼璀璨奪目，要麼漆黑陰暗，恰似卡巴喬所繪的一幅傳奇，沒有微妙的差別，以三原色畫成，無半點中間色調，無絲毫隱晦和縹緲的東西，無半吞半吐之言，無閃爍之詞，無竊竊私語：皆一個聲音，音高音色都不變。
丘吉爾的戰時演講令我們習慣了的古語風格，乃是那種嚴肅場合所要求的高調（編年史家的正式行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丘吉爾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歷史每時每刻都會對演員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風格應該充分滿足這些要求。1940年他在評論外交部的一份草案時寫道：“其中所提出的觀點［……］在我看來是錯的，錯在老想賣弄聰明，老想在政策上精雕細琢，與時局和危難關頭的問題所要求的悲壯質樸與肅穆格格不入。”
他自己的敘述手法則有意識地逐漸攀升和澎湃，直至達到不列顛之戰的。其敘述有著歌劇悲劇的神韻與張力，其表現形式中（宣敘調和詠嘆調中都有的）那種藝術做派，起到了消除日常生活中那種沒意義的千篇一律，凸顯主人公事跡與苦難的作用。在這樣的一部作品中，詼諧之處務須符合作品的整體風格，是對這種風格的戲仿；而這正是丘吉爾的手法。他說自己“用嚴厲而平靜的凝視目光”看這看那時，或者告訴手下的官員凡是“笑話”一個精心策劃的計劃落空的人“都將被本人極其鄙視”時，又或者描述自己的合作者看到一個巧妙隱藏的陰謀取得進展後所露出的“天使般的微笑”時，所用的就正是這一手法。這種模仿英雄的語氣，不免讓人想起《斯托基公司》，並不違背歌劇傳統。不過，盡管是傳統，也不能任由作者隨心所欲地穿脫：現在這些手法於他而言已習慣成自然，與其生就的天性完全融為一體了，藝術與自然已彼此莫辨了。他散文的這種刻板模式，正是他表達思想的常規手段，不單單是在他提筆為文時如此，在遍及他日常生活的想像力活動中也是如此。
丘吉爾的語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一種表達手段。它有一種大膽、厚重、頗為統一、易於辨識的節奏，使它像所有獨特的風格一樣，容易為人（包括他自己）所戲仿。當一種語言的使用者具有明顯突出的特色，且成功地為這些特色創造出了一種表現手段時，這種語言就會很獨特。丘吉爾散文中可以找到的來源、成分、模仿經典的痕跡都很明顯，然其作品仍不失為獨一無二之作。這種語言風格，無論人們對其持什麼樣的態度，都必須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大現像。忽視或否認這一現像都是昏聵輕狂或自欺欺人。這樣的表達方式，不隻是在特定場合下，而是一貫都是正式的（雖然程度和色彩會隨場景而不同）、大眾的、雄辯的、面向天下蒼生的，與內省和個人生活的種種疑慮和壓力相去甚遠。
三
丘吉爾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水準就是他整個人生的品質水準。他的世界建立在公共關繫高於私人關繫上，建立在行動至高無上，純善與純惡之戰、生與死之戰至高無上的價值上；不過，首先是建立在戰鬥之上的。他一直在戰鬥。在1940年看不到希望的那一刻，他對意志消沉的法國部長們說：“無論你們會做什麼，我們都將永遠、永遠、永遠地戰鬥下去”，而且他本人一輩子都是打著這條標語度過的。
他所戰為何呢？比起那些同樣富有激情卻不那麼前後一致的行動家來，答案要明顯多了。丘吉爾在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和信念從未動搖過。批評他的人常常指責他反復無常，指責他沒有定見甚至忽左忽右，比如他先是擁護保守黨，後來又坐到了自由黨那邊，變來變去。不過，這種乍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指責，其實錯得很離譜，隻有在貿易保護問題上是個例外：20世紀20年代，他在鮑德溫內閣任財政大臣時支持征收關稅。事實上，在漫長而又疾風暴雨般的職業生涯中，丘吉爾非但不是三天兩頭地改主意，而是壓根兒就沒怎麼改過主意。如果有人想了解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和長期問題的看法，隻需自己去查一查在他漫長而又特別善於表達的公眾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時期，尤其是次世界大戰前的歲月裡，就這個主題說過或寫過什麼，就會發現，他的觀點後來發生過可察覺出來的變化的例子，少得驚人。
看似實在可靠的鮑德溫，隻要環境需要，都會非常靈活地對自己的態度做出相應調整。張伯倫長期被視為捍衛保守黨意見的一塊堅定不移的巨石，當他覺得黨或局勢需要之時，也會改變自己的政策—他比鮑德溫更嚴肅，追隨的是政策，而不僅僅是滿足於態度。丘吉爾在基本的原則上，是牢守底線，不講變通的。
在保守黨首腦機關中引發了更大不安、更多反對和猜忌的正是他畢生主要信念的力量和一以貫之，而非他對權力的狂熱或激情，也非人們心目中他那任性而又不可靠的纔華。沒有哪個高度集中的政治組織會對一個既獨立，有著天馬行空的想像和令人敬畏的性格力量，又信仰堅定、在公私利益上始終抱定一個觀點的人百分之百地感到滿意。丘吉爾相信“每一個人的心裡，都閃耀著一顆雄心，這顆雄心志在名聲，而不是粗俗的目的”，他篤信並力求達到個人的偉大與尊榮—像藝術家力求實現其願景。就像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或者19世紀歷史學家或倫理學家想像中的任何一位國王一樣，他把勝利騎馬穿過波斯波利斯看作一件英勇的事情。對什麼是他認為高大、帥氣、高尚、值得身居高位的人追求的東西，以及與之相反，什麼是他所憎惡的模糊、灰暗、單薄、可能會削弱或破壞宇宙中的色彩變幻和運動的東西，他有著不可動搖的確信。改變、屈從和怯懦的妥協會受那些理智健全，希冀保住他們所捍衛的世界，而其希望卻為一種往往是無意識的悲觀主義所貫穿的人所歡迎；不過，若其執行的政策有降低速度、重創有生力量、削弱他所崇拜的（比方說，比弗布魯克勛爵的）“生機和活力”之勢的話，丘吉爾就準備出擊了。
丘吉爾是日漸減少的真正篤信一種明確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對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影響的一個因素，就是渴望賦予這樣一種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傳記作家們和歷史學家們到了描述和分析他在歐洲或美國、大英帝國或俄羅斯、印度或巴勒斯坦，甚或是社會或經濟政策上的觀點時，就會發現他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見解，都可以套入固定的模式，這些模式是他早年建立起來的，後來隻是有所強化而已。因而，他始終幾乎是分等級地相信大國及偉大的文明，而且，舉例來說吧，他從來沒有恨過德國這個國家本身：德國是一個偉大的、有著神聖歷史的國家；德國人民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因此在丘吉爾的世界圖景中占有與之相稱的空間。他譴責次世界大戰中的普魯士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納粹，但他幾乎絲毫沒有指責德國人民。他對法國和法國文化始終都很欣賞，而且一直堅定不移地宣傳英法合作的必要性。他一貫把俄羅斯人看成是歐洲文明圍牆之外的一個混沌的準亞洲群體。他對美國民主的信仰和偏愛是他政治觀的基礎。
在如何看待外國的事情上，他的眼光始終都是浪漫主義的。正如意大利復興運動博得了他的自由黨前輩的同情一樣，巴勒斯坦猶太人爭取自主的鬥爭也激發了他的想像。同樣，他在社會政策上的觀點，也與他從20世紀頭十年自由黨當局中自己敬仰的人（阿斯奎斯、霍爾丹、格雷、莫雷，尤其是1914年之前的勞合·喬治[1]）手中接過來的那些自由主義原則相一致。而且他向來認為，不管世界做什麼，都沒有任何理由去改變它們。如果說這些在1910年進步的觀點今天看起來不大令人信服，而且確實揭示了一種對社會與經濟不公（相對於政治而言）的執意忽視，而這樣的忽視幾乎不能歸咎於霍爾丹或勞合 · 喬治，那便是源自丘吉爾對於自己很早以前就一勞永逸地建立起來的關於人類關繫的圖式篤信不移。
四
把想像力視為一種主要屬革命性的力量是錯誤的—如果說它造成毀滅和改變的話，它也把迄今彼此孤立的信仰、洞見、心理習慣融入高度統一的繫統。這些繫統，若灌注了足夠的能量和意志力—還可加上幻想，這幻想不怎麼懼怕事實，且能創造出在腦子裡對事實進行編排的種種理想模型—有時就可以改變整個一代人的觀念。
英國政治家中富這些稟賦的是狄斯累利，此人實際上想出了那個帝國主義秘訣，那個精彩卻極其非英國式的觀點，浪漫到了帶有異國情調的程度，充滿形而上學的情緒，顯然與英國傳統中一切清醒的經驗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反繫統的東西截然相反，它像魔咒一樣控制了兩代英國人的心靈。
丘吉爾的政治想像力同樣有著某種魔法般的神奇力量。這是一種既可以為蠱惑民心的政客所掌握，同樣也可以由偉大的民主國家領導人所掌握的魔法：富蘭克林 · 羅斯福也是玩這種魔法的高手，他改變了他的國家關於它自身及其特點與歷史的內在形像，無人能出其右。不過，他和丘吉爾之間，異要大於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所屬大陸和文明差異的體現。在那場把他們緊緊地拽在了一起的戰爭中，他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令這種差異得到了生動的展示。
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孕育出來的新東西和天纔要比次世界大戰少。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更大的災難，戰火殃及的範圍更大，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社會和政治輪廓，其程度至少不亞於次世界大戰，或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1914年那一次，戰爭將連續性攔腰折斷，粗暴的程度要厲害得多。1914年之前的歲月在我們現在，甚至哪怕是在1920年代看來，就像是一段漫長的大體和平發展時期的終止，為突如其來的巨大災禍所斷送了。至少是在歐洲，1914年前的歲月，被那些在它們之後沒見過真正和平的人們以懷舊之情看待，這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紀是一個延續不斷且碩果累累的時期，從而使其看上去像是人類一個無與倫比的成就，是那麼的強大，即便在將其打斷的那場戰爭期間，都保持著在我們今天看來也很驚人的水準。與之相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則標志著人類文化發展的衰退。以文學質量為例來說（這肯定是衡量智力和道德活力可靠的標準之一），1914年至1918年戰爭期間的文學質量之高，是1939年之後望塵莫及的。單是在西歐，這四年屠殺和毀滅的歲月，也是天纔作品不斷湧現的幾年，有像蕭伯納、威爾斯和吉卜林、霍普特曼和紀德、切斯特頓和阿諾德·本涅特、比爾博姆和葉芝這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像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E. M. 福斯特、T. S. 艾略特、亞歷山大·勃洛克、裡爾克、斯特凡·格奧爾格和瓦萊裡這樣一些年輕作家的手筆。自然科學、哲學和歷史學也未中斷發展，還在開花結果。相比之下，新近的這場戰爭有什麼可以拿得出手呢？
不過，或許在有一個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超過了前一次大戰的：卷入這場戰爭的國家的領導人，除了法國明顯例外，都要比他們的“原型”形像更高大，精神上更有趣。幾乎可以毫無爭議地說，斯大林比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有魅力，希特勒比德皇威廉二世更有吸引力，墨索裡尼比維托裡奧·埃馬努埃萊亦然。還有，盡管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值得紀念，就的歷史高度而言，他們卻比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稍遜一籌。
亞裡士多德說過，歷史就是“亞西比德做過或遭遇過的事”。[2]盡管社會科學想方設法顛覆它，這個概念也依然比與之抗衡的種種假說有根據得多，前提是歷史被定義成歷史學家實際所為。不管怎樣，丘吉爾是由衷地認可這個概念的，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種機會加以推廣。由於他的故事講的主要是名人，加之對個人纔華給予了恰如其分，有時甚至有溢美之嫌的評價，因此，他文中那些了不起的戰時主要人物形像賦予了其敘述以某種史詩性質，他筆下的英雄和壞蛋獲得的聲望，不僅僅來自，或者根本不是來自他們所卷入事件的重要性，而是來自他們自身在人類歷史舞臺上固有的人格形像。他們的性格，陷於長久並列而且相互間時有衝突的狀態，可以使彼此突出，顯得醒目。
讀丘吉爾的書，讀者有時難免會神馳書外，在心裡進行各種比較和對比。於是就會發現，羅斯福的過人之處主要在於其對生活的驚人熱愛和對未來的毫不畏懼。作為一個對未來如此熱切歡迎的人，他還給人以這樣一個感覺：不管時代會帶來什麼，一切都會對他有利，沒有什麼東西會可怕或嚴重到不可征服、不可用、不可塑造成無法預料的新生活方式的地步，而這種新生活方式恰恰是他，羅斯福，及其盟友和忠誠的部屬願意傾注前所未聞的精力和熱情去建立的。這種對未來的熱切期待，這種不擔憂浪太大或者太洶湧無法航行的心態，與斯大林或張伯倫身上那種顯然惴惴不安地渴望將自己隔絕開來形成了為鮮明的對比。從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身上也看不到恐懼神情，不過他的自信來源於一個瘋狂之徒狂烈而狡詐的幻想，太容易從於己有利的角度來歪曲事實。
對未來的信念如此強烈，對自身塑造未來之能力的信心如此堅定，一旦與現實地評價未來真實輪廓的能力聯繫起來，就意味著對一個人周遭環境的趨勢，對構成這一環境的人類的欲望、希望、恐懼、愛恨，對被客觀地描述為社會和個人“潮流”的東西有一種自覺或半自覺的極為敏銳的意識。羅斯福把這種敏銳性發展到了天纔的程度。他之所以贏得了在整個總統任期內都得以保持的像征意義，主要是因為他對時代大勢及其未來投影的把握達到了極為罕見的水準。不僅是在對美國公眾輿論動向的洞察上，而且在對當時更大的人類社會運動總趨向的把握上，他的嗅覺都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這一運動內在的湧流、震顫和回旋，似乎都以地震儀般的精確性記錄在他的神經繫統中了。他的大多數同胞都認可這一點，隻不過有些人是滿腔熱情，有些人則是懷著憂郁或強烈義憤。遠在美國邊界之外的人們把他視為他那個時代真誠而堅定的民主代言人，現代、外向、膽、想像力、氣磅礡，擺脫了內心生活的種種困擾，在令人相信他的洞察力、預見力，以及為普通人之理想代言的能力方面有著蓋世無雙的纔能，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這種不隻對當下而且對將來的自如感，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如何去和為什麼去，這使他在健康終受到損害之前一直都很開朗、很歡快，樂於與極為多樣、截然對立的人為伍，隻要他們代表了波瀾壯闊的生活中的某一個具體的方面，在各自獨特的世界裡積極進取，隨便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都行。這種內在的生命衝動彌補了，而且還不止彌補了智力或性格上的不足，他的敵人—還有他所傷害的人—從來沒有停止過指出這些不足。他似乎真正沒有受到他們奚落的影響：他不能忍受的是消極被動、無聲無息、悶悶不樂、恐懼生活，或者滿腦子裡不是永生就是死亡，無論與之相伴的是多麼強大的洞察力或多麼靈敏的感悟力。
丘吉爾則幾乎處於另一個。他也不懼怕未來，而且從來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熱烈地熱愛生活，並把那麼多的熱忱傾注給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每一樣事物。但羅斯福，像所有偉大的發明家一樣，對社會的未來形態有一種半自覺的前瞻意識，這樣的意識與藝術家的並非全然不同，而丘吉爾呢，盡管其表面外向，卻善於內視自省，其強烈的意識是對過去的回顧意識。
這種他據以設想當下和未來的清晰而色彩鮮明的歷史觀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為這一源泉提供了主料，他的世界纔建造得如此結實，裝飾得如此豐富精巧。如此堅固、如此“有容”的建築，建造者不可能是個像一臺敏感的儀器那樣的人，動不動就會對別人、別的機構或民族永遠都在變化的情緒和動向做出反應與響應。說實在的，丘吉爾的長處（也是他身上令人畏懼的東西）正在於此：和羅斯福不同，他身上沒有裝備不計其數，連變動不居的外部世界中小的波動信號都能捕捉到的敏感天線。
和羅斯福不同（而且就這一點而言，與格萊斯頓[1]和勞合 · 喬治也不同），他不以熱切且全神貫注的方式反映一個當代的社交世界或道德世界，相反，他創造了一個具有強大力量和高度連貫性的世界，使其變成現實並通過施加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外部世界。正如他的二戰回憶錄所表明的那樣，他有巨大的消化事實的能力，不過這些事實不是以它們的本來面目再現，而是按照他強力加諸這些“原料”的類別，改造成了他可以用來構築他自己強大、簡樸、固若金湯的內心世界的東西。
羅斯福，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是一個率性、樂觀、喜歡娛樂的統治者，他似乎喜歡肆意奉行兩個或更多完全矛盾的政策。這樣歡快而看似無所顧忌的放縱行為令助手們感到失望，而更讓他們驚愕的是他那般迅速和輕易地，在黑暗和危險的時刻擺脫了公務的煩憂。丘吉爾也喜歡娛樂，而且他也既不缺乏歡樂，又不缺乏熱情洋溢的自我表現能力，此外他還慣於以令他的專家們不快的方式，漫不經心地快刀斬亂麻，但他並不是一個輕佻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定的深度—並對悲劇的可能性有種相應的意識—而這正是羅斯福輕松愉快的天賦所本能地忽略掉的東西。
羅斯福玩起政治來技藝精湛，而且他的成功和失敗都有精彩的風度。他的表演如行雲流水，毫不費力。丘吉爾既熟悉光明，也熟悉黑暗。同內在世界的所有居民，甚或匆匆過客一樣，他會有痛苦的憂思期和緩慢的恢復期的跡像。羅斯福可能說起過血和汗，但丘吉爾為英國人民灑淚時，說的是林肯、馬志尼或克倫威爾可能說出的話，而羅斯福不會這麼說，雖然他是一個豪爽、慷慨、敏銳的人。
五
丘吉爾並非未來晴朗燦爛文明的使者，他心裡隻有自己的生動世界，他對別人內心的真實想法有多大的了解還真不好說。他不是做出反應，而是主動行動；他不是像一面鏡子去反映別人，而是按照他自己強有力的標準去影響和改變別人。寫到敦刻爾克時，他說：
毫無疑問，在此緊要關頭，我這個首相若稍有躊躇，早就被趕下臺了。我確信，每個大臣都抱定了寧可馬上舍命疆場，家庭和財產統統遭毀，也不投降的決心。他們的這種決心，代表了下院，也幾乎可以說是代表了全體人民。在此後的幾天和幾個月裡，在適當的場合表達他們心情的重任落到了我的頭上。我能夠擔起這項重任，因為這種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白熱烈焰燃遍了我們這座島嶼的每個角落。
那一年的6月28日，他叮囑時任駐美大使洛錫安勛爵：“你的情緒應平和而冷靜。此間沒有一個人情緒低落。”
這些光輝的話語，難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丘吉爾在激發他所形容的情感方面的作用。因為他不是一個攝取、聚焦、反映和放大他人情緒的靈敏鏡頭；和歐洲的那些獨裁者不同，他並未像一臺儀器那樣利用公眾輿論。1940年，他認為自己的同胞有著百折不撓的剛毅、決不投降的品質，並堅持了下去。無論如何，如果說他未能典型表現他的一些同胞在危險時刻所懼怕而又期望的東西，那是因為他把他們高度理想化了，以至於這些人終都接近了他的理想，並開始用他看待他們的方式看待自己：“我有幸表達出來的英國開朗而沉著的脾性”——此話倒是不假，不過這樣的脾氣大部分是他塑造出來的。他的言辭極具催眠力量，他的信念極其堅定，從而使他憑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能迷住他們，讓這些人覺得他道出的確實是他們內心的東西。毫無疑問，這種東西是存在的；但直到丘吉爾把它喚醒之前，多數時候都沉睡在他們內心之中。
1940年夏天，他發表了那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演說之後，他們對自己有了一個新的看法，此後他們自己的英勇與世界的敬重就把他們樹立成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英雄形像，如同溫泉關戰役或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一樣。他們勇往直前，加入戰鬥，被他的話語改變了。他們在自己身上所發現的精神，是丘吉爾用他內心資源在他本人身上創造出來後，灌輸給了自己的民族的，而他把他們的生動反應看成了原始衝動，認為他自己隻是有幸用合適的話語將這種精神表達了出來而已。他之所以能營造出一種英雄的氣氛並改變了不列顛之戰的命運，靠的不是捕捉其周圍人們的情緒（實際上，在任何時候，這情緒都不是一種怯懦的恐慌、昏亂或冷漠，而是有些糊塗；堅強，但缺乏組織），而是毫不動搖，不為他們的情緒所左右，正如他不為構成其周圍生活的五光十色、轉瞬即逝的繽紛色彩所動一樣。
英雄般自豪的特殊品質和他在特定時刻心中湧起的崇高感，不是像羅斯福那樣，來自活著和掌控歷史關鍵時刻的欣喜之情，樂於面對事物的變化和不穩定性，樂於面對未來的無限可能性—正是未來的不可預測性為每時每刻自發的即興創作，為與不安分的時代精神相一致的富有想像力的大舉措，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相反，它來自不斷內省沉思的能力，來自情感的厚重與堅定，特別是對於他承擔著個人責任的偉大傳統的感情和忠誠，他肩負這一傳統並必須將它傳遞給值得接受這神聖重擔的人，不僅要完好無損地傳遞給他們，而且還要加以強化和渲染。
俾斯麥曾經說過，根本就不存在政治直覺那樣的東西：政治纔華就是聽得見遙遠的歷史駿馬的蹄聲，然後以超人的氣力跳起並抓住騎手衣服後擺的能力。沒有人比溫斯頓·丘吉爾更急切地側耳傾聽過這攸關命運的聲音，1940年，他做出了英勇的一跳。他在回憶那段時光的文字中寫道，“想壓制由對可怕事情的長期權衡而產生的內心激動，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當危機終爆發時，他已有準備，因為經過畢生的努力他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首相的地位很獨特：“如果他絆了一下，必須將他撐住；如果他犯了錯誤，必須加以掩蓋；如果他入睡了，不得肆意打擾；如果他無能，則必須砍腦袋。”這是因為此時他是“英國的生活、啟示及榮耀”的守護人。他對羅斯福是百分百的信任，“我深信，為了岌岌可危的世界自由事業，他連命都可以不要，更不用說公職了”。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記錄了緊張氣氛不斷上漲攀升到高潮一刻，不列顛之戰—“這是一個生或死都同樣偉大的時刻”。這種看待致命危險時樂觀、英勇的眼光及征服的意志，在失敗似乎不隻是可能而是在所難免的時刻油然而生，是熾盛的歷史想像的產物，而這種想像所依賴的材料不是外在之目而是內在之眼所見：這幅圖像有著難以復制的形狀和簡潔，將來的歷史學家打算在平日灰暗的光線下嚴肅地評價和解釋這些事實時，便會發現這一點。
六
丘吉爾首相之所以能將自己的想像和意志強加給他的同胞，並且能像伯裡克利那樣統治他們，恰恰是因為他在他們心目中的形像比生活中的偉岸和高貴，並在危難關頭把他們抬舉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高度。這是一個放在平時人們並不喜歡，也不應該喜歡生活於其中的氛圍，這樣的氛圍要求人們高度緊張，而這種緊張如果持續久了，就會毀掉所有正常眼光，將人際關繫過分戲劇化，並將正常價值觀歪曲到無法容忍的程度。不過在當時，這樣的氛圍確實改變了不列顛島大部分居民的本性，並將他們的生活戲劇化，讓他們自認為且彼此都認為他們穿在身上的是適合於偉大英勇時刻的盛裝，這樣也就把懦夫變成了勇士，從而達到了讓他們披掛上陣的目的。
這就是獨裁者和蠱惑民心的政客把愛好和平的全體人民變成一支支勇往直前的軍隊的手段；丘吉爾獨特而又令人難忘的成就在於：他在沒有破壞，甚至是沒有改變一個自由體制的情況下，在這個體制的框架內編造出了這一必要的幻像。他激發出來的種種精神，在緊急時刻過去之後，並未延續下來，成為壓迫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他以一種歷史觀解釋現在而拯救了未來，卻並未歪曲或阻礙不列顛民族的歷史發展，以一個虛構的傳統或者說一個萬無一失的神奇領袖的名義，試圖讓不列顛民族去實現一些無從實現、不可企及的輝煌。丘吉爾沒有陷於浪漫主義的這一可怕報應之手，靠的是頗具那種自由論者的感覺，它雖然有時對現代種種專制統治悲劇性的方面缺乏認識，卻依然不乏敏銳的洞察力，雖然有時太寬容，但對極權主義政府蒙蔽人民的種種大騙局中虛假、荒誕、卑劣的東西，還是能洞察出來的。丘吉爾把一些尖刻、特點的稱號留給了獨裁者：罵希特勒是“這個惡棍，這個仇恨和失敗[1]雜交出來的怪胎”。[2]佛朗哥是“窮兇極惡”[3]，欺壓一個“流盡了鮮血的民族”[4]的“心胸狹隘的暴君”[5]。他毫不寬恕貝當政府，而且還將其假傳統及永恆法蘭西之名的做法視為對民族感情的一種令人厭惡的嘲弄。1940年到1941年的斯大林是“一個集冷酷無情、老奸巨猾、孤陋寡聞於一身的巨人”。
丘吉爾這種發自內心的對篡位者的敵意，甚至比他對權利和勛位的熱愛都要強烈，乃是源自他和羅斯福總統明顯共有的一種品質—對生活非同尋常的熱愛，對強加在豐富多彩的人類關繫上的清規戒律的憎惡，對什麼東西促進發展與活力，什麼東西妨礙或扭曲發展與活力的直覺。但由於丘吉爾如此熱愛的生活是以歷史的形像，作為傳統盛典的一部分呈現在其面前的，所以他構思歷史故事的方法、重點的分布、人物和事件相對重要性的安排、對歷史的推測、故事的架構、句子的結構以及詞語本身，都是一種歷史復興的要素，其鮮活、新穎、獨特的程度，完全可以與文藝復興或英國攝政時期的新古典主義媲美。
說這樣的敘事方式想當然地認為不帶個人色彩、沉悶無趣、平淡無奇的東西必然也是無足輕重的東西，因而把太多的東西都完全略去了，這樣的抱怨也許不無道理；但是哀嘆這樣的敘事方式不現代，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沒有那些客觀的歷史學家不置可否、不偏不倚的玻璃或塑料感描述那麼真實、那麼能回應當代的需求（那些歷史學家認為事實且隻有事實纔是有趣的，更糟糕的是，他們認為所有事實都同樣有趣），這不是懦弱的迂腐和盲目，還能是什麼？
七
羅斯福總統與丘吉爾首相之間的差異，至少就一個方面來說，不止是明顯的民族性格上的差異，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乃至氣質上的差異。雖然羅斯福不乏歷史意識，生活上大氣灑脫、無憂無慮、悠然自得，有著不可動搖的個人安全感，到遠在自己國界之外的廣闊世界上都天生能把它想得跟在家裡一樣，但他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新世界的孩子；而丘吉爾就不同了，別看他熱愛當下，有著難以滿足的求知欲，對我們時代的種種技術可能性有清楚的意識，而且還會不停地暢想如何纔能讓這些技術得到極具想像力的應用，別看他對“基本英語”[1]很有熱情，別看訪問莫斯科時他的連體外套[2]令招待他的主人們很不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仍舊是一個19世紀的歐洲人。
可見二人之間的差異是深層次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與那位他如此崇拜，對其氣派的辦公室都滿懷敬畏的美國總統何以會在觀點上不一致。美國與歐洲之間，或許也是20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一些根本差異，在這一引人矚目的互動中似乎明晰化了。也許20世紀之不同於19世紀，就如同19世紀之於18世紀。塔列朗[3]曾有過一句名言：不是前朝過來人，不識生活真樂趣。確實，從我們的角度遙看，有一點是清楚的：19世紀早期那些真摯、浪漫的年輕人似乎不能繫統地理解或喜歡革命前那個世界開化的代表人物的生活態度，在前後界線明顯的法國則尤其如此；那種諷刺，那種尖銳，那種細膩的眼光，那種對性格、風格上細微差異的明察秋毫和專注，那種對勉強可辨的色調區別的全神貫注，那種使得像狄德羅那樣“進步”、那樣有遠見的人的生活都與浪漫主義者更大也更簡單的眼光有天壤之別的極度敏銳，正是19世紀缺乏歷史洞察力而不能理解的東西。
假設雪萊遇到了伏爾泰，聊過一番後，他會有何感受呢？他極有可能深感震驚—震驚於對方看起來眼界的狹隘、所了解領域的狹小、貌似的瑣碎與挑剔、對怨恨近乎老姑娘似的絮叨、對微不足道的東西的專注、細枝末節的經驗感受。看到伏爾泰對自身時代大的道德和精神問題如此荒唐地視而不見，他可能會感到恐怖或遺憾—這些普遍而又重要的問題，恰恰是秀清醒的心靈痛苦不安的原因之所在。他可能會覺得此人是個壞蛋，不過更有可能會覺得此人可鄙，太尖刻、太渺小、太卑鄙，下流到了荒唐可恥的地步，喜歡在聖潔的地方，神聖的場合傻笑。
反過來，伏爾泰則很可能會讓對方給煩透了，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口若懸河大談特談倫理道德；他可能會以冷淡而敵視的眼光看待對道德問題的這種興奮勁兒。聖西門那種天下大同的宏偉世界觀（曾極大地激勵了半個世紀後的左翼青年），寄希望於運用有效集中的科技和精神資源，改變世界的形狀並將其整合成一個井然有序的人造整體，在伏爾泰眼裡似乎就是一片死氣沉沉而又單調乏味的沙漠，太單一，太沒滋味，太不真實，顯然沒有意識到那些不起眼、半遮半掩卻非常關鍵的不同和不一致之處，須知，正是這些賦予體驗以個性與韻味，沒有了它們，文明的憧憬、風趣和交談都不可能有，優雅考究的文化孕育出的藝術當然也無從談起。19世紀的道德觀在他看來可能就是一臺遲鈍、簡陋、粗糙的儀器，無法對準聚光燈的焦點，無法捕捉瞬息萬變的聲音和顏色，它們或縈繞不去或一閃而過，千變萬化所表現的就是喜劇與悲劇—也是人際關繫、人情世故以及政治、歷史和藝術的實質。
這種溝通之所以失敗，原因不是一個純粹的觀點變化問題，而是將兩個世紀區別開來的眼光問題。18世紀的眼光是微觀的，而隨後的19世紀的眼光則是宏觀的。後者的眼界寬多了，不說是從全球的角度，起碼也是從歐洲的角度看問題，所看到是崇山峻嶺的巍峨輪廓；而18世紀看到的，再清晰再真切，也隻是山坡某一部分的紋理、裂縫和明暗。18世紀眼光的目標要小一些，眼睛距離目標也要近一些。19世紀的種種重大道德問題不在其敏銳的辨別力所注視的範圍之內：這正是偉大的法國革命造成的驚人差異，而這種差異所導致的不是必然更好或更壞、更丑或更美、更深邃或更膚淺的東西，而是一種首先在種類上就不同的局面。
與這一顯著差異不無相似之處的某種東西將美國與歐洲（也將20世紀與19世紀）區別開來。美國人的眼光要寬闊一些，也大氣一些；美國人的思想，雖然表達方式上有其狹隘性，卻以一種一覽天下的遠大目光，突破了民族與種族的藩籬，超越了世界觀的差異。它所注意的是物而非人，把世界看成豐富的、具有無限可塑性的原材料，有待於經過設計與打造，滿足渴求幸福、善良和智慧的全人類之需（19世紀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的人都被認為是懷有烏托邦空想的怪人）。因此，在美國人的眼裡，以如此劇烈的方式將歐洲人區分開來的那些差異和分歧，肯定是一些微不足道、荒謬可恥，不值得有自尊心、有道德意識的個人和民族所擁有的東西；事實上，應該予以掃除，提倡一種更簡單也更宏大的現代人權力和任務觀。
美國人的這種態度，這種可能隻有住在山巔或一望無際的廣袤平原上的人纔能飽覽的巨幅全景，在歐洲人眼裡平淡得出奇，缺乏細膩與色彩，有時似乎毫無深度可言，肯定不具備那種或許隻有生活在山谷裡的人纔有的眼光，對細微區別立即做出反應的能力。因而在他們看來，美國人雖然見多識廣，但理解的東西太少了，不得要領。當然，這樣的說法並不適用於每個美國人或歐洲人—在歐洲的當地人中不乏天生的美國人，反之亦然。不過它似乎描繪了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典型的代表。
八
從某些方面來看，羅斯福對歐洲人的這一態度有著半清醒的理解，且並未完全譴責。更加清楚的是，丘吉爾在很多方面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有著本能的同情。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確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而他們對彼此的纔能卻能理解和敬重到那樣高的程度，正是兩人非凡想像力和喜愛生活多樣性的體現。在彼此眼中，對方都不僅僅是盟友，是一個偉大民族令人敬仰的領袖，還是一種傳統和一種文明的像征。他們期望通過自己的異中求同謀求西方世界的復興。
羅斯福讓神秘莫測的俄羅斯給迷住了，丘吉爾對於它那陌生及對他沒有吸引力的特點卻本能地避而遠之。總的說來，羅斯福認為自己能夠說服乃至勸誘俄羅斯，把它融入向整個人類敞開懷抱的偉大社會中來。丘吉爾則基本上持懷疑態度。
羅斯福富有想像力、樂觀，是聖公會教徒，自信、開朗，做事憑經驗，天不怕地不怕，信奉社會進步的觀念。他相信，付出足夠的精力，打起足夠的精神，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干成。對於探索藏在表層下面的東西，他打起退堂鼓來不亞於任何一個英國小學生，而他看到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間大量的相似之處，從中可以用某種方式建立一種新的更自由、更豐富的秩序。丘吉爾也富有想像力，精通歷史，更嚴肅，更專心，更專注，更入神，對於可能致使那一秩序難以實現的種種永久性差異有極為深刻的感觸。他相信制度有別、種族和階級的本性難移、個體有類型之分。他的政府是按照明確的原則組織起來的；他的私人辦公室運轉也紀律嚴明。他的習慣雖獨特，卻有規律。他相信一種自然的、社會的、近乎形而上學的秩序—一種不可能打破也不應期望打破的神聖的等級制度。
羅斯福相信靈活性，隨機應變，以無限多樣的新穎和出其不意的方式卓有成效地運用人力和資源。他的官僚體制有些混亂，也許是故意如此。他自己的辦公室組織得並非井井有條，他實行的是高度個人化的政府。他讓那些鼓吹制度性權威的人大為光火，但換成任何一種別的方法，他還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還真難說。
世界觀上的這些差異很大，不過兩者的襟抱都很廣，而且都是真正的世界觀，沒有受到個人嗜好和道德標準差異的局限與扭曲，那種道德標準差異曾在威爾遜、勞合 · 喬治與克萊蒙梭三人之間造成致命的分裂。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經常意見相左，二人的理想和方法相去甚遠，在羅斯福總統隨從的回憶錄和隨筆中對此多有涉及。但這種討論始終是在兩位政府首腦都意識到的層面上進行的。他們也許有過互相對立的時候，但從來沒有想過要相互傷害；他們也許簽發過完全相反的指令，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口舌之爭。妥協的時候（這對他們來說是常有的事），他們並無痛苦感或失敗感，而是視之為對歷史需求或對方傳統與個性的回應。
他們在對方面前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遠高於盟友或下屬之爭的瀟灑浪漫狀態：他們的會晤和信函往來是雙方都有意應對的事情。他們是流著王室血脈的表兄弟，且都為這層關繫感到自豪，隻是這種自豪往往會為對於對方獨特品質的一種鮮明且有時好笑，但絕無諷刺意味的印像所調和。在這一超乎尋常的歷史巨變期間結成的這種關繫，因其嚴肅性而稍被誇大，它從未減弱或衰退，而是保持了正式的尊嚴與高漲的情緒之結合，幾乎是史無前例地將兩國的首腦聯合在了一起。彼此個人深深被對方所吸引，或不如說是被對方的思想所深深吸引，並以自己獨特的昂揚精神將其感染。
這種關繫之所以真誠可靠，其基礎甚至超出了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或是個人與官方的尊重或敬佩—換句話說，這得益於他們喜歡對方能以生活中的古怪和幽默之處為樂並樂於積極參與其中，喜歡到了那樣特殊的程度。這是一種獨特的私人關繫，對於這樣的私人關繫，哈利 · 霍普金斯不僅能夠理解，而且持毫無保留的鼓勵態度。羅斯福的趣味感或許輕松一點，丘吉爾的趣味感則稍稍嚴肅一點。但這正是他們彼此共有的東西，而在英美之外有這樣態度的政治家，即便有，也隻是極個別的。他們的下屬有時忽略或誤解了這種東西，而它卻賦予兩人的交往一種極為奇特的性質。
羅斯福的公開講話與丘吉爾激動人心的傑作大相徑庭，但他們在精神或本質上並不矛盾。在羅斯福的眼中，他自己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他並沒有給我們留下自己的描述。或許他太多生活於當下每日，在性情上無暇顧及這一任務。但他們都完全清楚彼此在當代世界的歷史上所處的統領地位，而且丘吉爾對其管家角色的描述，就是在非常清楚這種責任的狀態下付諸筆端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而且他也是以與之相應的嚴肅態度來對待這個時刻的。他像歷史舞臺上的一個偉大演員—恐怕也是後一個這樣的演員，在炫目的燈光下以一種大氣、從容不迫的莊嚴語調念他那令人難忘的臺詞，這對於一個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他本人將成為很多代人研究和評判對像的人來說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敘述是一次盛大的公開演出，頗具莊重華麗之氣像。那一個個擲地有聲的詞語、一串串精妙絕倫的警句，還有那充沛飽滿的情感特質，一起構成了他表達對自己、對他的世界之看法的一種獨特手段，必將像他所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一樣，進一步強化他著名的公眾形像，而這一形像已經無法與作者的內在本質及真實本性區分開了：一個形像異常高大的人，其組成要素都比普通人的更大氣、更質樸的人；一個膽識超人、強壯而富有想像力，在有生之年就成了一位歷史巨人的人。身為其民族所產生的兩位偉大的行動巨人之一；一個有著驚人力量的演說家，拯救了自己國家的人；一個既屬於現實也同樣屬於傳說的神話英雄，我們時代高大無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