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鄭納新 卷首語

觀點

劉瑜                               
民意與偽民意

毛穎穎                             
萬億國富如何化為國民幸福

蔡慎坤                             
中國消費者為何去海外搶購

錢理群                             
呼喚學術自省意識

單士兵                             
北大會商學生，我們會商北大

人民日報評論部                     
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

人物

甘 
陽                             
鄒讜教授

周保松                             
蘇格拉底式的一生——紀念諾齊克

歐陽江河                           
重讀鮑勃?迪倫的抗議民謠

田本相                             
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

老 
愚                            
“瞎子阿炳”的真相

往事

劉 
擎                             
回顧馬丁?路德?金抄襲事件

韓 
鋼                             
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

王 
曉                             
揭秘河北省委大院：程維高曾安排特殊崗哨護院

王金昌                             
王洛賓逸事

王俊義                             
軍閥劉鎮華為什麼善待魯迅

記憶

南方末編輯部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1999年新年獻詞）

經歷

範 
曾                             
我的自述（大學時代）

林賢治                             
讀熱烈的書

張 
鳴                             
一個不合時宜的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事

【美】奧爾布賴特                   
讀我的胸針

【美】霍華德?舒爾茨、喬安?戈登       拯救星巴克

情感

周雲蓬                             
老爸成小孩

傑 
伊                             
等你回來刺痛我美的傷口

訪問

胡舒立                             
錢穎一：冷靜認識自己，客觀看待世界

李懷宇                             
江平：我的中國夢就是法治天下

浩 
宇                             
周有光：縱論辛亥革命

靈 
子                             
何兆武：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一場“文革”

林夕、朱耀偉                       
讓流行歌詞綿裡藏針

專論

易中天                             
勸君免談陳寅恪

民意與偽民意

劉 瑜

在我聽到的各種為大躍進辯護的言論中，有一類是這樣的：當時人民的積極性很高啊，大煉鋼鐵一擁而上，人民公社熱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那是民意！


對，還有人在給大躍進辯護，話說這是21世紀。

同理當然也可以運用於反右，“文革”等。如果我們能穿越時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國做一個民意測驗，問民眾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動右派，測驗結果多半會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個民意測驗，問民眾應該不應該修理
“走資派”，給他們戴高帽遊街批鬥，估計民意也會萬眾一心地說：應該！豈止“應該”，他們還會在調查表裡找有沒有“再踏上一萬隻腳”這一選項。


不奇怪。1936年到蘇聯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國去，打波蘭也是民意。

現在，假設我們是一場選美大賽中的裁判。主持人指著臺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們有三個選擇：你可以選擇A，或者A，或者A。”


哇，琳瑯滿目耶。

什麼？你想選擇B？好的，謝謝你選擇A。什麼？你想選擇B？好的，謝謝你選擇A。

有一種民意叫偽民意。在意見、選擇自由不可能的環境裡，民意隻能被認作是偽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無從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偽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數據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嚇的產物，雖然恐嚇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時刻，人們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煉鋼鐵、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軍國主義。1958年，當公社社員坐在堆出來的麥地上拍豐收衛星的照片時，觀察他們臉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貨真價實。1966年，當紅衛兵們將皮鞭抽向地富反壞右時，他們眼裡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偽劣產品。


鋻定民意的真偽，標準不在於民眾選擇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誠，而在於他們在形成意見時討論是否自由、觀念、信息是否充分。沒有自由討論基礎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隻吹西北風的樹，長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裝在鎂光燈下從觀眾面前驚艷地飄過，而美女B隻能帶著口罩站在舞臺後方黑漆漆的角落裡。就是百分之百的觀眾百分之百真誠地選擇了美女A為選美冠軍，那能說明什麼呢？說明那個鎂光燈質量不錯，以及那個口罩還挺嚴實。


近我讀到一篇關於“中國人民主觀”的文章，就給我這種印像。這篇文章告訴我們，調查顯示，中國人的民主觀是“家長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看來，領導為老百姓著想，那就是民主了，民眾自己犯不著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當中去。民眾自己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們不喫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調查的結果，那數據肯定錯不了。問題在於，如果被調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長式民主裡，每天聽到的都是家長如何可親可信可敬，卻從未見過其他式民主長什麼樣，信息不對稱不充分，這樣的調查能說明什麼呢？你說，讓你選你愛喫豬肉還是愛喫恐龍肉，你怎麼選呢？


小說《美麗新世界》裡，的統治者發明了一種“睡夢教育”，就是在本國人民睡著時不斷地向他們廣播重復信息。比如，“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蘋果是個壞東西”……等睡夢中的人們醒過來時，他們會伸著懶腰揉著雙眼，喃喃自語：蘋果是個壞東西。


當然制造偽民意不僅僅依靠宣傳，還可以依靠賄賂：凡是選擇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機票兩張哦。還有煽情也很重要：從前，有一個美女叫A，她來自於一個貧苦家庭，而另一個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剛……


1953年9月的政協會議上，梁漱溟發言批評政府的農村政策，說工業化大刀闊斧，農村卻被忽視，聽了很不高興，說梁是野心家、偽君子以及“用筆殺人的殺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講清楚，說要看看有沒有把話聽完的雅量。還沒徹底表態呢，臺下群眾不答應了：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停止他的胡言亂語！……梁漱溟賴著不走，不肯下臺去，固執地跟要“雅量”。後，會議隻好用舉手表決的方式來決定他是否有說下去的權利。


表決結果是什麼呢？



萬億國富如何化為國民幸福

毛穎穎

歲末年初，盤點性數據一一出爐並引發熱議。先來看“國”。據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的數據，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773，增速2倍於GDP。有媒體隨之算出：如再加上非稅收入—國土資源部官員不久前曾披露，2010年國內土地出讓金總額達2.，同比增長70.4%—去年一年，我國政府總收入超過1。


再來看“民”。本周，央視財經頻道發布“2010經濟生活大調查”報告，稱在8萬餘份有效問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11.1%的人感到不幸福和很不幸福。而讓大家感覺“不幸福”的因素頗有普遍性，即收入、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


財政收入增長、國力日益增強當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當“國富”再一次得到有力印證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44.7%的“國民幸福率”。這個數字雖然依舊未必十分契合人們的感受，但較之此前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在當地民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單方面操作出的所謂幸福指數，多少還是客觀了一些，至少調查報告裡有一句話說到了點兒上、說到了多數人心裡，那就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幸不幸福，怎麼纔幸福，隻有公民自己說了纔算”。


今時今日，“幸福感”已經成為民意的出口，而GDP、財政收入、外彙儲備等等具有像征意義的“國富”數據終也幾乎會導向同樣的話題：做大的蛋糕如何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緩解普通國人對生活保障與自身權利的焦慮？在社會資源與資金出現向政府集中趨勢的情況下，政府如何讓利於民？在“不差錢”的情況下，政府又當如何更正義、更透明地“收錢”、“花錢”，巨大的社會財富能否避免成為樓堂館所、落後項目乃至少數人的津貼福利？


正如對幸福越來越敏感一樣，今天，面對巨大的“國富”，普通國人的納稅人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社會輿論對普惠性減稅、化稅為薪的呼聲高漲，在車船稅法草案征求意見中，54.62%的網民要求修改草案、降低稅負就是好的證明。但值得憂慮的是，“讓利”、“減稅”說之頻頻，動之卻殊為不易。比如日前就傳出消息，醞釀十年之久的個人所得稅改革終結果還是“小步慎行”，在物價上漲顯著加劇的情況下，起征點之爭依然被淡化處理，代之以減少納稅層級的方式“軟性減稅”。如果這個消息得到證實，那麼無疑給普惠性減稅的希望潑了一盆冷水。


而比相關改革進展緩慢更值得憂慮的是，某些不公平的社會規則進一步阻隔了“國富”化為國民幸福的路徑，相對的剝奪感和弱勢感既成了激化收入、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的催化劑，也成了加劇不幸福感受、扭曲社會心理的原因。可以說，因為“上大學被頂替”、“公務員住保障房”、“機關事業單位量身招聘”等事件引發的許多人精神上的貧窮感、無助感與不安全感，以及許多人對“關繫”與“門路”的追逐與迷信，比少數人暫時的不幸福、不富裕更危險，更值得警惕。


國家發展的目的是增進國民的福祉，而“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期待”、“讓每一個中國人活得幸福而有尊嚴”已成為社會共識。“國富”化為國民幸福如何能落在更多、更大、更積極的行動上，政府又如何在發展過程中建立更公平公正的規則，這比單純的承諾和紙面上的目標重要得多。




鄒讜教授

甘陽

1999年8月7日，鄒讜教授（1918—1999）以八十高齡去世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繫五十餘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性貢獻。這本《中國革命再闡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這本文集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於鄒先生的猝然病逝，這個導論終於未能完成。


鄒讜教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繫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於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這部復雜的歷史。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於在美國學府中度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20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鄒讜於1918年出生於廣州，父親鄒魯（1885—1954）是著名老政治家並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國防委員會常委等職，後於1949年隨國民黨敗走臺灣；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麼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後會敗於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後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於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此外，鄒讜畢業於中國抗戰時期的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我做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但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聯大170餘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抗戰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而在抗戰結束後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的立場出發日益疑慮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南聯大學生在1945年11月率先發表《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之嫌”）；當鄒讜1946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1945年12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分子刺激極深。


從1946年到1951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爆發，後國民黨退守臺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像，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麼會敗於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麼會在四十年代後期從親美轉向反美。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後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於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擘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計劃，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並被摩根叟盛贊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的政治學”（both
history in the grand styl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its
best）。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步，並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後研究20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點。，他特別強調，研究20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20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20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20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20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那麼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並終奪取政權。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貧弱，日本是否發動全面侵華並不取決於中、日關繫，而主要取決於日美關繫。




一個不合時宜的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故事

張 鳴

一輩子，自打1982年大學畢業，一直就在校園裡待著，期間也再為馮婦，做過學生，讀研和讀博，但還是被人稱為老師的時間多。餘生也愚，行事總是趕不上點，大家都奔東的時候，我即使不往西，也會待在原地不動，因此，一輩子被視為怪人。自我解嘲，所謂怪人者，無非像蘇東坡的愛姬朝雲姑娘說東坡的肚皮—不合時宜。


不過，不合時宜的我，雖然時時踫壁，總是跟領導弄不來，但自我感覺，上課也好，帶學生也好，還算認真。從來不討好他們，踫到我認為不可容忍的錯處，也會大光其火，一口氣訓上半小時。盡管如此，在任何一個學校，我都被學生算做好老師那一小堆裡的，能教他們點什麼我保證不了，但可以保證絕不占學生的便宜，不喫請，不收禮，如果學生有難，還能幫上一把，並不需要他們還錢。


好為人師是所有做老師的人改不了的毛病，毛病的表現之一，就是總想著多教點東西給學生，喜歡說，而且說得多。現在想來，其實這樣嘮嘮叨叨，還真夠人煩的。能教點什麼，還真不好說。眼下，真假錯亂，是非顛倒，你說的，無論怎樣，都脫不開四個字：不合時宜。說實話，自己感覺有用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我相信，天下有老師心腸的人，踫到學生，大抵還是會這樣多嘴下去，而且從來不求回報。


但是，不求回報的老師，如果踫上勢利眼的學生，還是會不舒服。這樣勢利眼的學生，從80年代開始，幾乎歷屆都有。在大學裡，院繫裡的領導，一般來說，都是教授。有領導資格的教授，實際上是學官，盡管有的是學而優則仕，但當官之後，也沒有心思放在學問上，更何況好些人其實是仕而優則學，有了官銜，纔有了學銜，學問就更談不上了。但是，沒學問的學官教授，大多受學生的歡迎，尤其受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人的歡迎。一朝做了學官的學生，走起路來都比別人神氣不少，多少都會沾一點官氣的光，有機會，出國交換什麼的，他們優先。至於身為現任官員的兼職教授，就更是走俏，好些學生挖空心思往裡鑽。盡管這些兼職教授，既無學問，也沒時間指導，但是，隻要做了他們的門生，就等於國民黨時期的黃埔生，畢業找工作無需發愁了。


當年我們上學的時候，雖然已經沒有了民國時節追名師的狂熱，但如果遇上好老師，總是會保持的尊敬，照畢業照的時候，如果自己心儀的老師沒來，是會上門去請的。但是，等到輪到我們做老師的時候，也許是我們水平太低，沒有老一輩的名頭，學生也沒了那份尊重。畢業照相，隻消領導在場，學生也就都妥帖了。多少次我這個他們部分人眼中好的老師不在場，也沒見人有過抱怨，去找就更休談了。去年青年政治學院傳媒繫展江沒出現在畢業照相現場，學生全體高呼“展江，展江！”讓我既感動，又嫉妒。


作為一個老師，感痛心的，倒不是學生對你淡漠，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學校裡求學之風日息，而功利之心日漲。認真求學，喜歡讀書的學生雖不見得一個沒有，但比起1980年代，的確是少了。很多學生，寧可圍著領導轉，也不圍著老師轉，對公認有學問的老師，雖然還有幾分殘存的敬意，但多半敬而遠之。常見的是兩類學生，一類是大多數，上學無非混個文憑。用點功，成績好的，混個高分文憑，不用功，成績差的，混個低分文憑。他們和他們的家長，對學校的期待，就是這個。還有一類比較聰明，一入學就死抓住領導，先混干部，再混黨員，把學校裡的好處全拿到。即使混到碩士博士，學問對他們也全無意義。所以，老師有沒有學問，對他們也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有學問的老師的課，他們一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你就是想教他們點東西，都沒門。


幾年前我們學院有好事者辦了一個博士生的論文研討會，讓臨畢業的博士生，把自己的學位論文拿到會上曬曬，讓同學和老師批一批，也好有所提高。當然，批的時候，一般都會比較狠。這種事，在國外是司空見慣尋常事，在香港教書那年，因為我批得比較狠，有博士候選人為了讓我批，還特意請我喫飯。可是，這事放在我們這裡，卻成了得罪人的“弊政”。不僅學生不干了，連帶學生的導師也不干了，認為打狗還要看主人，我們批了他們的學生，就是看不起他們。我們白盡義務，幫人提高論文水平，居然落得這個下場。


在一個號稱是所謂985大學的學校裡任教，每每得用盡各種辦法，逼學生讀書，逼學生提問題，其實心中很苦，也很無聊。這些年，反倒是那些號稱是你的私淑弟子的人，問學的勁頭反而大些，在學校的學生，即使那些比較愛讀書之輩，也比較被動。在一個衙門氣息越來越重的大學裡，衙門氣，衙役氣和銅臭味，早就蓋過了書香。一個不合時宜的老師的拼力掙扎，其實也無力回天，有時，連自身也難保。整個學校，整個教育界，乃至整個國家都很功利，我們能有什麼辦法讓學生不功利？領導和大批的教授都勢利眼，怎麼可能讓學生不勢利眼？


記得看《白求恩》這部電影時，有個情節是白求恩來華時跟一個美國商人對話，白求恩告訴對方自己的事業就是，用小小的手術刀，把美國人成噸賣給日本人的鋼鐵，一點點挑出來。我覺得，像我這種不合時宜的老師，在當今大學裡所做的事，也類似。




勸君面談陳寅恪

易中天

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已故歷史學家陳寅恪在辭世多年後，忽然成了文化新聞的熱點人物，似乎是一件沒什麼道理的事情。

史學不是顯學，陳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眾情人。沒錯，這些年文壇銀屏上是有不少“歷史”，而且上演得轟轟烈烈，風頭十足，好像全國人民都有歷史癖，也沒患過健忘癥似的。然而走紅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又是什麼呢？《還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戲說”，後者則被史學界斥為“歪說”。歷史在文藝作品中能不能“戲說”或“歪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比如《西遊記》就是戲說，《三國演義》則是歪說，或不乏歪說成分）。但戲說、歪說不等於實說、正說，總歸是一個事實。它們與陳先生以及陳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著，也是一個事實。所以，歷史小說和歷史劇走紅，並不意味著歷史學家也會走紅，也該走紅，何況那歷史小說和歷史劇還是戲說和歪說？事實上歷史學家無論生前身後，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長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銘曰，“生於吳，歿於楚，勤著述，終無補”，說的大抵是實話。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因其學術成就而成為文化名人，卻很難因此而成為熱點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比如吳晗。


陳寅恪也不同於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寫過從政治家、科學家到打工者都人見人愛的新派武俠小說，也沒那麼多門徒和擁躉。他的著作，選題既很專門，文字也很古奧，感興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興趣又看得懂的更是鳳毛麟角，哪裡會弄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也不是餘秋雨，不曾炮制過“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發表過聲討盜版集團的《告全國人民書》。他的著作纔不會被盜版呢！沒有哪個小女生或小男生會白詩箋證稿》或《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柳如是是誰？是王菲嗎？還是田震？陳寅恪又是誰？是汪國真、趙忠祥嗎？


陳寅恪還不同於吳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為“文藝黑幫”的頭子，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像。他也不曾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公然向偉大領袖叫板，以後又在“批林批孔”時公然對抗，宣稱“隻批林，不批孔”。陳寅恪的後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無聞的。他甚至不同於錢鍾書。錢先生和陳先生一樣，也是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張揚。他的《管錐編》、《談藝錄》，也沒多少人看得懂。但錢先生畢竟寫過《圍城》呀！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還拍得挺成功。這就舉國皆知，人人趨之若鹜了。那麼，陳先生可曾與大眾傳媒締結過良緣呢？沒有。


所以，我贊同駱玉明教授的說法：“陳寅恪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

然而，“不應該成為”的終還是“成為”了。而且，還弄到了人人都拿他來附庸風雅，誰不說陳寅恪誰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兒的程度。至於這些說詞究竟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又有多少得逝者之心，那就隻有天曉得了。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和熱。不該熱的熱了起來，就一定有原因。


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國內民眾的關心，便多半帶有好奇心理。的確，像陳寅恪這樣可以公然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還真沒幾個。然而陳先生不但做到了，還基本上安然無恙。他這顆“刺兒頭”不但沒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層還對他關懷備至，禮遇有加。就連飲食起居這類生活小事，也有勞身為“封疆大吏”的陶鑄親予過問，又是送牛奶，又是派護士。在那個就帥都喫不到蘋果的“三年困難時期”，陳家居然“雞魚等肴饌甚美甚豐”，讓前來探視的老友吳宓感慨不已。這纔真是怪了！於是人們就很想知道，陳寅恪這“瞎老頭”受此優待，究竟憑的是什麼？


疑團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釋。原來這陳寅恪並非等閑人物。他的祖父陳寶箴，未出道時就為曾國藩所器重，後來官居湖南巡撫，是戊戌變法時推行新政的風雲人物。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晚歲則以詩文著稱，被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評價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者。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承傳、重淵源的國度裡，這已經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何況陳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歲時就東渡日本，以後又遊歷歐美十數年，回國後與赫赫有名的梁啟超、王國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而1925年吳宓舉薦他任此教席時他纔三十五歲。他學問大得嚇人，據說外語就懂十幾門（也有說二三十種的）。名氣也大得嚇人，據說訪蘇時，斯大林還專門問起。英國女王也曾來電問其健康。這些都讓人嘖嘖稱奇，哎呀連聲。如此之多的光環加之於身，被推介給大眾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關心的。

海外學人的關注則難免帶有政治色彩。他們看到的是陳寅恪後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殘，冷清寂寞，心情郁悶，晚景淒涼，後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對此，他們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極大的憤慨和深深的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一樣麼！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稱之為“國民黨同路人”的餘英時），硬要有意無意地要把陳寅恪塑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前朝遺老”，認為他留居大陸後不久就後悔自己的選擇，甚至對自己的“晚節”感到愧恥，為“沒有投奔臺灣而悔恨終身”，便未免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有些想當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為臺灣當局“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由於對陳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絲毫不從政治取向上著墨，因為原本不必“多此一舉”麼！


沒錯，陳寅恪在1949年以後是不怎麼積極合作，更不要說“靠攏組織”。他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卻從不進京，對思想改造之類的運動更是語多譏諷，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這隻是他的“獨立立場”使然，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當初怎麼不跟著到臺灣去？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繫，隻要是能夠繼續讓研究古物”。這話雖然是冼玉清說的，卻很能代表陳寅恪的心聲。早在談到王國維之死時，陳寅恪即有“非所論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的說法，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囿於“一黨之恩怨，一府之興亡”。看來，準確的說法是：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繫，也不想有什麼關繫。他隻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我們好還是不要違背先生的心願，把他扯進政治鬥爭中來。事實上正如《陳寅恪的後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政治這個範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麼學術呢？陳寅恪在學術上的意義又如何？他的學問、學識、學養、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無疑是級和超一流的，要不怎麼被稱作“教授中的教授”(鄭天挺語），公認為史學大師、文化巨匠、曠世奇纔？早在20世紀中葉，陳寅恪便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其學術成就則涵蓋了歷史、宗教、語言、文化、文學諸領域，被視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但學問大不等於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於意義大。陳寅恪的學術意義究竟有多大，我可沒有資格來妄說，而且也認為並不重要。因為陳先生的學術意義再大，也不是他成為熱點人物的原因。史學畢竟不是顯學麼！對柳如是、再生緣感興趣的人想必也不會太多。這些課題，跟我們又有什麼相干，犯得著大家都來過問？


陳寅恪如果有意義，那意義一定是超學科甚至超學術的。上海學者夏中義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陳寅恪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學問、學術，而在學統。所謂“學統”，也就是“一種把學術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學人傳統”。這玩藝，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學派那裡纔算有了點眉目，再到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時纔算理清了思路。但“豎看百年中國學術史，從晚清、民國到共和國，能真正自覺地用生命去踐履”，並“使自身化為學統之鏈所以歷代未絕的悲愴一環者”，那真是舍陳寅恪而其誰（《九謁先哲書》）！也就是說，正是由於陳寅恪認準了這一條道兒走到黑，那個來之不易又命若遊絲的“現代學統”，纔總算沒有斷了香火。


這當然比隻談學問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處就在於，如果那“學統”並無意義或失去了意義，還要不要堅持？如果我們有了意義更為重大的事情，這“學統”可不可以放棄？依我看，那個“學統”既然是乾嘉學派和梁啟超他們搞出來的，又隻有百把年歷史，不堅持也罷，天塌不下來；而陳寅恪的一些弟子門生（比如汪篯）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建設新中國，解放全人類，顯然比堅持什麼“學統”意義重大得多。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談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