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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與張學良口述歷史

鄭重

張學良的辭世，中國的那一個時代結束了，、蔣介石、周恩來、張學良，俱往矣，中國的那一個時代真的徹底結束了。

一個標志著槍杆子的時代結束了，可是筆杆子又忙了起來，重新聚焦張學良，多本傳記、傳奇、訪問記又紛紛走上書架或見諸報端。本來嘛，張學良就是歷史，治史的人此時不忙碌，更待何時。


在眾多有關張學良的著述中，唯獨不見唐德剛的《張學良口述歷史》。這位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創口述歷史，又以口述歷史起家的歷史學家，曾得到張學良的青睞，認為唐氏是為他撰口述歷史的人選，又是張氏被囚禁五十年中接受采訪的口述歷史學家，為什麼不見他用力多年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呢？


“唐德剛是誰？文章寫得好，正合我心”

此時我正在美國紐約新澤西小住，一個電話打到唐府，這位平時有些耳背的八十一歲的老鄉，一下子聽出我的聲音：“哎呀，你來紐約了，我在鯉魚門飯店請你喫飯。”我和唐氏同為皖人，算是大同鄉，故以“鄉長”尊之。


多年前，我們在上海相見時，唐德剛就給我講過和張學良相識並采訪張學良的經過。原來，他在紐約市立大學執教時有一位叫傅虹林的學生，寫了以《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為題的博士論文，論文出版時，學生要老師為她的論文寫一篇序。唐氏也是寫序的行家，我讀過他為幾位紅妝弟子寫的序，動輒洋洋灑灑數萬言，旁征博引，妙趣橫生，《胡適雜憶》就是為《胡適口述自傳》寫的序，胡氏的傳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印像，可是那個序讀之令人銘記於心，久久難忘。而這一次，唐氏又是出手不凡，下筆數萬言，寫了一篇《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我讀該序多年，至今仍能記其要點：


沒有老子張作霖，兒子張學良就發展不起來；沒有兒子張學良，老子張作霖隻不過是一個土軍閥；沒有兒子張學良引進留學生軍事人纔，老子張作霖的奉軍隻是土軍閥的軍隊，不能現代化。父子相得益彰。


唐氏治史，總是要把人物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來審視。在《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中，唐氏還講了他多年治史的心得“三峽論”：“中國的近代史就如過三峽，非兩百年不為其功，現在已快出峽，再有三四十年，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就能走出坦途。”唐氏認為張學良就是這個歷船的關鍵人物。他改變了歷程，成了歷史人物。張學良，就是歷史。唐氏的結論是：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隻能是個不同於老子的新軍閥，成不了歷史人物。


唐氏的這一驚世駭俗的立論，立刻驚動了臺灣的報界，報紙將此文剪頭去尾，以特大的標題刊出，不了解內情的人不知道是一篇序文。張學良讀了這篇文章甚為欣喜，問：“唐德剛是誰？文章寫得好，正合我心。”正合當年張少帥之心是什麼呢？張氏自雲：“過去人家都以為我是拾老子的餘蔭，殊不知老子還依靠我呢？”一九八八年，唐德剛到了臺灣，張學良得知後，說：“我請唐德剛喫飯。”別忘了，張學良此時還在幽禁之中。從此，唐德剛秘密地走進張學良的幽居地，秘密地開始采訪，趙一荻親自下廚做了可口的美味佳肴。唐德剛曾向筆者描繪他那時的心情：“為李宗仁寫口述歷史，其夫人郭德潔為我燒了一百六十多頓飯，趙四恐怕也要為我燒那麼多的飯了。”他當時的那種得意之情，至今仍留在我腦海裡。


那天中午，我們夫婦走進鯉魚門飯店，唐德剛和夫人吳昭文已經等在那裡了。

“張學良來紐約，我就在這個飯店請他喫飯，就在那間玻璃牆的包房裡，請袁世凱的孫子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作陪。”剛坐下來，唐德剛就告訴我，他知道這是我要和他交談的話題。


筆者：我記得你請張學良喫飯是在一九九一年，距今已經十年了，距你在臺灣采訪張學良已經十三年了，張學良口述歷史搞得怎樣了？

唐：說來話長，一言難盡，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楚的，不談了，不談了。

唐德剛撰有《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李宗仁回憶錄》，在口述歷史領域中，馳騁疆場，可謂是常勝將軍，平時又是快言快語，連吳昭文都說他是沒遮攔的“大嘴巴”，拿不下張學良的口述歷史，也許是他治學之戰中的華容道，既然不談就喫飯吧。


飯後，唐德剛用車把我們拉到唐府，參觀了他的大花園後，喝著咖啡，我拿出錄音機放在茶幾上，他一看就說：“你真是記者的性格，有備而來，這事是非談不可了。”


筆者：一九八八年，你在臺灣采訪張學良，是張學良的主動，為什麼沒有深入下去呢？

唐：是啊，我們在臺灣談了多次，也錄好了多盤磁帶，那時我就認為張學良和顧維鈞、李宗仁、胡適都不同，和張氏家族相關聯的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頭緒紛雜，可以搞成數百萬言的皇皇巨著，那時我即將退休，準備專心搞好此事。但是如果不熟悉中國近代史，隻能講些張學良身邊的瑣事。正在采訪的時候，臺灣的報紙把消息透露出去了，說張學良講東北話，唐德剛一口安徽合肥土話，兩個人又都耳背，口述歷史做得很辛苦，新華社《參考消息》也刊登了，這樣就引起臺灣方面的注意，說臺灣有兩百多名搞歷史的人，親大陸的唐德剛跑來臺灣干什麼？


筆者：張學良在當時是什麼態度呢？

唐：臺灣有關方面給張學良施加壓力，他害怕了，就對我說，德剛，我們倆寫個聯合聲明，說你沒有給我寫回憶錄，根本沒有談寫回憶錄的事，更沒談西安事變。我說，漢公，為了保護你，我不夠資格和你一起發表聯合聲明，你是歷史大人物，我算老幾？我唐德剛和你張學良聯合聲明，我不配嘛。


筆者：沒有發表聯合聲明嘍，采訪是否也就此停下來了呢？

唐：我對張學良說，我們分開發表聲明。我在報上發表的聲明大意是：我的嶽丈吳開先和王新衡是好朋友，是王新衡請客，我的嶽丈帶我去參加，認識了張學良，談了寫回憶錄的事，我說他不寫太可惜，我們談了北洋軍閥，談了“九?一八”事變，尚未談西安事變。張學良也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和唐德剛談了一些東北的事，沒有談西安事變。（筆者注：唐德剛的嶽丈吳開先原是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王新衡是國民黨河北省主席，曾做過張作霖的總參議，臺灣的“三張一王”即張學良、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四人為摯友，稱之為臺北“四老”。張學良是通過王新衡之子王一方找到唐德剛，張學良請客喫飯談寫回憶錄時，隻有張、唐、王三人在座。）


“宋美齡活著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筆者：你采訪張學良時，到底有沒有談西安事變？

唐：談了。我曾對張學良說，有關西安事變，可能有些史家已知甚詳，我也把自己掌握的西安事變的史料說給他聽，他既不自辯，也不否認，隻是說：“不談西安事變了吧。”我對他說，盡管有些史料大家都知道，唯有從少帥口中說出來，纔是手資料，纔有歷史價值，但少帥一直隱而不宣。


筆者：對西安事變，張學良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使他直到入土為安，還是終生封口？

唐：其中主因之一，是張學良有意維護對他極好的宋美齡。

筆者注一：紐約版《世界日報》發表記者對王冀的專訪，王冀說，張學良對宋美齡打心底裡欽服，張學良曾稱她“絕頂聰明”，還說中國近代史上找不到第二個像宋美齡的女性。有關西安事變，蔣介石、張學良、宋美齡、周恩來等人的關鍵密談，少帥說蔣、周生前矢口不提，宋美齡絕不會說，他也不會說。但少帥說，其實沒有什麼秘密條件。外傳有蔣介石的文字承諾，配夫人於鳳至帶到美國，作為少帥的“保單”，少帥大笑否認：“大姐（於鳳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沒這事。”西安事變後，因宋美齡力保，張學良生命無虞，少帥說：“宋美齡活著一天，我也能活一天。”提供這些材料的是王翼，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喬治城大學教授。王翼的父親王樹嘗為前河北省主席，曾做過少帥父親張作霖的總參議，為其左右手，也為少帥所倚重。基於這層關繫，王冀自一九九八年起，曾與張學良私下晤言近十次。少帥吐露了許多往事。王冀是否就是王一方？筆者未進一步考證。


筆者注二：紐約版《世界日報》又一報道關於張學良和宋美齡的關繫，少帥生前透露說：七十六年前，張學良次到上海與當時還是小姑娘的宋美齡見面，驚為天人，極為傾倒。一九二五年，東北軍打敗孫傳芳，首次進入上海，少帥次和宋美齡見面，宋當時未婚，在上海是知名的閨秀。少帥一見面，立即為她出眾的氣質傾倒，驚為天人，稱她美如天仙，與宋美齡還約會了幾次。張學良說，若不是當時有太太（於鳳至），他會猛追宋美齡。大約同時，蔣介石也追求宋美齡，追得很兇，還跟著到東京，後宋美齡選擇嫁給蔣介石。


筆者注三：紐約版《世界日報》又載：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禹廷著《細說西安事變》一書中，錄有《周恩來文選》中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文，其中對談判經過有詳細記載。而根據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成的《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一書，對西安事變談判內容有了重要披露。書中附有周恩來當時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的結果》電報影本，以及公布蔣接受“六項條件”的談話影本，和楊虎城給陝西各縣長的信，披露蔣介石離開西安前當面對他承諾的“六項條件”影印本。該報還刊載“六項條件”的條文，其內容為：


一、明令中央軍入關各部隊自二十五日起，調出潼關，撤離西北。

二、停止剿共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抗日。

三、改維政府，集中各方人纔，容納抗日主張。（蔣需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由宋子文接任，並由宋和孔祥熙組織令人滿意的政府，肅清何應欽等親日派。）


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主解放的國家。（亦即聯俄並與英、美、法等國家聯合。）

五、釋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等愛國領袖，並立即下令辦理。

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學良、楊虎城負全責。

對西安事變，筆者也看到一些別的資料。諸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一行到機場。老蔣在機場將張、楊二位將軍的“六項條件”復述一遍，說：“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老蔣還說：“今天以前發生的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的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老蔣上飛機時，張學良突然決定送蔣介石回南京。老蔣勸少帥不要去以免自己為難，但少帥堅持要去。張學良在行前曾對部下說，西安事變傷了老蔣的面子，當然要親送賠罪，以恢復領袖的威信。張學良送蔣介石去南京的決定並未告訴周恩來，周恩來據報趕到機場時，飛機已走，周恩來望天興嘆：“漢卿就是中了舊戲的毒，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國民黨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是張學良東北的同鄉，曾當面問張學良，為什麼西安事變發生後要送老蔣回南京？張學良說：“好漢做事好漢當，做了以會如何處分，隨便他，但我沒有後悔。”


在臺灣曾經制作《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的郭冠英不無感慨地說：“基本上，張學良及西安事變的功過，以至於那一代的功過，是已經談清楚了，總結了的。”


筆者：你在臺灣和張學良談了那麼長時間，又有十多盤磁帶錄音，有沒有作些初步整理。

唐：整理了。當時在臺灣，我就寫了兩章，內容是少帥的家事和童年，采用的是人稱口述歷史寫法。他看了以後說，不要這樣寫，不能用李宗仁、顧維鈞口述歷史那樣的寫法，要我用第三人稱。我說有的事隻有從你的嘴裡說出來纔有價值，他說：“我認為有些事不是不能說，而是不能從我嘴裡說。”


張學良說：“你請我喫飯，我來”

筆者：這次對張學良采訪中斷後，何時又取得聯繫的呢？

唐：一九九一年，張學良獲得自由之後。我在采訪他的時候，已經知道他不久就可以獲得自由，我就說，你已獲得自由了，為什麼還怕談西安事變？他指指外面說，你看，國民黨的憲兵還在監控我。我說，以後你完全獲得了自由，就到哥倫比亞大學來談你的經歷，那時你就可以暢所欲言了。張學良說，這倒是個好主意。李宗仁的回憶錄是你在那裡為他做的，這個主意好。一九九一年，張學良在九十華誕之際獲得自由。紀念他九十歲生日，要由民間九十個人發起，舉行活動，張學良要我也參加。我參加了，還寫了二十首打油詩。


筆者：這時有沒有和張學良談把口述歷史繼續做下去呢？

唐：談了。當時是《聯合報》的王惕吾及“中央研究院”的吳大猷，都想組織人給張學良做回憶錄，王惕吾看中了我，希望由我來做，由《聯合報》出錢給我租房子，把張學良請出來采訪。王惕吾派劉昌平來找我。昌平是舒城人，和我是初中同學，他還不知道我和張學良的關繫。回到美國之後，我就和哥倫比大學做口述歷史的幾位老兵聯繫，如黎安友他們都很有興趣。


筆者：張學良獲得自由後不久就來美國了。

唐：是啊。張學良到了美國不久，就把趙四丟在三蕃市，他一個人到紐約來了。他住在貝太太家裡。貝太太是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的夫人、建築設計師貝聿銘的繼母。我打電話給張學良，打算把他介紹給哥倫比亞大學，由哥大校長出面請他寫回憶錄。他聽了很高興，表示願意和哥大合作，並且把喫飯的時間定在三月三十日，哥大的黎安友等幾位教授也參加，都是搞中國歷史、中國政治的，我想介紹他跟哥大認識之後，由哥大校長出面發聘書，請他做訪問學者。到喫飯的前一天，我打電話找張學良，貝太太說漢公已經走了，到弗利爾玩去了。我問他什麼時候回來，貝太太說他不回來了，直接回臺灣了。我很氣：張學良豈有此理！


筆者：後來又怎麼在鯉魚門飯店請他喫飯了呢？

唐：有一次，在街上踫到我一個在教堂做事的學生，他說過兩天我請你喫飯，還請一個客人，是個古怪的教徒，每個星期都來做禮拜，他叫張學良。我一聽就跳了起來，馬上打電話給貝太太，你不是說漢公回臺灣了嗎，他怎麼在紐約做禮拜？貝太太說，漢公不輕易見人，因為要見他的人太多了。我說我是唐德剛。貝太太不知唐德剛為何許人也。我說你叫漢公聽電話。張學良接了電話，我說漢公，我請你喫飯。他說：“你請我喫飯，我來。”五月二十九日，我在這裡請張學良喫了飯，貝太太也來了。學校已放假，黎安友都走了，就請了袁家騮和吳健雄作陪。


筆者：這次有沒有談做口述歷史的事呢？

唐：談了。張學良隻是說好啊。因為哥大的人不在，沒有談具體。張學良要走了，記者訪問問他來紐約的收獲是什麼，張學良說，和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關繫。黎安友看到這條新聞打電話給我，張學良是怎樣和哥倫比亞大學建立關繫的？我說不知道啊。經了解，是張學良搞得陰差陽錯。哥大有位張小姐，是東亞語言繫講師，認識貝太太，經貝太太搭橋，她帶了幾位哥大的研究生，在貝太太家裡訪問張學良，那些研究生都人高馬大，張學良也不知底細，一聽她是哥大的，很高興與之交談。當然談到口述歷史的事，張學良說：我有興趣，早就想請你們做了。張小姐自己想做，回去後給繫主任彙報，繫主任認為她做不好這件事，沒有同意。她又去找東亞研究所，東亞研究所也無法做。她就找到口述歷史辦公室。口述歷史辦公室是綜合辦事機構，口述歷史辦公室支持她做。黎安友知道這裡的矛盾，提出這是我們工作範圍之內的事，你們怎麼可以做呢？口述歷史辦公室的人說：你們可以做，我們也可以做，而且我們先做了。張學良知道這件事，就派他的姪女到哥大訪問，了解是怎麼一回事，找到張小姐，又找了口述歷史辦公室，口述歷史辦公室開了證明。張學良看到證明，說：我不相信張小姐，但我相信這個證明，相信哥大。雖然得到張學良的信任，但張小姐還是做不下去，就請她的姐姐參加。姐姐是搞圖書館的，中文要比妹妹好。據郭冠英說，姐妹倆做出了一個東西，張學良看了極失望。張氏姐妹也是東北人，能講東北話，深得張學良、趙四的歡喜，口述歷史雖然沒有做成，但張學良藏的文獻捐給哥大，這也是張小姐的功勞。哥大曾為張學良的捐獻舉行過儀式，像黎安友和我這些搞口述歷史的老兵，都沒有能參加。


“我所愛的在美國，趙四可敬，蔣氏可愛”

筆者：你知道這件事，有沒有想法挽回，為什麼就輕易放棄了？

唐：這以後，我曾去過臺灣。見到趙四，別人還以為我們彼此不相識，就作介紹，但趙四不理我。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森到北京、東北考察張學良過去的事情回臺灣後，見到我說：德剛，你闖大禍了，你把嫂嫂得罪了。原來我請張學良喫飯時，有一個錄像，不知誰把這個錄像給趙四看了，貝太太就坐在張學良旁邊，熱情地照顧他，為他夾菜，飯後到我家時，就在大門口的臺階上，我一手拉著張學良，一手拉著貝太太，趙四看了很生氣，大罵唐德剛真不是東西，我對他這樣好，他怎麼好這樣對待我？


筆者：是怎麼一回事？

唐：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和貝太太就相識，貝太太姓蔣，那時正是豆蔻年華，而趙四快三十歲了。趙四視蔣氏為情敵。我訪問張學良時，他就對我說：“我所愛的在美國，趙四可敬，蔣氏可愛。”當時趙四也坐在一旁，我看看她，她不動聲色。我想這已成歷史煙雲了，趙四陪張學良坐穿牢底，不會再把這樣的事情放在心上了。張學良一到美國就把趙四扔在三蕃市，跑到紐約又住在貝太太家裡，這是人所共知的，對此報紙亦有詳細報道。誰知我由此而得罪了趙四，沒有趙四的支持，為張學良做口述歷史的計劃也就徹底放棄了。


（筆者注：張學良在紐約期間，一切都是貝太太安排的，呂正操、袁克定要見張學良，也是由貝太太安排纔得以實現。）

筆者：你對張學良除了以歷史學家的眼光給他作了歷史定位，從你采訪中對他這個人有何感受？

唐：我以前總認為，張學良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軍人或政客，及至十多年前與少帥的交往，幾次晤談，親身觀察，發現張學良的另一方面，也是真實鮮活的一面：少帥是一個“絕頂聰明”的“playboy”。除了絕頂聰明，他還非常情緒化，是一個性情中人。就是因為情緒化，大衝動，使他發動西安事變，也因為衝動，使他又放了蔣介石。因為西安事變，中國現代史為之改變；沒有西安事變，中國對日抗戰或許延後，日本可能先改打蘇聯，而不會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因此改變，整個世界史軌跡也為之轉換。


筆者：你的這個歷史的分析有沒有和張學良交換過意見？他是怎樣看的？

唐：這個分析在我的《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那篇文章中就寫了的。在臺灣采訪時也談過。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告訴張學良，今後東北軍、紅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共同合作，但後來斯大林卻要、周恩來勸說張學良放了蔣介石。斯大林的考慮是，當時親日的汪精衛尚在歐洲，未能趕回南京，若蔣在西安事變失權或喪命，汪精衛取而代之，中國親日派掌權，日本就可以全力對付蘇聯，對莫斯科不利。斯大林主張放蔣介石的考慮，出於莫斯科本身利益，也使周恩來承諾張學良“三位一體”合作的破裂，少帥也因此認為周恩來“反復”，加上情緒化，遂放了蔣介石，且衝動到親自送蔣回南京。


筆者：這可是一個歷史關鍵的問題，張學良同意你的看法嗎？

唐：對這段關鍵歷史，是有史料根據的，在采訪時我曾親自問過張學良，這段歷史其實隻有從他口裡說出來纔有價值，但他不自辯，也不否認，隻是說“不談西安事變了吧”。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張學良將一生珍藏的文獻手稿、善本書、研究明史及研讀《聖經》的手記、日記、照片、字畫、書信等，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張學良還出資開闢“毅荻書齋”作專門陳列。毅荻書齋是取張學良的號“毅庵”與其夫人趙一荻的名字組成。捐贈儀式擬請宋美齡參加，但未能如願。


從美國回來以後，在國內的一家刊物上，我讀到趙傑先生寫的《張學良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的文章，作者曾多次赴美訪張學良，也訪了哥大的“口述歷史中心”，他對“毅荻書齋”的介紹說：“其內呈八卦形，室內黃色地板也是依八卦形布局所鋪。”“牆壁當然也有八面。房門占據八卦的一面，還有一面通向閱覽室所占。另外六面分別為陳列櫃：東北老家、西安事變、在大陸被軟禁時期、研究明史及近代史心得、基督神學研究心得以及重獲自由之後的手跡。”趙先生在文中還透露了一些張（之丙）女士帶著哥大研究生采訪張學良時的談話，現摘錄幾段：


參加座談的大學生問張學良是否可以錄音，張學良說：“無事不可對人言，你們錄吧。無論什麼事，私事、公事，假如有不可對人言的事，我不能說，不能做。”


當談到蔣介石與蔣經國時，張學良說：“都勸我寫東西。經過很久，我決心寫，但寫出了大綱以後，還是決定不寫。為什麼？我沒法寫！因為我要寫的，好的，壞的，都要著實地寫，我不能隻說好的，而且我認為有些事不是不能說，而是不能從我嘴裡說。”


有人問起西安事變的事情，張學良應答說：“我做事，我負責。”再無多言。

一九九六年來，《亞洲周刊》報道說：“張學良從一九九一年起，已在哥倫比大學口述歷史，今年十月，口述歷史已經完成。”文中還寫道：“他有太多的苦悶和真心話要發洩，但也是一個餘悸尤存的識時務者。”


按照張學良生前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協定，今年六月就要公布張學良所捐獻的歷史檔案了。我想人們關心的還是西安事變：有西安事變日記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時寫過日記嗎？唐德剛的張學良口述歷史我們是讀不到了。張氏（之宗、之丙）姐妹寫的張學良口述歷史中，談到西安事變嗎？是怎樣談的？張學良是否是不改初衷，對西安事變仍然是緘口不言？


“我做事，我負責。”英雄無悔，真是大丈夫之言，西安事變，也許在張學良的嘴裡成了千古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