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天涯叢書:符號的角逐

編輯推薦

這本散文集作者陣容強大，包括了南帆、朱大可、韓毓海、朱蘇力、李少君、韓德強、劉軍寧等。談論的問題，采用按相近主題分類的編輯方式，清算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重新認識歷史與大地。堪稱集結了當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種問題爭論、思考。
清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重新認識歷史與大地。

內容簡介

叢書分為三卷：《山居心情》（韓少功等著）、《秋華與鼕雪》（張承志等著）、《符號的角逐》（南帆等著）。本叢書堪稱集結了當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種問題爭論、思考。其作者陣容之強大，包括了張承志、史鐵生、張煒、朱學勤、李陀、劉禾、張旭東、王曉明、汪暉、許紀霖、黃平、陳嘉映、李澤厚、李銳、格非、王安憶、韓少功、摩羅、陳思和、於堅、遲子建、南帆、朱大可、韓毓海、朱蘇力、李少君、韓德強、劉軍寧等，談論的問題，從教育、三農問題、環境保護到傳統文化、現代性、底層關懷，無不涉及，堪稱集結了當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種問題爭論、思考。本叢書采用按相近主題分類的編輯方式，呈現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界的真實狀況及思想深度，是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重新清算，是對歷史與大地的再一次認識。本書是其中的《符號的角逐》（南帆等著）。

符號的角逐
奢侈：商品的像征價值的消費
色語、酷語與穢語
超級女聲的幾個關鍵詞
“孽債”：大眾傳媒與外來妹的上海故事
世界的疾病
從“他人”到“我們”
全球化：一個現代咒語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語帝國主義
懷舊與終結
全球化與人類想像
全球化：文化的解放
理想主義與大學
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符號的角逐
奢侈：商品的像征價值的消費
色語、酷語與穢語
超級女聲的幾個關鍵詞
“孽債”：大眾傳媒與外來妹的上海故事
世界的疾病
從“他人”到“我們”
全球化：一個現代咒語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語帝國主義
懷舊與終結
全球化與人類想像
全球化：文化的解放
理想主義與大學
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
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現代性
人文思想的實踐與消費
向權力說真話
徹底的自由主義必須關心公益
我所知道的NGO
關於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札記
讀經運動與政治保守主義
九十年代以來社會分層的三大趨勢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開放的傳統：從保守主義的視角看
軟力量建設與儒家文化復興
世俗社會的中國人精神生活

在線試讀

符號的角逐
一
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以及結構主義之後，文本分析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批評策略。大批理論家共同將語言形容為文學的主角，心理、哲學思想或者主題類型的意義退居次要。文本是語言編織物，因而文本隱藏了文學的首要秘密。肌理，張力，像征，敘事模式，還有無所不在的結構——一繫列新型的理論概念進駐文本，條分縷析，剔精抉微。這些概念對於文本外部的歷史語境置若罔聞；或者說，這些概念隱含的前提即是，文本的結構與外部的歷史語境無關。對於文學說來，語言的秘密與社會歷史的秘密不可通約。
然而，二十世紀的後半個世紀，這種狂熱一時的理論傾向逐漸遭到遏制。文本與社會歷史的關繫再度浮出水面。不考慮書面文字與口頭傳播的差異，單純的文本分析怎麼能說明古典詩詞的精粹和話本的緩慢松弛?解釋電視肥皂劇拖沓的修辭風格，人們必須回到早期的歷史——那時的觀眾定位為午後忙碌在廚房與客廳的家庭主婦，她們無法在操勞的間隙跟上一個緊張的故事；然而，贊助電視制作的廣告商不得不竭力討好她們，因為家庭主婦掌握了大部分的采購權。總之，文本生產不僅局限於語言作坊內部，社會歷史可能對文本的每一個細部產生壓力。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對於文本成規以及敘事、修辭的隱蔽控制引起了理論的持續關注。如何敘事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人們逐漸意識到，愈來愈多的文本占據了生活，並且主宰或者規約、支持種種生活的想像。很大一部分生活即是“敘事”的產物。換一句話說，文本既是社會歷史的符號凝結：同時，文本又織人社會歷史的一個個角落，形成種種壓力，這些壓力循著不同的方向擴散至現行的社會歷史結構。這個意義上，文本生產不可避免地與各種權力體繫產生互動。文本以及符號被動員起來，有效地維持或者破壞某種等級制度，並且由於特定集團、階層、群體的要求和使用形成獨特的風格。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以及結構主義曾經把文本供奉為一個孤立封閉的神秘王國，孤立、封閉、不可再分解即是文本拜物教的依據。這仿佛證明，是獨一無二的文學性而不是別的什麼決定了文本的結構。然而，現今的理論發現，文本並沒有甩下社會歷史；文本的結構隱藏了強大的歷史根源，而且，文本可能產生的社會功效遠遠超出通常的想像。符號的角逐
一
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以及結構主義之後，文本分析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批評策略。大批理論家共同將語言形容為文學的主角，心理、哲學思想或者主題類型的意義退居次要。文本是語言編織物，因而文本隱藏了文學的首要秘密。肌理，張力，像征，敘事模式，還有無所不在的結構——一繫列新型的理論概念進駐文本，條分縷析，剔精抉微。這些概念對於文本外部的歷史語境置若罔聞；或者說，這些概念隱含的前提即是，文本的結構與外部的歷史語境無關。對於文學說來，語言的秘密與社會歷史的秘密不可通約。
然而，二十世紀的後半個世紀，這種狂熱一時的理論傾向逐漸遭到遏制。文本與社會歷史的關繫再度浮出水面。不考慮書面文字與口頭傳播的差異，單純的文本分析怎麼能說明古典詩詞的精粹和話本的緩慢松弛?解釋電視肥皂劇拖沓的修辭風格，人們必須回到早期的歷史——那時的觀眾定位為午後忙碌在廚房與客廳的家庭主婦，她們無法在操勞的間隙跟上一個緊張的故事；然而，贊助電視制作的廣告商不得不竭力討好她們，因為家庭主婦掌握了大部分的采購權。總之，文本生產不僅局限於語言作坊內部，社會歷史可能對文本的每一個細部產生壓力。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對於文本成規以及敘事、修辭的隱蔽控制引起了理論的持續關注。如何敘事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人們逐漸意識到，愈來愈多的文本占據了生活，並且主宰或者規約、支持種種生活的想像。很大一部分生活即是“敘事”的產物。換一句話說，文本既是社會歷史的符號凝結：同時，文本又織人社會歷史的一個個角落，形成種種壓力，這些壓力循著不同的方向擴散至現行的社會歷史結構。這個意義上，文本生產不可避免地與各種權力體繫產生互動。文本以及符號被動員起來，有效地維持或者破壞某種等級制度，並且由於特定集團、階層、群體的要求和使用形成獨特的風格。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以及結構主義曾經把文本供奉為一個孤立封閉的神秘王國，孤立、封閉、不可再分解即是文本拜物教的依據。這仿佛證明，是獨一無二的文學性而不是別的什麼決定了文本的結構。然而，現今的理論發現，文本並沒有甩下社會歷史；文本的結構隱藏了強大的歷史根源，而且，文本可能產生的社會功效遠遠超出通常的想像。
晚近興盛的“文化研究”有力地支持了這種觀念。文化研究的分析範圍早巳突破了文本的藩籬，建築、舞蹈、海報、經濟學著作的修辭特征、博物館陳設、電視肥皂劇、偵探小說、電子遊戲以及體育賽事無一不能裝入文化研究的百寶箱。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時常對上述領域作出符號學的解讀。許多時候，文化研究毋寧說將世界當成了一個大型的文本——人們時常遭遇“社會文本”這個像征性的概念。世界的大型文本內部包含了無數次級文本。電視、報紙、廣告、雜志、廣播、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媒介密集地包圍了人們，後現代社會的特征即是將主體拋入形形色色的文本之間。置身於這個世界，人們的身份、社會地位通常是被“敘事”出來的。種族、性別、階層、尊嚴、榮譽，何謂成功、何謂時尚、何謂可恥、何謂無能——諸如此類的知識精密地構成了一個主體的定位。反之，如果一個主體拒絕認同社會定位，那麼，他首先可能拒絕既定的敘事。這時，一種復雜的爭奪、衝突、壓迫、反抗、解放將在符號領域展開。顯然，這裡所談論的符號不僅是能指與所指的單純合作，不僅顯示出單純的指示功能。符號愈來愈明顯地成為一種可觀的生活資源。符號可能是某種昂貴的商品，形成龐大的產業，也可能是極富殺傷力的政治工具。因此，如何制作符號、收集符號、占有符號，如何使用符號巧妙地敘事，這是事關重大的社會活動。許多時候，掌握符號也就是掌握權柄；深刻地解讀符號可能揭破某種秘密的圈套，也可能掘出某種革命的資源。
沃卓斯基兄弟導演的《黑客帝國》肯定可以成為文化研究所鐘愛的話題。這部科幻影片虛構了一個古怪的情節：未來的人們困在一個符號的世界而無法自知。這些人的日常見聞無非是一臺巨大的計算機虛擬出來的世間萬像。一切幻像都是程序的產物。影片之中，英雄主角的動機就是衝出符號的炫惑，逃離數字化的統治。這顯然是一個不無哲學意味的時髦主題。沃卓斯基兄弟是鮑德裡亞的忠實信徒。有消息說，他們甚至邀請鮑德裡亞出任影片之中的一個角色。不難發現，《黑客帝國》是鮑德裡亞某一方面思想的通俗版本。鮑德裡亞激進地聲稱，後現代社會業已被技術和傳媒嚴密控制，符號、影像和代碼充斥整個社會，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明確界限消失了。人們習慣於透過種種特殊的傳媒觀察世界、熟悉世界、掌握世界，傳媒所演示的符號結構理所當然地成了現實本身——甚至比真實還要真實。人們無限地依賴電視，依賴互聯網或者報紙，掙脫或者抨擊一種傳媒之後無非是投入另一種傳媒。隻有借助傳媒的拐杖，人們纔可能想像社會，進而想像自己的位置，決定怎麼說和怎麼做。這些符號體繫是否某種真實的指代已經不太重要——它們有時甚至與真實失去了任何聯繫；重要的是，這些符號自身成了主體，互相勾結，並且作為一種商品擁有了經濟交換價值。這是能指的自主化，能指成為自己的指涉物，同時傾入經濟流通領域。很大程度上，符號形式開始覆蓋了商品形式。商品的物質屬性愈來愈少，符號形式已經足以挑起人們的購買欲望。扛一袋米或者提一條豬腿的景像正在減少，許多時候，人們消費的是符號形式。“虛擬經濟”一躍成為現今風頭正健的概念。期貨、股票、廣告、轉賬、信用卡，諸多交易在符號領域出沒——貨幣本身即是為權威的符號作品。後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即是——無遠弗屆的符號覆蓋。後現代轉向可以視為符號運作的一個歷史性後果。電子傳媒正在制造“無地方特性”的圖像地理和虛擬地理。傳統的自然地理形成的種種坐標體繫陸續失效，遠和近、深和淺、舊和新等一繫列空間感和時間感開始動搖——這種迷惘和恐慌即是後現代的典型經驗。人們的周圍莫非符號形式，真實與幻像、文化與目論終於瓦解。這個意義上，人們隻能棲身於一個沒有起源、沒有指涉點的多維空間。符號之外一無所有，這就是鮑德裡亞提供的一個不無詭異的理論圖像。
許多人覺得，鮑德裡亞的理論圖像多少有些危言聳聽。相對地說，斯圖爾特·霍爾對於構成主義的闡述似乎更為中肯。霍爾不再糾纏於真實與幻論，他的理論焦點轉向了“意義”。意義使現實成為可解的形態。無論真實與否，形形色色的“意義”是支配生活的核心：“它們組織和規範社會實踐，影響我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真實的、實際的後果。”索緒爾以來的一繫列理論遺產證明，語言、符號的運作——霍爾的術語稱之為“表征”（represent）——決定了意義的生產。這再度證明了符號在社會生活中心的決定性作用。霍爾總結了人們解釋“表征”（represent）的不同理論：“反映論的或模仿論的途徑提出詞（符號）和事物之間的一種直接和透明的模仿或反映關繫。意向性的理論把表征限制在其作者或主體的各種意向中。”霍爾主張的構成主義源於社會知識的一個為重要的轉向——話語轉向。構成主義看來，意義不是先驗地存在於某種事物之中，等待一個外部的“發現”或者垂顧，意義是在人們認識某種事物的同時被生產、被建構出來的。語言符號支持了這種生產或者建構的實踐。語言符號的成規慣例設定了事物如何呈現，同時設定了意義解讀的基本框架。這時的符號與事物之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指代關繫，符號自身所構成的表征繫統內在地控制了人們的認識程序，組織人們的認識視野——包括認識一些抽像的甚至純粹虛構的概念，例如幸福、友誼或者天使、惡魔、地獄，如此等等。霍爾解釋說，所謂的“表征繫統”“並不是由單獨的各個概念所組成，而是由對各個概念的組織、集束、安排和分級，以及在它們之間建立復雜聯繫的各種方法所組成。”換言之，事物的意義就是在這種“復雜聯繫”之中逐漸敞亮，並且成為一個嚴密的、相互呼應的繫統。霍爾即是在這個意義上為福柯辯護。福柯並未否認，事物存在於話語之外，但福柯論證了“在話語以外，事物沒有任何意義。”“意義有助於建立起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種規則、標準和慣例”——所以，霍爾同時意識到：“意義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規範他人行為和觀念的人試圖建立和形成的東西。”這也是人們將語言符號的運作納人權力運作的理由。從歷史的敘事到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從簡賅的標語口號到繁瑣的儀式，對於權力運作說來，語言符號的能量始終不亞於暴力武器。當然，並不是所有擅長使用符號的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作家號稱語言大師，但是，許多作家對於語言符號的歷史使命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他們似乎更樂於接受這種浪漫主義式的形容：一個人的語言纔賦是一種天生的感覺，這種天生的感覺驅動作家援筆疾書。語言無非是一種稱手的工具，負責滔滔不絕地演示作家的奇妙靈感。如同穿上了紅舞鞋的舞蹈家，作家不會也不可能停止寫作。目前，隻有韓少功的《暗示》對於自己手裡的語言——更大範圍內，包括各種符號體繫——產畢了深刻的懷疑。韓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種恐懼：他擔心陷入語言以及種種符號體繫如同陷入某種迷魂陣，人們徘徊在一繫列語詞和虛擬的影像之間，再也回不到土地、陽光、潺潺流水和風花雪月的真實世界。令人憂慮的是，符號的世界時常被有意設計為一個不平等的世界。再現什麼，遮蔽什麼，誇張什麼，塗抹什麼，《暗示》犀利地察覺到一繫列符號運作隱藏的政治企圖。我曾經借助《暗示》來陳述這種觀點：
現今，情況也許更為復雜：語言符號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資本。這將生產出另一種話語權力。無論是支配、榨取、統治、彈壓，文化資本的運作正在制造各種嶄新的形式。大眾傳播媒介如此發達、語言符號如此豐富的時代，一批人運用語言符號壓迫另一批人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種種語言符號體繫之中，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個族群的形像可能大幅度擴張，他們的聲音回響於整個社會；相形之下，另一些階層或者族群可能銷聲匿跡，既定的語言符號配置之中根本沒有他們的位置。盡管他們人數眾多，然而，語言符號的空間察覺不到他們蹤跡。可以說，這是繼經濟壓迫、政治壓迫之後的語言符號壓迫。在我看來，這是《暗示》之中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主題。
路易·阿爾都塞對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論述已經廣為人知。這是與強制性國家機器相對的另一個領域。強制性國家機器呈現為暴力壓制形式，軍隊、警察、法庭、監獄、政府和行政部門均是暴力的執行機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一種軟性的規約或者訓誡，例如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會的，它們的指令往往呈現於報紙、電視、廣播、文學和藝術、體育運動，如此等等。在阿爾都塞看來，意識形態負責質詢、規訓主體，告知個體如何扮演一個合格的主體。盡管阿爾都塞未曾進一步論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有效操作即是依賴各種符號體繫，但是，人們完全可以想像符號的威力——這時，符號的功能可以與機槍、大炮、高壓水龍頭與鐵絲網相提並論，甚至產生後者所無法企及的效用。
統治階級的思想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統治地位的思想有力地規訓主體，維持既定的社會關繫，這一切均要由龐大的符號體繫運作給予保證。從宗教、哲學、法律到文學，這包含了一繫列觀念的確認，也包含了種種感覺的訓練。我在《文學的維度》之中指出了符號、社會與主體的互相纏繞：“馬克思曾經提出了著名的結論：人是一切社會關繫的總和；在話語分析的意義上，人們有理由繼續這樣的結論：主體同時還是諸多話語關繫的總和。”
這即是符號生產所隱藏的政治意義。相對於符號的生產，符號的消費通常集中於大眾傳媒，出版物、電視以及互聯網均是出售文本的大型超級市場。所以，大眾傳媒可能大面積地參與了社會關繫的組織、平衡、修復或者破壞。大眾傳媒一般掌握在擁有各種特權的人物手裡。與權力共謀，維護穩定的現狀，訓練合格的主體，大眾傳媒通常擔當了一個得力幫手的角色。
當然，這並不能證明，大眾傳媒是一個波瀾不驚的海域。力比多湧動不歇，主體規範不時遭遇挑戰。壓抑與反壓抑的激烈角逐形成了符號與文本的激烈角逐，這一切都將在大眾傳媒刀光劍影地持續上演。種族、性別、階級、階層，各種族群或者文化共同體紛紛湧入大眾傳媒，征用、調動各種類型的符號，竭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懸殊的經濟地位無疑是意識形態分歧的重要基礎，但是，符號與文本的激烈角逐同時包括了大量文化因素——這甚至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經濟決定論。符號與文本的角逐擴散到日常生活的諸多角落，一點一滴地改變人們的感覺。這種狀況令人想到了福柯所說的微型政治。一個風格獨異的先鋒小說文本、一個實驗性劇本、一個別出心裁的網站或者一段古怪的街舞，這些特殊的符號都可能像征某種叛逆，或者解構某種傳統的意識形態觀念——盡管它們對於現存經濟基礎的瓦解可能微不足道。對於許多知識分子說來，參與革命的激情與其說源於赤貧的經濟狀況，不如說源於某種符號體繫的號召。這證明了符號體繫的獨立意義。另一個證明可以追溯至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葛蘭西察覺到一種可能性：現存經濟基礎未曾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之下，統治階級可能在文化領域作出某種妥協，出讓一定的符號空間，允許被統治階級拋頭露面。這或許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退讓，或許是維護現存經濟基礎而設置的緩衝。無論如何，符號領域的壓迫和反抗顯示出比經濟領域更為紛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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