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寄語 莊滌坤

打造“民國”與制造“國民” 李陽

逃避死亡與中國人的動物化生存 吳洪森

微博的謠言與讖語 葉匡政

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夫一妻制 肉唐僧

有叫作“人群”的這種東西嗎 殷羅畢

悅讀會是個神奇的地方 王小柔

破碎的陽光 楊樹鵬

像詩那樣活著的阿垅 張航

渾濁困獸 徐刀刀

邱炯炯：地藏王後院的墳地 莊滌坤

陳農：聽農民起義俑講笑話 莊滌坤

靜靜地躺在阿拉斯加 巫昂

漂亮的梅花爪 胡淑芬

陽光下的殘葉 壞藍眼睛

愛情的天賦 馬好

她是誰 蘭若斯

不可能愛 於一爽

主編寄語 莊滌坤



他們其實不反對他們所詛咒的，就像對絕大多數人所痛罵的貪污受賄當干爹嫖幼女，他們之所以詛咒這樣做的人，不過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和機會做同樣的事。不是嗎？那些人不是在一邊怒叱不正之風，一邊在為孩子上學四處托關繫、走後門，為升職加薪賠笑嗎？不是一邊斷言官員們沒個好東西他們必然要還的，一邊還懷著萬一選中的僥幸備考公務員嗎？有多少人在面對自身問題的時候，反應不是搜尋關繫網裡誰能辦了這事？


他們也不理解他們所贊同的，那些激烈地反對或支持對某事觀點的人們，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的原委？不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無知者無畏，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自己願意相信的故事，而不是真相。他們或許已經知道，永遠不會有真相，於是，也不再追尋什麼真相了。就像陳凱歌的電影《搜索》所講的故事那樣，隻知道了個開頭，就不管什麼前傳和結尾，先罵爽了再說。或許，畢竟民眾隻剩下了道德審判的權力，就像你有了一把錘子，於是看什麼都像釘子，捶上去！無論什麼事，無論真相，先拉過來，群撲上去來一場道德批鬥的狂歡，然後一哄而散。等被批鬥的人吐出滿嘴的血爬起來訴說事實的時候，廣場已經空蕩蕩。誰都不想承認，那隻是一場鬧劇，人們從中獲得了做次暴君和群體淫亂的快感。


2009年，茅於軾有兩個震驚全國的觀點：“我主張廉租房，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隻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纔不喜歡。”“經濟適用房既沒有效益又沒有公平，我反對。”這兩個觀點一出現，全國暴怒，鋪天蓋地對茅於軾全家及八輩祖宗的熱烈而過於親昵的問候潮水一樣壓上來。大家開始自發地“人肉”他，搜尋與他相關的任何蛛絲馬跡，後得出結論：茅於軾受資助於地產商，他是為房地產商說話。茅於軾的言論在全民的口水投票中倒下了，並且成了一個昏了頭的大笑話。


廉租房建起來了，經濟適用房建起來了，不僅有華麗的廁所，並且還是一百八十平方米、三百平方米，還不止一個廁所。在這樣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小區裡，停滿了過百萬的車，在名義上為解決窮人住房問題而建的小區，沒輛名跑車你都不好意思進去。當然，那些感覺自己被茅於軾羞辱和損害了的窮人是看不到這些的。這下沒有動靜了，這下大家都滿足了吧？大眾贏了。


面對這樣的聽眾，有良心和智慧的人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烏合之眾、嘩眾取寵的人粉墨登場，他們成了人民的英雄。他們憑著鐵硬的心、對公眾的嘲弄和略高於中等水準的智力，哄騙人民，玩弄人民，出賣人民，賺取對他們腦殘的狂熱追捧。這些人所說的每句話多麼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想像啊，他們的想像力恰好到此為止。


在這個不是用頭腦，而是用豬油蒙了的心，不是用智慧，而是用選擇性的狂躁的情感對話的世界，哪裡有沉下心來認認真真聽別人說話，不隻相信一面之詞的聽眾？


對話的另一方是怎樣的呢？發言者如果不是更無知，就是蓄意的騙子。

他們其實沒法預料自己會說出什麼來。當一個人站在光環下講話，當他發現自己一呼百應的時候，就很難說出符合理智和邏輯的句子，而是小心翼翼地猜測著自己的擁躉們喜歡聽什麼，小心伺候著他們的心意，生怕觸怒了他們，讓他們失望，從而失去了粉絲。漸漸地，他的智商賤賤地低到塵埃裡去了。幾個典型詞的定性，就是一場盛宴，無論召集這狂歡的主人的目的有多麼的不可告人。沒有人站出來問幾句：你所譴責的那些，你是否觸犯了？你所宣揚的那些，你是否做到了？你在咒罵別人專制的時候，是否容得下別人說個“不”字？你在怒斥別人以權謀色的時候，是否隻不過是想利用盛名拐騙幾個文藝女青年？有幾個人是真的反對，有多少人隻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他們根本不在乎、不理解自己說的是什麼。重要的不是說什麼，也不是維護了誰的利益，而是和誰站在一邊，作了什麼姿態。就像一場走秀，名模身上穿了哪家衣服，甚至穿不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信滿滿地秀出來，相信自己一呼百應眾人仰慕，相信自己說出來的都會被稱為“正義”。更多時候，在這樣的姿態下，他們不再為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鼓掌權的人民說話，不過是對真正流淌在底層的百姓的渴望換個姿勢強奸一次，重要的是pose要好看。


在這個過程中，針砭時弊是必須的，擺出不合作的反對派面目也是賣萌求憐之道，若是相關部門來做做工作之類，簡直是幫了大忙，自己立刻紅透半邊天，成了為民請命的青天。而相關部門對於好色淫逸的無知青年也樂意出手幫這樣的忙，塑造一兩個乖乖聽話的偶像出來，一是作為洩洪口，再者也全方位有自己人作了代表。中國歷朝歷代都有人精於此道。明朝開國璋，更為知識分子拓寬了這樣一條成名捷徑——廷杖。凡是被皇帝當庭打了屁股的，回頭下了朝堂立刻成了知識分子首領，萬人敬仰，名利雙收。難怪萬歷皇帝把文人這麼做稱為“訕君賣直”。很多時候，大陸言論自由的邊界是層窗戶紙，是層紙枷鎖，真相簡單易懂，成年人都知道，本無需多說，但偏有人在窗紙另一邊長袖善舞，每每看到就要觸到了，卻又靈巧閃開。這鬼斧神工的技藝顯然不是與兩三個女文青男女雙修就能練就的。到了這種境界，無論他們捎帶賣點什麼，總不至於蝕了本，就算東西不好，也可以推給相關部門，說被限制得無法施展。


好好說句人話就不可能了嗎？

其實這原本很簡單，簡單得像這世界原本處處是路，隻要你別故意踏著別人的腳印去走。有這樣一個故事：大像得了舉重冠軍，名聞天下，狗熊來請教，大像悉心指導了它。後來鸚鵡來請教唱歌，大像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它說了說；貓來請教爬樹，大像也講得有條有理；鯨魚來請教遊泳，大像也說得頭頭是道。子曰“知之為知之”，每個人隻說自己知道的，隻說切身體會到的，隻講自己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不覬覦上帝的光輝，不代表別人，不引領任何人，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是條狗，沒準就吐出像牙來。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卻鮮有偉大的文藝作品與之相匹配。一提到藝術創作與思想言論，人人一副骨鯁在喉、苦大仇深的模樣，答案總是現成的：體制問題，已使常識不能公之於眾。沒有人反思，我們的說話人和聽眾，為什麼一樣沒有邏輯性的思考、全面的衡量、平和的心態？為什麼中華民族的精神還存活於“搞運動”的語境裡？誰能為沒權力鼓掌的人平心靜氣地說句話，而不是吶喊、怒吼？




打造“民國”與制造“國民” 李陽



天色被越來越濃重的黑暗所吞噬，整個下午都是陰天，看不見陽光。當火車緩慢地駛進南京下關車站時，已經是下午五時三十分。早已在車站恭候多時的代表、軍官、新聞記者，本地人、外國人，都將目光聚集到從車門緩步而下的那位身披水獺領大氅、身形清癯，卻精神高亢的中年紳士身上，也許他們都指望這位神采奕奕的衣冠楚楚之士，可以給這個晦暗的黃昏帶來一些光亮。


獅子山上開始此起彼伏地響起槍聲，這是堡壘中的士兵在鳴槍致禮。剛剛下車的那位紳士在向迎候在車站的人們簡單致意以後，又重新登上火車，火車轉軌到從下關到總督衙門的專線上。足有一萬名士兵在鐵軌邊排成一線，目不斜視地注視著緩緩滑過的火車向著暮色中那幢巨大而古老的建築物駛去。這座臨時裝葺一新的建築令人想起幾個月前城中的那場戰亂，燒焦的痕跡被小心地掩蓋住了。


當火車停在總督衙門前面的時候，是六時十五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了，清寒的天氣陰霾密布，開始零星飄起幾星細雨來。當車上的那位紳士緩慢而安靜地步下火車時，一輛精致的西洋馬車早已等候在火車旁，追隨在馬車後的哨兵開始吹起喇叭，聲音如此嘹亮，似乎在提醒人們這位被層層保鏢和護衛包圍著的、即將登上馬車的紳士，是何等重要的人物。


其時是1912年1月1日。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一年是辛亥年鼕月十三日。正在上馬車的人即是孫中山，時年四十五歲，或者按中國的算法是四十六歲。這個雙重的日期計算方法在不久以後將會強制推廣至全國——就在孫文到達南京的前四天，這位以離全票隻差一票的結果當選的新任總統，盡管是臨時的，卻已然動用自己的權力，力排眾議，說服各省代表通過了使用西洋歷法的決定。孫文選擇在這個日子到達南京正式履任臨時大總統，可以視為對這個新的計時標準的踐行，這一舉動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意味深長：已經習慣了農歷計時方式的數千年的古國，將會在這一天，隨著一個被認為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政權的建立，進入一個新的時間歷程；或者更精確地來說，是進入一個以西洋時間為標準的世界時間的歷程。這一點，至少對於孫中山和其身邊擁護這一計時法的人來說，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僅在時間上，孫文的整個總統就職儀式都可謂“空前”，每一個細節都蘊涵著豐富的隱喻。當火車和換乘的西洋馬車緩緩駛向目的地時，這個習慣了轎子和遮著布篷子的傳統中式馬車的國家難道沒有感到一些驚奇？而坐在這輛西洋馬車上的人，這個即將成為這個新建立的國家的領袖，這個自命要驅除韃虜、恢復漢人統治的人，卻既沒有穿著古代漢人的服裝，也沒有將頭發小心地盤成發髻，甚至沒有帶上傳統的漢式方巾，他光著頭進入馬車，周圍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新式的西洋發型：短至齊耳的頭發，偏分一側，修剪得整整齊齊。


當身著窄袖短衣的西洋套裝的孫文從馬車上下來，在後花廳休息片刻，來到即將舉行就職典禮的總統府時，一群身著雙排扣禮服、頭戴高帽的各省代表已經恭立於此了。這時是晚上八點鐘，


燦爛的燈光在總統府的外面亮了起來，五顏六色的西洋彩燈中，還別有意味地點綴著數盞中式宮燈，將這個幾乎完全西洋式的大廈映得通明，同時也讓革命衛士肩上扛著的新式長槍熠熠生輝。


1912年那天，在南京圍繞著孫文就職儀式的一切都彌漫著一種耐人尋味的氣氛，這包括他所選定的日期和時間，他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他所謁見的各色人員，那些大街小巷掛滿的旗幟和燈籠，那些塞滿大街小巷的安靜地注視著這位即將成為他們領袖的民眾，以及原來是清朝兩江總督衙門、而現在被裝點得西洋味道十足的總統府……這些無疑都需要一雙有經驗的眼睛進行精細而純熟的分析，透過這些繁文縟節去蠡測其背後所蘊藏的深厚的像征意味。


毫無疑問，這是一幅充滿了細節和隱喻的長卷。孫文就職典禮乃是一場特殊的儀式，其用意乃在於彰顯孫文和他的追隨者要與傳統中國，或用這些革命者的話來說——“滿清帝制中國”——割斷一切聯繫，建立一個可以與當時被認為是文明先導的西洋歐美各國平起平坐的共和中國。


孫文的整個就職典禮，乃是對西洋政治儀式的一種精細的模仿。從他和他的隨從所穿的西洋服裝，到就職典禮的場所——那幢西洋式的建築物，包括孫文在就職儀式時所高舉的右臂，都不由得不讓人想起美國《獨立宣言》發表時的場景。而孫文決心使用西洋歷法，更是明白地向這一儀式的參與者和觀看者宣示：中國將擺脫掉過往自我隔離的時間狀態，邁入與世界共同進步的新的。孫文的勃勃雄心，在這一就職儀式中昭然明示。


接下來，則是辛亥革命中的兩場大異其趣的典禮。其一是武昌起義洪就任共和都督的儀式。在儀式洪在教練場上高築土壇，向天、地和漢族始祖黃帝敬獻犧牲，所采用的歷法乃是以傳說中的漢族初祖黃帝為起始的。黎氏在儀式中焚香祝禱，跪拜宣誓，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這個儀式都應當被視為傳統中國政治儀式中的一個典型代表，隻不過，它宣示的乃是一種新近的、在古代中國從未存在過的政治理念：共和民國洪向黃帝跪拜禱祝、犧牲酬奠之時，他所復蘇的，乃是一個明末清初以降的古老夢想：將滿洲韃虜趕出中國，使漢族統治恢復，也即所謂的“光復”。


其二則是袁世凱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的典禮。這幅圖景在表面上看來表達了一種折中的理念：南京臨時政府代表、袁世凱北洋親貴、清朝代表和各國公使彙聚一堂；其著裝也五花八門，從長袍馬褂到高領窄袖應有盡有。這似乎像征著一種包容與融合，但實際如此嗎？其背後所隱藏的真相遠比我們所看到的要豐富得多：這場儀式乃是各方權力互相妥協的結果，在以排滿為名的革命結束以後，新生的共和國迅速升起了五色旗，將五族共和作為其新興的政治理念，故而洪帶有排滿興漢意味的儀式已然落入俗套，而袁世凱作為原清朝官吏，其經歷乃受典型中國傳統之熏陶，自然不可能與教育成長幾盡在西洋的孫文旨趣相同，更不會完全唯西洋馬首是瞻。易而言之，袁氏所進行的典禮，其終目的乃是宣示其對整個共和國進行統治的權力。從其典禮的安排來看，南京臨時政府代表遞交璽印和清朝代表呈受文牒，其用意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彰顯權力是如何移交到這位新任的總統手中的。袁氏的總統就職典禮，究其本質而言，乃是一場展示權力的活劇。


諸種儀式，皆為展示自己。然布置場景、組織演員、登臺獻映，其目的，無非是博得觀眾歡心。儀式亦可視為一種表演，而參與儀式之人，大可當作演員，其目的，亦不外是引發觀眾種種想往，贏得認同。而觀眾究為何人？即是民眾。那麼這些煞費苦心、窮盡心智冀望能彰顯各政治力量欲望的政治儀典，究竟贏得了多少觀眾呢？


革命者在荒蕪的大街上孤獨地舞蹈。孫文意欲彰顯其使中國追隨世界文明先驅步伐的就職典禮，贏得的是沉寂和冷漠，民眾除卻抱著充當看客瞧熱鬧的心態，對此幾乎報以冷面。一位在場的西洋觀察家如是記述：“整場就職典禮全是軍方當局搞的，南京的民眾，就像我先前提到的，對新近的革命政府都提不起任何精神，若即若離，沒什麼興趣。”疑問也由之而來，在革命者心中本應大受鼓舞積極參加革命的民眾，都到哪裡去了呢？他們對這場突如其來的變局觀感如何？又有什麼法子纔能使這些人加入其中呢？


民眾對整個革命的認識，除卻親身參與的殘酷戰亂，就是識字階層從報紙上聞得的一二消息，更多的則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得知此一消息。在這些人看來，孫文及其革命追隨者煞費苦心的革命儀式，與過去的廟會區別並不甚大，而且這場儀式由於在深夜舉行，還吵擾了他們的正常休息。辛亥革命實際上乃是一件精英事務，這些精英心懷改造民眾的希望，試圖將自己認為良好的願望和計劃加於民眾頭上，而民眾卻我行我素，報以冷漠，絲毫不感激革命者所汲汲皇皇一股腦塞給他們的好處。


在萬般無奈的狀況之下，革命者為了使自己的願望得以達成，不得不祭起強制暴力之法寶，迫使民眾參與革命之中。為典型的乃是剪辮，其中利誘、勸導、強壓、反抗，比比皆是。《申報》的新聞如是記述：“閘北地方自治公所前日起設立義務剪辮團，並派團員在馬路上勸人剪辮。該所董事因恐無知愚民或有誤會衝突情事，故特函知各警局區長及遊擊隊曾管帶，請派巡警軍士協同勸導，務使一律剪除，以雪漢人恥辱。”“昨有徐志棠君，發起在公共公廨前暢園茶館內設一剪發義務會，凡有自願入會剪辮者，分文不取，且贈大肉面一碗以助興趣。……”“制造局警務處巡員吳榮實，近率巡士在各街道迫人剪辮，時有爭鬧情事，刻經李總理聞悉，立即傳諭該巡員平和勸導，無庸強迫。”


這僅僅是上海一隅所發生的事情，而在革命黨勢力所占據的各地，暴力剪辮的事情頻繁發生，民眾為了保護頭發而與手持剪刀的革命黨爭鬧不休，甚至發生街頭巷戰。在鎮江，受害者護著他剛被剪過的頭發對士兵破口大罵；在湖口，一名高姓鄉紳被強行剪辮後，到縣衙要縣令拘捕剪辮的四名士兵，並請重責這些暴徒四百大板。


革命者的所作所為很明顯民眾反感，但是令人驚奇的是，這種種過激行為似乎並沒有引起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所有的這些暴力行為隻是個體間的暴力行為，而非一種政治強壓下的大規模迫害行動。在整個強制剪辮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超出強制剪辮的過激行動，幾乎沒有人因為留辮而被殺。而且革命者在宣傳上占得高地，其不斷地將辮子宣傳為漢人恥辱與國恥的方式令那些反駁者啞口無言，至少在道義上獲得了對民眾頭發開刀的權力。盡管采用了強硬的手段，但是卻令人不得不信服，引頸就範。


而強制手段僅能維繫一時，不能垂之久遠，可以收得一時的功效，不能長久保持不變。“剪辮、易服、革命”這條標語，在辛亥革命期間貼滿了獨立省份的大街小巷，為當時的民眾耳熟能詳。當孫文和他的追隨者改換外貌裝束時，他們確信自己為新生共和國未來的國民作好了榜樣。雖然雄心勃勃的革命者通過政治儀式的展現和暴力強制的手段試圖對民眾進行改造，但是所獲得的除了冷漠就是反抗。問題在於，為何必須加以改造？又以何種方式加以改造更能為民眾所接受？


革命者通過服裝和個人外表來彰顯其政治理念，故而命令國人剪去辮子即是新政府的首要之舉。前文已言，革命者通過文宣鼓噪的方式，將辮子刻畫為落後和壓迫的像征，以及一種野蠻的陋俗。在此以外，舊式的長袍馬褂等等清代衣裝也被孫文等革命者看作舊清帝制的遺存，從而必須加以革除。自然，在革命者大刀闊斧地革除一項陋俗以後，必須樹立起一種新的風尚纔能填補這項空白，“易服”也就成了當務之急。


孫文及其追隨者在南京總統就職典禮上所著的衣裝恰好回應了這一問題。對於崇尚西洋之風的革命者來說，將國人的外表完全西化，從而在視覺上進行一場革命乃是為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是衣裝的改革遠比剪去辮子更為困難。瀋氏指出，剪辮所需要的隻是一腔熱情、一股蠻勁再加上一把剪刀即可，而改換衣裝則涉及與生產這些衣裝息息相關的各行各業的經濟利益，甚至還牽涉國權問題：中式衣裝的生產者和銷售商們利用革命者的國族主義情感和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將長袍馬褂闡釋成
“國服”，說其是對抗西洋資本侵入的尖兵利器，如果強行改易西洋服裝，其終結果必然是招致民族產業在西洋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打壓下一蹶不振，而隨之而來的即是國權的喪失。


後妥協的結果是1912年10月袁世凱所發布的制服案，規定長袍馬褂和西式衣裝同時列為國家正式禮服。一向支持國貨運動的伍廷芳則利用其外交總長的身份設計了一套專為外交人員向國外展示中國面貌的禮服，其樣貌乃是混合了西洋的褲子和皮鞋以及長袍馬褂。


恰如中國俗語所言：畫虎畫皮難畫骨。外表裝束的改變不過是皮相而已，還需要做的乃是規訓其行為，使其一舉一動皆符合革命者心中之完美共和國民的造像。中國人的日常行止皆有其準則，在傳統中國，此行為準則即是所謂“禮法”。這種禮法發端於家族秩序，放大至整個國家，座分賓主、跪拜作揖，皆須尊禮而行，不得僭越分毫。對於革命者而言，這種舊式禮儀本身就是一種束縛，在此種禮法之下，每個人被固定在自己所處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之中，人變成了一種缺乏個性的怪物，“奴隸之性日深一日”，這與相信西洋平等、博愛理念的革命者勢必不相容。而對革命者而言，有必要尋找到一種能反映出平等革命理念的新式禮儀用以規訓民眾的行為。簡而言之，乃是掙脫這種束縛，用國家的力量壓制家族的力量，將民眾的身體由家族禮法的控制轉為國家管控，由此重新塑造共和國民的身體。


軍國民身體的形塑，即將整個國家作為一個龐大的軍營，以軍隊管制來拆解傳統中國的家族權威，強制將民眾從家族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個個人，再由國家進行重新塑造。在1912年6月，由*頒發的初等小學課本《共和國教科書》中，其所描繪的所有兒童一律身著軍服，作為即將成長的新的一代共和國民，他們將在國家的大軍營中，打造出適合共和中國的國民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