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國民族史料彙編》

潘乃谷

1978年12月，我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親，到中央民族學院教職工宿舍去看望費孝通先生，費先生直截了當地問我：“你能不能回來整理潘先生的遺稿？”並且專門談到我父親潘光旦所摘錄的民族資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始收集父親的遺稿。1967年父親去世時，在北京大學工作的兩個姐姐乃穗、乃穆都身處逆境，無法妥善保存父親的遺物，因此決定將他的全部藏書、資料贈送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這時我先找到的是父親的卡片櫃，它被精心地保存在圖書館吳豐培老先生的工作室裡，吳先生和父親在愛書、讀書方面存有很多共識，他了解這些卡片的意義和價值，讓我盡快找回空缺的一個抽屜，並認真地清點一下。隨後，我仔細看了櫃中全部卡片，同時抄寫了一個目錄。這裡主要的是民族史料方面的卡片，如閱讀《二十五史》後摘錄的卡片、研究土家族問題所積累的卡片、研究中國猶太人的歷史所積累的卡片，其它還有父親藏書目錄卡片等等約萬張。在討論如何整理民族史料卡片時，費先生談到自五六十年代以來他和父親經常討論民族研究方面的問題，他了解父親摘編民族史料卡片的思路和想法，他希望自己有時間來做這件事，他認為不了解情況的人很難進行這項工作。他也曾想到請吳豐培先生來幫助進行，後來我首先著手整理的是父親關於中國開封猶太人的遺稿。直到2001年乃穆、乃和所編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全部出版之後，我們纔有機會整理有關的民族史料卡片。從父親幸存的日記中了解到，他從1959年開始閱讀《二十五史》，對民族史料加以圈點，至1961年10月23日全部閱訖。

其中《史記》閱讀了3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各2遍，其他1遍。又因《南史》，《北史》前閱本已出版，又重閱一遍，再加圈點，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緊接著閱讀圈點《資治通鋻》，從同年3月24日開始至該年9月9日閱完全書。自1962年5月開始摘錄《史記》中有關民族史料，做成資料卡片，至當年9月止。現存卡片425張。1963年3月至5月間，摘錄了《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汲塚周書》、《竹書紀年》幾種書，共存卡片796張。其中《春秋左傳》的資料對比了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中的《四裔表》，對顧著也作了一些摘錄。《資治通鋻》民族史料的摘錄做於1963年9月至12月之間，但隻摘錄到第二十二卷，現存卡片201張。以上《史記》及《資治通鋻》之卡片各為一套，而《春秋左傳》等5書則混編為一套。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繫副主任傅樂煥教授來訪，與父親談

錄登《明史》中民族資料事，以配合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父親當即

表示同意，並於5月30日開始進行摘錄。由於這種摘錄往往要結合辨識，所以

難以請助手代為摘錄，次定由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繫請王興泰先生同步抄錄副本，

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書摘錄完畢，現存資料卡共839張。

這份資料當時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起到有益作用。傅先生曾和父親討論

過編印成史料長編的事。惜經費問題不能解決，王興泰的抄錄工作未能全部完成，

至1965年6月28日終止。其後傅先生竟於1966年5月不幸去世。“文革”過

去，此抄錄副本也不知下落。

上述4套卡片，每套卡片前有“總錄”部分，其後按民族分類，以族類名稱

的拼音排序，每張卡片左上角列有片目，右上角以紅筆標出所摘書名。每條資料

寫明所出卷數或章節。每張卡片上抄寫資料一條至數條。父親除摘錄了各書正文

及部分注釋外，在一些資料條文之下還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語，表達自己的看法及

研究心得等。《二十五史》其它部分雖有圈點，但因父親遭文革劫難，不幸去世，

未能摘編成卡片，現已無法按其意圖進行編輯，實為憾事。

那麼父親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來進行這件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耗時費日的重頭工作”呢？1957年他被錯劃右派之後，在民院有幾年沒有固定的單位，直到1961年10月纔分配到歷史繫去工作。此時是遊離於臨時分配的集體任務之中，如《辭海》編纂工作、邊界資料工作等等。1957年之前他所承擔的研究計劃，土家族的研究原擬再作補篇，現既以土家問題而獲罪，至少暫時不可能再寫作，對畬族的研究論文（1961年《從徐戎到畬族》，已佚）也完成了，正可在此時按自己的意願進行此項工作，但也隻能是在被分配的臨時任務、許多會議和政治學習之餘見縫插針式地進行。

這項工作不是一項單純的資料工作，而是一項有關中國民族史的龐大研究的基礎步驟。費孝通先生1981年和1985年兩次談到父親對苗、瑤、畬民族關繫的一段設想。他說：“這段設想的醞釀，始於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調來中央民族學院之後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這段設想是：“我們可以從徐、舒、畬一繫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條民族遷移的路線。很可能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東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們生活在淮河和黃河之間，現在還留下徐州這個地名。從這一時期的文獻中也可看到這塊地區被居民稱作舒。潘先生從瑤、畬的盤瓠傳說聯繫到徐偃王的記載，認為瑤族中的過山榜有它的歷史背景，隻是後來加以神話化罷了。這一批人，後來向長江流域移動，進人南嶺山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瑤，而從南嶺山脈向東，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區裡和漢族結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畬，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帶，後來進入湘西和貴州的可能就是苗。”費先生認為這種設想的重要性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整體觀點，它指出了我們中國各族人民在歷史上是不斷流動的，而這些流動有其總的趨勢。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裡，總的說來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西進，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動，沿海民族的人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現在的國境。這一盤棋如果看清楚了，我們現在各少數民族的關繫也就容易說明了。他還特別提出：潘先生對於我國各民族歷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張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歷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巴人之後，在1955年發表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一文中明確地說：“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上絕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發展的過程中，變成了各種不同程度的漢人，終於和漢人完全一樣，成了漢人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歷史研究又必須與漢族，乃至全部中華人民的大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這樣一個總問題密切地結合起來進行，至少步也應該不斷地互相參照著進行，纔有希望把頭緒整理出來，孤立地搞是不行的。在祖國漫長的幾千年的歷史裡，這樣的一個族類之間接觸、交流與融合的過程是從沒有間斷過地進行著、發展著，我們現在還在這過程之中。從人文學的方面來看，也不妨說，這過程就是祖國的歷史。”從這一點認識出發，我們今後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發展，從宏觀方面發展就是拾起中華民族形成過程這個課題進行研究。研究各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向微觀方面發展的研究工作。父親對土家族、畬族歷史的研究即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摘編《二十五史》等文獻中民族史料卡片工作也同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在具體歷史資料的基礎上不斷擴充、加深認識。他的頭腦中，始終存在著一幅我國各民族在歷史時期中的發展、變化、流動遷徙和中華民族形成、民族關繫變遷的一個整體畫面。如1956年父親和張祖道等一同到川鄂進行土家族調查的途中，為了讓他們了解“土家”和“巴”所處的位置，曾通俗地為他們勾勒了一幅中國古代各民族遷徙流動的大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