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明

增訂版序

前 言

章 北部邊防

第二章 崇禎朝廷

第三章 滿族勢力的擴張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第五章 南京政權

第六章 清朝統治的建立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運動

第九章 北方中國的地方控制

第十章 “危時計拙”

第十一章 北方的後平定

第十二章 多爾袞攝政

第十三章 順治朝

第十四章 專制危機的一種解決形式

第十五章 從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附 錄

中文、日文引書目錄

西文引書目錄

譯後記

代後記：遠航

附錄：全球史視野下的明清嬗變（節選） 

北京外語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 李雪濤教授 

凝聚著魏斐德20多年對史學、文學創作靈感的《洪業》，英文版上下兩冊合計1337頁，征引了西文427位作者615部包括英、法、德、西、葡等語種的著作；362位中、日文作者439部相應的著作。全書超過了3000個注釋。世界上相關的書籍可謂一網打盡，為了該書的寫作，魏斐德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他在相關領域一直與東西方的研究者進行著密切的對話。魏斐德不僅有駕馭多種語言的能力，同時他對西方各種理論的嫻熟程度也很少有學者能與他相提並論。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陸歷史學家的成就，如謝國楨（1901-1982）、小說家姚雪垠（1910-1999）等的觀點也都為魏斐德所引用。而新時代在大陸出版的諸如《中華文史論叢》、《明清史論叢》、《歷史研究》、《清史論叢》乃至《光明日報》更都在魏斐德征引的範圍之中。而在這一時代的大部分美國或歐洲的學者，很少會關注大陸的相關研究的。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教授指出：“關於魏斐德廣闊的知識、罕見的能力、他那偉大的謙遜，以及他似乎毫不費力地把各種社會理論與原創性研究結合起來闡釋廣闊的歷史和人文學的功底，我們所有有幸認識他的人都能講出許多故事來。”

1992年曾任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會長的魏斐德，他生前的7部論著都產生過非同一般的反響，同時對美國的史學界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洪業》獲得了美國亞洲研究協會1987年頒發的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這部英文2卷、翻譯成中文1卷的皇皇巨著，傾注了歷史學家多年的心血。

魏斐德教授具有寬闊的胸襟，他指出：“我們現在應該認真思考那些狹隘的、自封的、帶有種族偏見的文化倫理所帶來的挑戰，……。”對待中國歷史他很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然後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文獻中去找支持他觀點的“證據”。他曾提醒歷史學家在選擇歷史人物時，必須要極為謹慎。對此他舉例說：“當我在考察1645年江陰屠殺時，我起初誤把守城將士們的敢死精神看成是無謂的壯舉。僅僅是在寫作時，在我必須把筆落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判斷時，我纔意識到這樣來解釋他們的自我犧牲不免過於生硬——故事本身並不是這樣展現的。”很多西方的學者會以自身的期望為出發點，來審視中國。而魏斐德卻能不斷根據史實來調整、修正自己的觀點，這的確體現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的特點。

北島認為：“……那些浩繁文獻中的碎片，是通過歷史學家的手連綴起來的。而歷史給歷史學家想像與闡釋的空間，歷史學家賦予歷史個人化的性格。”正是明清之變為魏斐德提供了想像和闡釋的空間，《洪業》是一部魏斐德化了的動態的、鮮活的明清歷史。這也驗證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一句話：“歷史給我們的好的東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熱情。”

很遺憾我沒有見到過魏斐德教授本人，不過通過他人的文字，漸漸地一個有血有肉的豐滿形像出現在了我面前。北島說，“他深刻而單純，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會讓人喚起一種對人類早年精神源頭的鄉愁。他笑起來如此縱情毫無遮攔，如晴天霹靂，隻有內心純粹的人纔會這樣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寬容超越了學院生活的狹隘、晦暗與陳腐，超越個人的榮辱、愛憎與苦樂。”我想，魏斐德教授既屬於他的時代，屬於他所在的加州，同時又超越了他的時代，屬於世界。

作為海德格爾的中國弟子，熊偉（1911-1994）教授晚年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曾親聽海德格爾講課三年，總覺他不像一個教授在販賣哲學知識，而是一個詩人，滿堂吟詠。一股奇異的風格縈繫腦際，幾十年不得其解。而今逐漸體會到：海德格爾是一個哲學家。”同樣，我們在讀魏斐德的歷史著作時，同樣感覺到他不是在販賣歷史知識，而是像詩人、小說家一樣在吟詠。我想，這也是史景遷為什麼稱他為近三十年來好的近代中國史學家的原因。因為對於魏斐德來講，中國歷史研究是他的“志業”（Beruf）所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並非僅僅是他的職業，他的研究對像而已：

我（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引者注）曾問他（魏斐德——引者注）：“你一生致力中國歷史研究，要是真有來世，那時你會選什麼事業？”他想了想，說：“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歷史，沒見過你這樣要迷兩輩子中國歷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點點頭，然後用中文敦厚地說：“對，我太喜歡中國歷史了。在我眼裡，中國人是世界上秀的民族之一。我慶幸自己有這份緣。”

1931年2月吳宓（1894-1978）在巴黎訪問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後，在他的致友人的書信中寫道：“然彼之功夫，純屬有形的研究，難以言精神文藝。”盡管研究漢學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夠深入中國精神之堂奧者，畢竟微乎其微。而魏斐德無疑當屬對中國學問有形、無形研究俱佳者。

封底書評： 

對於任何對中國真正感興趣的人來說，從現在開始，魏斐德的書是他首先要讀的*重要的著作之一。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

魏斐德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偉大的成就和貢獻是他的敘事能力。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中學者們發明了復雜的理論和晦澀的專業名詞使讀者們望而卻步。魏斐德對於所有在學術中呈現的理論都諳熟於胸，但是他有講故事的能力，在歷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他把這種特質和歷史學家的精確性結合在一起。

——夏多明 （Dominic Sachsenmaier，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

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以及後續20年清王朝的鞏固，是人類歷*具有戲劇性的事件之一。魏斐德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處理了這段歷史，即創造了一個敘事分析，對明朝的文武官僚、農民起義者不滿的原因、滿族權力的上升與蔓延，以及抵抗階段和*終勝況都給予了應有的關注。用如此巨大的規模呈現這段歷史是罕見的，如此自信地呈現這偉大的“洪業”更是實屬不易。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耶魯大學中國史研究專家）

前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進民族，而征服者卻處於半開化狀態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或蒙古族入主中華帝國時那樣，野蠻人通過軍事征服所贏得的權力，能使之與被征服的文明民族達到同等水平，並共同向前發展，直到被對方同化為止。一方擁有實力，另一方擁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識和技藝，後者則羨慕征服者的權力。於是，野蠻人將文明人請入他們的宮廷，文明人則向野蠻人開放了自己的學校。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330頁

    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富戲劇性的一幕。雖然明朝皇帝於北京皇宮後的煤山自殺僅六星期後，清軍便占領了紫禁城，但明清兩朝的嬗替，絕非一次突如其來的事變。無論是我們現在所持的公正觀點，還是當時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觀點，都承認1644年的事變肯定是17世紀明朝商業經濟萎縮、社會秩序崩潰、清朝政權日益強大這一漫長進程的組成部分。

    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繫的關繫是相當清晰的。由於國際收支經常出現有利於中國工商業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

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 萬到18.7 萬公斤白銀，在17 世紀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 萬至26.5 萬公斤。

1620 年至1660 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繫遭到沉重打擊。中國盡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 世紀20 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 艘，到1629 年便降為6 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17 世紀30 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遊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1634 年後，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隻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 年鼕，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 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 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 年至1640 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嚴重的干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明朝後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化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於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後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價不穩，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後，情況進一步惡化。人民大量破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著一切。

也有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按明朝舊制，田賦由裡甲鄉官征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役則通過征發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於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記和賦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序以維持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例如，官僚和貴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鬥計算；都城北遷後，原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後來是布帛，後是白銀。兌換比率以當時谷價為準。此後兩個世紀，谷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到1629 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 萬人左右）發放的俸祿，隻有15 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這點兒俸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過貪污受賄等非法途徑獲取額外收入，以維持生活。1643 年，崇禎帝決定檢查一下軍隊供給繫統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撥給兵部的4 萬兩軍餉究竟有多少發到了駐守遼東的士兵手中。結果他得到的報告是：

全部軍餉均未到達目的地，都在下發過程中無影無蹤了。

    許多大臣認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別人，應該對此負責。尤其是萬歷皇帝（1573—1619 年在位），屢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開支修建宮室，並允許主管其膳食的官吏從所有花費中照例扣除20％作為酬金，而不問他們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盡管萬歷皇帝特別昏庸和不負責任，但他也不過是在紫禁城內豢養著一大群奴僕的明朝諸位皇帝中的一個而已。17 世紀初，北京皇宮中有3000 名宮女和近2 萬名宦官。這些宦官要照料後妃的生活，但這隻是其全部職責中的一小部分。作為皇上的私人奴僕，他們支配著由12 監組成的龐大機構，控制朝廷的稅收與國庫，管理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鹽業和銅業，征收皇莊土地的田租（有一個時期，皇莊田土占全國私人田產總數的1/7，京畿8 個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歸皇莊所有），統轄護衛京師的禁軍，並組成一個完全脫

離正常司法繫統，擁有逮捕、審訊乃至處決之全權的秘密警察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廠）。明朝皇帝以宦官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數量遽增，逐漸超出了朝廷的供養能力。他們在宮內貪污受賄的機會無窮無盡；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機構終因朝廷無法承受這一巨大財政負擔而被撤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經常以欽派稅監之身份，在商稅、關稅等固定稅收之外，進行額外搜刮，但他們仍不能養活自己。1618 年，盡管為應邊關緊急而加天下田賦，戶部仍然隻僥幸收到210 萬兩應收稅銀的70％。部分地靠國庫帑銀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件可能發生在1643 年的宮內軼事，雖有點兒滑稽，卻恰當地反映了當時內廷府庫虛竭的情況。這年秋季，崇禎帝打算清點其寶庫。守門人被傳喚後，卻一再推脫說找不到開門的鑰匙。後，巨大的寶庫還是打開了，隻見室內空空如也，唯有一隻小紅箱，盛著幾張早已褪色的收條。

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財政負擔，對大眾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像征。作為內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們不久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並為皇上起草詔書和敕令。於是，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由於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致使明朝後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入16世紀後，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歷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於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

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繫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於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於派繫活動的影響，即使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明王朝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到崇禎年間（1628—1644），大量饑民湧進城市，以乞討或偷盜為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越來越多的跡像表明，在這些年中，窮苦人民的不滿日益增長，士大夫們也因貧富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而大為震驚。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唱道：

老天爺，

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喫齋念佛的活活餓死，

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

老天爺，

你不會做天，

你塌了吧！

此外，公用事業也崩潰了。1629 年，朝廷為縮減開支，將驛遞繫統砍去了30％，結果導致了通信的中斷，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錢雇人傳遞文書。由於驛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脈”嚴重阻塞，1630 年以後，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們的奏章後能否送達京師。

    整個30 年代，全國各地由私人經營的公用事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賑濟等，甚至還包括公共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維護。一些謹慎的地方官出錢雇人組建私人武裝，許多鄉紳也紛紛訓練他們自己的“鄉兵”，用以自保。因為門外的敵人可能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將。1636 年，明將左良玉率三萬軍隊入湖北追剿張獻忠，當地居民為保護妻女的貞操和自己的性命，紛紛逃入山寨。至1642 和1643 年間左良玉倒戈反明時，江南人民感到他的軍隊比起義軍更為可怕。無論是為皇帝而戰，還是和農民軍一起致力於推翻明朝的統治，像左良玉部這樣的軍隊始終代表著明朝後幾十年間那些不受約束的軍閥勢力的一般活動方式。於是，穩定的社會組織逐漸讓位於遊動的軍事政權。後，一個早已被它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所擊潰的王朝便被推翻了。

    1645年，即清軍占領北京的第二年，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的滅亡作了中肯的評述：

崇禎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清朝統治者終奪取了崇禎帝及其祖先的天下，並認為這是他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長期努力的結果。清王朝的這一宏偉事業，早在1644年以前——約1618年攻克撫順之時——就開始了，經過約2/3個世紀纔宣告完成，而17世紀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臺灣鄭氏政權的勝利，則是這一事業的。因此，清朝統治的鞏固，也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它開始於在明朝北邊的準備階段，經過入關後對明朝舊制加以沿用和調整的試驗階段，後產生了一種漢、滿兩種統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這種統治方式下，滿人和漢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權力這一現實，盡管這一權力原來並不是它所擁有的。

    那些幫助滿族統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發展的漢人，在這一起步、協調和完成的政治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不同角色，其社會背景也分別與這一征服過程的幾個階段相適應：早的是一批在努爾哈赤草創之時便獲得了女真貴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爾後則有在北方各省淪陷後組成漢八旗軍的遼東軍戶、教會滿族人使用洋槍洋炮的山東海盜、為獵取高官厚祿而幫助多爾袞攻占北京的北方鄉紳，以及充當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學子。也許除了種人以外，所有擁護清朝的漢人對滿族人都懷有矛盾的心理。同時，滿族人也警惕著與其合作的漢人。滿族的君主若不聯合漢官去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方式進行統治，則會變得過於漢化，從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誠和愛戴。他們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苟且偷生，譴責其變節賣國。

雙方的和解導致了滿族統治下的和平，使18 世紀成了中國歷強盛的時期之一，其直接代價則是某種道義上的不安。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了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實機會。這些改革確實起到了穩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禎時期那些浮誇的文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於水火”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產生了兩大後果。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上的承諾，致使道學家變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其二，是達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 世紀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 盡管這種復興顯得並不徹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治體制得以在新時期中繼續存在下去。因此，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的帝國制度而驕傲；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解決了中原王朝面臨的困境。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53 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長期存在下去，隻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著牢固的統治。

增訂版彩插

晚明遺風

明清界際

清初洪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