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究

兩漢時期本草學文本形成的歷史圖像                        蔡忠志

論證中國疫病史之難：以金末“汴京大疫”是否為鼠疫為例  陳光華、皮國立、遊智勝

合信《全體新論》的生產與初期傳播                          蘇 精

當糖精變為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張仲民

防疫與殖民管治危機﹕以1894年香港鼠為研究個案            羅婉嫻

清末民初以來檢驗吏、檢驗員的境遇                         陳重方

近代中醫的防疫技術與抗菌思想                             皮國立

科學中藥與抗生素：臺灣社會裡的醫藥想像                   劉士永

建國初年上海中藥材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周永生

約翰•德貞晚年史事補遺                                    孫煜

職是之故，編者特別籌劃了這一繫列的主題，邀集學者、集思廣益，展現集體研究成果。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書，主題或可以用“藥品、疾病與社會”來標注；而且本書跨越的時間範圍很廣，恰可有助於我們長時段第看待和理解醫療史。

若依相關主題來介紹，蔡忠志的《兩漢時期本草學文本形成的歷史圖像—兼論法像藥理學的萌芽》，將歷史上本草知識的繫統抽離出來，加以分析，有別於傳統研究者多將藥學史放在醫學史的脈絡中來理解，切入點很有意思。該文指出：兩漢是本草文本基本成形之關鍵時期，早期本草知識的集結，與博物學有關，後來發展出作為中藥藥理主流的“像”（形、色、味等等外顯特征）以及抽像之數（陰陽、五行的對應）兩大原則，而本草學的形成期，作者推定在西漢中期以後到東漢中期之間。作者雖然以兩漢為主，但也兼及後代本草發展之脈絡，互相對比，對於讀者理解中國本草史的知識繫統，具有一定的貢獻。

接續著古代的藥學知識，劉士永的《科學中藥與抗生素：掠影臺灣社會裡的醫藥想像》，則為讀者講述近代東亞藥品知識中的理解與想像。該文雖以“掠影”為題，但實則用俯瞰的角度，將臺灣一地的醫藥觀念變遷進行了一次完整的梳理。全文主要分兩大部分，部份探討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藥業發展，論及“科學中藥”或“科學漢方”等名詞在1930年代後的日本誕生，在制作上是以科學方式，濃縮萃取傳統中藥或方劑中的有效成份而制成，其包裝常與西醫成藥相仿。一來能以“科學”為名跟西藥一較高下，又符合臺灣殖民地經濟的市場需求，滿足臺灣社會對現代藥理科學的想像。第二部份，則牽涉國民黨政府退居臺後，在美援物資的背景下，其“先進的”醫學觀念對臺灣人服藥和健康觀念的塑造。正如作者所言，本文“看到的是臺灣用藥傳統千絲萬縷的交錯，以及現代與傳統對藥物想像的重層交迭及銷融。”該篇文章對讀者思考現下藥品文化的存在，頗具省思作用，亦即科學與進步在某個角度上是客觀的，但有時卻又是商品與市場經濟建構出來的一種神話，實發人省思。

而接續著談到商品與市場經濟對醫藥生產與消費的影響，本書收錄了二篇論文。首先是張仲民的《當糖精變為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作者延續他長期以來對近代醫藥廣告史的研究，在史料上可說駕輕就熟。該文把焦點放在分析晚清孫鏡湖及其“創造”出來之“沒有燕窩的燕窩糖精”，還揭露了各種藥品廣告造假、炒作、包裝之手法；這些源自孫鏡湖的把戲，可說將晚清醫藥廣告造假的文化推向繁榮，並產生廣泛影響。孫氏建構時人關於燕窩糖精的知識，立足之基礎即在於時人對“補”的需求，與強調燕窩作為貴重補品的優勢和價值，並強調該藥之生產特色——“機器”和“化學”，這類時人非常崇拜卻不甚理解的新式科學名詞，它對部分趨新的消費者很具吸引力。而孫鏡湖的身份，其實跨越在賺錢的江湖騙子和有高瞻遠矚計劃與準備的精明商人之間，不過一線之隔。讀完這篇文章，或許可以給讀者許多對於現代藥品制造與營銷之反思，從這個層面來理解，醫療史就不僅隻是逝去的歷史，因為無數的“燕窩糖精”仍借尸還魂在人間大行其道呢。

    周永生的《藥材短缺與建國初年上海藥材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以1949年之後上海的藥材業為考察對像，探討當時政策對藥材業改造與藥材短缺之間的關繫。在新中國開始以社會主義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政府逐步限制與排擠私營藥材商，同時增強國營與合作社的藥材購銷力量，但其中出現的顯著問題就是上海藥材私商接受改造，導致藥材購銷受到諸多限制，營業能力大為削弱，連帶引發當時藥材短缺之現像，整篇文章扣緊經濟政策與藥材市場之間的緊張關繫，從文章中也可見到如此現像對中醫營業和民眾服藥的各種負面影響，從中可見醫療史與政治史之互涉，從醫療史中可看到政治發展之趨勢與影響，這篇文章是一個極佳的範例。

    圍繞著歷史上疫病知識的生產和社會應對，本書也有不少相關內容。陳光華等人所著的《論證中國疫病史之難：以金末“汴京大疫”是否為鼠疫為例》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論文。該文的主題是探討金末的“汴京大疫”，過往許多歷史研究指出該次疫情可能為鼠疫，但這位出身醫師的作者，在分析了包括死亡率、季節、文獻描述後，再以西醫的流行病學眼光來審視，認為過往的推論都有待商榷，並提出了用傳統文獻解讀疫病史之困境。該篇綜合文獻學、醫學科學等視角，來省思現下疾病史研究之困境，這樣的切入視角頗發人省思。

    至於中國近代防疫的例子，則仍可以從興盛的鼠疫史研究來理解。 羅婉嫻的《防疫與殖民管治危機﹕以1894年香港鼠為研究個案》，以香港的例子解說殖民政府對鼠疫之應對，恰可與晚清政府做一對比。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若殖民地的疫病蔓延無法控制，不但損及殖民官民的性命，也直接影響了殖民地的統治穩定和帝國聲譽，故防疫衛生實為近代國家必須重視的事。 作者運用香港政府的檔案資料、報告、報刊，試圖理解現代化的防疫知識如何在殖民政府(英人)和被統治者(華人)之間的拉扯，這種衝突也展現在中西醫知識和具體實踐之上。終，殖民政府藉由防疫的事務，逐漸將西醫的知識和衛生制度引入香港，西醫在香港得以普及和進一步發展，漸漸成為該地主導的醫學。相對於羅婉嫻所論西醫知識的攻城略地，皮國立《近代中醫的防疫技術與抗菌思想》一文，則延續探討近代中醫在面對西醫防疫知識的強大壓力下所作的響應與反思。該文以民國報刊數據內的中醫知識作為主要探討的對像、輔以醫書，探討過往常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中醫防疫”知識，具體呈現了當時中醫的研究與實際操作方式，試圖探索一種中醫式的日常殺菌思維。在西醫東漸的東亞社會，這兩篇西醫與中醫的防疫知識與具體操作，可給讀者一個鮮明的對比，也展現了醫療性張力和東西方對話的豐富層次。

在醫學知識的生產與操作方面，本書也有幾篇佳文，都涉及到西方醫學知識

在近代的生產及其影響。長期於法醫史文獻中耕耘的陳重方，以《清末民初以來檢驗吏、檢驗員的境遇》一文，闡述了民國時期法醫制度的建立及其訓練與內在知識轉型的困境。從法醫制度建立的復雜性，來為讀者揭示歷史發展並不能用一種單線的思考來理解，特別是民國以後《洗冤錄》的現實意義、價值，並未完全消失；這本原應該丟棄到故紙堆中的文獻，竟然還於法醫學的現代建構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見傳統與現代的分界，常在近代知識領域中產生拉扯與跨界。蘇精則寫就《合信〈全體新論〉的生產與初期傳播》，全文圍繞著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和他的著作《全體新論》來展開。合信是一位非常重視在華傳播醫學知識的傳教醫師，他於1851年出版的《全體新論》，對近代中國人的醫學知識產生重大影響，例如梳理該醫書對當時中國醫學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即為一例。 不過，本文之作自有其新意，因為該文使用了合信本人所留下的文獻作為主要的史料來源，包含倫敦傳教會檔案中的書信報告，以及倫敦衛康圖書館內所藏的文獻，綜合討論合信藉由印刷出版來傳播醫學知識與基督教義的理念，還有編印《全體新論》的背景與構想、印刷技術、費用乃至流通等問題，並分析晚清醫療和傳教這兩個重要且相關之現像，這些信息對於讀者進一步了解近代中西醫彙通與西醫知識流通等問題，有一定的啟發。

一本書的成立，畢竟難以周全且面面俱到，但人文社會學科專著的重要性及其所展現的全面性，還是單篇期刊論文難以超越的。現在大學評鋻多用理工學科的觀點來將人文研究的主題切割、零碎化，致使好的學術專著無法誕生，對歷史學的發展無疑是一種傷害。用一群人的研究、組成一個具主題性理解之專書，闡述一個或數個相近的概念在時代中的生成與變遷，纔是一種重視歷史解釋的展現。感謝本書每位作者的付出，願意貢獻出其研究成果，纔有這輯“藥品、疾病與社會”專號出版的可能。

      編者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