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道”的窄門
一
“四書”,是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經典。一般認為,它們分別出自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稱作“四子書”,簡稱“四書”。此“四子”,不僅皆有“聖”名—古人尊孔子為“至聖”、曾子為“宗聖”、子思為“述聖”、孟子為“亞聖”—而且師承明晰,線索宛然。隨著歷史的推移,這四位聖賢人物及其思想言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日益彰顯,並終成為早期儒家“學脈”和“道統”的奠基者和代言人。
“四書”之名,始於南宋大儒朱熹。他編撰的《四書章句集注》,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單獨擇出,與《論語》《孟子》合為一體,不僅“激活”了蘊涵於“四書”中的儒家“道統”的新生命,而且開啟了科舉制度和經典教育的一個新、明兩朝以至清末,在長達近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四書”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書,對於中華文明的賡續與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認,在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坐標、明、清三朝基本上呈現出由“波峰”到“浪谷”的下降態勢,以至形成了所謂“歷史三峽”中為兇險的“瓶頸”階段,其積重難返的“現代轉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我們的這一判斷事實俱在,史有明證,不勞辭費。但是,如果拋開“以今律古”“以西釋中”“以新非舊”的各種“現代性成見”,有一點恐怕不能不承認,即在蒙、滿二族入主中原,民族衝突與融合成為一大時代命題的歷史背景下,中華文明的“慧命”雖然迭遭摧殘,“花果飄零”,甚至一度命懸一線,卻終能浴火重生,綿延代序而至於今日。這其中,當然離不開無數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艱苦卓絕、向死而生的擔荷與犧牲,不過,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問問何以手無寸鐵的讀書人,竟能在刀光血火中挺立人格、張揚節義、百折不撓、蹈死不悔?想想他們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是如何得以“型塑”,並展現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品格和靈魂境界的?……這些問題一旦被追問下去,則作為王朝政教體繫價值終端的“四書”,其在近代以前多民族國家中的歷史地位及文化價值,便會靈光乍現,呼之欲出。
我們無意也無須誇大任何一部經典在歷史進程中的真實作用,但對於“四書”這樣的經典而言,為可怕的反倒不是“推明”和“闡揚”,而是“低估”和“歪曲”。一個為明顯的例子,就是&ldqu璋刪《孟子》”。明璋登上皇位之後,不得不尊重“四書”在王朝政教體繫中的經典地位,於是不惜動用手中的“權力”,對《孟子》中諸如“民貴君輕”“土芥寇仇”“獨夫民賊”之類訓誡共八十五條予以“刪削”或“腰斬”,僅留下了一百七十餘條供天下士子誦讀。這一史實告訴我們,“四書”不僅不是“養成奴性人格”的淵藪,其內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養士人節操、培植文化生命、喚起天道敬畏、制約皇權膨脹的肥沃土壤。換言之,在代表世俗權力的“勢統”與代表天道信仰的“道統”的現實博弈中,“勢統”要想獲得其政權“合法性”,依舊不得不借助“道統”的加持和護佑—這是“道尊於勢”的儒家價值理想自始至終都沒有退出歷史舞臺的明證。從這一角度說,承載“道統”理想的“四書&rdquo、明、清之際的中華文化,幾乎可謂雖不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卻足以為“維繫斯文於不墜”的定海神針和中流砥柱!
我們固然可以批判皇權專制對聖賢經典的利用,使經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意識形態教條,但是,如果我們尚有基本理性,就絕不應該倒果為因,認定經典之所以被統治者利用,乃是因為其本身“有毒”!退一步說,即便經典真的“有毒”,那也應該是“藥毒”,而非“病毒”。而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借經典以自重,不過是因為他們自知“有病”—中外各種專制制度無不自帶“病毒”—所以要用一劑“秘方”般的良藥來“對癥下藥”,“以毒攻毒”。至少,他們要向民眾展示一種姿態,表明自己是“奉天承運”“應天順人”“尊道行道”的,絕不至於昏聵到“諱疾忌醫”的地步,如果有必要,他們甚至願意“刮骨療毒”!遵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邏輯,擁有現代理性的我們,當然可以甚至必須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這些“美言”表示懷疑,但我們就算再懷疑,也不應該殃及無辜—我們不能因為說話者失信,就將“美言”或“經典”本身也一概否定。如果把經典比作良醫,救死扶傷乃其天職,對病患自當一視同仁,豈能因求醫者有道德缺陷,就拒之門外,見死不救?又或者,豈能因惡人利用良醫為自己治病,就認為這良醫是庸醫甚至惡醫了呢?
所以,經典被歷代統治者利用,完全不損經典本身之價值,甚至恰是從反方向印證了其價值。同理,今天的人因為不明此理,而對經典妄下雌黃、極力詬病,除了證明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外,又於經典何傷呢?相比世界上有些地域和族群雖然也在地球上存續數萬年以上,卻至今依然沒有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繫、文化經典和精英傳統而言,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即使不應該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至少也不必妄自菲薄,顧影自憐,甚至自暴自棄吧。畢竟,一個有聖賢、有經典、有文化、有傳統的民族是值得慶幸的,也是應該得到祝福的。
就中國傳統學術而言,“四書”以及歷史地形成的所謂“四書學”,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儒家“道統”之始基,儒學“學統”之圭臬。“道統說”是由中唐大文豪韓愈發明的,就此開啟了“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的理學革新運動,至南宋朱熹而得融貫之,條理之,並張大之。尤其是朱子窮一生之力,為“四書”所做的精彩注釋,真可謂“轉移風氣,重昌絕學”,“融釋歸儒,厥功甚偉”使儒學的面目、氣像與格局豁然為之一變。南宋以後,讀書人若想通經致用,進德修業,鮮有不從“四書”下手入門者。要知道,一部經典的形成,絕非一時、一地、一人所可一蹴而就,以“四書”而言,不知經過多少大賢名儒“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的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揚榷詮釋,纔得以奠定其學術價值和道統地位。中國古典學問常常強調“天理”和“道心”的體察和傳遞,個體的人難免會有各種“私心雜念”,但當他面對浩瀚博大的經典時,必須懷揣一份虔誠莊敬之心,否則絕不可能完成經典的“發明”與“再造”。所以,經典所承載和彰顯的絕不可能是某一人的私欲和偏見—即使偶有偏見,也會被後人的正見所覆蓋—其所凝聚的乃是整個民族文化的魂魄,故經典之為物,實乃歷代賢哲豪傑良知、學養、智慧和心血的結晶。
這樣的經典,當然具有超越皇權和政統的歷史文化“公信力”,因而常常成為聖賢精神和“道統”的像征。漢代《太平經》有雲:“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為聖經也。”這裡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即“聖經”一詞,絕非西洋文化的“舶來品”,而是中華文化的“土特產”—翻開自漢朝迄於清末的文獻典籍,“聖經”一詞幾乎俯拾皆是,其所指代的,不是西方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而是儒家“十三經”繫統的聖賢經典。就此而言,通常所說的“四書五經”,纔是中華民族(至少是漢民族)自己的“聖經”。
相比各自獨立、內容龐雜的“五經”而言,“四書”顯然更具有“一以貫之”的繫統性、邏輯性和哲學性,它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聖經”,也是中華文化的另一部“道德經”。和老子的《道德經》多談“自然”與“天道”不同,“四書”所建構的,是一個立足於“人道”去體察“天道”,並致力於將“天道”下貫於“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載“天道”的精神“道場”和思想世界。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我們把“四書”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就會產生一種“整體大於部分相加之和”的“格式塔”效應。你會發現,宋儒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單獨挑出來,使之與《論語》《孟子》相綰合,實在是一種“再造經典”的創舉和壯舉。而使這四部經典有效且有機貫穿的,正是一個大寫的“道”字!
可以說,朱熹殫精竭慮以注“四書”,本身就是一個在“修道”中逐漸“悟道”,又借“四書”以“明道”和“傳道”的精神探險,其心路歷程之所以卓絕偉大,就在於他是站在整個民族的“精神巴別塔”上,以“人心”體察“天心”和“道心”,以“物理”求得“天理”和“道理”。所以,“四書”的彙聚,絕不是簡單的“文本疊加”,而是把《論語》中子貢所“不可得而聞也”的“性與天道”等“大哉問”,通過《大學》《中庸》和《孟子》的“義理詮釋”進一步醞釀、發酵、激活,並終產生了一種類似“核聚變反應”的神奇裂變。儒學,正是經過這樣一種更具形而上品格的“理學轉型”,纔終於能夠上達“天道”,下啟“人道”,實現了相對於先秦“軸心時代”的又一次“哲學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又幾乎可謂一部“究天人之際”“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道書”!
二
這裡,很有必要澄清今人對儒學的一個誤解。受近現代以來百年反傳統思潮的影響,今人多以為儒學隻是追求功名利祿的廟堂之學,是不切實際甚至虛偽迂腐的高頭講章,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與現實人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我以為,這些理解即使不能說全錯,至少也是大錯特錯的!很多人帶著這樣的誤解去看待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卻完全無視儒學被毀棄之後的近百餘年,功利主義、官僚主義、威權主義等不僅沒有在現實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有時候,基於道德教條的義憤常常蒙住了智慧的眼睛,我們常常因為對現實不滿,就把所有責任“諉過”給了祖宗和傳統,殊不知,現實的種種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毀棄了祖宗和傳統所使然。很多人對儒學的偏見,往往是建立在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上,他們常常隻是看到了“外王”之學的流弊,便興奮得忘乎所以,完全不曉得儒學並不僅有“事功”這一個選項—儒學更為根本的“內聖”之學,是完全可以做到鄙薄富貴、傲視王侯,甚至視天下如敝屣的!
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說:“儒學不隻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繫統,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範圍之內。”所以,僅僅把儒學當作一家學說、一種學派、一門學問,甚至一個學科,勢必會造成對作為人類一大文明體繫的儒學之“全體大用”的遮蔽、拘囿和扭曲。用現代的學科建制來反觀儒學,不難發現,今天大學裡的所有單一學科都不足以與儒學做“等量代換”。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例,諸如哲學、歷史學、文學、宗教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人類學、倫理學、心理學、藝術學等諸多門類,都不可能以儒學為分支學科,而反過來,它們卻能在儒學的疆域內找到自己的學科位置。這一點,是古代意義上的如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不可比擬的,也是近代意義上的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無從望其項背的。作為一種“入世”的思想文化繫統,儒學包涵天人合一的價值信仰、內聖外王的治理之道、孝悌忠恕的倫理品格、仁愛義權的生命智慧、格致誠正的修養工夫、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繫譜……是這樣、多維、開放、包容的人類文明體繫。唯其如此,古代的學者—不管是哪一個思想流派或學術方向—常常擁有一個大家喜聞樂見的“共名”——“儒者”;其中飽學、有成就的學者,則被稱作“大儒”或“碩儒”。如果我們隻看到儒學呈現出來的某一個局部—有時是尚未全幅展開的逼仄而灰暗—便以為自己看到了包羅萬像的整體,就難免會如盲人摸像、矮子觀場一樣,顧此失彼,以偏概全;長此以往,不僅得不出合情合理、實事求是的判斷,也阻礙了自己的心靈向更大、更廣的空間開放和拓展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與西方文化重哲學思辨與邏輯推演不同,中華文化更為看重的是生命印證與躬行踐履。中華文化念茲在茲的不過一個“道”字—“知道”“聞道”“悟道”“體道”“求道”“行道”“傳道”“達道”“弘道”等等—可以說,諸子百家,各有其道。而儒學之道,總不離開一個“人”字,故儒學者,人學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學的終目標,是要解決人生的種種問題,處理好各種關繫—如人我關繫、群己關繫、天人關繫、心物關繫等。所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成己成人”“愛人親仁”“盡心率性”“知命知天”,也即理想人格的不斷完善與精神生命的全畫幅實現,纔是儒學初的生命關切,也是儒學的終極理想。
近百年以來,經典教育斷裂,工具理性盛行,專業教育當令,致使在體制內完成中小學教育者,一旦進入大學,除非文史哲專業的學生,絕大多數人都與傳統文化經典漸行漸遠,再無交集。尤其是,在理工科專業至上的教育生態下,許多青年學子熱衷於選擇實用技能性專業,以為隻要有了一技之長,能躋身收入穩定、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便算萬事大吉,很多人再也不去讀書,對天下大事漠不關心,對人文價值茫然無知,甚至對經典作品嗤之以鼻—這不能不說是當下教育和社會生態的一大弊端,其“病灶”源自現代人類共同陷入的精神疾患和價值危機。事實上,即便在現代化進程更為迅捷和領先的西方世界,人們對古代經典也是懷著崇高敬意的。我們通過“大數據”得知,諸多發達國家國民的讀書水平遠遠超過中國,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館借閱率的前幾種書多是文史哲經典,而中國大學的借閱排行榜,則貧瘠、世故、幼稚得令我們這些大學教師汗顏。這樣的一種文化生態和閱讀水準,連養成健康心智、健全人格尚且不能期待,又如何指望年輕學子能夠對“四書”這樣的經典,懷著一顆好奇、探索、懷疑、反思,或者尊敬、汲取、感悟、體證的“平常心”呢?
阿根廷小說家、詩人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這樣解釋經典:“經典不是指一本書擁有這樣或那樣的優點,經典是指一本被世世代代的人們由於各種原因的推動,以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所閱讀的書。”想想看,我們對自己的經典,是否還能夠懷有這種“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或者如錢穆先生所說的“溫情與敬意”呢?美國當代哲學家、《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說:
我讀前人的著作,如休謨或康德,有一個視為當然的假定,即這些作者比我聰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費自己和學生的時間去研讀他們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們的論證中見到了一點錯誤,我的個反應是:他們自己一定早已見到了這個錯誤,並且處理過了。他們在哪裡見到並處理了這點錯誤呢?這是我必須繼續尋找的;但所尋找的必須是他們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發現:有時是由於歷史的限制,我的問題在他們的時代根本不可能發生;有時則是由於我忽略了或未曾讀到他們別的著作。總而言之,他們的著作中決沒有簡單的一般錯誤,也沒有關繫重大的錯誤。
我想,羅爾斯所謂“作者比我聰明得多”,不僅是對往聖先賢的真誠禮敬,也是對自己智識有限性的深刻洞察—這,纔是我們讀書應有的態度。
所以,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通讀“四書”,了解其所涵蓋和傳遞的中國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絕非僅有“知識考古學”的價值,而更有個體生命滋潤與成長的意義。以我個人的經驗和體悟而言,通過親近古典去感悟大道,體貼聖賢,實在是一件“人間值得”的事情。
......
2020年9月6日草就於守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