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而令人不安的李白

一、誰在讀詩？

詩歌的欣賞與研究，可以有很多方法與觀點。當然，由不同的方法與觀點，就會看出不同的結果。

以李白詩為例。曾經接受道箓、信仰道教且不斷求仙煉丹的李白，倒了大霉，踫上了一大堆不信道教的研究者。結果這些人面對李白，不是說哪些詩可能是別人偽造的，就是說哪些詩隻是表面上講神仙，實則比興諷喻，關懷現實。其實並非李白關心現實，而是這些解詩人太執著現實觀點了。他們隻曉得以一種政治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詩，所以纔會把一些抒發或描寫私人情懷與生活經驗的詩歌、超越現世而探討形上問題與價值的作品，都解釋為忠君愛國、關心社會。詩歌有時隻表達個人的私密經驗，與社會、國族、公眾事務無關。有時記錄公共生活與時代經驗，描述社會、批評時政民俗；又有時忘世、逃世、超世、離世，多悟道之語，表現了詩人對另一種世界與生活的追求。對於這些“不及世”“不當世”及“超世”的作品，我們應探討其所表現之不同人生態度與美感境界，不宜隻從單一角度去掌握。

正如“詩仙”之詩，既常寄情於神仙世界，自然就表現出飛揚飄逸的美感形態，瀟灑出塵，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詩聖”杜甫，則常關懷社會朝政，充滿人間性，其美感也傾向於沉郁頓挫，深入人倫物理之中。超越性與社會性，頗為不同。若硬要以杜甫的標準來要求李白，或以李白的形態來批評杜甫，顯然都不甚妥。

不幸，顯而易見的道理，實踐起來往往不易。整個李白詩的研究史，就犯了這個毛病，且也不隻在研究李白時纔如此。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界，社會觀點與寫實主義當道，都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更反對不關心現實政治社會之藝術。

本文將指出這樣討論文學，將如古人研究李白般蠻橫、偏激、不達事理，也將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說明詩人那種超越現實的眼光，纔是文學創作真正的靈魂。故超越現世的文學，可能比關心現實的作品更為重要，更值得注意。

二、李白詩的詮釋學史

李白詩的詮釋學史，素來乏人問津。原因是李白詩本身並不晦澀，不像李商隱詩那樣需要猜測，所以容易被人忽略它也是含有許多詮釋問題的。同時，它又不像李商隱詩那樣，有太多方向迥異的解釋，或從愛情，或從政治，或從人生態度等各個角度形成了對辯，引人注意。李白詩的詮釋者太一致了，他們多具有濃厚的政治社會傾向，所以也常從這一方面去把握李白，希望替李白畫一幅比較像樣的臉譜，證明李白不隻是如王安石所說，隻懂得酒、女人及任俠，更有大時代的關懷。因此他們運用想像，強言比興寄托，牽合史事，以說其對現實政治社會的關懷，而把李白詩解釋得歪七扭八。如若仍然講不通，那就干脆說它是偽作，辭氣粗鄙，見解塵陋，不值得一讀。因此李白詩的詮釋問題，不是方向不同，而隻是在具體指實李白詩與現實事件之關繫上有些差異罷了。此外，則主要發生在李白與其詮釋者之間的差別上。

信奉道教的李白，其內心世界顯然並未被箋釋李詩者所了解。對李白感懷生命、表達超越之追求的詩篇，注者均淡漠視之，甚或曲解成了現世諷喻。這種解釋，其實早見於李陽冰所撰《草堂集序》。陽冰在這篇最早的李白論中便稱贊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並慚愧自己無法好好紹述其志業：“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把李詩喻為《詩經》《春秋》，正是指其中藏有微言大義，可以使聞之者生出戒心。

其後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則具體地替李白的神仙道術思想辯飾：“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這是把道教信仰完全看成邊緣性的無聊遣日行為，既非真與生命相關，更是現世關懷受挫後的自污活動。但他忘了早先魏顥《李翰林集序》已說過：“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李白信崇道教，本不在金闕放歸之後，豈能以自污佯狂或自暴自棄來解釋？

其後杜甫的地位逐漸崛起，宋人普遍認為李白詩在諷興時事方面不如老杜。如《捫虱新話》說：“荊公編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說：“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鶴林玉露》說：“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這些都是從關心時代的角度，貶李白而褒杜甫。

這是對李詩價值的質疑，也是對李白地位的挑戰。面對杜甫，一位飲酒、任俠、遊仙的李白，乃憂國憂民了起來。他的詩，不再是表達他個人放縱不羈的生命，而是努力地關切世道政局。如《韻語陽秋》即謂：“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他們不但認為李白的神仙向往並非本懷，更試圖透過對每一首詩的具體解說來指實李白與現實世界的關聯。這些解釋，大體是扣住李白政治生涯的失敗而說，一方面指出李白哪些詩表達了他自己在政治上失敗的感慨，一方面說明李白雖遭放歸，仍然忠君愛國，對當時政局時事也仍保持高度之關切。順此思路，李白詩遂緊密地與時代政治聯綴起來，立意仿佛皆為時為事而作了。例如《蜀道難》，便有人說此非僅詠蜀道而已，乃確實有政治上的諷刺寄托。然則所刺者何事？詩未明言，論者遂或猜是“以刺嚴武”，或猜是“為房、杜危之也”。又如《雪讒詩贈友人》那樣的詩，“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並無專指。論者亦從李白的身世、政治遭遇上去猜想：“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容齋隨筆》）

李白詩的箋注家，即出現於這麼個時代。南宋楊齊賢最早注釋《李翰林蕭士赟刪補楊注而成《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充分吸收了宋人這套解釋觀點和個別意見，建立了李白詩的詮釋基調。後來明朝胡震亨的《李詩通》二十一卷，雖訂正楊、蕭二注甚多，然這一詮釋路向並未更動。因此，我們可以說：自宋朝以後，李杜地位已判高下，“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齊召南《李太白集輯注序》）。替李白爭地位的人，要不就是避此鋒鍔，專從藝術性及修辭方式上去講李杜各擅勝場、各有佳處，要不就隻能勉強說李白也與杜甫一樣，學行甚正，每飯不忘君。

箋注家們即於此賣弄手段，鉤稽史事，參合記傳，潛心體味詩中隱曲幽微之處，面對其日月花鳥諸意像，輒覺其間或有比喻寄托存焉。此等風氣，至明蔚為大觀。

對此能提出反省，則須遲至清朝乾隆年間的王琦。王氏《李太白全集跋》說：“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或偏於多樂，或偏於多憂，本自不同。……後之文士，……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憫亂之辭，而捃摭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

批判歷來注家以忠君愛國、關懷時局解釋李白之謬，從無如此深著明快者。王琦何以能跳脫舊有箋釋傳統的窠臼，而發現李白的精神面目並非如舊注所雲呢？那是因為他對佛教、道教較有了解。

詩歌作品與詮釋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互動關繫。當“纔兼仙佛”的李白踫到一群耳目心志隻盤旋紆繞在君國社會之間的儒家信徒，他那一方面的心境便長期處在一封閉的領域中，箋注者皆不得其門而入。直到有一位能夠傾聽這套特殊語言的注家出現，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纔逐漸顯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