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讀書》2008年（全二冊）

內容簡介

《讀書》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凡是書及與書有關的人、事、現像都是《讀書》關注的範圍，內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現像和社會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會科學，以及建築、美術、影視、舞臺等藝術評論和部分自然科學，並一向以引領思潮聞名全國。
《讀書》的宗旨是：展示讀書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對當代生活的人文關懷。

上冊
2008/01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經濟學內和經濟學外（江平）
從市場經濟到法治的市場經濟：吳敬璉的改革詞典（梁治平）
拯救市場（汪丁丁）
法治的內在性在哪裡？（易憲容）
建設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黃立茀）
市場經濟法治化（黃海峰）
改革的理想與現實（盧周來）
站在中間，三面作戰（楊鵬）
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王躍生）
背負著改革的使命（新望）
許章潤普法運動上冊
2008/01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經濟學內和經濟學外（江平）
從市場經濟到法治的市場經濟：吳敬璉的改革詞典（梁治平）
拯救市場（汪丁丁）
法治的內在性在哪裡？（易憲容）
建設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黃立茀）
市場經濟法治化（黃海峰）
改革的理想與現實（盧周來）
站在中間，三面作戰（楊鵬）
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王躍生）
背負著改革的使命（新望）
許章潤普法運動
蔡進醫道與醫術
袁暉 “科學”：那個釋夢者的夢
趙珩社會群體的另一種記錄
陳國球如何了解“漢學家”
張暉書院的知識生產與清代人文圖景
葛兆光彼此環繞和交錯的歷史
短長書
歷史與現實交叉點上的日本政權更替（小森陽一）
“卓識”是可以學）
文風背後是一種經歷（嵇立群）
趙川傳為“流言”的藝術
楊旭藝術被“觀念”了
何懷宏觀念的力量
丹尼爾·德菲爾汪民安友愛、哲學和政治：關於福柯的訪談
張望瓦格納主義的精華
王蔚 “選秀”的終結與“PK”的遺產媒介批評
胡泳從敞視、單視到全視
蕭默《祁連山下》之外的常書鴻
薛憶溈繼續與馬可·波羅同行
趙汀陽漫畫
陳四益黃永厚畫說
2008/02
2008/03
2008/04
2008/05
2008/06
下冊
2008/07
2008/08
2008/09
2008/10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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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
2008/01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經濟學內和經濟學外（江平）
任何何一門學科的研究，研究者在本學科內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延伸到本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因為今天的社會現像也好，自然界現像也好，都不是一個單一學科所能駕馭得了的。吳敬璉教授堪稱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學者，對中國經濟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他在深入研究經濟現像之後也必然要把研究的目光延伸到經濟之外，這就是他的新著《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引人注目的地方。
這些年來與吳敬璉教授有較多往來，特別對他對法治的傾心關注深有了解。他對法治的關注和論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市場經濟。在吳敬璉教授與我共同發起設立的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召開的一次大型研討會的開幕詞中他曾說：作為首先提出市場經濟的他曾天真地以為，有了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他不斷以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為例，說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壞的、失敗的。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壞的市場經濟是以“權貴”為主導。究竟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還是以權貴為主導，我認為這正是今天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本來市場是以“機會平等”為其要義的，而在中國的現實中往往機會並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權力掠奪去，被金錢收買去。隻有真正的法治能夠從法律上確保“機會的平等”。因此腐敗叢生並不是市場自身之過，而是權貴主導市場之過。
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繫，關鍵是改變政府的職能並使政府權力置於法律約束和大眾監督之下。吳敬璉教授始終認為政府這隻手在市場經濟中應當發揮其應有作用，但究竟是什麼作用呢？“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如何區別，“鐵本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究竟屬不屬宏觀調控？“資源分配”究竟是市場自主還是政府操控，都是現實經濟生活中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吳敬璉教授和我在中央財經大學對話時，他就特別強調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決策權和干預度是比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大得多的，這其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都需要認真研究。我認為“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是市場法治的兩大層面，在市場自由和準入（包括資源配置）方面應當更多靠市場這隻手，而在市場秩序（中國市場秩序的混亂在世界排名上居百多位）方面則應更多靠國家這隻手。現在情況有些反過來，國家這隻手更多去管資源配置、搶利益、追效益，而忽視了對市場秩序的調控和管理，因此改變政府職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為法治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上冊
2008/01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經濟學內和經濟學外（江平）
任何何一門學科的研究，研究者在本學科內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延伸到本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因為今天的社會現像也好，自然界現像也好，都不是一個單一學科所能駕馭得了的。吳敬璉教授堪稱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學者，對中國經濟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他在深入研究經濟現像之後也必然要把研究的目光延伸到經濟之外，這就是他的新著《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引人注目的地方。
這些年來與吳敬璉教授有較多往來，特別對他對法治的傾心關注深有了解。他對法治的關注和論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市場經濟。在吳敬璉教授與我共同發起設立的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召開的一次大型研討會的開幕詞中他曾說：作為首先提出市場經濟的他曾天真地以為，有了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他不斷以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為例，說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壞的、失敗的。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壞的市場經濟是以“權貴”為主導。究竟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主導還是以權貴為主導，我認為這正是今天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本來市場是以“機會平等”為其要義的，而在中國的現實中往往機會並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權力掠奪去，被金錢收買去。隻有真正的法治能夠從法律上確保“機會的平等”。因此腐敗叢生並不是市場自身之過，而是權貴主導市場之過。
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繫，關鍵是改變政府的職能並使政府權力置於法律約束和大眾監督之下。吳敬璉教授始終認為政府這隻手在市場經濟中應當發揮其應有作用，但究竟是什麼作用呢？“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如何區別，“鐵本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究竟屬不屬宏觀調控？“資源分配”究竟是市場自主還是政府操控，都是現實經濟生活中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吳敬璉教授和我在中央財經大學對話時，他就特別強調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決策權和干預度是比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大得多的，這其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都需要認真研究。我認為“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是市場法治的兩大層面，在市場自由和準入（包括資源配置）方面應當更多靠市場這隻手，而在市場秩序（中國市場秩序的混亂在世界排名上居百多位）方面則應更多靠國家這隻手。現在情況有些反過來，國家這隻手更多去管資源配置、搶利益、追效益，而忽視了對市場秩序的調控和管理，因此改變政府職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為法治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是：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他常引用鄧小平的話：“隻搞經濟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盡管有人認為今天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同步進行的，但人們的感受是二者並不同步，形成嚴重的跛腳。不同的認識關鍵在於什麼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不等於政府體制改革，更不等於政府內部體制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兩點：一是解決好黨的體制，一是解決好民主的體制。前一個問題吳敬璉教授也常用鄧小平的話：“政治改革的內容，首先黨政要分開。”黨權過大，黨權干預了政權，黨權和政權不分，這是中國的現像。從政治理論的角度而不是從政治口號的角度認真解決黨的權力和政府權力的界限點，這是法治國家必然要求的：至於民主政治應當說是市場經濟必然的呼喚，二者是相輔相成，內在的統一。真正的市場主義者必然是民主主義者！
四是：要使市場經濟真正成為法治理念下的市場經濟必須要有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聯盟。二○○一年夏中央領導在北戴河召開二十位社會科學學者座談會，吳敬璉教授和我都在參與者之列，在這幾天裡我和吳敬璉教授有了更多的切磋機會。我們談到了經濟學和法學結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是在他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治的思想下，我們共同發起成立了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後改為北京洪範法律經濟研究所），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等，形成了一股民間的跨學科的聯合。由於中國的特殊社會歷史情況，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的政治學很難形成大氣候，政治學似乎被大法學涵蓋，而社會學也有不少敏感的地帶，相當大一部分的社會問題被經濟學涵蓋。從這一意義上說法學和經濟學的聯盟，實際上是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聯盟。社會科學者逐漸走上國家領導人的行列，治理國家的研究是這四個學科學者的歷史使命。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縱橫捭闔”；法學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義”；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經濟活動中的“機會效率”，社會學研究的主要是社會的“民情民意”。隻有把這四種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纔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給以更準確的定位和方向。
從市場經濟到法治的市場經濟：吳敬璉的改革詞典（梁治平）
八十年代，吳敬璉先生大力鼓吹市場經濟。二十年後，吳先生轉而呼吁法治，力倡法治的市場經濟。這一改變緣何而來？它意味著什麼？何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法治與市場經濟究竟是何關繫？所有這些在中國語境裡都具有何種含義？對這些問題的梳理不但可幫我們了解吳先生的思想，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經歷、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先生在多個場合談到自己的思想轉變，大意是說，改革開放之初，他和其他一些有志於改革的經濟學人，都以為隻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中國的經濟問題乃至社會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後來的情況卻表明，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了。事實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固已略具規模，但是腐敗、不公和社會失範等現像也日益嚴重。放眼世界，中國其實不算是特例。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少，真正成功的事例卻不多。這些讓吳先生認識到，有“好的市場經濟”，也有“壞的市場經濟”，“法治的市場經濟”纔是好的市場經濟，我們努力的方向，便是要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
對於吳先生指出的種種問題，還有他關於這些問題所做的分析，相信許多人會有同感。不過總的來說，這些議論和主張更多是為我們提示了思考的方向，要切實地把握這些問題，進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這裡，我謹就吳先生文章中的幾個關鍵詞做一點粗淺的分析，以就教於吳先生和讀者諸君。
先說“好的市場經濟”。特別提出所謂好的市場經濟，以區別於“壞的市場經濟”，意在提示人們注意到市場經濟的多樣性或者復雜性。而以“好的”或者“壞的”這樣的形容詞對一個事物加以區分，也會有一種修辭學上的效果。這些無疑是有價值的。但在另一方面，這種說法在認識上可能有簡單化之嫌，且容易造成誤導。比如，“好的市場經濟”這種說法，可能會讓人以為有一種市場經濟是沒有毛病的，有問題的是“壞的市場經濟”，這就好比當初人們以為有問題的是計劃經濟，隻要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一樣。隻不過這一次是“好的市場經濟”代替“市場經濟”，成了解決問題的不二良方。這又可能妨礙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復雜性和有限性。其實，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如壟斷、不合理的行政干預、腐敗、壓迫、不公等等，正如吳先生經常強調指出的那樣，並非由市場經濟本身所產生，相反，它們恰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中途為既得利益者所“劫持”，市場經濟原則無法真正落實所致。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出路便不是走回頭路，而是繼續改革，完成市場化改革大業。事實上，吳先生自己也意識到市場經濟的這種兩分法不甚確切，“因為這容易使人誤以為重商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子類”（192頁）。
通常，說一個事物是好的或者壞的，可能包含兩種不同含義。它可以指事物本身，也可以指事物的結果。一個符合其規定性的事物是“好的”，一個其結果對我們有利的事物也會被認為是“好的”。這兩種“好的”含義並不相同。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者本身無所謂好壞，但有真假之分。比如，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有名無實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設想一種殘缺不全的“市場經濟”，還可以設想一種扭曲的“市場經濟”。這些經濟秩序不符合一般理解的市場經濟的規定性，不能發揮期待中的市場經濟應有的效用，因此也不宜被叫做市場經濟。把它們叫做“壞的”市場經濟，意思是說，它們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當然，“壞的市場經濟”在第二種意義上也是“壞的”。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大眾在承受種種不利之外，也沒有得到市場經濟的好處。但是問題在於，真實意義上“好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結果，對社會來說也不都是好的。換言之，“好的市場經濟”也會產生種種我們所不欲的結果。人們熟知的所謂市場失靈，還有哈貝馬斯所說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考慮，符合市場經濟規定性的經濟秩序隻有一種，還是有多種表現形式？反過來，“壞的市場經濟”所指的那些經濟秩序，是不是就不是市場經濟？從非市場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是一個過程，這中間有沒有一個確定的點或者界線，供人們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如果現實中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帶”，在這個“帶”上分布著不同的市場經濟形態，它們與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以及資源稟賦相結合，對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具有不盡相同的含義，那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和分析市場經濟，又如何為之命名？要做到這些，我們需要更準確的概念，更精致的理論和方法。那麼，“法治的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個更恰當的表述？“法治的”比“好的”有什麼不同，它改變了什麼，增減了什麼？
從單講市場經濟，到強調法治的市場經濟，隱含了一個認識上的發展，即市場經濟的存在與發展是有條件的；市場經濟不能自足，而須配合以其他制度。從歷史上看，市場的存在以承認和保護私有財產及其支配權為前提，市場經濟必須在特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方能夠順利運行，在這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限度的法治是市場經濟規定性的一部分。不過，法治的問題，法律與經濟發展的問題，其實都比這裡所講的更為復雜。
吳先生多處講到法治，下面這段話比較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法治觀：
現代的法治是用一套符合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來規範人們的行動。是規範政府的行為，第二是規範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在這套法律規範之下，各就其位，既發揚每個人的個性，又不至於相互侵權，弄得天下大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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