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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作品,四大美学经典之一,与李泽厚《美的历
    该商品所属分类:文化 -> 文化
    【市场价】
    50.0美元
    【优惠价】
    42.0美元
    【作者】 徐复观 
    【所属类别】 图书  文化  文化研究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5096328
    版本電子版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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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介绍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05096328
    作者:徐复观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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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探讨中国艺术与美学奠基之作,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与李泽厚《美的历程》、宗白华《美学散步》、朱光潜《谈美书简》,同列中国四大美学经典。


    2.一版再版必是经典,本书是以1966年台湾书局版本为底本,重新修订的《中国艺术精神》第6版。


    3.大众不可不读的艺术经典、艺术类院校的推荐读物:2018南国书香节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冯福禄向市民推荐《中国艺术精神》;河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


    4.与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并称为“新儒学八大家”的儒学大师徐复观之巨作。


    5.《中国艺术精神》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以哲学家的敏锐眼光,透视中国艺术精神之内核,为“老庄艺术精神”注释,是开解中国艺术精神相关问题的钥匙。


    6.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艺术思想的研究,从人生观、生死观等角度展现出庄子对万事万物博大悦纳与善意的精神境界,探求庄子特立不羁的外表之下掩藏的艺术精神

     
    内容简介

    《中国艺术精神》共分十章,除*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


    《中国艺术精神》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本书与作者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一起,被认为是“已成为任何有志治中国思想史的人B读的经典”。

    作者简介

    徐复观(1903-1982):


    湖北浠水人,熊十力得意弟子。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与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梁漱溟、


    冯友兰、方东美并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目录
    目录
    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 001
    节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 / 002
    第二节孔子与音乐 / 006
    第三节孔门乐教传承的典籍 / 009
    第四节音乐中的美与善 / 013
    第五节仁与乐的统一 / 016
    第六节音乐在政治教化上的意义 / 020
    第七节音乐与人格修养 / 024
    第八节音乐艺术价值的根源 / 029
    第九节孔子对文学的启示 / 034
    第十节孔门艺术精神的转化与没落 / 037
    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 / 043
    节问题的导出 / 044

    目录


    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 001


    节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 / 002


    第二节孔子与音乐 / 006


    第三节孔门乐教传承的典籍 / 009


    第四节音乐中的美与善 / 013


    第五节仁与乐的统一 / 016


    第六节音乐在政治教化上的意义 / 020


    第七节音乐与人格修养 / 024


    第八节音乐艺术价值的根源 / 029


    第九节孔子对文学的启示 / 034


    第十节孔门艺术精神的转化与没落 / 037


    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 / 043


    节问题的导出 / 044


    第二节道家的所谓道与艺术精神 / 047


    第三节美、乐(音洛,后同)、巧等问题 / 055


    第四节精神的自由解放——“游” / 058


    第五节游的基本条件——无用与和 / 062


    第六节心斋与知觉活动 / 068


    第七节艺术精神的主体——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 / 073


    第八节心斋的虚、静、明 / 078


    第九节心的主客合一 / 084


    第十节艺术的共感 / 087


    第十一节艺术的想象 / 091


    第十二节庄子的美的观照 / 094


    第十三节庄子的艺术的人生观、宇宙观 / 098


    第十四节庄子的艺术的生死观 / 106


    第十五节庄子的艺术的政治观 / 110


    第十六节庄子的艺术的创造 / 113


    第十七节庄子的艺术欣赏 / 116


    第十八节结论 / 126


    第三章释气韵生动 / 131


    节前言 / 132


    第二节书(字)与画的关系问题 / 135


    第三节玄学的推演及人伦鉴识的转换 / 139


    第四节由人伦鉴识转向绘画——传神与气韵生动 / 146


    第五节谢赫在画论中的地位问题 / 149


    第六节气与韵应各为一义 / 152


    第七节气韵的气 / 155


    第八节气韵的韵 / 159


    第九节气韵兼举的意义 / 168


    第十节气韵向山水画的发展 / 173


    第十一节气韵与生动的关系 / 180


    第十二节气韵与形似问题 / 184


    第十三节气韵在创造历程中的先后问题 / 196


    第十四节气韵的可学不可学问题 / 200


    第四章魏晋玄学与山水画的兴起 / 205


    节由人物向山水 / 206


    第二节山水与文学 / 210


    第三节由《世说新语》看玄学与自然 / 213


    第四节早的山水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 / 217


    第五节王微的《叙画》 / 223


    第五章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及其画论 / 229


    节山水画之停滞与发展 / 230


    第二节水墨山水画的出现 / 235


    第三节杜甫的题画诗 / 239


    第四节唐代文人的画论 / 242


    第五节张彦远的画论 / 247


    第六章荆浩《笔法记》的再发现 / 253


    节荆浩著作的著录情形 / 254


    第二节《山水诀》《山水论》《山水赋》的混乱 / 257


    第三节另一部《山水诀》的问题 / 260


    第四节荆浩的《山水诀》即《笔法记》 / 262


    第五节《笔法记》校释 / 269


    第七章逸格地位的奠定——《益州名画录》的一研究 / 279


    节宋初山水画的完成 / 280


    第二节《山水松石格》的问题 / 283


    第三节《益州名画录》的若干问题 / 285


    第四节逸格的先推重者 / 288


    第五节所谓逸格 / 290


    第六节从能格到神格 / 294


    第七节逸的把握 / 297


    第八节由人之逸到画之逸 / 301


    第八章山水画创作体验的总结——郭熙的《林泉高致》 / 305


    节郭熙的生平 / 306


    第二节郭熙对山水画的评价 / 310


    第三节精神的陶养 / 313


    第四节内外交相养 / 316


    第五节穷观极照下的山水形相 / 319


    第六节选择与创造 / 323


    第七节观照时的远望 / 325


    第八节形与灵的统一——远的自觉 / 327


    第九节向平远的展开 / 332


    第十节创作时精神的专一精明 / 334


    第九章宋代的文人画论 / 337


    节山水画与欧阳修的古文运动 / 338


    第二节苏氏兄弟 / 343


    第三节黄山谷 / 356


    第四节晁补之的“遗物以观物” / 366


    第十章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 / 369


    节南北分宗的先提出者 / 370


    第二节对分宗说批评的反批评 / 376


    第三节董其昌的艺术思想 / 388


    第四节南宗的诸问题 / 397


    第五节赵松雪画史地位的重估 / 410


    第六节北宗的诸问题 / 420


    第七节结论 / 438


    附录一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东海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


    讲稿 / 443


    附录二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根本问题附后记 / 453


    附录三张大千《大风堂名迹》第四集王诜《西塞渔社图》的作者


    问题 / 479


    附录四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根本问题补志 / 485

    前言
    自序

    当我写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后,有的朋友知道我要着手写一部有关中国艺术的书,非常为我担心,觉得因为我的兴趣太广,精力分散,恐怕不能有计划地完成我所能做的学术上的工作。真的,有时我是浪费了自己有限的精力。但我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书,却是经过严肃地考虑后,才决定的。
    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所以在它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可是中国文化,毕竟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于是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所以中国在“前科学”上的成就,只有历史的意义,没有现代的意义。但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借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我写《中国人性论史》,是要把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意义,特别显发出来。

    自序


     


    当我写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后,有的朋友知道我要着手写一部有关中国艺术的书,非常为我担心,觉得因为我的兴趣太广,精力分散,恐怕不能有计划地完成我所能做的学术上的工作。真的,有时我是浪费了自己有限的精力。但我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书,却是经过严肃地考虑后,才决定的。


    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所以在它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可是中国文化,毕竟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于是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所以中国在“前科学”上的成就,只有历史的意义,没有现代的意义。但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借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我写《中国人性论史》,是要把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意义,特别显发出来。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而在绘画方面,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画家和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虽然百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方面的成就,没有像对于上述道德方面的成就,作疯狂的诬蔑,但自明清以来,因知识分子在八股下的长期堕落,使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渐渐末梢化、庸俗化了,以致与整个的文化脱节,只能在古玩家手中,保持一个不能为一般人所接触、所了解的阴暗的角落。我写这部书的动机,是要通过有组织的现代语言,把这一方面的本来面目,显发了出来,使其堂堂正正地汇合于整个文化大流之中,以与世人相见。所以我现时所刊出的这一部书,与我已经刊出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正是人性王国中的兄弟之邦,使世人知道,中国文化,在三大支柱中,实有道德、艺术的两大擎天支柱。


    但我绝不是为了争中国文化的面子,而先有上述的构想,再根据此一构想来写这一部书的。我深信为个人争没有内容的面子,为民族争没有内容的面子,不仅是枉费精神,而且也会痹麻真实的努力,迷误前进的方向。我之所以写这部书,也和我写《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样,是经过严肃的研究工作,而认定历史中的事实,和当前人类所面对的文化问题,确实是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便须略述我写这部书的经过。


    因好奇心的驱使,我虽常常看点西方文学、艺术方面有关理论的东西,但在七年前,对于中国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而本书十章,有八章便专谈的是中国画。我的生活,有在上床之后、入睡之前,随意翻阅新到的书,或是轻松的书的习惯。因为买进了一部《美术丛书》,偶然在床上翻阅起来,觉得有些意思,便用红笔把有关理论和历史的重要部分做下记号。我为了收拾自己精神的散乱,也养成了抄书的习惯,便断续地将注记好的这种材料加以抄录。时间久了,感到里面有超出于古董趣味以上的道理,态度也慢慢地严肃起来,便进一步收集资料,收集到《美术丛书》以外的画史、画论,收人的诗文集,收集到现代中日人士的著作,收集到可以入手的画册。在收集的过程中,看完或翻完一部书,而竟毫无所得,乃常有之事。经过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后,才追到魏晋玄学,追到庄子上面去。然后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察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地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宋以后所谓禅对画的影响,如实地说,乃是庄学、玄学的影响。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预定的美学系统;但探索下来,自自然然地形成为中国的美学系统。虽然我为了避免悬拟虚构之嫌,所以不顺着理论的结构写下来,而是顺着历史有关事实的发展写了下来,以致在形式上有的不免于显得片段或重复;但绝不因此而妨碍其由内在关联而来的系统性。站在资料的立场来说,这一系统是“集腋”所成的“裘”,也就是由归纳方法所求得的系统。


    我在探索的过程中,突破了许多古人,尤其是现代人们,在文献上、在观念上的误解。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偶尔着手到自己的文化时,常不敢堂堂正正地面对自己所处理的对象,深入到自己所处理的对象,而总是想先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找一膝容身之地。但对西方文化的动态,又常陷于过分的消息不灵。当西方绘画,早由写实主义、古典主义、前后期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而进入到“现代艺术”时,许多人以为西方的绘画还是写实主义;于是为了维护中国绘画地位的苦心,便也把中国绘画比附成写实主义。《故宫名画三百种》所以把郎世宁的画选印得多(十一幅),这种奇怪的选择,我推测即是出于此一观点;他们以为郎世宁正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的西化开路。当西方的抽象主义,以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发展到高峰,六十年代已走向没落时,又有些人大声叫嚷,说中国的绘画乃至书法,正是抽象主义。于是在画布或画纸上涂些墨团团,说这是抽象的东西合璧。其实,从画史来说,中国由彩陶时代一直到春秋时代,是长期的抽象画,可是并非现代的抽象主义。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写实的精神、作品。但因秦汉阴阳五行及神仙方士的影响太大,写实的路没有得到好好的发展。到了魏晋时代,因玄学之力,而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引起了艺术的真正自觉。尔后,中国的绘画始终是在主客交融、主客合一中前进。其中也有写实的意味,也有抽象的意味,但不是一般人所比附的写实主义、抽象主义。任何人不必干涉他人的艺术活动与见解,但说到“中国传统的”的时候,便要受到中国画史事实的限制。今日有些人太不受到这种历史事实的限制了,甚至连起码的字句也看不懂,便放言高论,谈起中国的绘画,是如何如何;还有许多人,只靠人事关系,便被敕封为鉴赏专家。这便更促成我动笔的决心。所以从一九六三年的下季起,利用授课以外的片断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成了这里印行的三十多万字。我所写的,对中国整个的画论、画史而言,只能算是一个大的线索、大的纲维。但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自己辛勤研究以后才说出来的。这等于测量地图,测量的基点总算奠定了。


    因为过去“人生观论战”的时候,有一方面为了打击对方,便编出了“玄学鬼”三个字的口号,很收到了大众性的宣传效果,所以至今有许多人只要听到一个“玄”字,便深恶痛绝。我在此处愿意告诉这种人,克就人生上的所谓“玄”,乃指的是某种心灵状态、精神状态。中国艺术中的绘画,系在这种心灵状态中所产生、所成就的。科学心灵与艺术心灵本不相同;而在每一个人的具体生命中,可以体验得到的东西,也与唯心唯物之争无与。假定谈中国艺术而拒绝玄的心灵状态,那等于研究一座建筑物而只肯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徘徊,再不肯进到门内,更不肯探讨原来的设计图案一样。


    本书有八章是专门谈画,这对本书的标题而言,有点不相对称。但就我目前所能了解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万古的标程;但在实现中,乃旷千载而一遇。而在文学方面,则常是儒、道两家,而后又加入了佛教,三者相融相即的共同活动之场。所以对于由孔子所代表的典型,在本书中只分占了一章的篇幅。当然,这也是由于我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做得不够。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此一精神,自然也会伸入到其他艺术部门。例如魏晋时代的音乐,也可以看作是玄学的派生子。而宋代形象素朴、柔和,颜色雅淡、简素的瓷器,在精神上是与当时的水墨山水画相通的。但是,,我研究的能力与时间有限,又不愿抄辑些未经自己重新检证过的他人文字来撑持门面。第二,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本书第三章以下,可以看作都是为第二章做证、举例。至于书法,仅从笔墨上说,它在技巧上的精约凝敛的性格,及由这种性格而来的趣味,可能高于绘画。但从精神可以活动的范围上来说,则恐怕反而不及绘画。即是,笔墨的技巧,书法大于绘画;而精神的境界,则绘画大于书法。所以有关书法的理论,几乎都是出于比拟性的描述。过去的文人,常把书法高置于绘画之上,我是有些怀疑的。不过在目前,还不敢肯定地这样讲。


    很遗憾的是,我是一笔也不能画的人。但西方由康德所建立的美学,及尔后许多的美学家,很少是实际的艺术家,而西方艺术家所开辟的精神境界,就我目前的了解,常和美学家所开辟出的艺术精神,实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则常可以发现,在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身上,美学与艺术创作,是合而为一的。而在若干伟大的画论家中,也常是由他人的创作活动与作品,以“追体验”的功夫,体验出艺术家的精神意境。我不敢援引晋卫夫人《笔阵图》“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话以自饰;而只想指出,创作与批判、考证,本是出自两种精神状态,须要两种不同的功夫。我虽不能画,但把他们已经说出来的,证以他们的画迹,而加以“追体认”,似乎还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同时我也愿在这里指出,年来我所做的这类思想史的工作,所以容易从混乱中脱出,以清理出比较清楚的条理,主要是得力于“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的应用。以动的观点代替静的观点,这是今后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须努力的方法。


    也或者有人要问到,以庄学、玄学为基底的艺术精神,玄远淡泊,只适合于山林之士,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竞争、变化,都非常剧烈,与庄学、玄学的精神,完全处于对极的地位,则中国画的生命,会不会随中国工业化的进展而归于断绝呢?我的了解是,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会发生推动、助成的作用。因而它的意义常决定于被反映的现实的意义。西方十五、十六世纪的写实主义,是顺承当时“我的自觉”和“自然的发现”的时代潮流而来的。他对于脱离中世纪,进入到近代,发生了推动、助成的作用。又如由达达主义所开始的现代艺术,它是顺承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来的。看了这一连串的作品——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破布主义、光学艺术等作品,更增加观者精神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感觉。此类艺术之不为一般人所接受,是说明一般人还有一股理性的力量与要求来支持自己的现实生存,和对将来的希望。中国的山水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有如火上加油。反省性的反映,则有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专制政治今后可能没有了,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我想,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的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


    在这部书中,我季黄公望、倪瓒两人的平生,与明末石涛的《画语录》,作较详细的陈述;资料收集好后,又放弃了预定的计划季四大家的地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不白之冤。而石涛的《画语录》,虽为一般人所不易了解,但他与八大山人们的作品的地位,数十年来,正如日中天,已得到应有的评价。所以在这部书中轻轻带过,乃至根本不曾提到,没有多大的关系。评骘古人,也和评骘今人一样,既要不失之于阿私,又不可使其受到冤屈。这需要有一股刚大之气,和虚灵不昧之心,以随时了解自己知识的限制,和古人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所历的艰辛。目前风气,是毫无分际地阿谀与自己利害有关的今人;却又因无知而又急于想出风头的关系,便以一股乖戾之气去冤屈古人。现在许多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对他人所作的阿谀与冤屈,乃人世间丑恶之事。而这两者,又必然地是一个人格的两面。在我的生命史中,虽一无成就,但在政治与学术上,尚不曾有过阿谀的言行。而过去所写的政论文章,从某一方面说,乃是为今日普天下的人申冤;十年来所写的学术文章,则是为三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申冤雪耻。这部书中,也有一部分是如此。


    写完了这部书后,在中国艺术史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我也有资料、有兴趣去做。但回顾我们学术界的现状,我宁愿多做一点开路筑基的工作,而期待由后人铺上柏油路面。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就此止步了。今后我希望能接着写一部两汉学术思想史,把由乾嘉学派的“汉学”所蒙蔽了的这一重大历史阶段的学术文化,能如实地阐明于世人之前。因为两汉所占的历史阶段,不论它的好和坏,对后来历史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世局、人事的变化,能允许我完成此一工作吗?


    自十六年前,我拿起笔开始写文章以来,虽为学识所限制,成就无多;要皆出于对政治、文化上的责任之心。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学术也是天下的公器。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批评了他人,更恳切希望海内外的学人,肯指出我的错误。在为写此书的收集资料过程中,有的得到了友谊的帮助,有的则得到横蛮的阻扰。这两种不同的感受,一时是不会忘记的。我的友人朱龙盦先生,隐于下吏,书画双绝,人口尤高;承他为我集汉碑作检书,至可感念。我的学生,陈君文华、郑君基慧,为本书执校对之劳,应当一并记在这里。


    当我写完本书第二章时,偶成七绝一首,附记于此,以作纪念。可惜此章是难读的一章。


     


    茫茫坠绪苦爬搜,刿肾镌肝只自仇。


    瞥见庄生真面目,此心今亦与天游。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徐复观自序于东海大学宿舍

    媒体评论

    我想在现代学术史上,徐先生扮演的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的学术经验和政治经验一样,可以说都不是正统的,但是其价值正在这种地方,他在价值上并不追攀主流或当权派,学术上也表示出伟大的异端的精神。——余英时


    徐先生乃斯世之英豪,他已尽了其鸣时代之艰难与民生之疾苦之责任。——牟宗三 

    在线试读
    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节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
    人类精神文化早出现的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的是原始艺术。对于艺术起源的问题,妥当的办法,是论的态度起源论中,以游戏说与艺术的本性为吻合,也以游戏在原始生命中呈现得早。因为它是直接发于人的自身,而不一定要假助于特定的工具。所以,由游戏展开的歌谣、舞蹈,不仅是文学的起源,也可能是一切艺术所由派生,因之,也可能先于其他一切艺术而出现。歌谣、舞蹈之与音乐,本是属于同一血缘系统的;所以,我们不妨推论,音乐在人类中是出现得很早的艺术。同时,《周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面的“《象》曰”,普通称为《大象》,《大象》大约成于战国初期,但其言必系来自古代传承之旧;是音乐与宗教,又有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将“礼乐”并称。但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禮(礼)”字。以“豊”为古“禮(礼)”字的说法,不一定能成立。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处出现了“乐”字。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礼出现得更早。同时,《周礼·春官宗伯》有下面的一段话: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论、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我始终认为《周礼》是战国中期前后的儒家,或散而在野的周室之史,把周初传承下来的古代政治制度,加以整理、补缀、发展而成的东西,所以里面杂有战国中期前后的名词观念。但形成此书的骨干,却是由周初所传承、建立、积累起来的资料。上面的一段话,正其一例。全段语句构成的格式,及“有道者”“有德者”“乐德”之类的观念,可能是出之于整理者之手。但以乐为教育的中心,且全章音乐的活动,皆与祭祀密切关联在一起,这便不可能是春秋中期以后,尤其不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人所能悬空构想得出来的。按《国语·周语》伶州鸠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韦《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均

    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节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


    人类精神文化早出现的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的是原始艺术。对于艺术起源的问题,妥当的办法,是论的态度起源论中,以游戏说与艺术的本性为吻合,也以游戏在原始生命中呈现得早。因为它是直接发于人的自身,而不一定要假助于特定的工具。所以,由游戏展开的歌谣、舞蹈,不仅是文学的起源,也可能是一切艺术所由派生,因之,也可能先于其他一切艺术而出现。歌谣、舞蹈之与音乐,本是属于同一血缘系统的;所以,我们不妨推论,音乐在人类中是出现得很早的艺术。同时,《周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面的“《象》曰”,普通称为《大象》,《大象》大约成于战国初期,但其言必系来自古代传承之旧;是音乐与宗教,又有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将“礼乐”并称。但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禮(礼)”字。以“豊”为古“禮(礼)”字的说法,不一定能成立。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处出现了“乐”字。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礼出现得更早。同时,《周礼·春官宗伯》有下面的一段话: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论、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我始终认为《周礼》是战国中期前后的儒家,或散而在野的周室之史,把周初传承下来的古代政治制度,加以整理、补缀、发展而成的东西,所以里面杂有战国中期前后的名词观念。但形成此书的骨干,却是由周初所传承、建立、积累起来的资料。上面的一段话,正其一例。全段语句构成的格式,及“有道者”“有德者”“乐德”之类的观念,可能是出之于整理者之手。但以乐为教育的中心,且全章音乐的活动,皆与祭祀密切关联在一起,这便不可能是春秋中期以后,尤其不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人所能悬空构想得出来的。按《国语·周语》伶州鸠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韦《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均


    钟即调钟,故均亦可训调。贾谊《惜誓》“二子拥瑟而调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调也。”由此而孳生出魏晋间之韵字。是均字亦可指音乐之调和而言。“成均”即“成调”,乃指音乐得以成立之基本条件而言;是“成均”一名之自身所指者即系音乐,此正古代以音乐为教育之铁证。后人辄以“成均”为我国大学之起源,虽稍嫌附会,亦由此可知其在我国教育史上之重要地位。又今文《尚书·尧典》,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以乐为教育的中心,与《周官·大司乐》所记者正相符合。日人江文也在其《上代支那正乐考》中谓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原书页四至五);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祭神当然有一种仪式。但把这种仪式称之为“礼”,是周初才正式形成的。即使是礼的观念正式形成以后,通过西周的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绝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同时,古代既以音乐为教育的中心,而音乐本来有种感人的力量,于是在古代典籍中,便流传着许多带有夸饰性的音乐效果,及带有神话性的音乐感动神、人及其他动物的故事。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中央日报”陈裕清的《纽约新闻》通信中记有音乐对动物发生了若干良好反应的记录,则“百兽率舞”这类的话,恐并非全系夸大之词。但奇怪的是,进入到春秋时代,作为当时贵族的人文教养之资的,却是礼而不是乐。在当时,礼乐也可以说在事实上常常不可分;但乐的观念,却远不及礼的观念显著。对礼的基本规定是“敬文”或“节文”。文是文饰,以文饰表达内心的敬意,即谓之“敬文”。把节制与文饰二者调和在一起,使能得其中,便谓之“节文”的艺术起源说中,“文饰”也正是艺术起源之一。因此,礼的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类行为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自觉,是行为规范意识的自觉。通过《尧典》和《周礼》看,音乐当然含有规范的意义。但礼的规范性是表现为敬与节制,这是一般人所容易意识得到,也是容易实行的。乐的规范性则表现为陶、陶冶,这在人类纯朴未开的时代,容易收到效果;但在知性活动已经大大地加强,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地复杂化了以后,便不易为一般人所把握;也使一般人在现实行为上是无法遵行的。春秋时代,在人文教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地位,不是没有道理。但当时在朝聘会同的各种礼仪中,不仅礼与乐是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便是一种音乐的活动。而春秋时代,一般贵族把礼的文饰这一方面,发挥得太过,致使徒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所以孔子常思加以矫正。但他基本的意思还是在“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他曾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所谓“质”即是义;“文质彬彬”,正说明孔子依然把规范性与艺术性的谐和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子贡答棘成子“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之问是“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也是这种意思。何况礼乐本是常常合在一起的。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所以他说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话。可以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这是我在下面所想加以讨论的。


     


    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


    问题的导出


    道家的有老子、庄子,也像儒家的有孔子、孟子。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但将孔子的精神发展到高峰,以形成儒家正统的,还是孟子。老子以后的道家,有杨朱、慎到等互不相同的别派 ;但将老子的精神发展到高峰,以形成道家正统的,还是庄子。孟、庄出生的时代,约略相同;在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影响,虽有积极与消极之殊,但其深入人心,浸透到现实生活部面的广大,亦几乎没有二致。所以我所写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亦以儒道两家的思想为骨干而展开的。


    儒道两家的人性论,虽内容不同;但在把群体涵融于个体之内,因而成己即要求成物的这一点上,却有其相同的性格。以仁义为内容的儒家人性论,极其量于治国平天下,从正面担当了中国历史中的伦理、政治的责任。虽然在秦后的大一统的长期专制政治之下,儒家思想,受到了歪曲、利用,因而在规模上也不免于萎缩;但我们只要肯深入到历史的内层中去,即可了解:凡受到儒家思想一分影响的人与事,总会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保持一线生机,维系民族一分理想与希望。即使是在受歪曲多的政治思想的这一部面而言,虽然孔孟“为人民而政治”的理想,受到了夭阏;但勤政、爱民、受言、纳谏、尊贤、使能、廉明、公正这一连贯的观念,毕竟在中国以流氓、盗贼、夷狄为首的统治层中,多少争到一点开明专制的意味。


    换言之,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之下,毕竟还没有完全变质。但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的人性论,在成己方面,后世受老子影响较深的,多为操阴柔之术的巧宦。受庄子影响较深的,多为甘于放逸之行的隐士。从这一点说,庄子的影响,实较老子所发生的影响,犹较近于本色,而且亦远有意义。但在成物方面,却于先秦时代,已通过慎到而逐渐与法家相结合;致使此一追求政治自由力的思想,一转手而成为扼杀自由力的理论根据。这种不合理的发展,固然已经有许多人指陈过,是来自他们反人文建设的结果;但对老庄思想的本质而言,却不能不算是一种逸脱了常轨的发展。至于通过方技以发展成为东汉所开始的道教,则只算是一种民族宗教的借尸还魂,与老庄的原有面目,距离更远了。


    在我国传统思想中,虽然老庄较之儒家,是富于思辨的形上学的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西方纯思辨性的哲学,除了观念上的推演以外,对现实人生,可以不必有所“成”。中国的道家思想,既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假定此种思想,含有真实的价值,则在人生上亦必应有所成。不错,我已经指出过:老子是想在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中,能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以作为人生的立足点,因而得到个人及社会的安全长久。庄子也是顺着此一念愿发展下去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念愿”;对现实的人生来讲,不能说真正是“成”了什么。不像儒家样,一念一行,当下即成就人生中某程度的道德价值。固然,庄子是反对有所成的1 。但我已经指出过,老庄是“上升地虚无主义” ,所以他们在否定人生价值的另一面,同时又肯定了人生的价值。既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则在人生上必须有所成。或许可以说,他们所成的是虚静的人生。


    但虚静的人生,依然不易为我们所把握;站在一般的立场来看,依然是消极性的,多少是近于挂空的意味。我们能不能更进一步把握老庄的思想,并用现代的语言观念,以探索这一伟大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生只是一种虚无而一无所成,还是实际上是有所成,而为一般人所不曾了解?这是我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尽力把庄子的思想,疏导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后,内心依然觉得《庄子》可能还有重要的内容,而未被我发掘出,因而常感到忐忑不安的。


    这几年来,因授课的关系,使我除了思想史的问题以外,不能不分一部分时间留心文学上的问题,因文学而牵涉到一般的艺术理论,因一般的艺术理论而注意到中国的绘画;于是我恍然大悟,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画家及画论家,常常在若有意若无意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契会到这一点;但在理论上尚缺乏彻底的反省、自觉。今人则喜欢在写实与抽象之间,为附会迷离之说。这不仅辜负了此一伟大思想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且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及发展,可能成为一种障碍。明人董其昌好以禅论画,日人受其影响,从而加以张皇。夷考其实,则因庄子有与禅相通的地方,故有此近似而实非之论。本文之作,意欲补此缺憾,以开中国艺术发展的坦途。


     


    第二节道家的所谓道与艺术精神


    首先我应指出的是,老庄所建立的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亦即是所谓“体道”1 ,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说到道,我们便会立刻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是究极地说,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的、形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功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3,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的艺术精神;这一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他们不曾用“艺术”这一名词,是因为当时之所谓“艺”,如《论语》“游于艺”“求也艺”之“艺”,及《庄子》“说圣耶,是相于艺也”(《在宥》,页三六七)的“艺”字,主要指的是生活实用中的某些技巧能力。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乃是艺的观念的扩大。西汉初年,则以六经为六艺,故《汉书·艺文志》称刘歆“奏其《七略》,有《六艺略》”。《世说新语》卷下之上,列有《巧艺》一目,其性质与今日之所谓艺术相当。及魏收作《魏书》,将占候、医卜、堪舆诸人,列为《艺术列传》,唐初所修各史因之;虽其中也列有篆书、音律,但大体上无异于陈寿《三国志》所创立之《方伎传》。唯《新唐书·艺文志》中之“杂艺术类”,《通志》之《艺文略》,《通考·经籍考》之“艺术类”,其内容可谓系《世说新语·巧艺》篇内容的发展。而清初所修《图书集成》,却仍视方伎为艺术,而将其与书画等列在一起,这反而将上一发展的意义混淆了。近数十年来,因日本人用“艺术”一词,对译英文、法文的“Art”,而近代之所谓“Art”,已从技术、技能的观念中净化了出来,于是我们使用此一名词时,也才有近代的意义。在这以前,只有个别的名称,如绘画、雕刻、文学等,而没有纯净的统一的名称。在现时看来,老庄之所谓“道”,深一层去了解,正适应于近代的所谓艺术精神,这在老子还不十分显著;到了庄子,便可以说是发展得相当显著了。


    不过在这里应当预先说明的是,儒道两家,虽都是为人生而艺术;但孔子是一开始便是意识地以音乐艺术为人生修养之资,并作为人格完成的境界,因此,他不仅就音乐的自身以言音乐,并且也就音乐的自身以提出对音乐的要求,体认到音乐的意境,因而关于先秦儒家艺术精神的把握,便比较显明而容易。庄子则不仅不像近代美学的建立者,一开始即以美为目的,以艺术为对象,去加以思考、体认;并且也不像儒家一样,把握住某一特定的艺术对象,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因此,他们追求所达到的境界的“道”,假使起老庄


    于九原,骤然听到我说的“即是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必笑我把他们的“活句”当作“死句”去理会。不错,他们只是扫荡现实人生,以求达到理想人生的状态。他们只把道当作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的本质;克就人自身说,他们先称之为“德”,后称之为“性”。从此一理论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思辨的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功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功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功夫;他们由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也可以这样地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并且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于不识不知之中,曾经发生了某程度的影响。但因为他们本无心于艺术,所以当我说他们之所谓道的本质,实系真实的艺术精神时,应先加两种界定:一是在概念上只可以他们之所谓道来范围艺术精神,不可以艺术精神去范围他们之所谓道。因为道还有思辨(哲学)的一面,所以仅从名言上说,是远较艺术的范围为广的。而他们是面对人生以言道,不是面对艺术作品以言道,所以他们对人生现实上的批判,有时好像是与艺术无关的。另一是说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乃就艺术精神的意境上说。人人皆有艺术精神;但艺术精神的自觉,既有各种层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落实为艺术品的创造,因为“表出”与“表现”,本是两个阶段的事。所以老庄的道,只是他们现实的、完整的人生,并不一定要落实而成为艺术品的创造,但此的艺术精神,实是艺术得以成立的后根据。并且就庄子来说,他对于道的体认,也非仅靠名言的思辨,甚至也非仅靠对现实人生的体认,而实际也通过了对当时的具体艺术活动,乃至有艺术意味的活动,而得到深的启发。例如《齐物论》:“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而所谓道的直接显露的天籁,实际即是“自己”“自取”的地籁、人籁,并非另有一物,可称为天籁。所以天籁实际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但我们不妨设想,庄子必先有作为人籁的音乐(比竹,即箫管等乐器)的体会,才有地籁的体会,才有天籁的体会。因此,便也可以说,庄子之所谓道,有的也是就具体的艺术活动中升华上去的。《庄子》一书,这种例子到处都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本文后面所述,庄子对艺术,实有深刻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实与其所谓“道”,有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先看庄子下面的一段文章: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成《疏》:殷汤乐名),乃中经首之会(成《疏》:经首,咸池乐章名,则尧乐也)。文惠君曰: ,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动刀甚微, 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养生主》,页一一七至一一九,中华书局《庄子集释》本。后同)


     


    在上面的一段文章中,首先应注意道与技的关系。技是技能。庖丁说他所好的是道,而道较之于技是更进了一层;由此可知道与技是密切地关联着。庖丁并不是在技外见道,而是在技之中见道。如前所述,古代西方之所谓艺术,本亦兼技术而言。即在今日,艺术创作,还离不开技术、技巧。不过,同样的技术,到底是艺术性的,抑是纯技术性的,在其精神与效用上,实有其区别;而庄子,则非常深刻而明白地意识到了此一区别。就纯技术的意味而言,解牛的动作,只需计较其实用上的效果。所谓“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可以说是无用的长物。而一个人从纯技术上所得的享受,乃是由技术所换来的物质性的享受,并不在技术的自身。庄子所想象出来的庖丁,他解牛的特色,乃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不是技术自身所需要的效用,而是由技术所成就的艺术性的效用。他由解牛所得的享受,乃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是在他的技术自身所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是艺术性的享受。而上面所说的艺术性的效用与享受,正是庖丁“所好者道也”的具体内容。至于“始臣之解牛之时”以下的一大段文章,乃庖丁说明他何以能由技而进乎道的功夫过程,实际是由技术进乎艺术创造的过程,这在后面还要提到。并且《庄子》一书,还有其他的由技进乎道的故事,这也会在后面提到。


    然则庖丁解牛,究竟与庄子所追求的道,在什么地方有相合之处呢?,由于他“未尝见全牛”,而他与牛的对立解消了,即是心与物的对立解消了。第二,由于他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而他的手与心的距离解消了,技术对心的制约性解消了。于是他的解牛,成为他的无所系缚的精神游戏。他的精神由此而得到了由技术的解放而来的自由感与充实感;这正是庄子把道落实于精神之上的逍遥游的一个实例。因此,庖丁的技而进乎道,不是比拟性的说法,而是具有真实内容的说法。但上述的情境,是道在人生中实现的情境,也正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时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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