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漢書·文帝紀》
意大利人郎世寧是康、雍、乾三朝宮廷畫的代表人物，他繪就了大量的具有高度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宮廷畫作品，記錄了中華帝國後的一段輝煌史。其中有一幅名為《雍正皇帝祭先農壇圖》的作品，描繪了雍正皇帝親自扶犁耕作的場景。開春時節，雍正——這個被認為是中國歷勤奮的皇帝——親率文武百官前往先農壇祭祀先農諸神，祈禱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莊嚴的祭拜儀式之後，皇帝移駕到事先選好的“一畝三分地”上親自犁田，為天下百姓做農耕示範。國家的祭農活動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時期，伏羲“重農桑、務耕田”，每年新春二月初二，都要率領各部落首領御駕親耕，以顯示其對農耕的重視。明清兩代更是重農祭農活動的期，祭祀制度周密詳備，親耕儀式隆重有序。民間也沒閑著，將國家盛大的祭農活動演繹成了一首頗有畫面感的打油詩： “二月初二龍抬頭，天子耕地臣趕牛。正宮娘娘來送飯，當朝大臣把種丟。春耕夏犁率天下，五谷豐登太平秋。”雍正曾言： “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貴，凡士、農、工、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在生產力低下的傳統社會，重農業、賤工商的觀點是主流，這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重農抑末的根源所在。
中國自古以來便是農業國，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因此皇帝親耕便不難理解。農業是國本，大致可以體現在四個方面。，“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業養活了這個國家的所有人，解決了國家絕大部分人口的生存問題。第二，依靠農業所產生的賦稅，整個官僚階層、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第三，“無農不穩”，穩固的農業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石，農民隻要有一口飯喫，國家就不容易出現動亂。第四，悠久的農耕文明潛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國人的國民性格，是華夏民族倫理道德與信仰體繫的主要載體。
中國的古代史是一部治亂更替、王朝更迭史，而農業與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核心密碼的角色。當新的王朝建立，統治者往往選擇平均地權、與民休憩，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無不如此。隨著農業賦稅的增加，國家實力穩步提升，小農經濟內部開始出現貧富分化，與此同時，國家治理體繫開始膨脹，官僚吏員與地主階層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與財富兼並小農土地。金觀濤、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中指出： “歷史上，一個王朝到達鼎盛時期，往往就是土地兼並爆發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階段轉入維持和下降階段的轉折點。”大規模的土地兼並排擠出大量的失地農民，帶來了社會矛盾的激化，治國者必須進行深刻的社會變革以抑制豪強對土地的過度占有，然而這種改革的努力往往因為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對抗而終擱淺，在王朝的後階段，失地農民在饑餓與死亡陰影的裹挾下不得已成為集體暴力的參與者，成為王朝更迭的直接推手。之後，新的一輪治亂循環拉開帷幕……
農耕文明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國民性格的淵藪所在。老子曾描繪理想的農耕文明場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農耕文明是農民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形成的一套適應農業生產生活的國家制度、禮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繫統集成，融合了以儒家思想為首的諸多傳統文化的大文化繫統。聚族而居、精耕細作的中華農業文明孕育出了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農政思想和鄉村管理制度，它潛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國人內斂、柔韌、平衡、包容、知足又不失進取精神的“中庸”式國民性格。
歷經千年的中華農耕文明是中國人“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好踐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農民在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對農業生態和物質能量的循環發展出一套樸素的價值觀，隨之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耕作方式。早在1909年，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H.金遠渡重洋來到中國考察農業，他驚訝地發現中國人的耕作方式要比美國人更為優越。費孝通在閱讀完富蘭克林·H.金的著作《四年前農夫》總結說，“富蘭克林·H.金認為，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裡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裡出生，食物取之於土，瀉物還之於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靠著這個自然循環，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為這個循環的一部分。他們的農業不是和土地對立的農業，而是和諧的農業。”中國的農耕文明經驗成為後來啟迪美國有機農業運動的靈感源泉，這種天人合一、有機循環的生態觀、價值觀已經成為引導世界農業改革與發展的新方向。歷史的指針快速轉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其他現代國家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艱巨挑戰。馬克思指出，隻要是工業化就繞不開原始積累，作為一個從半殖民地國家成功獨立的傳統農業國，中國不具備西方列強海外掠奪資金與資源的先天條件，就隻能向內、向傳統三農提取原始積累。
在新民主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之間徘徊的共和國領導人終由於外部環境的劇變，而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非均衡戰略，經濟體制上全盤蘇化。林毅夫曾總結重工業優先發展與落後的農業國要素稟賦的矛盾，他認為這種矛盾決定了國家必須以非常規的手段來破解困局，即“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從國家所有的角度來看，為了保證資源的動員以及剩餘的化以投資於政府要優先發展的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當然，這種特殊手段的結果，就是以中國積弱的三農為代價，擠占本來就不多的農業剩餘，而將擠占的苦澀後果都留給了三農承受。從國家大計出發，認為犧牲農民是為了整體與長遠的利益考量，是小仁讓位大仁的表現：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然而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國主義是大仁政。”
長達半個世紀的“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戰略實施，以及為之配套的各種制度安排，使得三農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三農在“錢、人、地”三個方面持續地為工業化及城市化輸出寶貴的血液。直到2000年，李昌平向時任國務院總理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纔真正引發全國關注。三農之所以是問題，正是因為它向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004年，胡錦濤首次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判斷，即“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自此，中國總體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發展階段。2006年，中國取消了延續千年之久的農業稅，之後的十多年間，國家財政逐年加大了對三農的支持力度，2011年國家涉農支出首次超過，農業項目也成為中央財政經費支出的板塊之一。2017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指出三農問題是關繫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鄉村振興戰略由此成為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中共“十九大”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科學論斷，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彙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樣對於中國三農發展具有劃時代的裡程碑意義。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艱巨、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廣泛深厚的基礎在農村，的潛力和後勁也在農村”。
當下中國這條巨龍，頭部和前半身已經步入現代化，而後半身還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重農固本，安民之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無疑是對前半身已經邁入現代化的中國巨龍的一次整體式躍升。鄉村振興工作做不好，整個現代化的基石就不牢固，外部大危機來臨，就有整體坍塌的可能性，這絕非危言聳聽。
本書共分為四大篇。
篇“去脈來龍”，從歷史發展與現實需求的角度，對鄉村振興的重大意義進行剖析。中國三農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它亦是中國的勞動力蓄水池與現代化危機的穩定器，鄉村也是實現未來中國內需型消費社會轉型的重要依靠，是當下中國的存量內需所在。同時，對當下三農政策流派之爭作初步解讀，未來中國三農的走向如何，是自由市場抑或小農經濟？主流政策派將在兩種趨向上做出微妙平衡。
第二篇“熱詞解析”，對鄉村振興這兩年湧現的一些重點、熱點關鍵詞進行剖析，諸如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淘寶村、家庭農場、宅基地三權分置、脫貧攻堅、旅居、農業4.0等。
第三篇“窺浙先蹤”，對鄉村振興的先行者與示範省浙江省的一些地方經驗進行剖析，包括特色小鎮烏鎮、“兩山理論”的發源地湖州安吉和以民宿經濟聞名的莫干山。
第四篇“他山之石”，對國際三農進行橫向比較與借鋻，試圖分析發達國家的寶貴經驗與一些失敗國家的教訓，引出一些核心關鍵詞，如美國的“糧食政治”、日本的“綜合農協”、荷蘭的“科技農業”、德國的“鄉鎮經濟”以及巴西的“土地制度”等。
實施鄉村振興的現實與歷史意義眾多，本書嘗試從五個方面予以解讀：
，糧食安全與國家安全。“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安全自古便是中國歷朝歷代避免動亂的底線。習近平在2013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說： “悠悠萬事，喫飯為大。隻要糧食不出大問題，中國的事就穩得住。”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習近平關於三農工作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頁。這一論斷符合歷史經驗，也適應當下國情現實。本書在第四篇中的《糧食政治： 華盛頓的戰略武器》指出，糧食政治已經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武器，它賦予了美國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其對廣大的缺糧國家擁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在國際糧食市場日漸寡頭化、金融化的當下，糧食問題不能僅僅從資源配置的經濟學角度考慮，而且要從國家安全的綜合性長遠角度出發。中國已經多年為全世界的糧食進口國，糧食安全問題成為關繫國家穩定、現代化順利、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問題，誰忽視糧食安全問題，誰就要付出慘痛代價。
第二，勞動力蓄水池與現代化穩定器。傳統的社會學觀點認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結構纔是穩定的理想型社會結構，而本書認為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更像是“金字塔形”，廣大的農民構成了金字塔的堅固基座，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韌性也來源於此。本書在篇中的《蓄水池與穩定器》指出，中國廣袤的農村是2億多中國農民工的勞動力蓄水池，也是中國現代化歷經多次國內外危機依舊平穩的穩定器，這是中國經濟具有非常強大的、外人難以想像的彈性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三農不穩，現代化將危機重重，第四篇中的《農業現代化： 巴西的教訓》指出，巴西的大地產制使得鄉村成為巴西農民回不去的故鄉，使得農村喪失了勞動力蓄水池與現代化穩定器的功能，繼而在過度城市化的浪潮中催生出城市“腫瘤”——貧民窟，引發各類城市問題，成為巴西社會不穩定、現代化無以為繼的根源所在。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往往充滿了各種類型的內生型或者輸入型危機，能不能處理好三農問題，是關繫到國家現代化命運的根本問題。
第三，中國的存量內需。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中國延續多年的外需導向型經濟面臨巨大的挑戰。本書篇中的《鄉村： 中國的存量內需》指出，中國要想真正強大，隻有建立起內需導向型的消費社會，而中國的短板就在三農。林毅夫判斷，“目前我國存量需求在農村”，到203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左右，這意味著還有至少5億人居住在農村，無論是為改善農村居民生活而投資的基礎設施、環境改造提升等，還是在這5億人口之上催生出的“後一公裡”消費，都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保障。
第四，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和文化復興的需要。中國農村一直以來都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主要承載者，馮驥纔曾言，中國1300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絕大多數都在古村落裡，少數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多在村落中。中華文化的本在農業、根在農村，三農還是傳統道德和信仰體繫的承載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隻有傳統文化的復興，纔能幫助現代中國更好地認識自身，繼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的定位與自信。本書第二篇中的《鄉土建築的價值回顧》、第三篇中的《中國烏鎮： 小鎮的文藝復興》等從不同角度對傳統文化的復興予以解讀。
第五，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的現實需求。中國廣袤的農村地區是生態中國、美麗中國的主要承載者。農業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當下的面源污染來源，其對環境污染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工業，占到了我國環境污染的一半以上。農業的污染同樣帶來了嚴重的食品不安全問題，舌尖上的污染成為每一個國人心中的陰影。資源過度攫取、環境肆意破壞的傳統發展方式注定難以持續，第二篇中的《綠色生態農業： 天人合一的和諧農業》、第三篇中的《安吉模式： 兩山理論的樣板》等對此主題予以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