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絮語 1

王明珂：注重邊緣，讓我的研究有活力並甘

之若飴 邵 聰 1

林賢治：自由的星辰在遠方照亮我的寫作 趙大偉 21

葛兆光：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關懷、現實情

懷是很重的 顏 亮 40

洪子誠：從“集體協作”到一個人的文學史 邵 聰 62

白謙慎：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需要繼承傳統的

治學方法 李昶偉 79

周振鶴：學問的關鍵是“求真”，不管有無

用處 顏 亮 99

王笛：從歷史的底層往上看 顏 亮 120

陳平原：每一次學術轉向的背後，我都有內

在的理路在支撐 李昶偉 142

葛劍雄：在中國做歷史地理研究，有文獻優勢 陳曉勤 162

錢文忠：學術的普及需要另一種功力，也是

一種挑戰 趙大偉 180

陸建德：文學批評從來不是單純的文學批評，

純文學是不存在的 李昶偉 201

戴錦華：以電影學為“根據地”，在“遊擊

戰”中拓寬學術疆域 趙大偉 223

江曉原：我的研究，常在方法和原料上有跨界 陳曉勤 244

胡文輝：關鍵不在學院還是業餘，而是你做

得好不好 顏 亮 266

後 記 劉煒茗 287

王明珂：注重邊緣，讓我的研究

有活力並甘之若飴

邵 聰

王明珂，1952年生於臺灣，1992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繫博士學位，現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羌族及西南少數民族與北方遊牧社會的田野調查研究，在歷史人類學領域成績卓著，影響深廣。著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等。

就在上個月，王明珂特意去了趟汶川，考察當地災後重建情形。當地政府投入數十億資金打造觀光文化的做法，讓他痛心疾首。在王明珂的構想裡，這裡理應變成國家自然資源保護區，因為這一帶的生物多樣性遠超過美國的黃石公園。二十年前，1994年的夏天，剛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王明珂，次來到大陸，走進川西羌族，從歷史人類學視角進行田野調查，“一入山”，就是十個年頭。通過對“華夏及其邊緣人群”的研究，他不遺餘力地希望建立一套新歷史知識，讓今日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對自身在歷史上的存在加深了解。

作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異數”，這些年裡，王明珂一直在試圖打破典範史學的“神話”。他強調生活即田野，強調學者對自我乃至對學科本身的反思。這種學術叛逆，與他在眷村混太保（小流氓）、不著調的年少生活不無關繫。王明珂告訴南都記者，他在臺灣中興大學三年文學院院長的任期快要結束。行政工作占據了他七八成的精力和時間，往後幾年，他很想來大陸教書，一是方便田野調查，二是在人類歷史學領域真心培養幾個學生，就像當年李濟培養張光直，張光直又培養了他那樣。

眷村生活與三年“困學期”

南都：2012 年年底你的隨筆集在大陸出版， 開篇即是追憶父親及早年眷村生活的文章《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並且將其用作書名。

王明珂：可以說這是我用情深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稱自己的研究“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但卻從不研究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因為這與我的個人記憶有關。

二十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臺灣省高雄市鳳山鎮黃埔軍校旁邊的黃埔新村。從小就在長輩們百談不厭的抗戰記憶裡長大。我很年輕時，就想寫一篇文章紀念我父親，可直到現在這個年齡纔動筆。晚動筆的好處是，文中也融彙了這些年我對歷史的反思，希望大家多注意歷史中的每個“參與者”，以及被重大歷史事件遮掩的“個人”情感和意圖。對參加戰爭的人來講，
傷害會跟著他一輩子，也許還影響到他的下一代。

南都：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意識到童年的經歷對你的治學之路構成影響？

王明珂：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眷村生活賦予我整個學術特色裡叛逆的那一面。眷村是一個沒有根的地方。中國許多社會價值與規範，都在家族鄰裡關繫中維持與傳承。畏懼鄰裡閑話，讓個人被這些社會價值與規範綁得很死。但在眷村，大家來自四面八方，

大多數家庭中沒有老一輩親人，鄰裡間也無宗族長輩。在這樣“不土著”的社會中，中國傳統的約束力很脆弱。眷村十幾歲的孩子在家裡抽煙、辦舞會，在外結幫混太保，都是不足為怪的。因此，眷村的小孩在外面都惡名昭彰。

南都：你小時候會對身份的模糊感到困擾嗎？

王明珂：當然會，我後來走上“族群研究”，特別是“邊緣研究”跟我自己作為族群邊緣的身份有很大關繫。我的祖輩在武昌是經商世家，父親是軍人，隨蔣介石來臺灣，我的母親和母繫親友則是本省人（臺灣閩南人）。小時候﹐我表姐在一所本省人居住區的小學教書。為了方便管我，我母親把我送去表姐的學校讀書。但在那裡，我是同學眼中的外省人，是邊緣異類，而在眷村，我有時又被喊“雜種”，也是邊緣異類。平常大家相處都很好，隻要一吵架，這種身份就變成了別人攻擊的目標。

南都：你說自己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二十二歲服完兵役那年？

王明珂：我退伍前半年，父親因病去世。辦完父親喪事後不久，我自軍中退伍。那時距離高考隻有大約七個月。我先在報社當了一個月的夜間校對，賺一點零花錢。然後，我每天至少花十五個小時有計劃地讀書。半年後，1974
年夏我考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繫。如我在那文章中所稱，推動我的力量是：在我失意、失敗的時候，我父親依然以我為榮，這是讓我感念的。

南都：當時為什麼報考師範大學？

王明珂：重要的是，師範大學是全公費的大學，
我不想自己讀書成為家人的負擔。還有便是，當時我是想一輩子做老師。因為以前荒唐過，如果能夠浪子回頭，
當個老師，或許可以鼓勵很多跟我有類似背景的小孩。甚至我到大三、大四的時候，還是這樣想。我走上學術的道路是讀了研究所以後的事情。

南都：在中學教了一年書後，你又考回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上古史？

王明珂：對，其實我很早就對上古史很感興趣。念大學時我就經常去中文繫旁聽《詩經》《尚書》，還有甲骨文、鐘鼎文等課。讀研時我的指導老師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管東貴先生，我也是經他推薦纔進入史語所的。

南都：在史語所的頭三年，你在哪些方面受益*？

王明珂：因為史語所非常注重文獻，那三年我做了大量文獻閱讀。史語所中有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以及各領域之歷史學家，所有演講我們新人都一定要參加，這也讓我受益匪淺。

我雖然因碩士論文《上古的姜、羌與氐羌研究》而能進入史語所，但在那初的三年中，我一直很懷疑自己的研究，一直困惑所謂民族到底是什麼。文獻上有“羌”，但羌族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群體？我以這些問題問史語所的長輩同人，大家也答不出來，或認為這些問題沒有意義。

南都：跟你同一批進史語所的新人，大抵會沿著史語所的傳統學術路徑走下去，潛心史料。為什麼當時你會對這些“典範”，或者說基礎性的概念產生疑惑？

王明珂：你講的沒錯，跟我差不多時間進史語所的同事，不管是做藝術史、思想史還是社會史，經過這麼多年，現在都已是各自領域裡面的專家。但我不屬於任何這些領域。人家常常問我，你到底是歷史學家，

還是人類學家，或歷史人類學家，我答不出來。對典範的質疑，自然與我注重“邊緣”的研究有關，注重“邊緣”讓我的研究有活力，也讓我居於學術邊緣但又甘之若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