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部

楊秀清的人緣

孤兒楊秀清和“政治病”

耳目、嘴巴、心腹和頭腦

人情、寬嚴、公私

精明與笨拙，超前與落後

他是矛盾的混合體

1856年的那些事

從東孽到東升

李秀成素描

他的履歷表有沒有問題

革職、違令和自行其是

用人、練兵與愛民

他真的投降了嗎

第二部

洪秀全，誰認識

洪秀全印璽知多少

“長毛埋金”歸何處

“有錢同使”的真相

金印銀印何處去

太平天國的“通天術”

太平天國的改名癖

太平軍的“軍”

黃旗花旗雜色旗

走進“新火器時代”

太平天國有幾級爵位

太平天國官印上的名字

沒有大哥的王國

太平天國和客家

太平軍中的“花面人”

不陰不陽說天歷

太平天國和酒

太平軍種地嗎

太平天國的城市管理

第三部

虎兕出於柙——清軍—太平軍永安之戰始末

一太平軍新圩突圍及襲占永安

二前期永安之圍

三沒有硝煙的戰線

四向榮復出與清方攻勢

五清方圍困縮緊和太平軍的困境

六太平軍突圍和清軍追擊

七永安之戰雙方優劣

戰上海——太平軍三攻上海之役述略

次進攻上海之役

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經過

上海之役的影響

可憐畫餅誤耕耘——太平軍第二次西征真相淺析

遲來的王國——1899年劉疙瘩起義戰事始末

一起義背景及起事前雙方力量對比

二其興也勃

三其敗也促

四見微知著，戰後總結

初見陶短房寫的歷史隨筆，感覺非常不同。他的文字，若非在史海裡浸潤多年，無論筆下如何生花，都辦不來的。

——歷史學家  張鳴

太平天國像是籠罩在一團迷霧中，經常讓人感覺是神神鬼鬼的，難得作者梳理得這般清晰，其中花費的坐冷板凳的功夫，怕是難於人言，佩服佩服。

——作家  張永久

陶短房這本書，也是嚴肅的祛魅，是對普通讀者的歷史科普，其中對洪秀全的描述，是令人捧腹的喜劇，那真是一個*皇帝。

——專欄作家  潘采夫

作為一本通俗歷史讀物，陶短房這本書語言活潑有趣，將一般讀者比較好奇的問題作了清楚的回答，對一些人物的來龍去脈作了梳理……在評人上比較公允和客觀，擺脫了以前意識形態的諸多成見。

——學者 詩人 周偉馳

作者行文中不斷對一直以來太平天國研究中產生的歧見辨疑析理，此等文字風格並非“我在說書”，而是有如設置了一個“假想敵”，賓主都正襟危坐，兩造詰難。這本書的“娛樂性”來自於史料本身和作者幽默的評述，但本質裡它是一本非常嚴肅而嚴謹的史學著作。

——作家 雍容

這本書說的是太平天國舊事，可內容卻相當八卦，各種聞所未聞的趣事，信手撚來——簡直要讓人懷疑作者是否當年在天京做過小報記者，不然怎麼能挖出如此之多的東西來。

——讀者  加裡波第

可以說這是市面上可見的、客觀論述太平天國歷史的，而且有趣的讀物。一直以來，太平天國都被歷史教材符號化了，（讀陶短房的作品）正好還原一個真實的復雜的歷史，擺脫高中教材設下的桎梏。

——讀者  楊行

天國的金銀財寶，哪裡去了？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俘後，湘軍大帥曾國藩不顧三伏酷暑，急急忙忙從安慶乘船趕到南京，頭一次提審，就讓幕僚龐際雲、李鴻裔向李秀成問了一個十分有個性的問題——窖藏金銀能指出幾處否？

不但曾大帥關心“長毛埋金”，其他人也很關心。清廷幾次向曾家兄弟逼問藏金下落，答復是都讓長毛燒了，而在曾氏同僚中和民間，關於湘軍占南京發了大財的說法，從咸、同年間一直傳到民國，甚至到今天。“太平軍有藏金”的說法流傳之廣，已經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民國時期的軍閥石肇武覬覦所謂“石達開藏金”，曾帶兵包圍了當年抓捕石達開的唐有耕的老宅，還自認石達開子孫，打出“替先人報仇”的堂皇旗號；直到前幾年，四川、福建等地還有人打著“進京獻寶”的旗號，拿著所謂“長毛藏金圖”招搖撞騙。

也難怪有這麼多人眼熱，太平軍的確曾給人以金銀累累的感覺。

早期有《賊情彙纂》描繪太平軍女官“兩臂金釧累累”，而曾是太平軍士兵的陳思伯記述，掃北軍後失敗時，被俘的一名軍官手臂上還戴著沉重的金鐲子，以至於押解他的清兵因貪圖金鐲子而不惜松綁搶奪，結果被太平軍軍官殺人奪馬而去。後期有青浦文人的筆記《星周紀事》裡說，曾經窮得鶉衣百結的駐滬淮軍因為和太平軍經常交戰，搜取死尸身上的金銀首飾，一個個大發橫財，賭博時桌上金鐲子堆砌得跟小山一樣。至於李秀成突圍時還帶著許多金銀珠寶，以至於被貪財的鄉民爭搶暴露行蹤，終落入湘軍手中，則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史實了。

“長毛埋金”歸何處這個天國不太平太平軍要這麼多金銀作甚？

早期太平軍實行的是嚴格的聖庫制度，要求官兵不要私藏金銀，且政策越來越嚴。金田時期，蕭朝貴假托耶穌傳話，要大家“金銀須認得破，不要分爾我”，還沒要求金銀歸公年（1851）閏八月，洪秀全下詔，繳獲金銀必須上交，否則治罪，還沒提到連個人的金銀也要交公，也沒說私藏金銀要處死；壬子二年（1852）八月在長沙城外，洪秀全的詔書已經規定，“自今不得再私藏夾帶金寶”，違者斬首，這樣一來，金銀就都歸了公。

太平軍雖然占領過幾百個城市，建立過省―郡―縣三級政權，但始終未形成穩定統一的後勤保障體繫；他們盡管發行了貨幣，但由於戰事一直進行，轄區很不穩定，這些貨幣更多被當做像征和禮物，而難以用於采購，尤其無法用於在“敵占區”采購各種必需品，這些都隻能依賴金銀，如此一來，將金銀集中於聖庫就成為必然。《金陵癸甲紀事略》記載，太平天國占領天京初期，規定老百姓每人允許私藏的金銀限額為金一兩、銀十兩，而稍後一些的《金陵省難紀略》則變成金一兩、銀五兩，可見即使民間金銀也要盡力搜羅，軍中就更不必提了。

這些搜集來的金銀並非都放進聖庫，而是有相當一部分變成金鐲子、金銀首飾，戴在了各級軍官、女官手裡。許多記載都說，太平軍的官員級別越高，首飾也越多，一些高級將領的胳膊戴滿了半兩一個的金鐲子，而兩司馬這樣的低級軍官，就隻需戴一個銀條脫、一個銀戒指。太平天國等級制度森嚴，從府邸、儀仗、旗幟、轎馬直到每天能分到幾斤豬肉，都是按照級別定量，官大鐲子多，自然也是這種思維定勢的反映。

但另一個甚至可能是主要的理由，卻是有其實際需要。太平軍的後勤始終是大問題，在根據地尚難保證，一旦遠征則更麻煩，各級軍官多帶一些“硬通貨”，就可以在需要時購買各種軍需。《賊情彙纂》也記載，不少軍官會給士兵們分配“禮拜錢”，用於改善生活，而這些“禮拜錢”經常就是一個金戒指或銀鐲子。不僅如此，打仗總有勝敗，一旦打敗，將領們需要逃亡脫身，更需要招兵買馬、東山再起，金銀珠寶是絕不能少的。李秀成肯交出10萬家產換洪秀全放自己出城，卻在逃亡時不舍得扔下隨身的一點首飾，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與之相反，限制普通士兵攜帶金銀，甚至連首飾也不放過，也並非僅僅貪圖那一點點財物，重要的考量，是防止士兵脫逃。

當“長毛”是高風險職業，不但辛苦，而且犯了太平天國多如牛毛的規矩要“斬首不留”，被清軍捉住更是九死一生，因此逃亡現像始終存在，而且越是遠征，逃亡的人也就越多。但離家越遠，逃亡需要的路費盤纏也越多，如果沒有錢，逃兵就逃不脫、逃不遠，正是看到這一點，太平軍纔嚴禁普通士兵私藏金銀首飾，而自廣西到長沙，離家鄉越遠，禁令越嚴酷，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量。

後期太平天國，是不是沒有“聖庫”？

似乎不是。

太平天國自始至終都沒有宣布廢除聖庫，而且直到1863—1864年保留下的常州賬簿都可看到，各級太平天國建制下都有龐大的庫房繫統，存儲包括金銀在內的各種物資。1860年李秀成占領蘇州，曾將大量金銀珠寶運回天京進貢。如果沒有“聖庫”，洪秀全父子就算收下，也不至於公開發表詔書嘉獎（那等於承認自己“貪污公款”）。之所以給人以聖庫廢除的印像，是因為後期分散主義現像嚴重，各地山頭林立，大大小小的將領、郡縣都建立自己的金庫，而不是像前期那樣，一切經過總聖庫支派，這樣一來就容易給人以“聖庫廢除”的錯誤印像。

那麼，為什麼後期將士中有那麼多人私藏金銀，以至於讓湘軍、淮軍大發橫財？

這也不光是後期軍紀不如前期嚴明所致，而主要是因為後期太平天國濫封官爵，絕大多數將士都成了軍官甚至高級軍官，“隻許大官戴首飾”也就自然變成了“大多數人都能戴首飾”，這就跟後期太平軍依然規定有官職纔能娶妻，但在外人看來就是“長毛多攜眷”是一個道理。

盡管如此，1864年破城前夕的天京城，恐怕的確沒多少金銀儲備了。

天京城被圍困了兩年有餘，後勤被切斷，但糧食、武器和其他軍需的供應始終未曾切斷。公私記載都表明，絕大多數供應來自外國輪船和利欲熏心的綠營紅單船水師，交易地點則多在直到破城當天還控制在太平軍手中的長江中關攔江磯一帶江邊。曾國藩、趙烈文等人都說，太平軍不惜花費，收購糧食、軍火，讓外國走私販子賺足了金銀。這些金銀自然來自聖庫。可想而知，這樣的交易維持了如此之久，城破時太平軍焚毀了不少，突圍又帶走不少，剩下的再讓湘軍私吞一些，又能有多少金銀可以“窖藏”呢？

沒有大哥的王國

1852年4月7日，清軍烏蘭泰部追擊從廣西永安州（今廣西蒙山縣）突圍的太平軍，在龍寮嶺的晨霧中擊潰了太平軍後隊，殺死了2000多人。這是金田起義以來，清軍在戰場上獲得的戰果。

由於僅僅一天後，得意忘形的烏蘭泰部就在大雨中喫了太平軍的埋伏，創下一次被打死4個總兵的空前紀錄，隻殺死些太平軍小兵、家屬的龍寮嶺大捷，也瞬間從狂歡變成苦笑。好在被抓住的“長毛賊”中，還有個自稱“洪秀全謀主”、“義弟”、“太平天國天德王”的家伙叫洪大全，被咸豐皇帝罵到頭皮發麻的清朝“剿總司令”、以大學士身份出任欽差大臣的賽尚阿，如獲至寶地把這個既會吹牛又能填詞、當過和尚也自稱過諸葛亮的“太平天國第二號人物”裝進一個木籠子，先是等到太平軍從桂林城外解圍北上後，把洪大全送到當年的廣西省城外示眾好幾天，然後再不遠萬裡，先水路後陸路，把這個“首逆”送進北京城獻俘——要知道，十多年後，響當當的太平天國統帥陳玉成、李秀成，首輔洪仁玕，甚至幼天王洪天貴福，都沒能“享受”如此規格的“隆重待遇”。

沒有大哥的王國這個天國不太平對於這個“天德王洪大全”，質疑其是否“著名匪首”的人也不是沒有，比如有個叫陳壇的給事中就一直公開表示不以為然，連咸豐皇帝也有些含糊。但是清朝官書《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清朝遺老修的正史《清史稿》和被公認翔實的清方情報總彙《賊情彙纂》，卻都言之鑿鑿地承認洪大全的“長毛第二號人物”身份；賽尚阿的高參丁守存甚至還弄了幾個馬甲，寫了好幾本回憶錄，羞羞答答地暗示，這被抓的“洪大全”纔是真的洪秀全，而後來跑到南京城裡當了十多年天王的那個，是個類似“影子武士”的冒牌貨。

如此多的權威說法、佐證，卻在上世紀30年代被郭廷以、羅爾綱兩位史學前輩輕松推翻：他們在洪大全留下的1500字供詞裡分別找出七八處破綻，雖然在許多問題上兩位意見相左，但有一處破綻卻是所見略同——供詞裡說“我叫洪秀全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為萬歲”，太平天國究竟能有幾個“萬歲”固然眾說不一，但這卻是個不可能有“大哥”的王國，就憑“我叫洪秀全為大哥”這一句，足以證明“洪大全”的供詞有問題。

後來的研究成果證實，“洪大全”果然不是太平天國的重要人物，而是投奔太平軍的湖南興寧天地會小堂口——招軍堂首領焦亮。然而在證據闕如、反證倒有不少的上世紀30年代，郭、羅二位是如何僅憑一聲“大哥”，斷定供詞有問題呢？

這就得從洪秀全的上帝教談起了。

在醞釀金田起義的時候，洪秀全為了神化自己，悄悄修改了基督教義。《新約》裡原本強調，基督是上帝的獨子，上帝雖然被稱作“天父”，但他和每個人的“父子關繫”隻是精神層面的關繫，是一種比喻，而不是血緣上的聯繫。洪秀全一方面承認這種“天父觀”，另一方面偷換了“獨子”概念，將自己說成上帝和聖母瑪利亞的親兒子，耶穌同父同母的親弟弟，而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人，也分別是上帝的兒子或女婿，耶穌的弟弟或妹夫，幼天王洪天貴福則是“天孫”，後來還被過繼給耶穌，成為耶穌和洪秀全的“雙料兒子”。在這個精心編織的神聖家庭裡，耶穌是個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更何況，在起義前夕和初期，蕭朝貴假托耶穌，擔任了實際的組織和指揮工作。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國的世界裡，“大哥”是隻屬於天上而不屬於人間的“專有名詞”，確切地說，隻有基督纔是太平天國的“大哥”。

一份保存至今的天王詔旨裡寫得明明白白：“天下大哥獨一，天兄耶穌是也，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雲中雪”在太平軍中是“刀”的暗語，“過雲中雪”就是砍頭。雖然這份詔書未署年月，或許繫永安突圍之後纔發，但“大哥獨一”的理念來自上帝教義，洪大全倘若敢當著這套教義的創始人洪秀全之面叫“大哥”，就算“雲中雪”不用過，恐怕至少會被“打化關”（太平軍“打屁股”的暗語）打到記住為止的。

既然“一個大哥論”是太平天國的基本國策，身為“二哥”兼國家領導人的洪秀全自然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他原本在家排行第四，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自打搞了上帝教後，大哥洪仁發就隻能被叫做“長兄”，不能再叫做大哥了。洪秀全都不要大哥，全國文武百官軍民人等誰還敢要？不要腦袋了麼？詔書寫得明白——“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莫怪也”。

正因為有如此嚴格的規定，和如此嚴厲的懲罰措施，在太平天國版圖之內，“大哥”就成了消失的名詞，別說老百姓自家的大哥不能隨便喊，就算獨享“大哥”專利的耶穌，也不能隨便喊——那是人家“二哥”洪秀全的親大哥，你算老幾呢？

照理說，太平天國禁止的隻是“大哥”，二哥、三哥……其他哥並不在禁止範圍內，可是到了中後期，洪秀全幾乎每天都會寫好多“天話”頒布全國，裡面幾乎總少不了“爺哥朕幼坐天朝”之類的套話，這“爺”是上帝，“哥”是耶穌，“朕幼”自然就是神聖的洪秀全父子，這麼一來，別說“大哥”，就連“哥”字，太平天國內部人士也不敢隨便亂用。如今保存下來的幾百份太平天國一手文書中，由太平軍方面口中直接喊出“哥”字的，隻有昭王黃文英，他把堂兄黃文金稱為“叔伯哥子”，不過這已經是在太平天國覆滅、他本人被俘之後，叫不叫“大哥”，都是要“過雲中雪”的，本來就模稜兩可，不知該不該回避的“哥”，也就沒必要再忌諱了。

太平天國的改名癖

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初的起義首領幾乎都用的是假名，什麼點燈子、不沾泥、射塌天、革裡眼，五花八門，煞是熱鬧。究其原因，是這些人雖然造反，他們的妻兒老小卻還在老家當大明百姓，隱姓埋名，為的是不連累家人。

太平軍舉家隨營，而且篤信天父天兄能幫他們打下江山，自然不屑前輩們那種躲躲閃閃的窩囊勁，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喜歡改名。恰相反，太平天國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一兵，改名是蔚然成風的。

洪秀全自己的名字，按他兒子的話，是“天安的”。他本來譜名仁坤，小字火秀，開始傳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這是因為上帝叫“爺火華”，自己的名字當然不能有火。不但如此，秀全這兩個字可以很方便地拆開來做文章。後來金田起義，上帝會就大玩拆字遊戲，編造什麼“三星高照日出天”，什麼“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合在一起就是洪秀全要當帝王。這招顯然十分好使，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後幾年，他還日復一日不厭其煩地編造著新字謎。

太平天國的改名癖這個天國不太平不過，洪秀全可不是隻有一個名字。他自己記載，上帝讓他改名時囑咐，他“下凡這幾年”，有時候要叫洪秀，有時候叫洪全，這大約是為了保密和逃避清方追查；後來當了天王，他給自己起了個小名“洪日”，這自然是因為他自稱太陽之故。

洪秀全的重臣、大將中，改名字的也很多。比如北王韋昌輝和弟弟韋志俊，原本叫韋正、韋俊；大將李來芳，本名叫李開芳；名醫李俊良，原本叫李俊昌；英王陳玉成，原本叫陳丕成；答天，原本叫薛小。

其中有些人甚至改了不止一次姓名。如忠王李秀成，本名李以文，改名壽成，又改名秀成；贊王蒙得恩，本名上升，改名得天，又改名得恩；奏王賴世就，本名賴九，改名賴世國，又改名賴世就。

為什麼改名的人，太平天國特別多？他們改名的動機是什麼？

常見的理由是“避諱”。

封建時代各朝都有“避諱”，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隨便用於其他場合；如果是雙名，一般規定不能連用，比如南燕皇帝慕容備德，就規定臣民可以用“備”或“德”，但不許連用“備德”兩字。太平天國對避諱的愛好，到了讓人不可思議的地步。天父天兄的名字，洪秀全父子和東西南北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諱；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害”同音）等要避諱，甚至有些常用字，如師（隻許用於軍師、先師、後師等）、龍（隻許說“寶貝龍”而不許用於取名）等也不能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較“威風”的字同樣不允許用。這樣一來，許多姓都不得不改，王是中國排名前三的大姓，洪秀全表哥家也姓王，可因為王這個字不許用，王姓都被迫改姓汪或者黃，太平天國境內因此連一家姓王的都找不到。洪秀全不許一般人姓洪，安徽人洪容海加入太平軍件事就是改姓“童”；他後來投降清軍，件事就是把姓再改回來。同樣，賴世國改賴世就，蒙得天改蒙得恩，也是為了避開避諱詞。李俊昌改李俊良，是因為北王叫韋昌輝，有個昌字；李開芳改李來芳，則是因為翼王叫石達開，有個開字。

從蒙得恩等人的幾次改名（因為避諱上帝的上改名得天，又因為避諱“皇天”的天改名得恩）可以看出，太平天國的避諱有逐漸加強的趨勢；但也有例外，後期由於天京之變和石達開出走等事件的影響，昌、開這些原本避諱的字變得百無禁忌，李俊昌、李開芳也因此恢復了本名，而因為洪秀全兒子洪天曾的出生，而不得不改姓“永”的太平軍將領曾天浩、曾天養、曾水源等，也總算有了認祖歸宗的自由。

還有些人改名，是覺得本來的名字不雅。

太平天國起自草莽，很多人隻有個諢名，像天地會出身的羅亞旺，還有打鐵出身的賴九，小偷出身的薛小，販私鹽出身的孫臭（後來改名孫魁文），本來都隻有個小名，如今當上“高級官員”，總要起個相稱的大號。有些人本來有大名，不過覺得大名不夠響亮，就順勢改一個，像李以文改名壽成，大約就屬於這一類。

許多朝代的皇帝都喜歡賜名、賜姓，洪秀全也很喜歡這一套。陳丕成改名陳玉成，李壽成改名李秀成，都是他的傑作；特別是李秀成，這個“秀”是洪秀全自己名字裡的一個字，本來除了楊秀清，誰也沒資格用，特意賜給李秀成，是為了告訴天下人，他對李秀成是一千個看重、一萬個看重的。

太平天國早期禁止結婚，已婚男女也要分別居住，許多深感寂寞的將士就到處搜羅孩童，當做義弟或養子。一些人丁單薄的高級將領，像楊秀清，也用這種方式擴充勢力。這樣，也產生了許多改名人物。輔王楊輔清等十多個“東王宗”名義上都是東王楊秀清的弟弟，其實隻是姓楊的骨干將士。楊輔清本來的名字叫楊金生，因為認了楊秀清為兄長，名字自然也就改為標志性的“楊×清”(楊、清固定，中間一字不同)；而有些養子、義弟連同姓都不是，像比王錢桂仁的義弟錢壽仁，本名周壽昌，那是連名帶姓一起改了的。

還有些人的姓名，則是因為更特別的原因而改了的：單名。

當年王莽認為雙名不雅，下令全國都改成單名，連匈奴單於“囊知牙斯”都給他勸改了一個字的名字“知”；沒想到千百年過去，太平天國卻認為雙名纔是正理，單名應該唾棄，於是許多原本是單名的將領不得不改成雙名。像韋正、韋俊就是如此，曾參裡抗英的天地會老將周春，歸附太平天國後就給改名叫“周春之”，捻軍大首領龔得、張龍，也被太平天國寫作“龔得樹”、&ldqu隆”。

高級將領如此，底層小兵就更委屈了，避諱什麼的樣樣跑不了，有時名字給改了，自己都不知道。常州太平軍中有個小卒，名字本來叫“龍角”，因為“龍”不許用於名字，這個小卒在花名冊上就給隨手改叫“隆郭”。這還算好的，還有個太平軍小卒叫“李世賢”，和侍王李世賢同名同姓。盡管李世賢的名字不在法定避諱清單裡，但唯恐“殿下不高興”的頂頭上司仍然大驚失色，勒令整改。這位小卒大約不過嘟囔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類幾句廢話，就被“斬首不留”了。

太平軍自己種地嗎？

都說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運動”，太平軍是農民起義軍，可有沒有人問一句：“既然是農民軍，他們種地麼？”

要說未起事之前，慢說是普通將士，就算高級領導人，也免不了要種地的。天王洪秀全是富農家庭，他的兩個哥哥都要種地，他本人雖然因為要讀書考秀纔，免了田裡的農活，但根據洪仁玕的記載，他還是要去放牛，幫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做些雜工。在廣西傳教時，他借住賜谷村表哥王盛均家，和馮雲山在田頭發生過口角，似乎也幫忙干過農活。首義7王中，馮雲山不僅會種地，還拾過糞；石達開“耕讀為業”；楊秀清和蕭朝貴都燒過炭，種過山；燕王秦日綱做過礦工，也當過農民；真正沒摸過鋤頭把的，怕隻有大財主的二少爺胡以晄，和小鄉紳出身的韋昌輝了。

可一旦起事，他們就不再是原來的小農民、小礦工、小書生，而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是天生的貴人，自然無需種地。不但他們不種，他們手下的兵將、甚至兵將家屬都不肯再種地了。《紫荊事略》裡說，參加太平軍的將士家屬變賣田宅從軍，並嘲笑未加入的鄰居是“田舍翁”、“村婦女”。很顯然，他們不種地，也不想再種地。

太平軍種地嗎這個天國不太平定都天京後，在甲寅四年（1854年）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裡，規定犯錯誤的官員會被降職，“或貶下一等，或貶下二等，或貶為農”。這似乎說明了兩點：，太平天國的將士如果不犯錯誤是不會去“為農”的；第二，太平軍還是有人種地的，否則想貶人“為農”也辦不到。

在廣西金田、東鄉和永安州轉戰期間，太平軍曾經控制過不少農田，但不論兵將還是隨軍家屬，似乎都沒有耕種這些土地，金田、東鄉的許多農田被放入溪水，變成阻滯清軍行動的障礙，而永安州的東平裡倒是經過一次秋收，但種地的仍是當地未入營的農民，口碑有太平軍和農民按比例分配收獲的傳說，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太平軍本身參與了耕種。

定都天京後，太平軍雖然結束了流動作戰生涯，並且設置了“天朝典農官”，但在大多數地方實行的是“照舊交糧納稅”的傳統體制，種地的仍然是過去的農民，他們算是“天國子民”，卻不是太平軍軍士。在一些不穩定的地方，太平軍甚至仍然沿襲“科派”、“打太平先鋒”之類強制征收措施，“驚走妖魔”、“搶來米糧”，顯然就更不會去種地了。

例外的地方也還是有的。《粵匪紀略》裡記載，天京南門外四十多裡，板橋通往太平府、蕪湖的大道西側直到江邊，有一片農地，名叫沙洲圩，是“賊所種田”。從詞句可以判定，這一塊是太平天國官方組織耕種的農田。此外，天京城內面積廣闊，有山有水，也有不少田地；但根據時人記載，天京城內無一戶種稻谷，田地都是菜園，不過廣義上也可以說他們是“種田的”。至於許多記載中說，太平天國出城割稻，甚至組織、強迫大批城中婦女參加，那可不是如某些史論者所言，是“幫助人民群眾進行生產”。《粵匪紀略》裡交代得很清楚，她們收割的，是“江寧未被擾害各鄉”的稻谷。也就是說，這些農田仍然姓“清”而非“太平天國”，他們的主人對於這種“幫助”，怕是未必情願、未必領情的。

不論前期或後期，地方上有不少記載，說太平軍輕徭薄賦，“著佃交糧”，甚至在個別地方也有沒收逃亡地主和寺廟土地的記載，但沒有任何記載表明，這些土地被安排用於軍屯，或供數量始終很龐大的太平軍家屬、勤雜人員屯田。在江浙忠王李秀成轄區，有李秀成組織興修海塘、堤壩的記載（多部時人筆記都說，李秀成派錢桂仁、熊萬荃等負責巡查海塘，興修水利），也有李秀成發放稻種的記載，但太平軍本身並未直接參與農耕或組織屯田。在浙江像山，參天豫顧庭菁倒是組織過種桑養蠶，還打算修築海塘，造田三萬畝，但一來因為戰局逆轉，他的計劃未完全實現，二來他本是像山土著，按照當地人的追述，這些計劃雖然打著太平天國官方的旗號，其中卻不免夾雜私利考量，比如種桑養蠶的牽頭人，就是顧庭菁的兩個女兒，因此，像山的“官田”，並不能完全代表太平天國的意志。

在太平軍看來，自己既然已經“翻身做主”，那就是“將軍太守”、“夫人恭人”，下地種田這等又髒又累的活計，早已干夠了半輩子，能不再干，便不再干。不僅如此，由於太平天國實行嚴格的編戶制和征收制，不論收取租賦或“打太平先鋒”，靠的都是武力撐腰，效率十分可觀，隻要不是赤地千裡如李秀成“進北攻南”時的皖北，搞到糧食並不算費力，至少不會比種地來得費力。再者說，太平軍和清軍始終處於交戰狀態，分兵屯田，的確也存在困難。

在某些特殊場合和情況下，太平軍還是會迸發出“農民軍”的本色，毫不猶豫地種起地來。被湘軍李續賓部長期圍困的九江，守將貞天侯林啟容就“嬰城種麥以自給”。後期天京被圍，城中守軍同樣把菜地都改造成農田。癸開十三年（1863）秋天，城裡農田甚至取得豐收，湘軍在雨花臺登高眺望，看見城內“青黃數十裡”，感到十分意外。這種“軍屯”是因為據點被合圍，既不能征糧，也不能“打太平先鋒”，不想餓死隻能自己辛苦些。

盡管有種種客觀原因制約，但必須看到，太平天國將士對自己曾經的農民身份百般回避，對農民、農活有本能的歧視，對喫力不討好的屯田種地態度消極，隻想著打痛快仗、喫現成飯，嚴重削弱了政權和軍隊的生存能力。這個沉痛教訓直到太平天國滅亡後四五年，纔由流落陝北的餘部袁大魁加以總結。這支北方後的太平軍每到一處，就分兵屯田，力圖自給自足。可惜這個教訓總結得實在太遲，袁大魁部又實在太弱了，他從1867年底開始獨立作戰， 1869年4月失敗，期間兩次丟失根據地，全軍潰散，他所種的糧食，自己一次也沒能等到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