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期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而做調查、分析並形成報告，以為美國管制戰敗後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據。這一報告之後形成為《菊與刀》一書 。自1946 年出版以來，《菊與刀》在美國、日本都引起了強烈反響。事實上，美國政府戰後對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應的反應與《菊與刀》的分析基本一致，被認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書，是社會科學研究直接運用於政治實際操作的傑出例證。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像征，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以“菊”與“刀”來像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

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早年學習英國文學，故其作品文筆高妙，並善於作詩以及細膩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與《菊與刀》為著名。其著作中提出的問題與關懷，至今仍受到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視與關注。

譯者簡介：

呂萬和，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繫兼任教授。曾任天津市歷史研究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研究員、天津社會科學院咨詢委員（1989年）等。出版作品有《簡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明治維新與中國》一書（日本、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年）等。

《菊與刀》中譯本1991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至今已重印14次，印數超過10萬冊。近幾年，由於中日關繫備受關注，這本書的印數顯著增加，還出現了幾種與此譯本大同小異的譯本，價格高於此譯本，印數卻不低。這說明：我國廣大讀者迫切需要了解日本。這本書資料豐富、文字生動、多有啟發性見解，成了受歡迎的一本了解日本的書。
這種情況也引起了中日兩國媒體的注意。2005年12月間，日本《讀賣新聞》駐京記者特意為此前來商務印書館和天津，采訪此譯本的責任編輯之一陳應年和譯者之一呂萬和，隨即寫了報道，刊於12月30日該報國際版。2006年2月，《南都周刊》記者又為此書專門采訪了三位學者（呂萬和、孫歌、李長聲），3月下旬在該刊讀書版發了長篇訪談錄，標題是：《一本叫<菊與刀>的學術性著作還在暢銷》。
十幾年前，商務印書館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叢書》之時，曾提出是否修訂。由於當時幾位譯者都很忙，未能修訂。現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者再次提出“修訂和增補”，我們當然十分樂意。譯者中有一位比較清閑，在另外兩位在日本工作的譯者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用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把全書通讀修訂了一遍並加以增補。

《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增訂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對民族差異進行繫統研究，既需要有某種堅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種寬容態度。人們隻有自己具有堅定不移的信仰，纔會有不尋常的寬容。隻有這時，宗教的比較研究纔能發展。他們也許是耶穌教徒或阿拉伯學者，或不信教者，但絕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一樣，如果人們還在戰戰兢兢地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並隻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解決辦法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能發展。這種人絕不會懂得，獲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識會增加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他們把自身置於愉快和豐實的體驗之外。他們是如此保守自持，以至隻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方式，別無其他選擇。作為美國人，他們就強求一切民族接受我們所喜歡的信條。但是，其他民族難以接受我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們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制來代替十進位制進行計算，或者無法學會像東非某些土著那樣以金雞獨立式進行休息一樣。
因此，《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增訂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乃是一本闡述日本習慣（預期的和公認的）的書。它將論述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諸如他們在哪些情況下能指望得到恭維，在哪些情況下則不能；什麼時候會感到慚愧，什麼時候會感到尷尬等等。《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增訂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所論述的事項，要說理想的根據，也許就是平凡的街談巷議者，什麼人都有。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都曾置身於書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況，而是說這些人都會承認在那種情況下就會如何如何。如此進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繪出思想、行為深處的態度。也許未達到這種目的，但這是《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增訂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理想。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會發現，再增加多少調查材料，也不會提供更多的確實性。譬如，某人在何時對誰行禮，就沒有必要對整個日本人進行統計研究。這種公認的習慣性行為，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證明，再有幾個確證就行了，不需要從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中獲得同下結論。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賴以建立的那些觀點，他的工作就遠比統計證實要艱巨得多。人們迫切要求他報告的是，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觀察現存事物的鏡片的。他們必須闡述日本人的觀點如何影響他們觀察人生的焦距和觀點。他還必須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來觀察人生的美國人也能聽得明白。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有權威的法庭並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一位日本人。因為“田中先生”並不能說清楚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為美國人寫的那些解釋，過於刻意分析，無此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