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序曲“吾血之血”

章惡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第二章男孩，“生而羞澀”

第三章首席女演員，“隻用真正的鮮花”

第四章業務經理，“令人不快的事情”

第五章吸血鬼，“我是德古拉”

第六章總督，“惡魔般的狂怒”

第七章小說家，“糟透了”

第八章謀殺犯，“病態的迷戀”

第九章嫌疑人，“知名人士”

第十章演員，“卑賤的恐怖，冷酷的幽默”

第十一章詩人，“永恆而甜美的死亡”

第十二章劇作家，“他的罪惡之謎”

第十三章被告，“可怕的和非法的”

第十四章陌生人，“在這裡，我是貴族”

第十五章朋友，“交到您手中，哦，上帝啊”

第十六章傳奇，“流芳百世”

致謝和出處

男孩，“生而羞澀”（節選）

布萊姆·斯托克再次看了看手裡的請柬，扶了扶頭上的禮帽，繫上大衣扣子，然後穿過都柏林梅瑞恩廣場（Merrion Square）的門。這裡是都柏林的住宅區之一，住著有名的王爾德一家。他們總是在周六舉行這種盛大的社交聚會，每個房間都被蠟燭照亮，桌子上擺滿了各種食物。斯托克沿著笑聲和竊竊私語般的交談穿過一個又一個房間，房子後面不知什麼地方傳來經典鋼琴曲的聲音。形形色色的賓客——藝術家、詩人、教授、科學家、作家——三五成群地小聲交談，女主人簡·王爾德（Jane Wilde），被她的朋友稱為“斯佩蘭扎”（Speranza），則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似乎對於每場談話都遊刃有餘。她在賓客中左右逢源，妙語連珠，還提供各式各樣的茶點和三明治。她個子很高，略顯笨拙，穿了件飾有長腰帶和胸針的吉卜賽樣式的裙子。

當時的斯托克繼他父親的後塵，在簡易法庭（Petty Sessions，又名即決法庭）做文員，業餘時間撰寫評論文章。他的工作，正如頭銜表明的那樣，很清閑。雖然需要他花大量的時間在愛爾蘭各地出差，卻極受好評，因此得以接二連三地升職。但他的野心並不在此，而是在文學或戲劇方面：寫短篇小說向雜志投稿，或在都柏林參加戲劇劇組的面試。在梅瑞恩廣場的王爾德家裡，他接觸到了都柏林文藝界的各色人物，見識到圍繞在斯佩蘭扎周圍各種各樣的怪人。

王爾德一家在都柏林以古怪著稱。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es）當時也經常在王爾德家出入，他回憶時評論這一家是“尋歡作樂的、懶散的、無畏的……極其富有想像力和博學的”。斯佩蘭扎是簡的筆名，她因撰寫極具煽動性的詩歌和文章鼓吹民族主義譴責王權而名噪一時。她的丈夫，威廉·王爾德爵士是一個留灰色胡子的小個子，他在宴會上總是喜歡把談話引向無數離奇的話題。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眼科醫生，他獲得了爵士稱號。他是眼科疾病方面的專家，還熱衷於愛爾蘭歷史和迷信傳說，同時還是一位早期的、業餘的埃及古物件學家。

整個家庭都以有爭議而著稱。簡夫人曾在一場叛國審判中發表過激情澎湃的證言。在婚前，她的丈夫就有過幾個私生子。在獲得爵士稱號後，威廉·王爾德還曾被控告侵犯自己的一個病人。這些丑聞全都是公開的秘密，幾乎所有都柏林人都對此指指點點，但王爾德一家依舊我行我素。

威廉爵士和簡夫人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夭折了）。大兒子威廉·查爾斯·金斯伯裡·王爾德（William Charles Kingsbury Wilde），被人們叫作威利（Willie），比布拉姆小五歲，也就讀於三一學院，是個纔華橫溢的好學生。他們的小兒子奧斯卡·芬戈爾·奧弗萊阨蒂·威爾斯·王爾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比布拉姆小七歲，他在1871年進入三一學院時布拉姆正在讀後一年。

奧斯卡·王爾德繼承了父親高談闊論的傾向和他母親對幽默和詩歌良好的品位——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像其母親一樣高，一張圓臉上粗眉大眼。梅瑞恩廣場的沙龍鑄就了他日後馳名的機智，而三一學院則促成了他的時尚品位和文學技巧，但他在都柏林並沒待太長時間。1874年，他獲得了一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開始去征服倫敦。

王爾德一家成為布萊姆·斯托克的朋友——他比奧斯卡留在都柏林的時間要長。布拉姆喜歡威利和威廉爵士，王爾德夫人則對他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很感興趣（即使她一直在譴責愛爾蘭政府），似乎對母親的職責毫不上心。布拉姆和王爾德一家過了 1875 年的聖誕節，第二年威廉爵士就去世了。

在都柏林時，奧斯卡和布萊姆並不是很親近的朋友。奧斯卡過於傲慢，過於神秘莫測。但他展示出諸多布拉姆夢寐以求的成就，尤其是在別人看來不費吹灰之力的文學纔能。

布萊姆終其一生，辛苦工作，努力成為一個評論家、一個小說家、一個詩人、一個劇作家，但總體而論，他的成就隻能算是中人之上。他終生都在成功的邊緣打轉，卻不得其門而入。他來自愛爾蘭的年輕朋友王爾德則在上述諸多領域獨領風騷。在很多年裡，他是倫敦家喻戶曉的名人，是萬眾矚目的中心，甚至達到了榮譽的。

王爾德一家住宅的旁邊，梅瑞恩廣場18號這棟高大的磚式建築屬於托馬斯·謝裡登·勒法努（Thomas Sheridan Le Fanu）。勒法努是都柏林的名人，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多產作家，寫了十幾本關於愛爾蘭歷史的情節曲折的小說，大都帶有一些超自然的神秘色彩。他也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在成為記者之前曾學習過法律。勒法努成功的一部小說《暴雨梨花》（Uncle Silas）出版於1864年，而他為後人銘記的作品則是《女吸血鬼卡蜜拉》（Carmilla）。這部作品於 1872 年開始在一部雜志上發表，後來被收入故事集《神秘的鏡子》（In a Glass Darkly）。這表明在布拉姆離開三一學院不久後，這部作品便開始被都柏林人廣泛閱讀和探討。無獨有偶的是，布拉姆的部小說《水晶杯》（The Crystal Cup），一個國王獻身於美的神話故事，也在這一年開始在倫敦的雜志上發表。

《女吸血鬼卡蜜拉》是一部傑出的吸血鬼小說。在某種程度上，這部作品中的哥特氛圍和吸血鬼的傳說及被壓抑的性欲幻想後來似乎成了這一類小說的標杆。同勒法努的大部分作品一樣，這部小說被精心設計成一起神秘的科學事件，由故事的女主人公勞拉以人稱的視角開始講述。勞拉經由一起馬車事故結識了神秘的女孩卡蜜拉，卡蜜拉後來同勞拉及她的父親住到一起，之後她就開始對勞拉進行頻繁而嚇人的午夜拜訪，勞拉後來發現卡蜜拉其實是一個名叫卡恩斯坦伯爵夫人的吸血鬼。在故事的後，一個吸血鬼專家打破了這場可怕的噩夢。他按照習俗，用木樁刺破了卡蜜拉的心髒，然後砍掉了她的頭顱。

就小說本身而言，《女吸血鬼卡蜜拉》是純粹哥特式的：相較於聳人聽聞的坦露，作品中充滿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暗示。小說的字裡行間滿是性欲的張力，卻一直被冷靜地克制著。勒法努對傳統吸血鬼小說的改造在於他的作品中標志性的同性戀主題，女吸血鬼隻會去咬女性，進而引誘她們做自己的情人。

雖然非常可惜，但沒有證據表明布拉姆·斯托克曾見過勒法努。當斯托克在《晚郵報》做戲劇評論時，勒法努其實是他的雇主之一（他當時是報紙的主編），但勒法努是出了名的避世隱居，他盡量避免同陌生人的一切接觸。1860年他的妻子去世，勒法努對她之前的精神崩潰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因此開始完全與世隔絕，也停止了他的寫作。都柏林的鄰居們稱他為“隱形的王子”，因為他總是在夜間出沒於黑暗的房間，避免同外界一絲一毫的接觸，他變成了自己作品中飽受折磨的那一類人了。幾年哀悼般的隱居後，他重新開始了寫作和編輯，他曾擔任過《都柏林大學雜志》（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的主編。《女吸血鬼卡蜜拉》是勒法努後，也是偉大的成就，他於此後一年在都柏林去世，享年58歲。

斯托克之後創作的很多超自然的神奇故事的靈感都源於勒法努。《女吸血鬼卡蜜拉》中的吸血鬼誕生於斯托克的故鄉，由斯托克的雇主之一，在斯托克的朋友王爾德一家附近的房子裡創造出來的，這就為他的《德古拉》提供了諸多重要的啟示。

作為一個戲劇評論家，斯托克肯定熟悉戲劇舞臺上大獲成功的吸血鬼故事。

1818年約翰·波利多裡（John Polidori）的短篇小說《吸血鬼》（The Vampyre）應該是英語文學中部有關吸血鬼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魯斯溫勛爵，這位貴族吸血鬼和他的朋友奧布裡在漫遊歐洲期間，造成了一繫列的悲劇和許多神秘的死亡事件。小說的結尾是魯斯溫勛爵在設法娶了奧布裡的妹妹後，隨即吸干了她的鮮血，繼而神秘地消失在夜色中。

這部作品其實成就一般，但有一個偉大的源頭。作為拜倫勛爵的朋友、旅伴兼醫生的波利多裡曾在1816年隨拜倫到瑞士日內瓦湖邊的迪奧塔蒂別墅（Villa Diodati）避暑。在那裡他們遇到了一群朋友，其中包括珀西·雪萊（Percy Shelley）和他的未婚妻瑪麗·戈德溫（Mary Godwin）。

關於這個文學小團體的故事幾乎盡人皆知：每個人都被要求寫一篇鬼故事。作家拜倫和雪萊的構思後都沒有成篇，倒是瑪麗·戈德溫那個古怪的故事後來以瑪麗·雪萊的名字出版了，題目是《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又譯《科學怪人》）。波利多裡的作品大部分取材於被拜倫放棄的構思，終形成了《吸血鬼》。這部小說發表之後就獲得了不少贊譽，還曾一度被誤認為是拜倫之作。

如果不是在1818年被夏爾·諾迪埃（Charles Nodier）改編為大受歡迎的法國音樂劇，波利多裡的這部作品很可能早就被世人遺忘。接下來，這出戲劇又被翻譯為英文，於1820年在倫敦上演。英國上演的這出戲劇采用了後來非常著名的手法“吸血鬼陷阱”，這種特殊的舞臺裝備被用到整出戲劇的高潮部分，當魯斯溫勛爵被陽光困住時他憑此瞬間消失。吸血鬼陷阱的秘訣在於開口在舞臺地板上的活板門，活板門主要由橡膠制成。扮演魯斯溫勛爵的演員頭朝下跳下，仿佛被大地吞沒一般，而紅色火焰似的閃光則預示了他地獄般的命運。這種舞臺表演幾乎令當時的觀眾喘不過氣來，而“吸血鬼陷阱”也因此成為一個世紀以來評價戲劇效果的標準之一。

這出戲劇的流行導致了19世紀中期一股小小的吸血鬼熱潮。其中包括紐約博物館呈現的巴納姆（P. T. Barnum）的《吸血鬼新娘》（The Vampire Bride）和法國作家大仲馬（Alexander Dumas）的戲劇《吸血鬼》（Le Vampire）。另外還有1851年上演的鮑西考爾特（Dion Boucicault）的戲劇，名字也叫《吸血鬼》（The Vampire）。鮑西考爾特在戲中加入了煽情的一幕：那些在幾乎與身體等高的畫像中的吸血鬼受害者看起來栩栩如生，他們從畫像中警告女主人公將面臨的可怕命運。

鮑西考爾特是愛爾蘭著名的劇作家和演員，曾主演過許多成功的戲劇。在他演繹的版本中，吸血鬼成了一個名叫艾倫·雷比的威爾士人，說話時帶有濃重的愛爾蘭口音。鮑西考爾特在舞臺上是一個魅力超群的古怪的愛爾蘭精靈，很難把他想像成一個魔鬼。但維多利亞女王非常喜歡他，在看過表演後對他的吸血鬼造型大加贊賞。但當她一周後再次觀看演出時，女王的看法發生了改變，她認為這出戲劇“毫無價值”。《吸血鬼》是鮑西考爾特為數不多的幾個敗筆之一。

斯托克在都柏林的皇家劇院結識了當時的愛爾蘭社交名流鮑西考爾特。對於 19 世紀 70 年代的布拉姆·斯托克來說，吸血鬼首先是一種和劇院緊密關聯的生物，那些流行的吸血鬼貪婪地吮吸著票房收入。

在三一學院期間，斯托克首次遭遇了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歌。準確來說，是三一學院的著名教授、斯托克的導師愛德華·道登（Edward Dowden）向他推薦了惠特曼。對道登來說，惠特曼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偶像。惠特曼的詩歌在三一學院的師生中廣泛傳播，他們熱切地討論著《蘆笛集》（Calamus）中富有爭議的“狂野的愛”和大膽的同性戀的詩篇：“我要說出日夜陪伴著我的秘密，我要歡慶同志的愛情。”這些詩句在學生中反響不一。實際上，當時大多數的英國讀者閱讀的是但丁·加布裡爾·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主編的《沃爾特·惠特曼詩集》（The Poems of Walt Whitman）。在這部詩集中，羅塞蒂刪掉了許多他認為“淫蕩”的詩歌。

斯托克像道登一樣贊賞惠特曼大膽、直白而男子漢氣概十足的詩中真摯的情感，他倆同樣喜歡那些富有爭議的詩歌。斯托克後來弄到了一本《草葉集》（Leaves of Grass），纔得以閱讀惠特曼那些未經刪節的詩歌。道登曾為詩人辯護，說他“絕不會墮落成任何下流的東西”，但他同時也矛盾的認為“任何卓越的作家都會或多或少對某個人造成過傷害”。

源於這種精神上的共通，斯托克在 1872 年某天的衝動之下給詩人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但經過多方考慮，又把這封信鎖到了書桌的抽屜裡。或許，這封信寫作的過程已經達到了他直接的目的。斯托克自認為是一個藝術的衛道者，而將惠特曼視作他的祭司。在他留下的惠特曼式的散文中，斯托克傾訴了他的理想（“一個強壯健康的男人……能找到靈魂上的父親、兄弟、妻子該是多麼幸福的事”）；他的目標（“我想……和你談論一些不是詩人的我幾乎很少提及的東西”）；以及他的缺陷（“我長得很丑，但很強壯……面對世界時總是很羞澀”）。斯托克雖然很清楚惠特曼的詩歌在讀者間毀譽參半的現狀（“我曾無意中聽學校裡的兩個人談論你……大聲念著令他們兩個捧腹大笑的詩行”），但他在信中依舊喋喋不休的表達著自己熱情洋溢的崇敬之情。

如果說這封信是不合宜的、絕望的，那麼斯托克在深思熟慮並將其束之高閣的四年之後，又把它寄了出去，就顯得更加怪異了。這樣的一封信，出自於一個剛剛從三一學院畢業的學生，帶有些甜蜜的天真和理想主義尚可理解。但多年之後，斯托克真的還能喚起當初虔誠的夢想？

導致這封信寄出直接的原因是 1876 年斯托克在某個俱樂部參加的一次惠特曼詩歌的討論。斯托克巧妙地為詩人辯護，臉上帶著勝利的紅暈，回到公寓就立即再次給惠特曼寫信。除了四年前那封自薦信，這次的信中帶有更多的坦誠：“我說的這些全都是真實的，就如同光就是光一樣。消逝的四年時光隻是讓我加倍地喜愛您的作品……”

惠特曼被年輕的亞伯拉罕·斯托克的魯莽逗笑了，在回信中對他大加贊賞：“那麼鮮活，那麼具有男子氣概。”惠特曼同樣激發了斯托克一直以來持有的對美國的興趣，惠特曼的詩歌一直在稱贊美國的民主制度，一直在表現一種理想化的、樸素的美國文化。

這是斯托克次同自己偶像的交往，也正是由此，惠特曼記住了這個年輕的通信者的名字。惠特曼的詩歌——以及之後他的友誼——將對後來的斯托克大有裨益。

更加幸運的是，斯托克的另一個偶像重返都柏林了。

在1876年，亨利·歐文主演了戲劇《哈姆雷特》（Hamlet）。在他生活的年代，幾乎每個偉大的演員都重新演繹過哈姆雷特，而且，歐文個人的心理特征極其適合扮演這位猶豫的王子。當時的斯托克依舊供職於市政府，也仍在撰寫評論。不過當時的他除了欣賞演出外，終於可以在都柏林的報紙上表達出他認為歐文應得的贊譽。斯托克的評論和他再次觀看表演後的文章中狂熱的吹捧歐文極富現代氣息的表演方式，令歐文很感興趣，他想見見這位評論家（斯托克的評論並不是的原因），於是劇院經理安排了一次會面及晚餐。

“正是從這個特殊的夜晚開始，我的主人的心開始接近我，我的心也開始貼近他。他明白我極其欣賞高度的努力……”作為對斯托克的感謝，歐文主動提出為他朗誦托馬斯·胡德（Thomas Hood）的《尤金·亞蘭之夢》（“The Dream of Eugene Aram”），一首關於兇手及其良知的戲劇詩。這首詩其實隻是一個在校生的練筆之作，但歐文清楚憑自己的表演天賦可以將這篇簡單的作品改頭換面，點石成金。

兇猛的復仇精神不會罷休，

直到血債用血來償！

28 誰是德古拉？——布拉姆·斯托克的血色蹤跡

是的，雖然他已被埋葬，

石頭壓在墳墓上，

歲月腐蝕了他的血肉之軀——

但人們依然能看到他的骨頭。

哦，上帝啊！那個恐怖、恐怖的噩夢

一直困擾著我現在終於蘇醒！

一次，一次，我昏沉的頭腦

我選擇的人生；

我鮮紅的右手爆發出一陣狂熱的憤怒，

就如同火刑柱上的克蘭麥（Thomas Cranmer）。

斯托克對這次朗誦的反映是“某種歇斯底裡的東西”——而這可能正是亨利·歐文希望聽到的恭維。當他戲劇般的恢復了冷靜，走進房間，拿出了一張簽名照。照片上的題詞洩露出他因斯托克的反映而興奮不已的心情，也表達了一個演員對觀眾良好的品位的贊賞：“致我親愛的朋友斯托克。願上帝保佑你！願上帝保佑你！！亨利·歐文，都柏林，1876年12月3日。”

由此，正是兩人友誼的開端。斯托克渴求著歐文的關注，用自己不加矯飾的贊美取悅這個出類撥萃的演員。而歐文則狼吞虎咽般貪婪地吞下這些贊美，直到他心滿意足，又自然而然地忽略掉了他的奉承者。多年之後，斯托克談及這次會面時說：“看著眼前這張他的照片，還有那些真摯的話語，關於我們之間滿是深情和理解的記憶，使我哪怕在寫這段話時，也難以自持。”

“難以自持”是維多利亞時代一種委婉的表達，斯托克的意思其實是歐文的照片至今仍令他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