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出版社·名家視角叢書

本書是2016年度普及類古籍整理圖書專項資助項目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鳳凰出版社組織出版了 “文苑叢書——名家精選古典文學名篇”，於1992年12月正式出版，共十冊。編選者或為博古通今的學界泰鬥，或為專治一門的大方之家，《叢書》在選篇立目與注釋品評上，做到了精品與新見相結合，而在裝幀形式上的創新，更是開一時之新風。 2002年9月，《叢書》出版了簡體字本，更名為“名家視角”，反響依舊熱烈，並於2004年3月重印。現如今，編選者中的許多先生，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我們希望繼續傳承和發揚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通過名家的引導，能進入人類文學遺產的藝術殿堂，體驗或感悟中國古代文學的意味與藝術魅力。於是，2018年，出版社在修訂錯誤的基礎上，重新再版這一精品圖書。仰仗於諸位名家把關，較之同類出版物，《名家視角叢書》具有選目精當、編排合理、注釋明晰、篇幅適中的優點。“選目”是選本的關鍵。編選者本著弘揚傳統文化的宗旨，發揮自己的專業所長，精心選材。《叢書》每冊附有編選者悉心撰寫的《前言》，提綱挈領，評析某一文體在特定時期的發展概況。正文中，每篇作品附有作者小傳、注釋和品評，以利於增進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小開本精裝，每冊不超過二十萬字，便於讀者攜帶和閱讀。

這套《叢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1.普及性。《叢書》是豐厚的中國古代文學遺產的一個縮影，是宏偉冰山的一角，無比豐富的藝術寶藏還有待我們去發掘。這套《叢書》無疑就是開啟寶藏的鑰匙。藉由它，讓讀者親近詩詞歌賦，體味古典文學的藝術魅力。許多編選者都帶著這樣的期許，如錢仲聯先生在《明清詩精選》前言中說：“選入的詩雖僅僅是一百篇，卻概括了明清詩歌的全貌，一勺水可以嘗大海味。”程千帆先生在《宋詩精選》前言中說：“這本書隻是想使讀者對有異於唐詩的宋詩風味嘗鼎一臠而已。”王水照先生在《唐宋散文精選》前言中說：“嘗鼎一臠，以蠡測海，願這一小小的選本能幫助讀者去叩啟唐宋散文百花園的大門。”

2.思想性。古代文學作品是中國傳統觀念和思想的載體，蘊含了豐富的哲學、宗教、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歷史、地理等知識，古代文人素有“詩言志”、“文章合為時而著”、“文以載道”的傳統，細心讀者在閱讀作品時自能領會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3.藝術性。開卷有益，*重要的是反復吟誦原作。隻要讀者潛心品味入選《叢書》的每篇作品，就足以感受古代文學的藝術魅力，領略古典詩文豐富的藝術技巧和完美的聲律形式，而我們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美感經驗和藝術情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些文學經典陶鑄的。

4.學術性。雖屬普及性讀物，但書中蘊含著編選者的文學批評思想和文學史觀，值得揣摩和發掘。通過這套《叢書》，可增進讀者對古代文學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進而為充實壯大未來的學術隊伍做好鋪墊。

為了紀念這些前輩名家，在封面設計時，決定燙印他們的親筆簽名。在與美編商定硬筆豎寫的選擇標準後，為求*效果，多方搜求，終得全璧。

明清散文精選

目錄

宋濂

閱江樓記

送東陽馬生序

劉基

狙公

賣柑者言

方孝孺

越巫

王守仁

瘞旅文

何景明

上塚宰許公書

歸有光

先妣事略

項脊軒志

長興縣編審告示(節選)

唐順之

任光祿竹溪記

宗臣

報劉一丈書

王世貞

題海天落照圖後

李贄

題孔子像於芝佛院

湯顯祖

牡丹亭記題辭

袁宏道

滿井遊記

徐文長傳

孤山

鐘惺

浣花溪記

徐宏祖

遊黃山日記(後)

張岱

柳敬亭說書

西湖七月半

張溥

五人墓碑記

張煌言

貽趙廷臣書

夏完淳

獄中上母書

黃宗羲

原君

顧炎武

與友人論學書

侯方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王夫之

自題墓石

魏禧

大鐵椎傳

唐甄

室語

戴名世

醉鄉記

方苞

獄中雜記

左忠毅公逸事

鄭燮

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劉大櫆

無齋記

全祖望

梅花嶺記

袁枚

黃生借書說

姚鼐

登泰山記

彭端淑

為學一首示子姪

汪中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

張惠言

送惲子居序

龔自珍

病梅館記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曾國藩

原纔

薛福成

觀巴黎油畫記

章炳麟

革命軍序

梁啟超

少年中國說

明清散文精選

前言

    明清文學，在今天看來，小說為；但在當時，士人所重者，仍在文章。因此，從歷史上看，明清之文，不僅作者甚多，數量甚富，而且流派層出，為前代所未有。

    當然，一般說來，明清之文，成就之高，不及先秦、漢魏、唐宋幾個時代，但也自有特點，不可一概而論。

    以明代而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便產生了多種多樣的文章。

    例如開國之初，大亂始平，人心思治，幾個易代之際的人物，如宋濂、劉基等，都有歌頌新朝的文章。其中宋濂所作，是有代表性的。楊維楨為《宋學士文集》作序所稱道的“館閣之文”，多屬這類作品。其中的《閱江樓記》，就是善歌善頌的文字。

   這樣的文章在當時是合時宜的。雖寫閱江一樓，卻反映了國家初建，百廢俱興，一派興旺發達的氣像。雖屬頌聖，卻非憑空虛構。李慈銘說：“金華文氣，從容而博大，故有明推為一代之冠。”可能即指這樣的文章。當然，李慈銘又說：“然頗乏精彩，故罕警策可傳誦者。”這話說得不錯。自古以來，歌頌之文，精彩者本來不多，可傳誦者為數亦少。宋濂此文，比較起來，尚屬可讀之作。此文之外，還有《秦士錄》、《送東陽馬生序》等，也都為世所稱。

    與宋濂並稱的劉基，精彩之作，末的《郁離子》。諷刺時弊，很有特色。但入明以後，所撰歌頌之文，亦乏精彩。如《甘露頌》之類，無足稱者。

    在宋濂、劉基之後，政治形勢開始變化，大獄屢興，人不自保。法禁日嚴，言路日窄，連頌聖之文也難寫作。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之下，便產生了臺閣之文。作者有楊榮、楊溥、楊士奇等。這類文章，不僅頌聖，而且粉飾太平。黃茅白葦，更不足稱。

    在這以後，一些文人學者對於現實，日漸不滿，對於臺閣之文，亦多不滿，於是產生了李夢陽、何景明等“七子”的復古之文。

    “七子”在文學上主張復古，政治上反對宦官專政。復古雖流於形式，原因卻在不滿現實。況且，正當八股文盛行之際，提倡“文必秦漢”，使一些學子知道“《四書》之外，尚有古書，八股之外，尚有古文”。這在當時，亦未可厚非。

    以何景明為例，他雖有擬古之作如《敵中篇》，步趨韓非《說難》，固不足取，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上楊邃庵書》、《上塚宰許公書》等，卻既有氣勢，又有感情；既有辭采，又有膽識。

    繼“七子”之後，又有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他們主張“文必西漢”，也是提倡復古。他們的文學主張和政治傾向，也和前“七子”一樣。

    在後“七子”中，王世貞的著作甚富，所撰《弇州山人四部稿》為一代巨著。《四庫提要》說：“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後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無論廣續諸子也。”

    在後“七子”之文中，王世貞的《題海天落照圖後》、宗臣的《報劉一丈書》，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與“七子”對立的作者，有所謂“唐宋派”。所謂“唐宋派”，是從嘉靖年間王慎中提倡歐、曹之文，唐順之編選八家之文開始的，其後茅坤、歸有光繼起，於是形成了一個流派。

    唐順之是個“於學無所不窺”的作者。他的《答茅鹿門書》是一篇很有見解的文章，《任光祿竹溪記》也是頗為傳誦的作品。

    此派文章為世稱的作者是歸有光。歸有光為文是學《史記》的，其記敘之文如《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等，為傳誦。但與此同時，他還另有一類值得重視的文章，有些關心吏治民情的文章如《送昆山縣令朱侯序》、《送縣大夫楊侯序》以及《長興縣編審告示》等，別有特色，從中可見他並非隻是撰寫家人父子之情、身邊瑣事的作者。

    明代中葉以後，國家衰像日增，社會危機日重。加以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社會風氣和社會思潮都有新的變化。這時思想界出現了李贄，文學方面則出現了公安派、竟陵派的一批作者。

    公安派袁宏道兄弟三人，為文主張“獨抒性靈”，反對“七子”之復古擬古。明代文章至此乃發生開國以來的一次變化。

    三袁之中，袁宏道又是成就、影響的。他為人主張“適世”，為文自由瀟灑。例如《雨後遊六橋記》、《孤山》、《滿井遊記》以及一些短簡、尺牘，都是閑適的作品。但他為人也非完全不問世事，例如他的《監司周公實政錄序》、《送江陵周信入覲序》等，就是頗為關心世道的作品。其中有憤激，也有不平。

    稍後於公安派的竟陵派，與公安派同樣反對復古，鐘春等作者又以“幽深孤峭”來矯公安派為文傷淺之弊。其成就不及公安，卻也自有特點。

    到了明代晚期，面臨國破家亡，袁宏道等人所追求的適世之文，已經難於再寫下去了。張岱生於此際，便寫出了挽歌似的小品。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他有《自為墓志銘》一文，很能說明此時的寫作背景：“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就是在這景況之下，他寫出了許多“夢憶”、“夢尋”一類的文字。

    與張岱這類作者相反，晚明也出現了另一派用世的作者，主要有張溥、張煌言、夏完淳等。

    張溥等人參加了現實的政治鬥爭，文學上反對公安派的“性靈”和“適世”。主張恢復古學，務為有用。為文力矯公安之失，而開此後“經世致用”之風。張煌言、夏完淳等從事抗戰救亡，為文別具特色。

    清初之文，是承襲了“經世致用”之風的。

    當明清易代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懲於明末士風、文風之弊，卻講“經世致用”。三人入清卻不入仕。顧炎武跋涉山川，載書自隨，自謂“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百家之說，粗有窺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天下”。所著《日知錄》，學風、文風都與明季不同。至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鋻論》、《宋論》等，也都有新的時代特征。

    但是，清代亦如明代，開國之後，政治形勢亦有變化。出於統治需要，文化專制更甚於明代。在此後的一段時期裡，文字獄接連不斷，為文著作，相當危險。這對於此後文章的發展變化，影響甚大。特別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以後，文人秉筆，不可能再像清初那樣“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了。

    這時合時宜的，是從方苞開始的桐城派的文章。

    方苞曾因《南山集》案而牽連入獄，被釋之後，“驚怖感動”，在《兩朝聖恩恭紀》中說：“欲效涓埃之報。”於是為文提倡“義法”，主張“闡道翼教”。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寫出來的。其中《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等篇，是“闡道”較少、傳誦較廣的文字。

    在方苞之後，桐城派的另一個重要作者是劉大櫆。劉大櫆為文，主張“明義理，適世用”。這和方苞的“闡道翼教”立意相同。他又進而講究“行文之道”，講究“神氣”，對於文章的音節字句是很下功夫的。他的文章也確有功力。

    在劉大櫆之後，桐城派一個更重要的作者是姚鼐。姚鼐生當清儒考證之學甚盛之時，又當義理之學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之日，他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並重；而且在劉大櫆所提的“神氣”之外，又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以及“陽剛”、“陰柔”等等，於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論乃更臻完備。他的《登泰山記》就是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結合的典型作品。

    在姚鼐以後，桐城派的作者，代有其人：方東樹、管同、劉開、梅曾亮、吳敏樹，以至曾國藩、薛福成、吳汝綸等，一脈相承。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曾說：“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就占統治地位的文章而言，這話說得不錯。桐城派之外，乾、嘉時期，也還有另一派作者。如惲敬、張惠言等，其為文蹊徑，與桐城派頗有不同。還有幾個不立宗派而為文自有特色的作者。例如鄭燮，不以文名，而文章新穎。又如全祖望，雖然生在乾隆盛世，而為文卻有清初之風。所撰《梅花嶺記》，和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相比，思想和文風，都有差異。還有袁枚，為文反對桐城派，而接近公安派。再有汪中，為文上宗漢魏，憤世嫉俗，頗有馮衍、劉峻的遺風。在乾隆年間而寫這樣的文章，更與桐城派傾向不同了。

    到了鴉片戰爭前後，社會發生了更新的變革，這時又出現了更新的作者。

    龔自珍生當嘉慶、道光之世，為學傾向今文學派，為文參以《史》、《漢》、《莊》、《列》和佛典，更與桐城派的“義法”不同。所撰《京師樂籍說》、《病梅館記》、《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從思想到文風，都有嶄新的時代特色。

    再到清朝末年，易代之際，社會變動更大，學風變化亦大。這時又湧現了章太炎、梁啟超等新一代的作者。梁啟超在新的思潮影響下，創為新體文章，更徹底地打破了桐城“義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筆鋒常帶情感”，文風為之大變。

    當然，文章更為徹底的變化，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此是後話，這裡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