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樣一些矛盾的甚至看似荒謬的描述卻真實存在於日本的典籍中，從而構成一個真實與矛盾交織的日本歷史。正如日本最具像征意義的兩種事物——菊花與刀一樣，日本人就是這樣，左手菊花，右手刀。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愛好美好，既蠻橫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心任人支配，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這種種的矛盾都是以極端的對立來體現的。然而在這極端的對立中，卻又難以置信地保持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統一。他們非常願意成為別人眼裡的天使，但是又會在別人忽略他們的過錯時投向罪惡的懷抱，化身魔鬼。他們的士兵非常守紀律，但是又桀驁不馴。
    了解日本已經是迫不及待的事了，接踵而來的嚴峻局面使對我們必須從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情況之中找到日本人的真實思想，以便達到對雙方意圖的互相理解。比如接下來的一繫列戰爭計劃中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有：日本人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能否做到不戰而屈？是否需要轟炸日本皇宮？日本戰俘能否發揮更多的作用？在對日宣傳中怎樣瓦解他們的決死之心，保護美國戰俘的生命？這些問題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分歧。相應的還有和平來臨之際的其他問題，日本需不需要持久的軍管法來保持秩序？我們的軍隊用不用跟殘餘的死硬分子作戰到底？需不需要在日本發起一場徹底的類似法國或者俄國式的革命來實現國際和平，以及誰來領導這樣的革命？是否該把日本人滅絕？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分歧極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竭盡所能地來說明日本是怎樣的一個民族。那年初夏，我國對日本的巨大攻勢初現威力，而在美國，人們卻一如既往地議論對日戰爭也許將延續3-10年甚至更長時間。
    與此相比，更驚人的說法在日本，他們甚至認為戰爭將延續100年。他們說美軍僅僅取得了局部的勝利，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數千英裡。日本的正式公報從未承認過海軍的失敗，日本的國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勝利者的夢幻中。
    但是到了6月，形勢開始變化。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使得過去最高統帥把歐洲戰場置於優先考慮的地位的做法變得沒有意義，對德戰爭已經勝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一個預示日本最後戰敗的大戰役，此後我軍對日軍開始步步緊逼。而且，從新幾內亞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緬甸的阿圖、塔拉瓜和比亞克的戰鬥經驗中，我們得知，我們的對手極為可怕。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敵國日本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不論問題來自軍事或者外交，也不論是由最高政策引起還是由投向日本後方的傳單引起，總之，每一種見解都極其重要。在這場和日本的戰爭中，我們不僅要知道東京高層的目的和動機，日本的悠久歷史，軍事和經濟的統計資料，我們還應該知道他們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國民的支持。我們必須試圖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習慣和這些習慣的表現“模式”。我們必須知道在這些行動和看法背後所隱藏的強制力量。我們必須將自己作為美國人的一面拋開，盡可能不輕易下自以為是的結論，認為在某種特定情況下，他們的所作所為會與我們一樣。
    這是一個棘手的課題。在美國和日本還處於戰爭狀態時，譴責對方是最容易的。但要看透敵人的思想就困難了。但是，這恰恰是我必須做的。問題是，日本人該作何行動，而非我們在處於他們的境況時該作何行動。我必須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動看做是一種有利於我理解他們的“本錢”而非“債務”。我必須觀察他們處理戰爭的方法，並且不能把它看做軍事問題而是要看做文化問題。因為，日本人戰時和和平時期一樣，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麼，從他們處理戰爭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哪些顯示其生活和思維方式的特點呢？日本統治者煽動好戰情緒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戰場用兵之法—一所有這些都顯示出他們自以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若要看清日本人怎樣在戰爭中暴露自己，就應尋蹤於戰爭中的種種細節。
    但是，美日交戰這一事實對我極為不利。這表明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查。我無法到日本去，無法生活在日本人家裡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好讓我親眼辨別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我無法觀察他們在作出某一決定時的復雜心理過程；我也無法看到他們撫養孩子的過程。約翰·恩布裡的《須惠村>是一位人類學家對一個日本村莊進行實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價值。但是，1944年我們已經面臨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寫那部研究著作時還沒有成為問題。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