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全力對付的敵人中，日本人是令人琢磨不透的。由於日本人的思考與行為方式與我們截然不同，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到這種差異，慎而待之。這和此前（1905年）沙皇俄國在對日作戰中所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但又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民族。很顯然，西方國家所普遍接受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是行不通的，這使得太平洋戰爭變得異常艱難，不僅要面對一繫列的島嶼登陸作戰、後勤補給問題，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敵人的特性，以便更好地對付他們。

要想做到這點並非易事。自日本國門被打開的75年間，由於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人們總是會用一連串的轉折詞，比如“但”或者“又”來形容他們，而從來不用這些詞去描繪其他民族。一個嚴肅的學者在描述其他民族時不會說這個民族既彬彬有禮，但又粗野蠻橫；既頑固不化，又樂意接受的變革；既謙卑溫順，又不願受制於人；既忠心耿耿、心地寬厚，又背信棄義、睚眥必報；既勇敢善戰又生性怯懦；既善解人意又不願愧對內心；既紀律嚴明又難以管束；既兼容並蓄又固步自封；既醉心於菊花的美，又崇尚刀劍和武士的無上榮譽。

所有這些矛盾都共存於日本文化中，就像菊花與刀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日本人生性好鬥又和善；尚武又文弱；傲慢又知禮；頑固又善變；馴服又桀驁；忠誠又叛逆；勇敢又懦弱；保守又開放；敏感又剛強；士兵們恭順服從又高傲不屈。

目前我們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刻思考日本人的這種矛盾性格，這對日後的戰爭走向以及戰後問題的解決都至關重要。隨著事態的發展，一繫列問題接踵而至。日本人接下來會采取什麼行動？有沒有可能不入侵日本本土就能迫使他們投降？我們該不該轟炸皇宮？如何對待日本戰俘？對日本士兵及對日本國民做怎樣的宣傳纔能減少美國人的傷亡並且能動搖日本軍隊戰鬥到底的決心？熟知日本文化的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和平到來後，是否要對日本人實行永久性的軍事管制？我軍是否要與那些負隅頑抗的敵軍戰鬥到底？在國際和平到來之前，日本本土是不是也會爆發一場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會領導這場革命？或者是消滅日本人？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做出準確的判斷。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可以利用所有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手段來研究日本的民族特性。那年初夏，我們發動了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當時，美國很多同胞認為這場戰爭將會持續三年，也許十年，或許更長。但是日本人卻認為這場戰爭將持續一百年。他們認為雖然美國人取得了戰爭的局部勝利，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裡。日本的官方公報拒不承認其海軍的失利，日本民眾也認為他們在打勝仗。

但是6月以後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逆轉。隨著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司令部兩年半以來對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考慮也初見成效，對德戰爭的勝利已指日可待。而在太平洋戰場上，我軍在塞班島的勝利登陸也預示著日本的戰敗。自此，雙方展開了肉搏戰。通過新幾內亞、瓜島、緬甸、阿圖島、塔拉瓦和比亞克戰役，讓我們真正見識到了日本軍隊的強大與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我們迫切需要回答有關日本的很多問題，不管是軍事問題還是外交問題，不管是高層決策的要求，抑或是向日軍前線散發宣傳單的需要，我們的意見都至關重要。在這場對日的全面戰爭中，我們不僅要了解日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日本的漫長歷史，對日本經濟與軍事上的統計數據，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日本政府想讓他的民眾做什麼。我們還得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及模式，以及產生這些行為的深層次原因。我們還得拋開美國人的思維習慣，並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會做的事，他們也會那樣做。

我的任務很艱巨。在戰爭期間譴責對方很容易，但要弄清楚敵人的所思所想卻很難。但我必須迎難而上。當前所要研究的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用我們的思維方式判斷他們會怎樣做。由於無法對日本本土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我隻能利用日本人戰時的行為來理解他們，而這並不能成為我研究的障礙。

我要把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方式當作文化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來研究。無論戰時還是和平時期，日本人的行為都有其獨特性。他們獨特的思維與生活方式又是怎樣影響戰爭進程的？他們的領袖又是怎樣鼓舞士氣，怎樣安撫民眾，怎樣在戰場上點兵遣將，所有這些都能暴露日本人的作戰方式。我必須認真研究作戰細節，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表現。

可是目前兩國正在交戰，這使得我不得不放棄對日本的實地考察，這對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為實地考察對文化人類學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到日本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親自體驗他們的生活，更無法親眼驗證對他們的判斷。我也無法觀察到他們是怎樣做出決定的，他們又是怎樣撫養教育孩子的。約翰·恩布裡的《須惠村》，是一本經過實地考察撰寫出的有關日本村落的書籍，很有參考價值，但是，在這個非常時期我們所面對的很多問題書中不可能涉及。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盡管困難重重，我仍然相信我可以通過一定的技巧和手段來進行研究。起碼我還有一個有利條件，就是可以利用目前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對他們的生活經歷進行調查，弄清楚他們是怎樣判斷事物的，以填補我們在知識上的很多空白。我相信這種方法對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社會科學家研究日本時傾向於利用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或統計資料，以及研究日本的宣傳文字。我深信他們所要尋求的答案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之中，隻有通過接觸那些真正生活於其中的人纔能找到滿意的答案。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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