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於齊，將都城設在營丘，建立齊國。當時齊國非常落後，境內多是未開墾的荒草和鹽堿地，居民靠畜牧業和漁獵業為生，與發達的中原地區相比，完全是夷荒之地。據《史記·
齊太公世家》記載，姜子牙為治理好國家，放棄了傳統習俗，因地制宜地實行 “因俗簡禮”“尊賢尚功”“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等治國方針，使漁鹽業、手工業和商業迅速發展起來。此外，周武王授予姜子牙“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的征伐之權。於是姜子牙不斷開拓齊國的疆域，為以後齊國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以後齊國一直保持強大的國力，人口增加，經濟發展迅速，成為東方的強國，並一度成為春秋霸主。作為齊魯文化的一部分，齊文化有著與眾不同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獨特的文化魅力。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齊文化的。有人認為沒有齊文化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文明，這並非是誇張。
齊國建立，負責治理夷人意味著本地原來的東夷文化開始向後來的齊文化演變；周公旦被封於魯，其責任是護衛周室，因此宗周文化在魯國得以完整保存。從齊魯建國開始，以泰山為界，泰山南北的東夷人雖然都臣服於周室，卻被一分為二，山南以魯為首，山北以齊為頭。而且，由於兩國諸侯的施政方略不同，泰山周圍的夷人風俗也出現了不同的變化。
周公旦治魯講究“尊尊而親親”，大力改造當地的夷人風俗，夷人遵行周禮十分徹底，幾乎完全放棄了原有的文化。而姜太公治齊則講究“尊賢而尚功”，對周禮並不熱衷，所以齊國的夷人沒有得到徹底改造，部分保留了原來的夷人文化。
另外，泰山南北地理環境有著天壤之別。泰山之南的魯國，土地肥沃，適合發展農耕經濟，很容易與重農的周文化相結合；泰山以北的齊地，卻因土地貧瘠，難以推廣農業文明，但有漁鹽之利，導致工商業較為發達。因此，魯人逐漸被周人同化，終成為中原文化的典型；齊人則較多地保留了東夷人的文化傳統，又借鋻中原文化，使本土的東夷文化有了新的發展。從這一點來說，齊、魯兩地的文化是涇渭分明、各具特色的。
春秋時期，作為齊魯文化的核心成分——儒學產生於魯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的傑出代表孟子兩度遊學於齊，並在齊國居住了十幾年，他的學術思想受到齊文化的熏陶。此外，作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苟子在豐富和完善儒學思想的同時，通過學術交流將儒家思想在齊國的文士階層傳播開來。在此背景下，齊文化和魯文化開始走向融合，共同構築了輝煌燦爛的齊魯文化。
1.“齊”名稱的由來
歷史上的齊國是當時疆域遼闊的大國，位於泰山以北，都城設在臨淄。其疆域南到泰沂山區，北至渤海平原，西臨黃河古道，東達山東半島。今天的膠東、魯北地區和魯東大部分地方，在當時都包括在其境內。
至於姜子牙以齊為國名，是因為早在殷商之時，臨淄一帶就被稱為“齊”。也就是說，“齊”的名稱在姜子牙被封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到姜子牙建國，就沿襲了舊時的名稱。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商時期中心區域圖》中，“齊”被標注為城邑。
郭沫若考證後認為：“齊當齊國之前身，蓋殷時舊國，周人更之，別立新國而仍其舊稱也。”由此可見，齊國的國名“齊”是因地而得。
齊地之“齊”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在文獻中沒有詳細的記載，所以學術界目前還存在爭議，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種觀點認為“齊”字來源於臨淄附近的天齊淵。據《齊記》記載：“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齊也。”《史記·封禪書》中講道：
“齊之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在古代文字中，“齊”字與“臍”字相通，因此“天齊”
就有了天的肚臍、天的中心的意思。由於臨淄附近有天齊淵，當地先民把臨淄看成“天之腹臍”、世界的中心部位，因此臨淄地區便得名“齊”。
第二種觀點主張“齊”字來源於當地的經濟生活。“齊”的古義是“禾麥吐穗，上平”，而甲骨文、金文中“齊”字的字形很像小麥吐穗的形狀。臨淄地區恰好自古以來就以農業為主，尤其是小麥種植極為發達，因此得“齊”之稱，也就是“小麥種植區”的意思。
第三種觀點強調“齊”字與弓箭和東夷崇尚武功的習俗有關。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人認為“齊”字很像三枚箭頭，再加上“夷”字的字形體現的是人背大弓，蘊涵了東夷人發明弓箭、崇尚武功等史實，後人因此得出齊地是“崇尚弓箭的東夷人所居中心之地”的結論。
不論“齊”由何而來，生活在齊地的齊人都堅信齊地是華夏文明的中心地區，並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化。 2.齊文化的特點
齊文化以東夷文化為主、周文化為輔。經濟上，以農業為主，提倡農、工、商並舉；政治上，尊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並包，表現出強烈的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
在經濟文化上，齊國追求農工商並重。用今天的眼光看，齊國依山傍海，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繁榮是必然的。但在周朝剛剛建立時，這裡卻是另一番景像：土地貧瘠、人口稀少、經濟落後。面對這種狀況，姜子牙通過實地考察，決定因地制宜，制定出了農工商並重、五業俱興的政策。發展農業以代替傳統的畜牧業和漁獵業，紡織手工業和商業也繁榮起來。
這實際上是出於齊人希望獲取更多物質財富，以此來推動以經濟繁榮為出發點與終級目標的功利觀念。
在姜子牙的努力下，齊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極大增強。姜子牙之後的幾代齊王都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這種政策。終，齊國成為春秋時代的位霸主。雖然後來歷經內亂，被田氏取代，齊卻始終作為東方大國活躍在春秋戰國的舞臺上。在齊國由興盛至滅亡的八百餘年中，雖然天下紛爭不斷，但是齊國始終以國富民強而聞名於世。這些均體現了齊在經濟文化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不墨守成規、注重事功、力求發展的功利主義色彩。
在政治文化上講究尊賢尚功，姜子牙主政齊國，在政治上制訂了“尊賢尚功”的策略，這一政策對齊國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不計出身，唯纔是舉；以功為尚，不重名分。齊國的始祖姜子牙出身寒微，在遇見周文王之前，一直不得志，他懷纔不遇的切身體會，固然是這一政策產生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則是齊國富有功利主義色彩的文化土壤以及統治者的遠見卓識。尤其是周朝建立了宗法制度，人一來到世界，其社會地位和權力便已經確定，在齊國卻是有所不同。
齊國的歷史上有兩位功績顯赫的賢相——管仲與晏嬰。管仲是小商人出身，身份低賤；晏嬰的出身也不高貴而且其貌不揚。但兩個人終都躋身齊國的顯赫權貴之列。特別是管仲，初是齊桓公政敵公子糾的老師，還曾策劃並參與謀殺齊桓公的行動。在公子糾失敗之後纔投身桓公手下做事。管仲的待人處事原則與當時士大夫們的道德觀念背道而馳。包括他和鮑叔牙的朋友之交，在人們眼中，是典型的小人遇見君子。他追求自己的功名，為了使自己“功名顯於天下”，可以“不拘小節”。這裡的“小節”，就是事君主的忠、參戰事的勇、分財物的謙讓、為人處世的尊嚴等，對他的這些行徑，人們很是不齒，這充分表現出他的商人特性。
齊桓公重用他，不僅是看重了他在貧困時積累的豐富經驗與追求利益時的靈活機智，更欽佩他為追求功名而表現出來的百折不撓的精神。這些事情正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功利性。
在學術上主張兼容並包，形成寬松自由、開放包容的學術氛圍。姜子牙剛剛到達齊地時，實行了“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和“因其俗，簡其禮”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與老子的道家思想頗為相似，卻表現出各種思想兼收並蓄的形態。比如：管仲的思想主張以及治國之策與法家相近，晏嬰則更接近墨家的主張。這使齊文化表現出開放性、包容性的特征。
在齊國八百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一種思想能夠取得獨尊的地位。“百家爭鳴”雖然是人們用來形容先秦學術交彙盛況的，實際上也是對齊文化兼容並包特點的高度概括。
先秦諸子思想在齊國的稷下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國的學者齊集在齊國，充分體現了齊國學術的“集百花於一束，熔眾家於一爐”的特點。而這個特點也正好表現出齊文化兼收並蓄、不尚道統、講求事功的特質。
齊文化中具有比較突出的功利色彩，在經濟政治的政策選擇上注重事功、物利，卻從未使人產生肅穆的壓抑感，而是帶有極大的開放性與靈活性，也就是說，這種功利性是與隨意性和實用性相結合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齊國是神仙方士的發源地，海內三神山的傳說是由這裡產生的，戰國至魏晉時期出現的著名方士也大多是齊人。
關於“三神山”，司馬遷在所著的《史記·封禪書》中寫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用今天的科學知識來解釋，所謂的“三神山”應該是海市蜃樓，也就是幻景。戰國時齊國的方士們正是從這種空靈斑斕的幻景中受到啟發，創立了仙道學說。
當時的燕、齊一帶盛行神仙觀念與方術，就連統治者也十分熱衷於求仙活動。加上戰國屬於社會劇烈變革與動蕩時期，許多人都對現實感到茫然、苦悶，想躲開這個“惡濁的世界”。但是，這個現實的世界是躲不開的，喫飯、穿衣等眾多實際問題都需要解決。於是，人們利用玄想創造的“吸風飲露，遊乎四海之外”的仙人便產生了。
戰國時期的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規範與秩序，出現了思想解放，個人不但在政治上得到權利，在經濟上獲得保障，還脫離了貴族的羈絆、
“上天”的束縛，獲得了相當的自由，由此產生了“做仙人，服不死之藥，從此無拘無束，與天地相終始”的思想。
此外，空靈、縹緲的仙境也寄托著人們在仙道思想影響下對現實紛擾、人生短促的超越、解脫心理。的確，人們越是向往“老而不死”的仙境，仙境就越發神奇、華麗，引起人們無盡的企盼，且這種企盼越強烈，人們求仙尋道的活動就越瘋狂。在戰國到漢的這段時期內，盡管人們從未找到過實際存在的神山仙境，方士們的預言也屢次不靈，但封建帝王仍幻想長生不老、永為人主。從上述內容可知，相對於其他地域文化，齊文化帶給人的是一種由空靈構築的仙境，又由於其中注入了功利的因素，這種仙境逐漸演化成人間仙境。在這個仙境裡，原有的社會價值規範被逐一打破，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更多自由和想像的空間，也更加不看重世俗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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