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人倫”大概要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傳統文學中的“拿手好戲”，這是有確論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們要討論的，卻是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散文）中的“人倫”，這就似乎有些麻煩，提筆作文章，也頗費躊躇了。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經提過的一個問題：“我們姑且試問，人生裡基本的事實，單純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經驗，我們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們能有多少深徹的了解？”他是有感而發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經一度被劃為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禁區；而“人倫”領域，是盡由感情支配，少理性成份的，這裡所發出的全是純乎天機，純乎天理，毫不摻雜人欲、世故或利害關繫於其間的叫聲。人倫之情是徐志摩所說的“人生裡基本的事實，單純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經驗”，它也就愈遭到人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來，“人倫”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中占據特殊重要的位置，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的歷史對立物的現代文化與文學就必須將“人倫”摒除於“國門之外”，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個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為抒寫了父子之情，在選作中學語文教材時，竟多次遭到“砍殺”的阨運。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確實不可思議：在現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者中的一篇，至少我們這樣年紀的知識分子就不知被它“賺”過多少回眼淚。可見人情畢竟是砍不斷的；特別是人倫之情，出於人的天性，既“真”且“純”，具有天生的文學性，這其實是一種內在的本質的溝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摒棄了人倫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學自身。?“人倫”大概要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傳統文學中的“拿手好戲”，這是有確論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們要討論的，卻是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散文）中的“人倫”，這就似乎有些麻煩，提筆作文章，也頗費躊躇了。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經提過的一個問題：“我們姑且試問，人生裡基本的事實，單純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經驗，我們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們能有多少深徹的了解？”他是有感而發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經一度被劃為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禁區；而“人倫”領域，是盡由感情支配，少理性成份的，這裡所發出的全是純乎天機，純乎天理，毫不摻雜人欲、世故或利害關繫於其間的叫聲。人倫之情是徐志摩所說的“人生裡基本的事實，單純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經驗”，它也就愈遭到人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來，“人倫”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中占據特殊重要的位置，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的歷史對立物的現代文化與文學就必須將“人倫”摒除於“國門之外”，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個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為抒寫了父子之情，在選作中學語文教材時，竟多次遭到“砍殺”的阨運。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確實不可思議：在現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者中的一篇，至少我們這樣年紀的知識分子就不知被它“賺”過多少回眼淚。可見人情畢竟是砍不斷的；特別是人倫之情，出於人的天性，既“真”且“純”，具有天生的文學性，這其實是一種內在的本質的溝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摒棄了人倫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學自身。?
說到現代文化與文學，這裡似乎有一個可悲的歷史的誤會：現代文化與文學之於傳統文化與文學，不僅有對立、批判、揚棄，更有互相滲透與繼承，不僅有“破”，亦有“立”。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孟儒學的“人倫”觀，確實進行過尖銳的批判，但他們同時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現代“人倫”觀，並且創作了一大批人倫題材的現代文學作品，內蘊著新的觀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學品格，是別具一種思想與藝術的魅力的，並且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人倫題材的現代散文中，描寫“親子”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長者為本位”的傳統倫理觀，向“幼者為本位”的現代倫理觀的轉變；同時也表現了對於人的本性，對於傳統文化的新認識、新反思。且看豐子愷先生的《作父親》裡所寫的那個真實的故事：小販挑來一擔小雞，孩子們真心想要，就吵著讓爸爸買，小販看準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讓價，雞終於沒有買成。爸爸如此勸告孩子：“你們下次……”，話卻說不下去，“因為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裡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這確實發人深省：純真隻存在於天真爛漫的兒童時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時代就不免是虛偽的。由此而產生了對兒童時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關兒女的一組文章，特別是朱自清先生與豐子愷先生所寫的那幾篇，表現了十分強烈的“小兒崇拜”的傾向（與“小兒崇拜”相聯繫的，是一種十分真誠的成年人的“自我懺悔”）。而這種“小兒崇拜”恰恰是構成了五四時代文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從人類學意義上對於兒童的“發現”，表現了對人類及人的個體的“童年時代”的強烈興趣。周作人說：“世上太多的大人雖然都親自做過小孩子，卻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蟲’的變了蝴蝶，前後完全是兩種情狀，這是很不幸的”，五四時代出現的“兒童文化熱”，正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深刻反思。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發展的文化；而中國人無疑是“早熟的兒童”，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驅者一接觸到西方文化，首先發現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藥的早衰現像，因而產生一種沉重感與焦灼感。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化熱”本質上就是要喚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與文學）的童年與青春，進行歷史的補課。了解了這樣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寫兒女情態、童趣盎然的作品，不僅是表現了真摯的親子之愛，而且有著相當深廣的歷史、文化的內涵，也包含了對於文學藝術本質的思考與感悟。在我看來，這正是本集中動人，也耐讀的篇章。?
對本集中描寫“母愛”的作品，也應該作如是觀。五四時期在否定“長者本位”的舊倫理觀的同時，把“母愛”推崇到了極致。魯迅在著名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裡就大談“母愛”是一種“天性”，要求把“母愛”的“犧牲”精神“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這裡顯然有想用“母愛”來改造中國國民性的意思（魯迅不是早就說過，中國國民性中缺少的就是“誠”與“愛”麼？）。這其實也是五四的時代思潮。李大釗就說過：“男子的氣質包含著專制的分子很多，全賴那半數婦女的平和、優美、慈愛的氣質相調劑，纔能保住人類氣質的自然均等，纔能顯出民主的精神。”瀋雁冰還專門介紹了英國婦女問題專家愛倫凱的一個著名觀點：“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礙，不能充分發展，這是將來世紀極大的隱憂”，並且發揮說：“看了愛倫凱的母性論的，能不替中國民族擔上幾萬分的憂嗎？”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瀋雁冰並非杞人憂天。“母性”未能充分發展，對我們民族氣質的消極影響，至今仍是隨處可見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給一個喜歡騎馬的女孩》，對此有相當痛切的闡發。把那些描寫母愛的文章置於本世紀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發展史的背景下，我們自不難發現它們的特殊價值，但也會產生一種歷史的遺憾：這樣的文章畢竟太少，而且缺乏應有的份量。不善於寫母愛的文學，是絕沒有希望的。魯迅未能完成的寫作計劃中，有一篇題目就叫“母愛”；我們的作家，什麼時候纔能實現魯迅的遺願呢？?
“師長”在傳統倫理觀中是據有特殊地位的，所謂“天地君親師”，簡直把“師”置於與“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說來，本世紀以來一再發生的“謝本師”事件，恐怕是能表現現代倫理觀與傳統倫理觀的對立的。師生之間的衝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謝本師”即斷絕師生關繫的徹底決裂的方式，這自然是可以討論的；但由此而確立了老師與學生、父輩與子輩（擴大地說，年長的一代與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則，卻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由劉半農《老實說了吧》一文引起的爭論（有關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饒有興味的。作為爭論一方的劉半農等是五四時代的先驅者，屬於父輩、師輩；爭論的另一方，則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屬於子輩 、學生輩。劉半農那一代人在五四時期曾有過強烈的“審父（叛師）”意識，三十年代他們自己成為“父親”、“老師”以後，對年青一代就不怎麼寬容了；不過，他們也有一個不可及的長處，就是敢於批評青年人，與青年人論戰，絕無牽就、附和青年的傾向，這是保持了五四時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識與個性獨立意識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審父（叛師）”意識似乎更強烈，但從他們不容他人講話，特別是不容他人批評自己的專制的偏激中，卻也暴露出他們的潛意識裡原來還存在一個“戀父（尊師）”情結，說白了，他們也是渴求著傳統倫理中“父親”（“老師”）的獨斷的權威的。這已經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們已成為當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爺爺”）的弱點，恐怕也是我們民族性的致命傷。而傳統的鬼魂在反叛傳統的年青一代靈魂深處“重現”這一文化現像，即所謂“返祖現像”則是更值得深思與警惕的。?
五四時期，“愛”的哲學與“愛”的文學是曾經風行一時的；在以人倫關繫為題材的現代散文中，也同樣充滿了“愛”。但不僅“愛”的內質與傳統文學同類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著民主、平等、自由的現代意識（因此有人說這是將朋友之愛向父子、母女、師生……之愛的擴大、滲透）；“愛”的表現形態也有了豐富與發展：並非隻有單調的甜膩膩的愛——愛一旦成了者，也會失去文學；感情的純、真，與感情的豐富、自由、闊大是應該而且可以統一的。魯迅的《頹敗線的顫動》裡，這樣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於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饑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抖；害苦，委屈，帶累，於是痙攣；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並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
“……她那偉大如石像，然而已經荒廢的，頹敗的身軀的全面都顫動了。這顫動點點如魚鱗，每一鱗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顫，仿佛暴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
這裡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感情的力度，強度，更是一種自由與博大。而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層次性，大愛與大憎的互相滲透、補充，無序的糾纏與並合，是屬於“現代人”的。而且寫不出的“無詞的言語”比已經寫出來的詞語與文章要豐富、生動得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對收入本集中的人倫題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過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與語言的“原生狀態”，而感到某些不滿足。??
說到現代文化與文學，這裡似乎有一個可悲的歷史的誤會：現代文化與文學之於傳統文化與文學，不僅有對立、批判、揚棄，更有互相滲透與繼承，不僅有“破”，亦有“立”。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孟儒學的“人倫”觀，確實進行過尖銳的批判，但他們同時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現代“人倫”觀，並且創作了一大批人倫題材的現代文學作品，內蘊著新的觀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學品格，是別具一種思想與藝術的魅力的，並且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人倫題材的現代散文中，描寫“親子”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長者為本位”的傳統倫理觀，向“幼者為本位”的現代倫理觀的轉變；同時也表現了對於人的本性，對於傳統文化的新認識、新反思。且看豐子愷先生的《作父親》裡所寫的那個真實的故事：小販挑來一擔小雞，孩子們真心想要，就吵著讓爸爸買，小販看準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讓價，雞終於沒有買成。爸爸如此勸告孩子：“你們下次……”，話卻說不下去，“因為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裡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這確實發人深省：純真隻存在於天真爛漫的兒童時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時代就不免是虛偽的。由此而產生了對兒童時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關兒女的一組文章，特別是朱自清先生與豐子愷先生所寫的那幾篇，表現了十分強烈的“小兒崇拜”的傾向（與“小兒崇拜”相聯繫的，是一種十分真誠的成年人的“自我懺悔”）。而這種“小兒崇拜”恰恰是構成了五四時代文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從人類學意義上對於兒童的“發現”，表現了對人類及人的個體的“童年時代”的強烈興趣。周作人說：“世上太多的大人雖然都親自做過小孩子，卻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蟲’的變了蝴蝶，前後完全是兩種情狀，這是很不幸的”，五四時代出現的“兒童文化熱”，正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深刻反思。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發展的文化；而中國人無疑是“早熟的兒童”，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驅者一接觸到西方文化，首先發現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藥的早衰現像，因而產生一種沉重感與焦灼感。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化熱”本質上就是要喚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與文學）的童年與青春，進行歷史的補課。了解了這樣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寫兒女情態、童趣盎然的作品，不僅是表現了真摯的親子之愛，而且有著相當深廣的歷史、文化的內涵，也包含了對於文學藝術本質的思考與感悟。在我看來，這正是本集中動人，也耐讀的篇章。?
對本集中描寫“母愛”的作品，也應該作如是觀。五四時期在否定“長者本位”的舊倫理觀的同時，把“母愛”推崇到了極致。魯迅在著名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裡就大談“母愛”是一種“天性”，要求把“母愛”的“犧牲”精神“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這裡顯然有想用“母愛”來改造中國國民性的意思（魯迅不是早就說過，中國國民性中缺少的就是“誠”與“愛”麼？）。這其實也是五四的時代思潮。李大釗就說過：“男子的氣質包含著專制的分子很多，全賴那半數婦女的平和、優美、慈愛的氣質相調劑，纔能保住人類氣質的自然均等，纔能顯出民主的精神。”瀋雁冰還專門介紹了英國婦女問題專家愛倫凱的一個著名觀點：“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礙，不能充分發展，這是將來世紀極大的隱憂”，並且發揮說：“看了愛倫凱的母性論的，能不替中國民族擔上幾萬分的憂嗎？”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瀋雁冰並非杞人憂天。“母性”未能充分發展，對我們民族氣質的消極影響，至今仍是隨處可見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給一個喜歡騎馬的女孩》，對此有相當痛切的闡發。把那些描寫母愛的文章置於本世紀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發展史的背景下，我們自不難發現它們的特殊價值，但也會產生一種歷史的遺憾：這樣的文章畢竟太少，而且缺乏應有的份量。不善於寫母愛的文學，是絕沒有希望的。魯迅未能完成的寫作計劃中，有一篇題目就叫“母愛”；我們的作家，什麼時候纔能實現魯迅的遺願呢？?
“師長”在傳統倫理觀中是據有特殊地位的，所謂“天地君親師”，簡直把“師”置於與“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說來，本世紀以來一再發生的“謝本師”事件，恐怕是能表現現代倫理觀與傳統倫理觀的對立的。師生之間的衝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謝本師”即斷絕師生關繫的徹底決裂的方式，這自然是可以討論的；但由此而確立了老師與學生、父輩與子輩（擴大地說，年長的一代與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則，卻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由劉半農《老實說了吧》一文引起的爭論（有關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饒有興味的。作為爭論一方的劉半農等是五四時代的先驅者，屬於父輩、師輩；爭論的另一方，則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屬於子輩 、學生輩。劉半農那一代人在五四時期曾有過強烈的“審父（叛師）”意識，三十年代他們自己成為“父親”、“老師”以後，對年青一代就不怎麼寬容了；不過，他們也有一個不可及的長處，就是敢於批評青年人，與青年人論戰，絕無牽就、附和青年的傾向，這是保持了五四時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識與個性獨立意識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審父（叛師）”意識似乎更強烈，但從他們不容他人講話，特別是不容他人批評自己的專制的偏激中，卻也暴露出他們的潛意識裡原來還存在一個“戀父（尊師）”情結，說白了，他們也是渴求著傳統倫理中“父親”（“老師”）的獨斷的權威的。這已經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們已成為當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爺爺”）的弱點，恐怕也是我們民族性的致命傷。而傳統的鬼魂在反叛傳統的年青一代靈魂深處“重現”這一文化現像，即所謂“返祖現像”則是更值得深思與警惕的。?
五四時期，“愛”的哲學與“愛”的文學是曾經風行一時的；在以人倫關繫為題材的現代散文中，也同樣充滿了“愛”。但不僅“愛”的內質與傳統文學同類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著民主、平等、自由的現代意識（因此有人說這是將朋友之愛向父子、母女、師生……之愛的擴大、滲透）；“愛”的表現形態也有了豐富與發展：並非隻有單調的甜膩膩的愛——愛一旦成了者，也會失去文學；感情的純、真，與感情的豐富、自由、闊大是應該而且可以統一的。魯迅的《頹敗線的顫動》裡，這樣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於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饑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抖；害苦，委屈，帶累，於是痙攣；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並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
“……她那偉大如石像，然而已經荒廢的，頹敗的身軀的全面都顫動了。這顫動點點如魚鱗，每一鱗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顫，仿佛暴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
這裡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感情的力度，強度，更是一種自由與博大。而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層次性，大愛與大憎的互相滲透、補充，無序的糾纏與並合，是屬於“現代人”的。而且寫不出的“無詞的言語”比已經寫出來的詞語與文章要豐富、生動得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對收入本集中的人倫題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過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與語言的“原生狀態”，而感到某些不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