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目

冊·經部

易類    一

書類    一三

詩類    三三

禮類    六三

春秋類  八五

孝經類  一○三

四書類  一一七

樂類    一二五

群經總義類  一三七

小學類  一五七

第二冊·史部

紀傳類  一

編年類  一一

雜史類  二三

詔令奏議類  六一

傳記類  七七

地理類  二五一

職官類  三二七

政書類  三三一

金石類  三七一

目録類  四一三

時令類  四九七

史評類  五○九

史抄類  五二五

第三冊·子部一

總類    一

儒家類  九

兵家類  四一

法家類  八一

農家類  八七

醫家類  一○五

天文算法類  一五七

術數類  一八三

藝術類  二一五

譜録類  四四七

第四冊·子部二

雜家類  一

小説家類    一七九

類書類  二一七

釋家類  三三五

道家類  四七五

叢書類  五○七

第五冊·集部一

楚辭類  一

漢魏六朝別集類      一七

唐五代別集類    五九

宋別集類    一四九

金別集類    二二五

明別集類    二五三

清別集類    四八一

第六冊·集部二

總集類  一

詩文評類    四一一

第七冊·集部三

小説類  一

詩餘類  一一七

曲類    二一五

彈詞鼓詞類  五四三

寶卷類  五五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後任文化部副部長），他竭盡全力，又使不少流失海外的珍貴古籍重新回歸祖國懷抱。時有“南陳北周（周叔弢）”之稱的陳澄中藏書的一部分，包括著名的南宋世綵堂所刻《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以及善本、名抄黃跋等精華，就是在鄭振鐸先生的努力之下，於1955年成功收購，回歸祖國。

鄭振鐸也是一位藏書家，他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就經常購買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古籍，他的私人藏書從自己學術研究的需求開始，隨研究的不斷深入逐漸擴大收藏範圍。鄭振鐸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學方面，考察其有關古代文化的著述，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三書影響。《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開創性地將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説、戲曲等所謂“俗文學”寫入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指出所謂的“俗文學”，就是廣泛流傳於民間的通俗文學，具體説來，主要是指民歌、戲曲、小説、彈詞、寶卷等民間的説唱文學作品；《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則對具有悠久歷史的古籍版畫插圖的輝煌成就進行了全面繫統的研究和總結。

正是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與鍾愛，使得鄭振鐸由一個古代文化的研究家，轉而成爲一位別具一格的藏書大家。1956年，他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中寫道：

我不是一個藏書家。我從來沒有想到爲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爲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衷於某一類的書的搜集。總之，是爲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棄我取”之舉。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説、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裡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則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

（《西諦書話》第268頁；三聯書店，1983年10月）

與傳統藏書家重視經、史著作刻本不同，鄭振鐸注重子部、集部著作以及明、清刻本的收藏，尤其是注重戲曲、小説等民間俗文學書籍的收藏。正如他在《紉秋山館書目》跋文中所説：

予之集書也，往往獨闢蹊徑，不與同。予集小説、戲曲於舉世不爲之日。予集彈詞、鼓詞、寶卷、俗曲，亦在世人知之之先。予集詞集、散曲集、書目，亦以於詞、於曲、於書目有偏嗜故。至於所收他書，或以專門之需求邊類及之，或以考證有關而必欲得之。

（《西諦書跋》第78頁；文物出版社，1998）

由於鄭振鐸對古代小説、戲曲以及古代版畫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收藏了很多珍稀的戲曲、小説和存有大量古籍版畫的插圖本。從文獻研究的角度説，西諦藏書極具實用價值，這也是學界對其尤爲關注的重要原因。

與傳統藏書家“秘不示人”“傳之後代”“子孫永寶”的做法不同，鄭振鐸藏書主要是爲開展學術研究。他特別強調有好書要大家一起分享，認爲有好書自己不用，也不許別人使用，屬於把持研究資料，這種行爲有害於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他在《談分書》中説：“書是要讀、要用的。從前的藏書樓，像寧波範氏天一閣，隻是藏書而已。”“書是天下之公物，誰也不能擁而私之。”（《西諦書話》第691頁，三聯書店，1983年10月）因此，鄭振鐸經常慷慨地將自己的珍貴藏書借與友朋同道一起分享。如其所藏的明萬曆刻本《海內奇觀》，就曾借與李一氓先生補抄缺頁，不料書尚未用完，鄭先生卻突然遇難。《海內奇觀》原書末尾存有一則李一氓的手跋：

此冊曾假自西諦，攜來仰光，擬仿抄藏本缺葉。廿日得藏者墜機之訊，不禁愴怛之至，即草率轉抄畢事，急以原本送京璧還，萬卷惜無主者。回憶都門互賽善本之事，已成昨夢矣！率記於後，用志悼念。成都李一氓五八年十月廿六日於仰光。

這段文字後來經李一氓先生修改、補充，以《明萬曆刻本海內奇觀（抄配本）書後》之名，刊表於三聯書店1985年出版的《存在集》（200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鄭振鐸紀念集》，又收録該文）。品味李一氓先生這則“愴怛”的悼念跋文，可以加深我們對“書是天下之公物”的理解。而鄭、李之間借書往還的軼事，今日讀來，仍不免令人感歎唏噓。

1958年鄭振鐸殉職後，夫人高君箴女士遵照鄭先生生前遺囑，將藏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國家圖書館特設“西諦專藏”，以利社會各界研究之用。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編輯的《西諦書目》，收録入藏國圖的西諦藏書7740部（除去外文書、通行常見的舊版書和新版書）。著名古籍版本學家、時任善本部主任的趙萬裡先生在《西諦書目序》中介紹説：“其中明清版居多，手寫本次版少。”又對其所藏珍本如宋刻遞修本《陶靖節先生集》，明刻戲曲《大雅堂雜劇》《吳越春秋樂府》及明藍格抄本《録鬼簿》，餖版彩色印本《程氏墨苑》《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以及附有精美版畫插圖的《太平山水圖畫》等，都做了簡明扼要的點評。

西諦藏書入藏國家圖書館不久，趙萬裡先生就從中挑選了衆多古籍精品入藏善本書庫。之後的數十年中，西諦藏書又有部分珍品被選入善本，受到更好的保護。

西諦藏書的學術意義，重要的有如下兩點：

一、古籍版本的資料性強

鄭振鐸是研究型藏書家，他通過親身的大量實踐，不斷增長對各類古籍的認識，獲得了很多古籍版本鑒定的經驗。他藏書中有許多稀見的古籍，尤其是戲曲、小説、寶卷、彈詞等類，文獻、版本資料價值突出。

中國寶卷淵源於唐代佛教的俗講，也是長期以來未被發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間文獻，它是繼敦煌文獻之後，以來中國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民間信仰文化、農民戰爭、俗文學、民間語文等課題的重要文獻。1987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收録3部寶卷，皆爲西諦藏書，其中的明抄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宣光三年（1372）蒙古脫脫氏施捨抄寫，是現存早的寶卷。除此之外，明嘉靖刻本《藥師本願功德經》也是現存年代較早的寶卷孤本。此二書無論文獻價值還是文物價值，均非一般寶卷可與相比。

鄭振鐸藏書中有不少版本相同但印次不同的古籍，對於古籍版本鑒定以及印刷史研究來説，這些書都是很好的依據和資料。《中國版畫史序》説：

同一書也，又有初印次印之分。次印者圖多模糊，或已挖去刻工姓氏，或竟另易他名。非得初印本，不足以考信。故餘圖考》至三種之多，始發現明刊原有二種；又得汪氏《列女傳》至四種之多；《程氏墨苑》至三種之多；他若《仙佛奇蹤》《女範編》《古列女傳》、李告辰本《西廂記》等數十種，亦皆蓄本二種以上，始得決一疑，得一定論。

（《西諦書話》第505頁；三聯書店，1983年10月）

傳統藏書家大多重視收藏精印本、足本，鄭振鐸反倒比較重視後印及內容有殘缺的“劣本”的鑒別與收藏。西諦藏書中有不少開本很小的明刻袖珍本佛道經書，內中多有版畫，刊印雖然很差，但有些顯然是宗教儀式活動用於唱經的實物，歷史文物價值極高。此類書籍，實際上屬於搶救式的收藏，沒有獨到眼光，意識不到。趙萬裡先生從西諦藏書中把這些規格不一、很不起眼的小冊子幾乎全數收歸善本，説明他與鄭振鐸的見解是相通的。

再如明代有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習俗的通俗類書，如《鼎鐫十二方家參訂萬事不求人博考全編》《新版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等，有的雖爲殘書，但卻是稀見的珍本，文獻資料價值很高。

明代萬曆以後，通俗小説十分盛行。不少書賈爲求漁利，往往利用舊版，巧立名目，改題撰人，致使版本情況十分複雜，留下了不少學術疑案。

上世紀20年代，鄭振鐸收藏了一部題爲“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的明刻話本小説集《幻影》，殘存7卷7回，原書作者和刊印年代都無從考定。1927年鄭先生遊學法國，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現了一部《拍案驚奇二集》，其中部分內容取自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另有部分故事與《幻影》全同。此外，馬廉先生舊藏一部《三刻拍案驚奇》殘本，其前七回也與《幻影》內容全同。鑒於《拍案驚奇》的巨大影響，《幻影》與《三刻拍案驚奇》的關係問題，引起了學界廣泛的注意與討論。1939—1947年間，王重民先生爲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中國善本書籍時，從陸雲龍所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中發現一則啓事，提到“刊《型世言》二集，徵海內異聞”，遂敏鋭指出：“所謂《型世言》二集，後似刻爲《二刻拍案驚奇》，餘在巴黎曾見之。”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韓國學者從漢城大學所藏奎章閣圖書中發現了《型世言》的明刻原本，這部罕爲人知的珍奇小説纔終於露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原來，《型世言》行世以後，一些見利忘義的書商利用舊版，改頭換面，欺騙讀者，推出了《幻影》《拍案驚奇二集》《三刻拍案驚奇》等僞書，造成了許多混亂。由此可見，古籍版本源流的考訂，非常不易。《幻影》一書在這一學術公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學術價值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優秀的長篇小説，其傳本分爲有脂硯齋批語的抄本繫統和乾隆年刊印的“程高本”（“程甲本”、“程乙本”）繫統，紅學研究者大多對有脂批的抄本更爲關註。西諦藏書中即有一部僅存兩回的清抄本《紅樓夢》，學界習稱“鄭藏本”，近著名紅學專家劉世德先生研究發現，“此本居然保存著曹雪芹在創作過程中的初稿的文字痕蹟”，並認爲：給一個書的版本取簡名，不能含混、籠統，要遵循準確性和排他性原則，鄭振鐸藏《紅樓夢》小説多部，此本宜根據書中“皙庵”舊印，改稱“皙庵舊藏本”。（《〈紅樓夢皙本研究〉前言》，引自中國小説網）由此更加證明了鄭藏殘本的重要意義及其文獻的研究價值。

早期詞集選本以《花間集》《草堂詩餘》《尊前集》三書爲有名，《花間集》《草堂詩餘》均早期印本，惟《尊前集》在南宋以後流傳很少，刊本僅見明萬曆十年（1582）顧梧芳刻本，且僅存孤本一部，繫羅振玉“大雲書屋”舊藏。原書分上下二卷，共二冊，王國維曾對此本有所研究，寫過一篇近600字的跋文。之後，其下卷從羅府散出，爲鄭振鐸所得，隨西諦藏書一起歸入國圖。1990年，國圖善本組從羅振玉文孫羅繼祖手中購得“大雲燼餘”藏書9部，正好包含《尊前集》上卷，這部稀見珍籍分散離合，歷經滄桑之後能在國圖終成完璧，亦得自鄭振鐸先生早年的收藏之功。

二、藝術觀賞性強，版畫及彩色印刷書籍史料豐富

明末清初，刊印名家書法、繪畫的書籍大爲流行，且成爲一時之風尚。此類書籍在鄭振鐸藏書中比比皆是，著名的如《歷代名公畫譜》《十竹齋書畫譜》《唐詩五言畫譜》《唐詩七言畫譜》《吳騷合編》《凌煙閣功臣圖》等等，皆圖繪美艷，雕印精工，悅人眼目，充滿詩情畫意。

另有一類深受藏家喜愛的名家手書精刻的寫刻本，西諦藏書中也有不少。由於此類書籍存世較少，故若非有心之人，往往不易得到。譬如清代“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金農（1687-1763，字壽門，號鼕心），曾於雍正十一年（1733）自編刊刻《鼕心先生集》四卷，書前有同僚高翔（亦揚州八怪之一）手繪“鼕心先生四十七歲小像”，卷尾有篆書“雍正癸丑十月開雕於廣陵般若庵”牌記。全書由吳郡名書手鄧弘文仿宋本字畫録寫，揚州刻工姜林伯等人精刻，字體勁秀，紙墨上乘，堪稱清代刻書中別具一格的佳品，當代古籍版本鑒賞家黃裳《來燕榭書跋》稱其爲“清刻中俊物也”。此外，鄭先生還藏有《鼕心先生三體詩》，同樣十分罕見、難得。

又如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名燮），其猶如“亂石鋪街”的“六分半書”體書法，稱譽一時。他曾手書自己的詩詞，刊印出版，成爲名家寫刻本中的珍品。西諦藏書中即有鄭燮手書刻本《板橋詞抄》，很是精美。

在鄭先生的收藏中，值得注意的還有題爲李卓吾手書的明陳君美觀成堂刻本《新刻草字千家詩》。李卓吾（名贄）（1527－1602）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因富於個性、特立獨行而致命途多舛。其評點的《水滸傳》，十分著名。李卓吾手書向屬鮮見，此寫刻本尚可窺其書法之一斑。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之初，曾討論、設立了古籍善本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的三性九條原則，其中“藝術代表性”包含著“藝術觀賞性”，大致意思不難理解，但如何掌握，卻很難説出一個標準。上述書籍，或許可以爲之作一些註腳。而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鄭振鐸的藏書，可以更清楚地凸顯其版本的價值與意義。

鄭振鐸藏書及其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開啓並引領了人們對古代版畫藝術和餖版、拱花彩色印刷技術的研究。可以説，明末清初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彩印本，都能在西諦藏書中窺見其蹤影，如《程氏墨苑》《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花史》《西湖佳話》《芥子園畫傳》（初、二、三集）等等，不僅品種多樣，而且版印清晰，多爲傳世好的版本。現今學術界對古代餖版、拱花彩色印刷史的認知及其有關事實的證明，與鄭振鐸先生的研究、尤其是其彩印本藏書實物的存在，不無關係。

西諦藏書久爲學界所重視，但此前很少有繫統反映其藏書面貌的書影圖録。今年是鄭振鐸先生誕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編輯《國家圖書館西諦藏書善本圖録》一書，以紀念鄭先生對保護祖國歷史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本書從文獻、歷史、版本等多個方面揭示“西諦藏書”的特點，爲深入研究鄭振鐸先生及其藏書提供了重要資料。西諦藏書的意義及價值，仍有待於我們做更深入的研究與發掘。

程有慶

201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