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箋注稿的具體內容，由三個方面構成：

一、版本校勘。

《四庫全書總目》在清代有三個刻本，即：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英殿首次刊印本，是為“殿本”；二、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官府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本，是為“浙本”；同治七年（1868），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是為“粵本”。其他另有文淵閣《四庫全書》之抄本及現存各家所撰之稿本，如翁方綱、姚鼐等《提要稿》。今有1965年中華書局王伯祥斷句的影印浙刻本，1997年中華書局的整理本。今即以武英殿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各本，加以校勘箋注。

二、補訂。

《四庫全書總目》所收之書，其中的每則提要，皆及作者小傳，但多極簡略，僅具名號、籍貫等，準之現代學術，均嫌不足，無以補於知人論世；且不少作者，並無傳狀資料存世，生平頗難考索。今擬：一、每書之作者小傳，務詳考明其出處，補注於後；二、無小傳之作者，則補之，其詳或略，則視具體情況而定，並注明所據材料之出處，以為學人進一步考證之線索。此為補。

    《提要》中之錯誤，則吸收前人之考證，如餘嘉錫等書已指出者，並同時補充筆者之新考訂。凡前人之考訂，必注明出處；凡筆者之新訂，則以按語出之。此為訂。

三、箋注。

箋注之內容，其事有五：一，古人名，必檢古之傳記材料，以為之注，並載明出處；二、古書名，必檢古之目錄書，以為之注；三，古書版本，必追溯源流，以為裁斷；四、《提要》正文每徵引古文獻，其情形又有二，一明引，一暗襲。凡明引者，必據其所指示，檢其原始出處，為之覆按；若為暗襲，亦盡力搜查，考其所因襲之書。此部分為箋注之用力所在，其所用之方法，則為陳垣所倡之“史源學”。五、文字典故，若不經見者，亦為之注出，俾讀此書者，不致臨卷茫然。凡有所考，辨證異同，商榷舊說，皆以案語標出，隨文附於後。此為箋注。

予注《四庫提要》，始戊子歲十月，幾日為一篇，至次年春，得七八十篇。時為諸生授課，即以之當講義。其所用之法，則本陳援庵所倡之“史源學”也。援庵謂從古注書，厥有二種：一從內作，一從外作。從外作者，如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吳士鋻《晉書斠注》是，而援庵不以為然；從內作者，則所雲史源學屬之。予固不學，而援援庵之旨，以箋《提要》之書，畫虎不成，必為通人所哂。雖然，學問之事，亦如臨池學書，摹寫古賢手跡，所不可廢，予之為此，工拙不必較，讀者目之為臨帖可也。

近人為文獻考證者，言功力之深，必首推陳援庵、餘季豫，蓋皆純為魄學，所謂“精悍之氣，見於眉間”，推其故，亦其精力絕人，有以致之耳。若陳義寧之為學，則較然不同，魂魄兼有，而魂猶勝魄，雖為考據，而精神之所寄，有出於文獻外者。故其文字之間，運思深窈，氣息綿邈，並世無其匹者，古人評東野詩雲“單抽一絲，裊繞成章”者，可借為形容。此其魂之故也。嘗試論之：凡魄強者，大抵其人亦壯健，而陽剛之體，高明之性，為外學；凡魂勝者，其為人或形體較孱，而玄慮之質，沉潛之性，為內學。斯其大較也。予近山澤之臞，不以精力稱，故不能為魄學，而狂臚文獻，至於再而不已，而其所注者，又為精力絕人之陳、餘二氏所嘗著力之書，是真強為生平所不長者。噫，此注之撰，其拙於用短，亦大堪自哂也。

《提要》所據之本，為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浙刻本，句讀為王伯祥所加。其間不無破句，又浙本原有誤字（殿本不誤，而浙本誤改者，亦間有之），今皆盡力訂正。或掃葉不盡，或注之郢書燕說，而不自知自見者，並盼當世學人，匡其所不逮。戊戌九月王培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