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典藏版》之一種，精裝彩印，《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平裝本的《宋本揚子法言》為國家圖書館藏本，本次彩印我們采納了各家意見，選用了遼寧省圖書館藏本。同時為了*限度保留原書原貌，將原書的封面和和封底均予以保留。

本書裝幀簡單大方，版心做了適當設計，使其更加美觀。在書前加入底本原書的收藏單位和板框尺寸，便於讀者了解和著錄相關信息。

揚前53年&mdas18年），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西漢官吏、學者、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揚雄少好學，口喫，博覽群書，長於辭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訓纂篇》等。

序

  揚前五三&mdas一八），字子雲，蜀郡成都人。西漢思想家、文學家、語言學家。家境清寒，少時好學，博覽群書，精通章句訓詁。好辭賦，有漢賦“四大家”之譽，得漢成帝賞識，曾任黃門侍郎。王莽稱帝後，又任大夫，專以校書治學。一生清靜無為，淡泊於功名富貴。著述甚豐，但多散佚。晉常璩在其《華陽國志》中概雲：“以經莫大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於《蒼頡》，故作《訓纂》；賦莫弘於《離騷》，故反屈原而廣之；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

  《揚子法言》為揚雄晚年之作，成書於王莽稱帝前夕。漢哀帝時，外戚、宦官用事，趨附者皆得高官厚祿，而揚雄則草創《太玄》以自守。又見諸子之說、太史公之記，或毀謗聖人，或乖謬於經，人多問惑於揚雄，於是以法應對，號曰《法言》，共分十三卷，各卷名以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子、孝至。《法言》是一部效仿《論語》的語錄體著作，多為簡短的答問、解說或反駁，是揚雄從事教學活動的實錄，亦有設問自答的內容。各卷都相對集中地圍繞一個主題展開，並於各卷首設小序，明其大旨。與《論語》相較，在議題設計及編排上愈加完善。

  《法言》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學、軍事、科學等多個方面。因仿《論語》而作，以孔子為“神明”，充分反映了揚雄尊崇儒家的思想，並將其作為立身、行世、治國的依據和標準。其在《法言·問道》中說：“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揚雄認為此五者是天性必須具備的，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法言》進一步鞏固了兩漢時期儒家獨尊的地位，對構建儒家思想體繫發揮了重要作用。揚雄對老、莊、墨、申、韓等先秦諸子以至《淮南子》《史記》的學術思想均有批評，但又並非完全否定，如認為老子講道德、莊子講少欲、鄒衍講自恃，都是可取的。同時，《法言》還提出了一些觀點及實踐之法，如性善惡混論，因此要“學者，所以修性也”。揚雄認為應重視“發策決科”的內容，“大人之學也為道，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衹有如聖人那樣“重其道而輕其祿”，纔能真正提高個人修養。而這個“道”就在五經之中。如何纔能識“道”行“道”，就要由“博”返“約”“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與此同時，還要“強學而力行”，非下大功夫學習、修身不可。揚雄高度推崇教師的作用，這與漢代重視師法的思想一致，強調師在學術傳承中的主導作用。

  《漢書·揚雄傳》道：“《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法言》中的思想和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故後世為其作注者頗多，《漢書·揚雄傳》說“巨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侯芭所注，至梁代以前尚在流傳，《隋書·經籍志》著錄“梁有《揚子法言》，侯苞注，亡”，“苞”當即“芭”字之誤。今見《太平御覽》中僅有一條注文。至東漢時，南陽宋衷亦曾注之。宋注在兩《唐志》著錄為十卷本，可見至隋唐仍在流傳。李善注《文選》引錄過一些注文。至今保存為完整的是東晉李軌的注釋，《隋書·經籍志》有載，至兩宋時，成為流行廣的注本。《直齋書錄解題》雲：“此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頒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錢佃得舊監本刻之，與《孟》《荀》《文中子》為四書。”李注於北宋治平間由國子監精校刊出，並附以音義。後來司馬光進行集注時，即以此為底本。南宋時，錢佃曾重刻治平本，與《孟子》《荀子》《文中子》並為四書。清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江都秦恩復購得錢刻宋槧，稍加修版，刊印出版，其後《四部叢刊》《諸子集成》收入。今存李軌單注本宋槧一部，清顧廣圻跋、傅增湘跋，經清秦恩復、汪士鐘、汪喜孫、楊以增、邢贊亭、陳清華遞藏，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因有北宋校勘銜名等，多誤作北宋監本，實為南宋國子監翻刻北監本。隋唐至兩宋時期，為其作注者，隋代有辛德源，但未流傳下來。唐曾為之作注，《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有載，《宋史·藝文志》亦載，但此目沿襲舊目而來，並非現存書目，故柳注北宋時或已亡佚，今見司馬光集注本中僅保留下來五條而已。唐五代尚有《音義》一卷，未知撰者，今附於李注本之末。纂圖本則散於句末。由於李注本屬摘句注本，並非全文移錄，衹有注句始錄原句，故於閲讀頗為不便，流傳不廣。

  至北宋時，為其作注者漸多，先後有宋咸、吳秘、司馬光豐四年（一〇八一），司馬光將李軌、宋咸、吳秘四家注文集中在一起，同時添加己注，輯成《五臣注揚子法言》十三卷。司馬光《司馬溫公注揚子序》中交代了這一原委。校勘發現，司馬光是以五家為主，但還使用了《音義》和《漢書》及天復本，共校正異文九十多條。至此，五臣注本已基本定型，成為後世傳本的祖本，而李軌單注本遂不顯於世。

  五臣注本傳至南宋，刊印者頗伙。其中著者，為今存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唐仲友臺州刻本《揚子法言》十三卷，附音義一卷（以下簡稱唐本），藏於遼寧省圖書館。唐本卷首有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秘書著作佐郎宋咸“進重廣注揚子法言表”，次有“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譴臺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序未及刻書事宜，文字多有缺損，次有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允溪縣事宋咸“重廣注揚子法言後序”，次為十三篇篇目，次為《桐鄉縣志》卷十五《文苑》記載，乾隆帝（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第五次南巡時，桐鄉金德輿（一七五〇—一八〇〇，字鶴年）曾向高宗進獻《太平歡樂圖》畫冊與宋版《禮記》等書，蒙恩賞給緞疋。涵芬樓所藏世德堂本《揚子法言》上載嘉慶四年顧廣圻跋，稱“賈人錢景開言，桐鄉金德輿曾以宋槧大字本《揚子》進呈”。抑或此時唐本進入了清內府，直至清末溥儀攜出。《溥儀賞溥傑宮中古籍及書畫目錄》著錄，“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二）八月初七日賞溥傑”，其後流出，入藏遼圖。除首冊前五葉間有缺損外，其他完好無損。桑皮紙印造，字大如錢，行格疏朗，墨色瑩潔，並無斷版及筆畫脫落出現，初刻精印，具有明顯的浙刻本特點。

  司馬光集注本，在北宋是否刊印，司馬光序僅言編輯而未言刊梓之事。但從北宋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即有國子監刻李軌單注本來豐四年，已歷十六年，當更有條件刊梓。司馬光搜集諸本、整理集注並添加己注後刊印傳世，是合情合理的。尤袤《遂初堂書目·儒家類》雖已著錄，因僅著錄書名，不著注者，故未知是單注本或集注本，但至少在南宋初亦有刊本則是肯定的。唐仲友序中未言據何本刊印，但從唐本載司馬光序及五家注來看，其出自司馬光集注本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是據刊本或寫本，則未知也。自唐本保留司馬光注及李軌注的完整性可知，當是非常完善的集注本，這樣的本子一般而言，刊本的可能性更大。豐四年至南宋淳熙八年，歷經百年，自開封至杭州再至臺州，遭南渡之遇，定當周折不斷。以當時的條件，完整保留鈔本的可能性極小，而刊本則要方便的多。故而唐本所用底本當即司馬光集注刊本。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