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蔡傳辨正
提要
《書經蔡傳辨正》序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説命上
説命中
説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

《書經蔡傳辨正》，作者瀋大允（一八〇六—一八七二），青松人。據學者考證，瀋大允字晉卿，號白雲、石橋、東邱子。在當時朝鮮末期的社會大混亂中，由於曾祖牽連到羅州掛書事件而家道衰敗。另據張炳漢《尚書蔡傳辨正》題解，瀋大允出身於名門世家。其九世祖瀋光世是朝鮮仁祖時的著名文人、作家，有代表作《海東樂府》傳世。其高祖瀋壽賢（一六六三—一七三六）曾在英祖時任領議政之職。不過，自瀋壽賢以後，便家道中落了。起因於壽賢的第二子，即瀋大允的曾祖父瀋鍔的一個變故。瀋鍔於一七三一年（英祖七年），始任吏曹判書，由於一七五五年（英祖三十一年）發生了庭試試卷的變書事件，即上文所謂“羅州掛書事件”。瀋鍔當時受牽連而被處以極刑。從那以後瀋氏子孫再也沒有進入官場了。
據説瀋大允從十四五歲起即開始鑽研經傳之學。四書五經、各類史書、諸子百家、陰陽、術數、小學無不涉獵。但因家境貧寒兼之社會動蕩，他的學習之路並不一帆風順。奈何資料闕失，無法了解更多有關他的情況了。
目前所見瀋大允的傳世著作除《書經蔡傳辨正（四冊）》外，還有《庸學（一冊）〈中庸訓義、大學考正〉》、《論語（二冊）》、《詩經集傳辨正（六冊）》、《像義占法（五冊）》、《春秋（三冊）》、《禮記（十二冊）》、《春秋四傳注疏抄選（十冊）》、《東史（六冊）》、《全史（五十八冊）》。如此豐碩的著述成果，充分顯示出他的學術成就。從中可以了解到他所涉獵的學術領域，反映了他對於經學和歷史的特殊關注。
《書經蔡傳辨正》始作於一八五九年，當時瀋大允五十四歲。其寫作目的是希望對蔡瀋的《書經集傳》進行分辨並糾正失誤。基本編寫體例是：各段先有《序文》提示主要內容，再依相關篇目先抄録經文，然後斷以己意。如果直接針對蔡傳的解釋提出異議或者發表意見的，往往先用“集傳曰……”記録下《蔡傳》的原文，然後於其下添加己意。總體來看，瀋大允對於蔡瀋的諸多解釋均持批判態度，如他在序文所言：“《蔡傳》集西漢以來注疏而補以己意，然大牴多瞽謬害於先王之義者。輒爲辨正，以遺後之君子焉。”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創作動機與態度。
《書經蔡傳》的作者蔡瀋是朱熹的弟子。蔡瀋於《書經集傳》自序雲：&ldqu己未（一一九九）鼕，先生文公（朱熹）令瀋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則蔡瀋所作《書經集傳》是受師命而爲，且在朱熹去世前一年開始動筆，歷時十年纔編撰完成。通讀瀋大允的《書經蔡傳辨正》可以發現，雖然瀋大允稱自己是對《蔡傳》進行辨正，但從他所辨正的內容來看，其所表達的主體內容其實是對朱子的經學思想以及注釋方法等方面表現的懷疑，特別表現在對朱子有關學與心性問題的看法上。
例如，《商書·湯誥》雲，“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對於該段經文，蔡瀋的注釋是：“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所謂性也。”可見，他認爲人與生俱來就具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這是上天降予的，沒有偏頗之差，這就是所謂的“衷”；而人承受天命，順天而得到仁義禮智信之理，是自然而然與心俱生的，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性”。也就是説“中”與“性”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已，從天對人而言是中，從人承受天命而言是性。對此瀋大允則給予了尖鋭的批評，他説：“《集傳》所雲中爲人性，則將皆不學而能、不教而成、兒生落地而聖矣。中者，德之位也。在於事物，而不在於心。心能得事物之中也，非中能得事物之善也。心中有中，豈非誣歟？又性既中矣，則情何以有欲也？情獨出於氣質，而心無知如柱耶？其雲仲虺‘天生民，有欲’，以情言。則情之妄發者，亦出於天耶？天命人以善，而又命人以不善耶？妄亦甚矣。”他認爲，如果人的天性中就包含“中”，那麼，人一出生便已達到了聖人的境地，如此，學與教就會變成無用之物。所以認爲“中”不是存在於內心裏，而是存在於事物中，是“德”的體現。人心隻能夠把握事物的“中”，如果能在事物中實現了中，也就實現了“善”，這也就是“德”，因此他認爲人不是與生俱來就具備仁義禮智信的“德”的，而應該是不讓心性（道心）被人心（己、氣質）所影響或被邪惡所動搖，從而維持中正的狀態，即通過對“善”的實踐來實現仁義禮智信的“德”。他的這種觀念，明顯表現出對朱子“性即理”學説的否定與質疑。不僅直斥之“鑿空甚矣”，更明言其爲“鄙儒之泛言性理無用之虛談也”。
再如，關於《堯典》“咨四嶽”一段的注解，蔡瀋《集傳》認爲四嶽是一個人，雲：“四嶽，官名。一人而總四嶽諸侯之事也。”並解釋“僉曰”爲衆人共對之辭，是四嶽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對此，瀋大允亦提出了十分尖鋭的批評，並在仔細分析語句結構的基礎上，結合上下文而明確提出：“四嶽，官名。凡四人，內主百官，外分主諸侯者也。”其批判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關於《堯典》，瀋大允認爲其中蘊含的帝王治國之道在於“修身、順天、得人”。書經蔡傳辨正序序
天不變，人不變，道亦不變。誠知道矣，雖在古知今，在今知古，可也；苟不知道矣，雖在古論古，在今論今，直懵如也。當問其知道與否也，不當問其在古與今也。惟其政事、文辭時有古今之異者，然政事、文辭本於道，道之自出，可推道而達之也。《蔡傳》集西漢以來注疏而補以己意，然大抵多瞽謬，害於先王之義者。輒爲辨正，以遺後之君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