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前夜,國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外國資本主義擴張勢力不斷侵入,老邁的大清帝國被逼到了歷史轉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機意識,促使有著國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國知識階層誕生了代呼喚“變法”“更圖”的近代改良派和啟蒙思想家。龔自珍就是他們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龔自珍(1792—1841),字爾玉,又字璱人;一名易簡,字伯定;又名鞏祚,號定盦;晚年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十九歲以前,主要在家中學習經學、文學。
龔自珍出身於一個典型的世代官宦學者的家庭。他的過繼祖父龔敬身、祖父龔禔身、父親龔麗正,都是由科舉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學術著作。母親段馴,是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善寫詩,亦有詩集傳世。龔自珍童年即在母親的指點下誦習詩文;十二歲,跟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解字》;十六歲,讀《四庫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學習氣氛熏陶下,龔自珍很早就對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錄學、金石學發生了興趣,並嘗試作了一些考據和研究。在文學上,少年龔自珍也顯示出令人可喜的創作纔華。十三歲,他應塾師之命,作《水仙花賦》;十五歲,詩集編年;十九歲開始倚聲填詞。“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龔自珍《己亥雜詩》。以下凡作者詩文,不再署名)從龔自珍的自我表白裡,我們可以推知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從十九歲到二十七歲,是龔自珍思想的發展期。
嘉慶十五年(1810),十九歲的龔自珍次參加鄉試,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歲,充任武英殿校錄,開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學。同年,與外祖父段玉裁的孫女段美貞結婚。然而時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後,龔自珍曾兩度參加鄉試,均告落第。直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歲始中舉。這一段經歷,使他逐步加深對社會、人生真實面的認識,並從自己的科場失意中體驗到政治的黑暗與制度的腐敗,由“傷時感事”(《別辛丈人文》)而產生了改革時弊的要求,先後寫出《明良論》(四篇)、《乙丙之際著議》(十一篇)、《尊隱》《平均篇》等重要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就教於文壇耆宿王芑孫。王閱後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擔心他“口不擇言,動與世忤”,引來不幸,勸他“修身慎言,遠罪寡過”(見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記》)。總的說,這一時期龔自珍在學術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學派影響。他的外祖父、文字學大師段玉裁對他尤其寄予厚望。龔自珍二十一歲時編集《懷人館詞》三卷、《紅禪詞》(即《無著詞》)二卷,段親自為之作序,稱贊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纔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一年以後,年已七十九歲的老人又再度寫信勉勵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段玉裁《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讀到龔自珍的《明良論》,更是欣賞,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耄矣,猶見此纔而死,吾不恨矣。”(見《明良論四》文末作者自記)龔自珍對外祖父的教誨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詩稱:“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雜詩》)他還在詩末特別注明,自己“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正是從跟外祖父學習《說文》開始的。不過,從龔自珍寫於本時期的文章來看,他對時事政治的深切關注以及強烈的改革意識,已經不是家學和時代學風所能囿限了。
從二十八歲到五十歲去世,是龔自珍人生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慶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歲的龔自珍從著名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習《春秋》公羊學。今文學派治經精神是輕古經而重時政,主張從《春秋》找微言大義,以抒發對當代政治現實的看法。這一點引起了龔自珍的濃厚興趣。這一段的學習,無疑大大推進了他學術思想的成熟,從此他自覺地以今文經學思想為本,通過談經論史指摘時弊,宣傳變革,開創了近代“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二十五年(1820),龔自珍以舉人任內閣中書職。道光九年(1829),龔自珍第六次參加會試,始中進士。殿試對策,他從政教、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見《己亥雜詩》第44首自注),具有鮮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動。隨後的朝考,撰《御試安邊綏遠疏》,以剛剛平息不久的新疆張格爾叛亂為例,直言不諱地提出“以邊安邊”“足食足兵”的主張,令閱卷諸公大驚,終於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為優等(見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龔自珍纔由內閣中書遷宗人府主事;兩年後補主客司主事,但仍舊是冷署閑曹之職。本時期,龔自珍繼續撰寫許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繫列改革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鉤沉論》等等,從不同方面表明他對現實政治日益深刻的認識。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歲的龔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動觸時忌”,終於以父親年老等借口,辭官南歸。在歸途中,他寫出著名的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以及著名散文《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五十歲時(道光二十一年,1841),龔自珍暴卒於丹陽雲陽書院,時為鴉片戰爭的第二年。
在中國近代思想家中,龔自珍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看出時將大變的必然。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指龔自珍、魏源)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龔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國家已經到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尊隱》)。而昏庸、腐敗到麻木無知的統治者們還在做著太平美夢——“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龔自珍敏感地覺察到這種病態心理的可怕,從而大聲疾呼:“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基於強烈的危機感和改革意識,龔自珍對封建社會的各方面作了廣泛的批判,同時積極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張。在《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舊與無能、自私,從而暴露出整個統治機器的運轉失靈。龔自珍認為,國家的衰敗嚴重的莫過於人纔匱乏。大批無德無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當時選官任人論資排輩的做法,嚴重地壓抑了人材的成長。他的《上大學士書》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要求改革內閣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陳“當世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見《己亥雜詩》第77首及自注)。他還力主改革科舉考試制度,“以收真纔”(《擬釐正五事書》)。晚年所作的《病梅館記》,更曲折地表達了對個性解放的強烈願望,顯示了對封建制度扼殺人纔、摧殘人性的抗爭。
龔自珍對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西域置行省議》)其他如《己亥雜詩》“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廛間一飽難”,反映民生凋敝;“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反映賦稅繁重,都能切中時弊。龔自珍還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會裡帶根本性的土地問題上。在《平均篇》裡,他指出土地兼並、貧富不均將會導致“喪天下”的危險局面,認為“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後來的《農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張“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土地占有制。盡管這些設想未必盡善,但他能從土地問題看到造成社會動亂的基本原因,並對貧苦農民深致同情,這的確難能可貴。
對當時外國殖民主義的入侵,龔自珍表現了鮮明的愛國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議》的出發點之一,就是針對沙俄的侵略。對當時英國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龔自珍更是早有覺察。道光三年的《阮尚書年譜序》裡,他明確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提醒國人警惕。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南下禁煙,龔自珍又以《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力主嚴禁鴉片,武裝抵抗英國侵略者,同時駁斥投降派的種種謬論。
龔自珍的治學態度嚴謹而注重實際。這也得益於早年家學的熏染和後來對今文經學的探求。他撰寫的《尊史》一文,進一步闡發前輩學者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強調史官的重要,並以當代史官即歷史家自任,實際上就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他還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他曾以飽滿的熱情研究“天地東西南北之學”(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即地理學,特別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這些同樣顯示了他“經世致用”的學術特色。
不過,作為時代的先覺者,龔自珍的苦悶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銳、言論激烈,常常被守舊派視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進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寫信勸誡他:“近聞兄酒席譚論,尚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苟不擇地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愛,不啻手足,故率而諍之。然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
《魏源集》第925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縱觀龔自珍一生,科場仕途的坎坷,社會上層的排斥,周圍人的不理解,所有這些,使他在不斷抗爭中始終無法擺脫孤獨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心境的記錄: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
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隕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夜坐》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
誰分蒼涼歸櫂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己亥雜詩》怨去吹簫,狂來說劍,以至選色談空,都是他試圖擺脫苦悶的寄托——“何日冥鴻蹤跡遂,美人經卷葬年華。”(《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龔自珍早年曾有過學佛的經歷,晚年辭官後,對佛教更加篤信。不過,就在他突然去世的前幾日,他還寫信給友人江蘇巡撫梁章鉅說:“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見梁章鉅《師友集》卷六)這說明龔自珍始終不曾忘懷時事政治。
在文學上,龔自珍同樣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或以經術作政論,或記聞見以托深思,充分表現對當世的清醒認識和對未來的執著追求。他的《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感時代之將變,發為危言深論,使人讀之,無不“若受電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尊隱》《京師樂籍說》等,則於議論中顯示出抒情色彩。《捕蜮》《病梅館記》等寓言性小品,巧於立意,極具諷刺意味。人物記如《記王隱君》《書葉機》《書金伶》等,取材於普通平民,人物性格鮮明,讀來生動感人。記山水、名勝的《說京師翠微山》《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喜用曲筆見意,皆有獨到之處。總的說,在藝術風格方面,似可看到周秦散文對龔文的影響,不過龔文的形式更自由,感情更奔放,立意新巧,辭彙豐富,句式多變,給人以詼詭譎怪、踔厲風發的印像。特別是他善於將形像描寫與政論相結合,巧妙運用寓言形式或像征筆法,促成政論文、學術文的藝術化傾向,對近代“新文體”的出現,有一定影響。
龔自珍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他的詩今存約六百多首,大多是中年以後的作品。其中《夜坐》《夢中作四截句》《詠史》《秋心三首》《西郊落花歌》,長詩《能令公少年行》《漢朝儒生行》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著名的《己亥雜詩》,共三百十五首,全為七言絕句,是他晚年辭官離京,一路上因事即興而寫成的。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記述旅途中的交遊、見聞和感受,其中表現作者對國事的關心和對朝政的抨擊;一類是對生平往事的回憶,其中對個人一生治學道路的回顧,客觀上反映出當時知識界思潮暗轉,由恪守乾嘉考據學走向近代改良主義的艱難歷程,尤具史料價值。這兩類詩有機交織,合成一部完整統一的大型組詩,既具有自傳詩的特點,又可作為一部生動的旅行日記來讀。龔詩藝術上的成功之處在於能將政論、抒情和藝術形像相統一。龔自珍雖然好以政論作詩,但很少流於抽像議論。豐富奇異的想像、生動有力的形像,以及清奇多彩的語言當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像“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夢中作四截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西郊落花歌》),都是極好的例子。龔自珍在《錄李白集》文曾說過:“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其實,這也是龔自珍詩歌的特點。無怪前人說他的詩“奇境獨闢”“為近代別開生面”(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十)。
龔集傳世的版本很多。初有《定盦文集》三卷、《餘集》一卷、附《少作》一卷,繫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雜詩》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龔去世後第二年,魏源輯《定盦文錄》十二卷;又合考證、雜著、詩詞十二卷為《定盦外錄》《定盦文錄敘》,見《魏源集》第23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均無刻本。後有《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為同治七年吳煦刻本年,邃漢齋校訂、時中書局排印的《校訂定盦全集》共十卷。1959年王佩諍校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龔自珍全集》,即參照邃漢齋校訂本編例,分為十一輯。前八輯為文,九、十輯為詩,十一輯為詞。本書所選原文即依據這個本子。
龔自珍生平不收門弟子,晚年作詩稱:“一事平生無龁,但開風氣不為師。”(《己亥雜詩》)然而正如後人所指出:“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鋻,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第174頁,黃山書社1984年版。今天,有誰能否認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這一地位呢?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郁賢皓與王立興兩位先生曾給予精心指導與幫助,筆者謹在此深致謝意。朱邦蔚
關道雄(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