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前夜，國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外國資本主義擴張勢力不斷侵入，老邁的大清帝國被逼到了歷史轉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機意識，促使有著國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國知識階層誕生了代呼喚“變法”“更圖”的近代改良派和啟蒙思想家。龔自珍就是他們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龔自珍（1792—1841），字爾玉，又字璱人；一名易簡，字伯定；又名鞏祚，號定盦；晚年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十九歲以前，主要在家中學習經學、文學。
龔自珍出身於一個典型的世代官宦學者的家庭。他的過繼祖父龔敬身、祖父龔禔身、父親龔麗正，都是由科舉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學術著作。母親段馴，是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善寫詩，亦有詩集傳世。龔自珍童年即在母親的指點下誦習詩文；十二歲，跟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解字》；十六歲，讀《四庫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學習氣氛熏陶下，龔自珍很早就對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錄學、金石學發生了興趣，並嘗試作了一些考據和研究。在文學上，少年龔自珍也顯示出令人可喜的創作纔華。十三歲，他應塾師之命，作《水仙花賦》；十五歲，詩集編年；十九歲開始倚聲填詞。“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龔自珍《己亥雜詩》。以下凡作者詩文，不再署名）從龔自珍的自我表白裡，我們可以推知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從十九歲到二十七歲，是龔自珍思想的發展期。
嘉慶十五年（1810），十九歲的龔自珍次參加鄉試，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歲，充任武英殿校錄，開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學。同年，與外祖父段玉裁的孫女段美貞結婚。然而時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後，龔自珍曾兩度參加鄉試，均告落第。直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歲始中舉。這一段經歷，使他逐步加深對社會、人生真實面的認識，並從自己的科場失意中體驗到政治的黑暗與制度的腐敗，由“傷時感事”（《別辛丈人文》）而產生了改革時弊的要求，先後寫出《明良論》（四篇）、《乙丙之際著議》（十一篇）、《尊隱》《平均篇》等重要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就教於文壇耆宿王芑孫。王閱後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擔心他“口不擇言，動與世忤”，引來不幸，勸他“修身慎言，遠罪寡過”（見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記》）。總的說，這一時期龔自珍在學術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學派影響。他的外祖父、文字學大師段玉裁對他尤其寄予厚望。龔自珍二十一歲時編集《懷人館詞》三卷、《紅禪詞》（即《無著詞》）二卷，段親自為之作序，稱贊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纔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一年以後，年已七十九歲的老人又再度寫信勉勵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段玉裁《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讀到龔自珍的《明良論》，更是欣賞，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耄矣，猶見此纔而死，吾不恨矣。”(見《明良論四》文末作者自記)龔自珍對外祖父的教誨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詩稱：“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雜詩》）他還在詩末特別注明，自己“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正是從跟外祖父學習《說文》開始的。不過，從龔自珍寫於本時期的文章來看，他對時事政治的深切關注以及強烈的改革意識，已經不是家學和時代學風所能囿限了。
從二十八歲到五十歲去世，是龔自珍人生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慶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歲的龔自珍從著名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習《春秋》公羊學。今文學派治經精神是輕古經而重時政，主張從《春秋》找微言大義，以抒發對當代政治現實的看法。這一點引起了龔自珍的濃厚興趣。這一段的學習，無疑大大推進了他學術思想的成熟，從此他自覺地以今文經學思想為本，通過談經論史指摘時弊，宣傳變革，開創了近代“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二十五年（1820），龔自珍以舉人任內閣中書職。道光九年（1829），龔自珍第六次參加會試，始中進士。殿試對策，他從政教、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見《己亥雜詩》第44首自注），具有鮮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動。隨後的朝考，撰《御試安邊綏遠疏》，以剛剛平息不久的新疆張格爾叛亂為例，直言不諱地提出“以邊安邊”“足食足兵”的主張，令閱卷諸公大驚，終於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為優等(見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龔自珍纔由內閣中書遷宗人府主事；兩年後補主客司主事，但仍舊是冷署閑曹之職。本時期，龔自珍繼續撰寫許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繫列改革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鉤沉論》等等，從不同方面表明他對現實政治日益深刻的認識。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歲的龔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動觸時忌”，終於以父親年老等借口，辭官南歸。在歸途中，他寫出著名的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以及著名散文《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五十歲時（道光二十一年，1841），龔自珍暴卒於丹陽雲陽書院，時為鴉片戰爭的第二年。
在中國近代思想家中，龔自珍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看出時將大變的必然。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指龔自珍、魏源）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龔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國家已經到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尊隱》）。而昏庸、腐敗到麻木無知的統治者們還在做著太平美夢——“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龔自珍敏感地覺察到這種病態心理的可怕，從而大聲疾呼：“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基於強烈的危機感和改革意識，龔自珍對封建社會的各方面作了廣泛的批判，同時積極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張。在《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舊與無能、自私，從而暴露出整個統治機器的運轉失靈。龔自珍認為，國家的衰敗嚴重的莫過於人纔匱乏。大批無德無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當時選官任人論資排輩的做法，嚴重地壓抑了人材的成長。他的《上大學士書》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要求改革內閣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陳“當世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見《己亥雜詩》第77首及自注）。他還力主改革科舉考試制度，“以收真纔”（《擬釐正五事書》）。晚年所作的《病梅館記》，更曲折地表達了對個性解放的強烈願望，顯示了對封建制度扼殺人纔、摧殘人性的抗爭。
龔自珍對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西域置行省議》）其他如《己亥雜詩》“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廛間一飽難”，反映民生凋敝；“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反映賦稅繁重，都能切中時弊。龔自珍還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會裡帶根本性的土地問題上。在《平均篇》裡，他指出土地兼並、貧富不均將會導致“喪天下”的危險局面，認為“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後來的《農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張“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土地占有制。盡管這些設想未必盡善，但他能從土地問題看到造成社會動亂的基本原因，並對貧苦農民深致同情，這的確難能可貴。
對當時外國殖民主義的入侵，龔自珍表現了鮮明的愛國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議》的出發點之一，就是針對沙俄的侵略。對當時英國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龔自珍更是早有覺察。道光三年的《阮尚書年譜序》裡，他明確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提醒國人警惕。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南下禁煙，龔自珍又以《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力主嚴禁鴉片，武裝抵抗英國侵略者，同時駁斥投降派的種種謬論。
龔自珍的治學態度嚴謹而注重實際。這也得益於早年家學的熏染和後來對今文經學的探求。他撰寫的《尊史》一文，進一步闡發前輩學者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強調史官的重要，並以當代史官即歷史家自任，實際上就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他還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他曾以飽滿的熱情研究“天地東西南北之學”(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即地理學，特別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這些同樣顯示了他“經世致用”的學術特色。
不過，作為時代的先覺者，龔自珍的苦悶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銳、言論激烈，常常被守舊派視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進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寫信勸誡他：“近聞兄酒席譚論，尚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苟不擇地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愛，不啻手足，故率而諍之。然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
《魏源集》第925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縱觀龔自珍一生，科場仕途的坎坷，社會上層的排斥，周圍人的不理解，所有這些，使他在不斷抗爭中始終無法擺脫孤獨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心境的記錄：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
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隕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夜坐》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
誰分蒼涼歸櫂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己亥雜詩》怨去吹簫，狂來說劍，以至選色談空，都是他試圖擺脫苦悶的寄托——“何日冥鴻蹤跡遂，美人經卷葬年華。”（《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龔自珍早年曾有過學佛的經歷，晚年辭官後，對佛教更加篤信。不過，就在他突然去世的前幾日，他還寫信給友人江蘇巡撫梁章鉅說：“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見梁章鉅《師友集》卷六)這說明龔自珍始終不曾忘懷時事政治。
在文學上，龔自珍同樣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或以經術作政論，或記聞見以托深思，充分表現對當世的清醒認識和對未來的執著追求。他的《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感時代之將變，發為危言深論，使人讀之，無不“若受電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尊隱》《京師樂籍說》等，則於議論中顯示出抒情色彩。《捕蜮》《病梅館記》等寓言性小品，巧於立意，極具諷刺意味。人物記如《記王隱君》《書葉機》《書金伶》等，取材於普通平民，人物性格鮮明，讀來生動感人。記山水、名勝的《說京師翠微山》《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喜用曲筆見意，皆有獨到之處。總的說，在藝術風格方面，似可看到周秦散文對龔文的影響，不過龔文的形式更自由，感情更奔放，立意新巧，辭彙豐富，句式多變，給人以詼詭譎怪、踔厲風發的印像。特別是他善於將形像描寫與政論相結合，巧妙運用寓言形式或像征筆法，促成政論文、學術文的藝術化傾向，對近代“新文體”的出現，有一定影響。
龔自珍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他的詩今存約六百多首，大多是中年以後的作品。其中《夜坐》《夢中作四截句》《詠史》《秋心三首》《西郊落花歌》,長詩《能令公少年行》《漢朝儒生行》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著名的《己亥雜詩》，共三百十五首，全為七言絕句，是他晚年辭官離京，一路上因事即興而寫成的。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記述旅途中的交遊、見聞和感受，其中表現作者對國事的關心和對朝政的抨擊；一類是對生平往事的回憶，其中對個人一生治學道路的回顧，客觀上反映出當時知識界思潮暗轉，由恪守乾嘉考據學走向近代改良主義的艱難歷程，尤具史料價值。這兩類詩有機交織，合成一部完整統一的大型組詩，既具有自傳詩的特點，又可作為一部生動的旅行日記來讀。龔詩藝術上的成功之處在於能將政論、抒情和藝術形像相統一。龔自珍雖然好以政論作詩，但很少流於抽像議論。豐富奇異的想像、生動有力的形像，以及清奇多彩的語言當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像“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夢中作四截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西郊落花歌》），都是極好的例子。龔自珍在《錄李白集》文曾說過：“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其實，這也是龔自珍詩歌的特點。無怪前人說他的詩“奇境獨闢”“為近代別開生面”(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十)。
龔集傳世的版本很多。初有《定盦文集》三卷、《餘集》一卷、附《少作》一卷，繫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雜詩》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龔去世後第二年，魏源輯《定盦文錄》十二卷;又合考證、雜著、詩詞十二卷為《定盦外錄》《定盦文錄敘》，見《魏源集》第23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均無刻本。後有《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為同治七年吳煦刻本年，邃漢齋校訂、時中書局排印的《校訂定盦全集》共十卷。1959年王佩諍校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龔自珍全集》，即參照邃漢齋校訂本編例，分為十一輯。前八輯為文，九、十輯為詩，十一輯為詞。本書所選原文即依據這個本子。
龔自珍生平不收門弟子，晚年作詩稱：“一事平生無龁，但開風氣不為師。”（《己亥雜詩》）然而正如後人所指出：“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鋻，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第174頁，黃山書社1984年版。今天，有誰能否認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這一地位呢？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郁賢皓與王立興兩位先生曾給予精心指導與幫助，筆者謹在此深致謝意。朱邦蔚
關道雄(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