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導讀

語錄一

語錄二

語錄三

語錄四

語錄五

語錄六

語錄七

語錄八

語錄九

語錄十

語錄十一

語錄十二

語錄十三

語錄十四

語錄十五

語錄十六

語錄十七

語錄十八

語錄十九

語錄二十

語錄二十一

語錄二十二

語錄二十三

語錄二十四

從吾道人記

梁仲用默齋說

示弟立志說

惜陰說

書中天閣勉諸生

書朱守乾卷

書正憲扇

新建預備倉記

何陋軒記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浚河記

悔齋說

示徐曰仁應試

客座私祝

瘞旅文

教條示龍場諸生

與汪節夫書

高平縣志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擒獲宸濠捷音疏

因雨和杜韻

羅舊驛

興隆衛書壁

猗猗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書庭蕉

別湛甘泉

龍潭夜坐

導   讀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五十七。因曾於故鄉陽明洞聚徒講學，自號“陽明子”，當時及後世學者都稱他為陽明先生。
陽明的先祖王性常，明初曾任兵部郎中，後赴廣東督運軍糧，歸途遇海盜殉職。此後數代，皆在鄉耕讀，沒有出仕。祖父王倫，守著祖上遺留的數篋圖書，嘯詠竹林，被人目為晉代陶淵明一流的人物。父親王華，早年也備嘗貧苦，與夫人鄭氏艱難起家，雖然在成化十七年（1481）中了進士名，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景況略有好轉，不久又因陽明得罪權臣劉瑾，被迫致仕，抑郁以終。這樣的家庭傳統，對於陽明刻苦自勵、銳於進取、獨立不羈、敢於藐視權威之精神的養成，具有相當影響。
陽明自幼天資聰穎、深思好學，相傳年僅五歲，聽祖父朗讀詩書，即能默記在心，跟著背誦。十一歲時，因父親在京任職，隨祖父前往探親，路過鎮江金山寺，祖父與客人即景賦詩，正在沉吟未就之時，陽明卻已將詩作成：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依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眾客大為驚異，又出題叫他詠蔽月山房。陽明稍加思索，朗聲應道：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便見山小月更闊。
不僅纔思敏捷，氣魄非凡，從中又透露出陽明善於觀察與思辨的性格特征。
到了北京，陽明接觸到京師的文物和父輩友人，眼界擴大，性格更為豪邁不羈。父親為他延請塾師，嚴加管教，作封建時代士子讀書求仕的準備。陽明對科舉時文頗感厭煩，有一天問塾師：什麼是等的事情？塾師答：那當然是讀書登第（考中）了。可是陽明卻不以為然，說：登第恐怕還算不上是等的事，還是讀書學做聖賢更重要！父親，這是千萬學子夢寐以求的理想，陽明小小的心靈裡，竟未覺得了不起，而認為隻有通過讀書成為聖賢，完成自己的品德與人格，纔是天地間等的事，纔算是天地間的等人。這種強烈地希望成為“聖賢”的理想，此後主宰了陽明的人生。
十五歲的時候，陽明遊歷了長城居庸關等處，周覽形勝，“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陽明所處的時代，各地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衝突不斷發生，南方的黔、桂、粵、閩、贛等地，時有動亂出現；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不斷南侵，對中原造成極大危害。陽明受時勢的影響，加以父親任職兵部，因而也喜歡談兵，“每遇賓宴，常取果核列陣勢為戲”。兵書以外，陽明又博涉孔孟經書、程朱理學、佛道等書，用以擴充自己的知識。這一時期的陽明，志向遠大，興趣廣泛，生命中蓬勃著強烈的求知欲，精神上表現得十分執著和狂放。對於凡能接觸到的學問，他都有著濃厚的興趣，有時竟至痴迷的地步。十七歲時赴江西南昌迎娶新婦，成婚之日，漫步走進當地一座道觀，看到一位道士在打坐，激起好奇之心，便向道士叩問養生之道，並隨著靜坐練習，以至忘卻了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纔被人尋回。二十一歲成為舉人後，陽明在京師研讀宋儒朱熹的理學著作，為了體會朱熹“格物致知”的學說，與友人坐在父親官署內的竹林前苦思，要“格”竹子的理。未能獲解，堅持不輟，友人在三日後病倒，陽明堅持到第七日，也終因勞思過度而致疾。按照朱熹的說法，世間的一草一木都包含著各自的道理，通過“格物”就可“致知”，陽明未能領悟，就轉而用心於詩文詞章的創作。三十歲以前，他在京師與詩壇領袖李夢陽、何景明等人詩酒倡和，“以纔名相馳騁”；回到故鄉，則與同鄉喜好詩文者組織詩社，連素來自負的老輩也都對他表示欽服。但是詩文成就並不能滿足陽明的志向，“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他內心渴求的，仍是所謂“希聖希賢”之學，但苦於未能找到入手的途徑，深感朱熹所說的“物理”與自己的意識難以溝通，苦思既久，抑郁成病，偶然聽到道士談養生之道，一度產生了入山隱居的念頭。
弘治十二年（1499）春，二十八歲的陽明考取了進士。次年，授為刑部主事，從此步入仕途。當時邊疆地區時有戰亂，陽明考察形勢後，立即上疏陳言邊務，向皇帝提出“便宜八事”：“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蔽。”封建時代的官員上疏言事，除了向統治階級建言立策，也含有向皇上顯示自己纔具謀略的用意，紙上所談，雖合於事理，卻未必都能見諸實行。從陽明日後參與軍事行動時所建立的“事功”來看，他對於“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深有積蓄並能親身實踐的。
此後數年中，陽明的主要活動為：二十九歲時任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曾奉命到江北審問囚犯，對冤案多所平反。公事完畢後遊安徽九華山，作賦言志，氣勢磅礡，要做超越宇宙、獨往獨來的異人。三十三歲時前往山東主持當年鄉試，回任後改任兵部主事。三十四歲時，與著名學者湛甘泉在京師訂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並開始與友人、學生一起討論有關“身心”的學問，被人認為是好奇立異。
陽明中年遭貶遠謫龍場驛，是人生的重大轉折，也使他的思想發生蛻變，並進入成熟期。按照孟子的意見，一個人要成為聖賢，必須經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煉，而這種磨煉，除了主觀願望以外，還須客觀環境的造就。陽明謫戍以前，少年時纔氣蓬勃，青年時志向遠大，曾致力於詩文創作，又鑽研佛道之學，尤其對朱子“格物致知”學說下過苦功，希望能以自身的內心體驗，完成個人的哲學觀和道德修養，但是始終沒有成功。他感到苦惱的是，朱熹所說的事物之“理”，與自己的本心，總是不能融而為一。再說，照著朱熹的格物窮理方法，即使把竹子、草木的“外理”格得明明白白，又能對內心產生什麼影響？長久積壓的疑團，經過在龍場的艱苦磨煉和思索，終於獲得了解答。
龍場位於貴州北部叢山峻嶺中，是由貴州通往四川的驛程上的一個小站，瘴癘侵人，荊棘遍地。當地居民大多為言語難通的苗民和少數來自中原的亡命之徒，文化落後，生活艱苦。從中原來到這裡的遷客，十有八九不能適應當地的艱苦生活。陽明身受廷杖，遠謫異鄉，本是九死一生之人，此時自覺已將生死榮辱置之度外。聽說劉瑾仍對自己憾恨不已，他特意造了一口石棺，自誓說：吾唯俟命而已。表示自己不僅放棄了常人的得失計較，連生死的念頭都已打消，於是“日夜端居靜穆，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也即排除了胸中的雜慮而進入氣度恢弘、無所粘滯的境界。苗民以洞穴為居處，陽明教他們構築木屋；隨從的人相繼病倒，陽明卻安然無恙，他為病人劈柴挑水做飯，又詠詩歌，唱俚曲，雜以詼諧笑談，給他們以娛樂安慰。陽明深夜內省：如果聖賢處於我的地位，他們將怎樣對付這種環境呢？恐怕也隻是像我這樣做吧！突然他大徹大悟了，長期以來苦惱著自己的憂慮頓時消去，他歡呼著跳躍而起，驚喜交集，從此對“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解釋。這就是陽明的“龍場悟道”。
那麼，陽明所悟到的是什麼呢？他從自己的經歷中，體會到了個人的“心”的巨大作用——他處在這樣的逆境裡而能做得和聖賢同樣地好，不就是受到自己的“心”的啟示、依據“心”的要求去做的麼？可見“心”的作用何等偉大！在陽明看來，“心”的這種作用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也即人的本性。他說“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是說，原先以為聖人的道理存在於外部世界，因此循著朱熹等先儒的教導，努力到外事、外物上去苦苦尋求；而現在纔明白，聖人的道理本來就存於我們心中，“吾心即道”，所以也就無需向外事外物去探求。由此，他又引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結論，這也就是陽明“心學”的基本命題。這樣，陽明將我國歷史上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發展到了極致。“心學”所以在陽明手中得到這樣的發展，一方面與陽明自少年時代以來就懷有的自我擴張、希聖希賢的強烈願望有關，一方面則由於他身處艱危，主觀意志高度昂揚，以個人的修養、毅力和學識平衡了自我，戰勝了困難，因而就將主觀意志的作用加以化了。其實，陽明在龍場的困阨中所以能奮發自強、克服困難，保持身心的健康，固然是受其思想，即所謂“心”的支配，但其所以能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仍然取決於其以前所受的教育。陽明把一切歸結於人的先天本性，是過於片面化了。
陽明在龍場驛的次年，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學說，作為其“心學”體繫中的重要論點。“知行合一”說的提出，一是不滿於當時讀書談道者的知而不行，言不符實，有心改變學風；二則仍是從龍場的艱苦生活體驗中獲悟，是對其“求理於吾心”說的發展。陽明所說的“知”，即每個人生而具備的“良知”。陽明所說的“行”，則含義較寬泛。從他所說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隻是曉得說些知孝知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悌”來看，則“行”包含了與“知”相對立的“實踐”之意。但從他“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的表述來看，“行”與“知”又都指人內心的認識活動，是“良知”顯現與擴充過程中精神活動的兩種形式。而陽明所說的“良知”，則指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起來的道德心理，是一種融合於人們經驗習慣與性情行為中的善良、仁愛、正義的秉性。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人的道德心理產生於實踐，陽明則強調其主觀性。
正德五年（1510），由於劉瑾倒臺，陽明結束了謫戍生涯，升任江西廬陵知縣。在廬陵七個月間，他慎選裡正，設立保甲制度，這是首次擔任地方官的施政試驗。不久，升為刑部主事，後調吏部主事，又升員外郎、郎中，再度成為京官。正德九年，陽明升為南京鴻臚寺卿，活動範圍又回到南方。這一期間，追隨陽明討論學問的學生逐漸增多，每逢師生講學，旁聽者數以百計。
正德十一年（1516），因閩、贛等處“寇亂”，陽明被薦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福建汀、漳等處。陽明至贛以後，推行十家牌法，編選民兵，使地方實行聯防自保，然後移文各地官軍會合，十四個月之後，平息了先後延續數十年的閩、贛等地“寇亂”。正德十三年（1518），陽明又率軍前往粵北“征寇”，不到兩月，獲勝班師。這期間，陽明以一介書生掌握統兵大權，實現了他少年時代建功立業的向往。對於各地的“寇亂”，他剿撫兼施，恩威並用，每平定一處，就奏請在當地設立新縣，然後立社學，定鄉約，行保甲，修書院，整理鹽法，勸諭百姓，對安定地方、鞏固中央政權統治，立下汗馬功勞。連年征戰之暇，陽明仍不忘講學，門人薛侃、歐陽德等隨侍左右，時時同老師講論“心學”，薛侃並在正德十三年八月將陽明與學生討論問答的語錄《傳習錄》上卷刻印行世。面對連年征戰的成績，陽明並不自矜，在致友人的書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可見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並將它置於世人所樂於稱道的“事功”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分封在南昌的寧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宸濠平素野心勃勃，結交宦官，招納黨羽，久已蓄謀起兵。由於朝廷的姑息，武宗的昏憒，終於釀成震動朝野的叛亂。陽明當時正在江西，見寧王起兵，未等奉到朝廷命令，就倡義平亂，傳檄各府縣官員率義師共赴豐城會合。雖然事起倉促，兵力遠遠少於寧王，由於調度有方，指揮若定，僅用四十天時間就收復南昌，並與叛軍激戰於鄱陽湖一帶，大敗敵兵，生擒了宸濠及其偽官，隨後又克復九江等地。他所建立的“事功”，與歷史上其他賢哲相比，實屬罕見。
平定宸濠叛亂，並未給陽明帶來進一步作為於時代的機遇。武宗身邊的佞臣嫉妒陽明的功績，百般讒毀，乃至誣告陽明要擁兵造反。陽明的亨甚至還被誣陷下獄，死在獄中。陽明經歷了風波患難，更加堅信他的“良知”學說，因為良知是明是非、知善惡的，隻要聽憑良知的指引，就能心地坦蕩，順應事理，置生死禍福於度外。五十歲時，陽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的口號，作為講學宗旨。不久以後，他返歸家鄉，專意講學。四方學者，北自京師，南至廣東，不遠千裡來浙江求學的，有數百人之多。學生們在紹興建造了陽明書院，門人南大吉收集陽明論學語錄，續刻了《傳習錄》中卷。
“致良知”說是陽明心學發展的，是陽明對“龍場悟道”所得的“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和“知行合一”說的高度概括。陽明認為，“知善知惡是良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在不同場合，陽明又將“良知”說成是“道”“天理”“本心”，總之它是人人心中都具有、“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的天賦本性。而“致良知”的“致”，則是恢復、擴充，使良知達到極致的意思。通常，人的良知不顯露，是由於他們的良知受了“私欲”的蒙蔽。去除私欲，恢復本性，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將良知運用到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都變得合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陽明晚年對於良知的學說堅信不疑，反復譬解，凡有論說，萬變不離其宗，都以“致良知”為指歸。

嘉靖六年（1527），廣西思田州發生動亂，在鄉講學已六年的陽明，再度奉命帶兵前往征撫。九月出發，十一月抵達梧州。陽明沿途咨訪，洞悉了動亂發生的原委，是由於朝廷對當地善後措置不當，於是上疏朝廷，提議以撫為主。此後隨宜處置，招降盧蘇、王受等人，不折一兵一卒，即平息動亂，勝利返師。但陽明此行抱病出征，登山涉水，冒暑奔勞，肺病加劇，終於在嘉靖七年（1528）自廣西返回的途中病倒，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江西南安，年僅五十七歲。臨終之刻，門人詢問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倡導的“心學”，雖然在哲學體繫上仍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範疇，其所提倡的“致良知”，主要也仍在於加強實行“孝”“悌”等封建道德，似乎與歷史上維護封建制的其他思想並無根本分歧；但由於他強調了“心自然能知”的觀點，並認為“心”所“自然”地作出的反應、選擇就是“良知”的體現（參見本書《語錄一》），卻可以引導人們從中得出如下的結論：人應該按照“心”所“自然”作出的反應、選擇去追求和活動，社會應該讓人們這樣做而不應加以阻礙，這一結論，對於封建統治又具有其危險的一面。
當人們在面對某種情況時，其“心”所“自然”作出的反應、選擇，雖然常受後天教育的制約，但也直接源自人的本能。例如，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孩子，看到別人的東西，盡管覺得好玩，而且周圍並無別人，他的“心”也不會“自然”地作出把那東西據為己有的決定；而沒有接受過“不能拿別人的東西”之類的教育，或者因幼小尚未接受此類教育的孩子，在看到其認為可愛的東西時，就會“自然”地拿來（或企圖拿來），而不管其是否屬於別人。很明顯，前者是後天教育的結果，而後者則出於先天的本能。又如，封建社會中的貧苦農民，盡管飽受饑寒之苦，但由於其所受的教育，在通常的情況下絕不會“自然”地作出搶奪地主財物的選擇（這些教育使他們或覺得搶劫是不道德的，或認識到搶劫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但當面對嚴重饑荒、要求賑濟遭到拒絕、瀕臨餓死時，求生的本能就會使他們“自然”地產生搶劫地主糧食的願望並付諸行動。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這種出於先天本能的“自然”要求和選擇，對封建統治往往是危險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總是以其道德、法律等工具來限制、扼殺此類“自然”的要求。而從陽明“心學”中可能引導出的結論，卻使得基於人的本能而與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若干“自然”要求和行動，成了“良知”的體現，也即成了正義的、應該肯定的行為。
正因如此，在陽明“心學”的繼承者中，逐漸分化成了兩派。一派強調其“致良知”學說中有利於封建道德的鞏固的方面，另一派則根據其“心自然會知”的學說，強調人的“自然”要求和欲望，並以此批評、否定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等範疇內與當時社會形態不相適應的部分，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股洶湧澎湃的新思潮，其旗手就是傑出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這股思潮不僅流行於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而且對社會風氣產生巨大的影響。從這一角度說，陽明“心學”對晚明新思潮的開創、啟迪之功是十分明顯的，它在我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陽明不僅是我國歷史上卓越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散文和詩歌也頗具特色。所以，本書除著重選錄其代表性的哲學作品（語錄）外，也選入了少量文學性的散文和詩篇。

吳格(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