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籍整理與文獻學相表裏,文獻學爲古籍整理的理論,古籍整理爲文獻 學的應用。 古籍整理的基本流程主要是查目録、辨版本、校文本,對應文獻 學的三大分支,目録學、版本學和校勘學。 明別集整理是明代文學文獻學的 基礎工作,也是對明代基本史料的校理。 

從整體看,古籍整理實際上包括了古籍的收藏、鑒別、編目、校勘、輯佚、 出版等所有方面。 明別集的整理也是如此。 從收藏、編目方面看,自《文淵 閣書目》以下的很多公、私書目中收録了明別集。 這種收藏從性質上來説可 分爲兩種,一種是文本性收藏,一種是文物性收藏。 雖然明中期已經形成了 文物性藏書家群體,但明別集在明代還難以進入文物性收藏。 明代的藏書 家如範欽天一閣、祁承 澹生堂等均有八百種以上明別集,都是文本性的收 藏。 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録明別集七百多種,很可能也是來自他的藏書,也 是文本性收藏。 可惜的是,除了天一閣所藏目前尚有約三百種存世(閣中所 存不足百種,二百餘種存於海內外各大藏書機構)之外,祁、焦和其他大多明 代藏書家一樣,其所藏或散佚殆盡,或未見繫統性流傳。 

帶有文物性質的明別集收藏,大概始於清代大藏書家黃丕烈,據不完全 統計,黃氏所藏明別集當在六十種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有黃氏題跋。 目前 存世者四十餘種,均爲各館頂級善本。 士禮居流風所扇,明別集開始進入主 流藏書家視野,但短期內仍未能進入善本書目,比如瞿氏鐵琴銅劍樓和楊氏 海源閣的善本書目別集代,僅在海源閣的普通本書目《海源閣書 目》中收録了明別集。 稍晚的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部分達四十五卷,僅 在後一卷收録明別集,列爲附庸。 再晚到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十五卷 的別集中明代已占到三卷。 隨後出現專門收藏明本及明別集的藏書家,如陳田聽詩齋收録明別集善本二百餘種,鄧邦述專收嘉靖本,並爲藏書樓命名 “百靖齋”,收録善本明別集六十餘種。 張壽鏞約園收藏善本明別集一百餘 種。 蔣汝藻傳書堂得天一閣、聽詩齋兩家所藏,收明別集達四五百種。

 前人對明別集的編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首先是《千頃堂書目》, 它是《明史藝文志》的母本,收録明別集數量之巨堪稱空前絶後,而且其編纂 體例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 比如其排序以科第先後爲主要標準,王國維 爲蔣汝藻編《傳書堂藏書志》時,明別集即用《千頃堂書目》之法排序。 其影 響所及,當代版本目録學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明別集排序也 是采用的科第法。 另一部比較重要的書目是《古今書刻》,其所收明別集分 地區排列,對考察明別集的版本有重要參考價值。 另外王重民《中國善本書 提要》 也值得重視,蔣汝藻所收天一閣、聽詩齋所藏明別集,先入北平圖書 館,後因戰爭輾轉流離,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這部分明別集大多可以在《中 國善本書提要》中查到比較準確而詳細的著録。 

從出版方面看,古代明別集的整理刊刻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規律,比如別 集多由門人子弟或地方官員編纂、刊刻於家鄉或任職地,這對我們鑒別明別 集版本很有幫助,反過來,對比不同地區刊刻的明別集,也會加深我們對版 本學的認識。 再如許多作家在刊刻較完整的文集之前,會有單刻小集刊行, 而全集的流行往往會淹沒單刻。 小集多出於著者自編,而全集則往往成書 於門生故舊子姪等後人之手。 此類文集的編刻其實也是對文人著作的一種 整理,而古人整理的原則與我們今天常有不同,比如不管作者自編或後人編 輯,往往都不憚於修改、潤色文字,甚至將整篇詩文改寫或撤換,使其文字面 貌在整理中發生變化。 

古人編刻總集其實也是對別集的一種整理方式。 就明別集而言,較早 比較大規模的整理當推明嘉萬之間俞憲編刻《盛明百家詩》。 這首先是對明 別集的一次大型搜集和收藏工程,達三百三十家。 俞氏所收大多爲作家早 期刊行的別集,很多後世已不見流傳,因此其書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其後錢謙益編刻《列朝詩集》、朱彝尊編刻《明詩綜》、陳田編刻《明詩紀事》, 皆爲浩瀚巨帙。 其中《明詩紀事》所據明別集中有二百餘種流傳下來,可以 覆案。 

今日學界所言古籍整理主要指民國以來的影印和點校。 明別集的成規 模整理,始自《四部叢刊》,大擴張於“四庫繫列叢書” (《四庫全書》及存目、 續修、禁燬、未收、著録、底本等七大繫列),至《明別集叢刊》 《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而專收明別集,均爲影印,規模宏巨,總量近萬。 點校則相對較少且 較分散,但總量也已有兩千餘種。 將這一萬二千餘種明別集整理成果匯總 編目,就是湯志波、李嘉穎所編《明別集整理總目》。 

提到目録,常被引用的有兩句話,一句是王鳴盛所雲:“目録之學,學中 緊要事。 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 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 師,未易明也。”這句話出自其《十七史商榷》 卷一條,此條講《史記集 解》分八十卷的問題,細味此條及下條討論《史記索隱》 《史記正義》之文,其 對目録的應用主要是據正史《藝文志》 《經籍志》查明《史記》三家注原本的 卷數,將目録用於考證,蓋即其所謂能校書、能讀書者。 目録可爲考證之資, 確實可以説明目録學之重要,但卻並不足以稱“學中緊要事”。 目録的 本質是對文獻的分類排比,而許多學問的步就是分類,分類往往是學術 研究開端,甚至決定了整個研究的基本框架。 研究的資料從目録中檢得,檢 得的文獻再根據研究需要編製出新的目録,形成參考文獻和資料長編等,然 後依據基本文獻將研究對像分類,形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時也生成論文目 録。 可以説,廣義的目録或目録學貫穿了整個研究過程,這纔是目録學當得 起“學中緊要事”的根本所在。 

另一句常被引用的是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校讎通義· 敘》),幾乎成爲目録學不可移易的宗旨,其實這種認識大有可議。 通過 分析目録的分類可以窺見學術源流,圖書分類也應該盡可能照顧學術源流, 這一點沒有問題,但考辨學術源流應該是學術史研究的目標和原則,而 不是目録學的原則,更不是原則。 目録是供查書用的,因此目録的 體例、標準應該服務於這一基本目的,也就是以方便查書爲基本原則。 不同 類型的目録體例容有差異,但共同的原則應該是方便使用。 比如藏書目録, 如果是藏書家自用的話,常依據圖書排架次序編目。 如明代李廷相的《濮陽 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之書按房間和櫃子分類排序,《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録》 也是按千字文編號的櫃子順序安排圖書的。 如果按考辨學術源流的標準來 看這些目録,顯然方枘圓鑿。 館藏目録屬於藏書目録一類,通常管理員使用 的目録也是每個庫房一本。 如果要打破庫房界限按四部順序編製目録,一 般是爲了出版供學界使用。 使用者變了,標準自然也要變,而方便使用的原 則是不變的。 學術在不停地發展變化,學術源流也在變化;即使同一時間, 不同人對學術源流的認識也是不同的。 而目録爲了方便大家使用,分類需 要盡可能統一、穩定,而不宜爲考辨學術源流而不停地變化。 四部分類幾百年來保持穩定而不隨學術的巨大變化而變化,原因即在於此。

 《明別集整理總目》 (以下簡稱《總目》)正是爲了方便學界查詢明別集 及其整理情況而編製的目録。 這個目録的作用及其爲研究者帶來的便利可 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首先,研究者使用明別集時,可以通過《總目》迅速找到整理本,還可以 進一步在諸多整理本中選擇影印本或點校本,再通過判斷、比較,選擇某一 種影印本或某一種點校本。 任何一位明代作家的整理本,一索即得,省去了 大量翻檢的辛勞。 

其次,《總目》爲明別集的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清單,爲分析明別 集整理及研究現狀帶來了極大便利,是有志於從事明別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的學者的利器。 如嘉靖本《潛溪集》有《明別集叢刊》等六種影印本,洪武本 《宋學士文粹》有《中華再造善本》等五種影印本,乾隆本《新喻梁石門先生 集》、萬曆本《朱楓林集》也均有五種影印本,至於四種、三種影印本的情況更 多,而弘治本《楓林先生文集》卻未見影印,整理工作很不均衡。 再如王世貞 詩文集被影印者僅中國版本就有二十二種之多,且其中大半都有兩種以上 的影印本,但其點校本卻隻有寥寥三種,且均爲小冊,可見王集點校工作頗 爲滯後。 而王集影印本雖然很多,卻仍有遺漏,如《入楚稿》《入晉稿》等尚未 見影印。

第三,《總目》對出版社古籍整理項目選題、圖書館、博物館館藏古籍整 理規劃、地方政府整理地方文獻都有較爲直接的幫助。 近年在政府主導下, 古籍得到全社會極大關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得到空前發展,越來越多的出 版社涉足古籍整理領域,圖書館、博物館一方面出於社會需求,另一方面也 有自身發展需要,開始制定館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地方政府也越來越重 視地方文獻整理,各個省級、地市級甚至縣級的地方文獻叢書紛紛立項、出 版。 明別集是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書對明別集整理書目的匯總,顯 然對這些工作具有直接的參考作用。

第四,《總目》不僅將各種常見或不常見叢書中的明別集以及大量單行 出版的明別集匯集在一起,而且搜集了許多未曾公開出版的明集整理本。 志波兄十多年來一直專注於搜集明別集的整理本,幾乎每次見面都會談到 他爲了搜集某個非常冷僻的整理本如何山重水複,尋得後又如何白日放歌。

 《總目》中收録的近百部自印本和內部出版物就是他這番心血的見證,如臺 北市駱姓宗親會 1970 年自印本《駱臺晉先生文集》、永康李氏還讀齋 2005年自印本《王麓泉集》、福安縣圖書館 1980 年自印本《葛衣集文化企 劃 2004 年自印本《鳴玉集》以及文成縣政協文史委 2010 年內部出版物《盤 谷集》、雲霄縣人大常委會 2009 年內部出版物《雲山居士集》、達川市方志辦 1998 年內部出版物《天問閣文集》等。 

《總目》的編排體例也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總目》爲明別集專科書目, 因此不存在分類問題,面臨的主要是類別內排序問題。 斷代別集一般按時 間排序,這方面也沒太大爭議,需要討論的是以什麽時間爲標準。 《總目》是 以人物生年爲準,是當代比較常用的做法,《總目》編者曾出版《明人年譜知 見録》,掌握大量明人比較準確的生卒年,爲此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不過在 明別集目録的編纂史上,時間標準卻有多種選擇。 前面提到過,自《千頃堂 書目》《傳書堂藏書志》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是以科第先後排序。 《明 史藝文志》則是按以人物政治活動的時間先後爲序。 因此時間也有多種 標準。

我們比較一下生年排序和科第排序的優劣。 生年排序的優點首先是可 以把一個人的一生都考慮進來,比較全面。 其次是標準簡單明了,容易操 作。 其缺點是生年往往不易獲得,更難準確到月、日。 古人傳記類文獻除了 行狀、墓志銘等少數體裁之外,常不記載生年,而很多人連傳記也沒有,生卒 年考難殺學者。 科第排序的優點是準確時間相對更容易獲得。 古代科舉發 達,明清達到巔峰,科舉文獻非常豐富,不僅有幾乎完整的進士題名碑,而且 人物傳記基本都會重點記録科第情況,還有大量的地方志不僅對進士大書 特書,而且舉人甚至部分貢生也會詳細記録科份、姓名及終官。 另外科第時 間對人物有特殊意義,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畢業參加工作時間。 以這個時間 爲準,某種程度上可能更能從社會活動的角度反應人物的實際情況。 但科 第排序也有明顯的缺點,首先雖然科第很重要,但畢竟不是一個人的全部生 活,不如生年更全面。 其次科考未中或未參加科考者難以安排。 從《中國古 籍善本書目》中明別集的情況來看,雖然進士、舉人佔了大多數,但二者之外 的貢生、藩王、武將、商人、僧人等也有不少,這些人作品的次序安排就很費 斟酌。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科第排序運用到淋漓盡致。 它以進士搭建基本 的排序框架,首先按進士科份排序(同科進士按名次排序),其次是同科(即 進士科份的前一年)舉人。 至於貢生、藩王等人,則排在本朝(如嘉靖朝) 後一科之後。 偶爾也會有極個別的例外情況,比如何良傅爲嘉靖二十年三甲第七名進士,正常排序,其兄何良俊爲嘉靖十二年歲貢,並無進士、舉人功 名,按體例應排在嘉靖之末,但實際卻排在了何良傅之前,突破了規則。 有 時候也會因體例原因出現一些不合理的情況,比如王寵置於正德之末,與文 徵明、蔡羽等友人相近,但其兄王守爲嘉靖五年進士,反而在後。 如果將王 寵調整到嘉靖之末,其時他已去世三十多年,顯然不妥,這是體例本身的缺 陷。 另外還有一些,如方獻夫爲弘治十八年三甲一百五十六名進士,卻次於 同科三甲一百九十八名孟洋之後;左國璣爲正德十一年舉人,卻次於正德十 六年進士之後;霍涯爲嘉靖八年二甲進士,卻次於三甲之末,這些應該屬於 疏誤,非體例之過。

早在明嘉靖年間,致力於整理明代文獻的無錫俞憲編成《皇明進士登科 考》,隨後又輯《盛明百家詩》,皆爲一代經典。 志波兄爲俞氏五百年後之同 志,多年來致力於以詩文研究爲中心的明代基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手 中積累了大量成繫統的資料,他不願獨享,遂於 2020 年推出“明人研究基礎 文獻叢刊”種《明人年譜知見録》,《總目》即第二種,兩者分別有關傳記 與詩文,恰與俞氏二書相應。 我與志波兄相識於復旦古籍所的課堂上,十年 來在明代文史研究中一起成長,這次他打破名家作序的慣例,命序於我,我 雖自知淺陋,但想到昔日俞氏《皇明進士登科考》闕洪武朝三科進士題名,賴 範欽天一閣藏登科録而全,我雖無東明公之能,或許也能爲明代文獻整理工 作略盡綿薄,遂勉力成文以報。

後二日李開升於天一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