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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字錫鬯，號竹垞、鷗舫、松風老人、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遊觀道士，晚號金風亭長、小長蘆釣魚師。浙江秀水人，順治六年移家嘉興梅會裡。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學者、藏書家、文獻學家。
彝尊少年即聰慧過人，他六歲入家塾，七歲知別四聲，十二歲屬文下筆千言立就，十五歲解隸法。青年朱彝尊曾參加秘密抗清活動，於順治七年參加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南湖’（一）。與為鄭成功、張煌言海上登陸反清行動謀劃的山陰祁氏兄弟、魏耕、錢纘曾亦有聲氣往來，企圖‘共同恢復’（二）。後事敗露，朱彝尊‘幾及於難，踉蹌走海上，會事解，乃赴遠遊’（三）。於是朱彝尊‘南逾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經甌越’（四），開始了他漫長的遊幕生活。先後客山陰觀察宋琬、山西布政王顯祚、山東巡撫劉芳躅、潞河僉事龔佳育幕中。在這段時間裏，他先後結交了曹溶、王士禛、顧炎武、魏禧、納蘭性德、孫承澤、陳維崧等名士。康熙十八年，清廷‘詔在廷諸臣及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無論已仕未仕，徵詣闕下’（五）。時年五十一歲的朱彝尊得薦舉博學鴻詞科，受知於康熙帝，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並與修《明史》。康熙二十三年，朱彝尊輯《瀛洲道古錄》，‘以楷書手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忌者潛請牛學士行之白簡。吏議當落職，奉旨降一級’（六）。二十九年補原職。三十一年罷官。遂攜家眷回鄉，乞假歸裡，結曝書亭於池南，北研著書。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康熙帝四次南巡，朱彝尊均往無錫迎駕，並於第三次南巡時，進《經義考》‘易’、‘書’兩類，康熙帝稱許‘朱彝尊此書甚好’，特賜‘研經博物’匾額。康熙四十八年，《曝書亭集》刊梓尚未完竣，朱彝尊抱憾辭世。
朱彝尊向以博洽見稱，工詩文，精詞律，擅考據，富藏書。當時言詩與王士禛並稱‘南朱北王’，論詞與陳維崧並稱‘朱陳’，藏書則朱氏‘曝書亭’與王氏‘池北書庫’、曹氏‘靜惕堂’相頡頏。在文獻學方面，其輯錄體目錄學巨著《經義考》受到學者的極高重視，為有影響的目錄學專著之一。他編撰的《明詩綜》、《詞綜》、《日下舊聞》也體現了他在文獻編撰整理方面的巨大成就。《清史稿·朱彝尊傳》稱‘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朱彝尊兼而有眾長’。朱彝尊一生勤於著述，著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曝書亭集》八十卷、《騰笑集》八卷、《竹垞文類》二十六卷、《明詩綜》一百卷、《靜志居詩話》二十四卷、《詞綜》三十六卷等。
朱彝尊的序跋是能夠體現其學術成就，且有一定獨立性的一組文獻，主要收錄於其代表作《曝書亭集》中。序見於卷三十四至卷四十，約一百三十篇。跋見於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五，約三百四十五篇。另於《曝書亭集外文》卷七、卷八中收有序八篇、跋四篇。其中《曝書亭集》卷四十六至卷五十一為金石文字序跋，後獨立為《金石文字跋尾》。卷五十四為書畫題跋，一九三六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將其排印輯入《美術叢書初集》第九輯，稱《曝書亭書畫跋》。餘者為書籍序跋。我們在整理朱彝尊序跋過程中，檢閱《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汪璐輯《藏書題識》舊本書經眼錄》、《四庫存目標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涵芬樓秘笈》、《中華再造善本》等書，又輯得朱氏序跋十六篇，為《曝書亭集》、《曝書亭集外文》所未收，特予補入。又有根據各書著錄確知有朱氏序跋，卻由於原書亡佚或條件所限，未能尋得原文者十三篇，如《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著錄明杭淮撰《杭雙溪詩集》八卷，刊本，稱有朱彝尊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宋劉時舉撰《續資治通鋻》十五卷，清抄本，藏南京圖書館，有朱彝尊跋等，則作為‘存目’附於卷末。為易於省覽，現將《曝書亭集》中的序跋編為卷一至卷二十一，將《曝書亭集外文》中的序跋編為卷二十二，將我們補輯的序跋十六篇編為卷二十三，名為《曝書亭序跋》。書前加編總目。朱氏藏書目錄兩種《潛人集目錄》、《竹垞行笈書目》則附於序跋之後，以便參考。本書中《曝書亭集》所用底本是民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據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影印本，《曝書亭集外文》所用底本是光緒四年秀水孫氏望雲仙館刻《檇李遺書》本（《叢書集成續編》之一），《潛人集目錄》所用底本為宣統三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竹垞行笈書目》所用底本年番禺瀋氏刻本。
朱彝尊長於考訂，其序言題跋顯示了他的學術功力，一向受到高度重視。《四庫全書總目》中諸多提要參引朱氏序跋之觀點及考證結果。如《易論》、《周易集解》、《六經奧論》、《兩漢刊誤補遺》、《桂林風土記》、《景定建康志》、《土官底簿》、《淳熙三山志》、《秘書監志》、《高麗史》、《石刻鋪敘》、《隸續》、《越嶠書》、《皇王大紀》、《北堂書鈔》、《孫子算經》、《蘭亭續考》、《乙巳占畧例》、《靈臺秘苑》、《天籟集》、《虎丘詩集》、《庚辛唱和詩》、《兩宋名賢小集》、《讀史亭詩集》、《雲林集》、《劍南詩稿》、《苕溪集》、《格齋四六》、《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鞏溪詩話》、《樂府補題》、《樂府雅詞》、《尊前集》等。並在朱氏《曝書亭集》提要中稱其題跋諸作‘訂，實跨黃伯思、樓鑰之上’。朱氏序跋辨訂群書，旁及商周銅器、金石碑刻，皆能搜求散佚，溯究源流，‘可據以為辯證之資者甚多’（《續修四庫提要·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潘耒在《曝書亭集序》中對其題跋更是給以很高的評價：‘考古證今，原原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
朱氏序跋內容十分豐富，為全面研究朱彝尊不可或缺的資料。我們從中可以獲知其家世、履歷、交遊、著述、藏書、治學領域、學術成就等方面的豐富信息，具有重要的價值。現舉其大略如下：
藏書史料價值。朱彝尊富於藏書，‘擁書八萬卷’（七），然其藏書目錄現存的隻有《潛人集目錄》、《竹垞行笈書目》兩種，所列之書難以全面反映其藏書情況。朱氏序跋則可作為其現存書目的重要補充。《曝書亭著錄序》對其藏書情況有綱目式的介紹，在眾多書目序跋中對很多書的來龍去脈又有分別介紹，使我們能獲知朱氏藏書來源，其主要者是家儲、自購、友贈、抄借。其中對抄借情況的介紹多： 有抄自宛平孫侍郎（孫承澤）、古林曹氏（曹溶倪氏（倪燦）、休寧汪氏（汪森焦氏（焦竑後人）、虞山錢氏（錢謙益、錢曾）、崑山徐氏（徐乾文、徐炯）、濟南王氏（王士禛）、章丘李氏（李開先後人）、晉江黃氏（黃虞稷）、海鹽鄭氏（鄭曉）、曹通政（曹寅）、工部郎靈壽傅君（燮詗）、範氏天一閣、吳興潘氏、雪山王氏、無錫秦氏等，還有抄自內府的書籍如《杜氏編珠補》、《典雅詞》、宋本《輿地廣記》等。從中得知朱氏藏書雖不乏一些珍抄本，但本是貴，其藏書主要是為治學，故對書的學術價值要求相對較高。這些序跋提供了朱氏借抄書籍的重要資料，也是考察朱氏交遊活動的重要資料，同時也保存了許多藏書家如吳志伊、汪晉賢、謝肇淛、王士禛、項篤汴、朱睦、孫承澤等的事蹟。而《輿地廣記跋》、《文淵閣書目跋》、《跋重編內閣書目》等跋文則反映了內閣藏書情況。
刻書資料價值。朱彝尊喜勸人刻書，為著名的當屬對《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曹楝亭五種》等書刊刻的促成作用。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二郭氏《汗簡》條指出：‘若吳門張氏及曹氏楝亭所刻書，多發於竹垞翁，唐宋人小學書今得傳佈，竹垞翁力也。’朱氏勸人刻書的思想在其諸序跋中如《顧俠君噉荔集序》、《書周易本義後》、《書瀋氏古今詞譜後》、《書新安志後》、《唐律疏義跋》、《摭言足本跋》亦有直接反映。朱彝尊在序跋中交待了眾多書籍刊刻的資料，為我們瞭解版本刊刻情況提供了一定的依據。有些刻書資料則保存了珍貴的版本線索，足以補充糾正現存書目的疏略訛謬。如朱氏《陸氏春秋三書序》中交待：‘《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十卷，早的版本為明刻本，朱氏此篇序文指出刻本線索。再如朱氏《日下舊聞序》中自言此書‘計草創於丙寅（康熙二十五年）之夏，錄成於丁卯（康熙二十六年）之秋，開雕於鼕，迄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九月而竣’。可知此書成書與付刻始末。又如《梁溪遺稿序》：‘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溪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於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為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為之序。’此序在交待刻書情況的同時，對編者也給以點明。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此書為宋尤袤撰，朱彝尊輯。依朱氏序文知其為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尤侗‘抄撮其僅存者為二卷’。朱彝尊為之序，而非輯者。
校勘學價值。朱彝尊刻書，於校勘尤為重視。《雞窗叢話》雲：‘竹垞凡刻書，寫樣本親自校二遍，刻後校三遍。其《明詩綜》刻於晚年，刻後自校兩遍，精神不貫，乃分於各家書房中，或師或弟子，能校出一訛字者，送百錢。’在《安南志略跋》、《大唐類要跋》中都體現了朱氏對訂正錯訛字的重視。朱氏校書多廣尋異本，進行對校，此於《東萊呂氏書說序》、《跋吾妻鏡》、《五代會要跋》多有反映。朱氏在校勘中也很注重對書籍完整性的核實考察，此於《隸續跋》、《太平寰宇記跋》、《宋本輿地廣記跋》、《續錦裡耆舊傳跋》、《夢粱錄跋》、《唐會要跋》、《書曹太尉勳迎鑾七賦後》等序跋中均有反映。有的是通過作者自序來核實通行本的卷數，並尋求得到全本，如《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樂府雅詞跋》、《李氏周易集解跋》。有的則據書目著錄情況來核對通行本卷數的完整與否，如《靈臺秘苑跋》、《乙巳占跋》等。
金石學價值。朱彝尊在《跋石淙碑》中曾自言‘予性嗜金石文’，在《曝書亭集》中記錄了大量的漢唐石碑，其中既有被多家金石書目著錄的石刻碑帖，如《漢婁壽碑》等；又有不為金石書目提及的碑刻，如釋道宣《神州寺塔錄》所失收的《隋真定府龍藏寺碑》，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所失收的《漢蕩陰令張遷碑》、《溪州銅柱記》等。朱彝尊的石刻跋文資料，有的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經典存疑，解決歷時久遠的揣測和紛爭，如《天發神讖碑》用《論語》、《尚書》中‘孝乎惟孝’，‘乎’字作‘於’，有助於更好理解《論語》。朱氏金石跋尾亦特別注重補傳世文獻的缺略，如《霍山年碑跋》揭示出研究建文帝的珍稀史料。再如《北漢千佛樓碑跋》指出該碑稱劉承鈞為睿宗皇帝，為英武皇帝，皆史書所未及。又如《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指出該碑記錄了廬龍節度使李可舉與成德節度使王熔共同攻打義成節度使王處存的史實，碑文雲‘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卻歸河東’，為史書所未詳。金石跋文價值還表現在可以訂正傳世文獻的訛誤。豐閏縣令碑記》，可知豐閏改‘務’為‘縣’在章宗大定間，可訂正《金史》、明《寰宇通志》關於豐閏縣置於太和間的記載錯誤。又由碑文知庚辰歲改豐閏縣為閏州，史》之缺。又如，由《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十卒史碑》，可知廟中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而杜佑《通典》訛‘百石卒史’為‘百戶吏卒’，當據此碑訂正。朱氏石刻跋文多可用以參史、證史、訂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為金石學研究的重要參考。
此外，朱氏序跋於版本學方面涉及考訂版本源流，審定版本優劣；於目錄學方面涉及介紹書籍體例，品評得失，剖辨學術源流；於文學史研究方面涉及朱氏對前人、時人詩歌詞賦的評論，展示其文學理論主張；於藝術史研究方面涉及朱氏對書畫作品等的評價與鋻賞。也是相關領域之學者不可忽視的學術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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