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北宋二年（一〇三九），翰林學士王洙取秘府舊藏及他人所有之杜集，整理編輯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至嘉祐四年（一〇五九），蘇州郡守王琪將王洙本杜集重新編定，鏤板刊行。後人遂稱此本爲“二王本”， 爲所有杜集之祖本，此後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分韻之作，皆由此本化出。王琪鏤刻之北宋本《杜工部集》已散佚不存，今可見者爲毛氏汲古閣所藏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補遺》一卷，爲潘氏滂喜齋舊藏，現藏於上海圖書館。該本由兩種相儷之南宋刻本配補而成，缺卷缺葉爲清代藏書家毛扆抄補。毛扆《宋本杜工部集跋》雲：
先君昔年以一編授扆，曰：“此《杜工部集》乃王原叔洙本也。餘借得宋板，命蒼頭劉臣影寫之，其筆畫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爲祖也。汝其識之！”扆受書而退，開卷細讀，原叔記雲……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王祺（琪）後記，此後又有補遺六葉，其《東西兩川説》僅存六行而缺其後，而第十九卷首缺二葉。扆方知先君所借宋本乃王郡守鏤板於姑蘇郡齋者，深可寶也，謹什襲而藏之。後廿餘年，吳興賈人持宋刻殘本三冊來售，卷僅存首三葉，十九卷亦缺二葉，“補遺”《東西兩川説》亦止存六行，其行數、字數悉同，乃即先君當年所借原本也。不覺悲喜交集，急購得之，但不得善書者成此美事，且奈何！又廿餘年，有甥王爲玉者教導，其影宋甚精，覓舊紙從抄本影寫而足成之。
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據此本影印出版，列爲《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種。其缺葉數處，悉據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錢曾述古堂抄本《杜工部集》配補，學人始得獲見此稀世珍本。全書綫裝六冊，共二十卷，其中詩十八卷，卷一至八爲古體詩，卷九至十八爲近體詩，共一千四百一十首；末二卷爲文賦，計二十八篇。前有王洙記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王琪後記、裴煜補遺九篇、毛扆濟跋。張氏跋雲：
毛氏汲古閣所藏宋本，遞傳至於潘氏滂喜齋，今歸上海圖書館。相傳爲嘉祐間刊。然以諱字避至完、構觀之，是刻當在南宋初矣。檢校全集，計二十卷、補遺一卷。宋刻兩本相儷，缺卷爲毛氏抄補，亦據兩本。其一存卷一第三、四、五葉，卷十七至二十及補遺。每半葉十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毛氏抄補自卷一第六葉起至卷九、卷十五、卷十六，每卷先列子目，目後銜接正文。其二爲卷十至十二，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毛氏抄補卷十三及十四。每卷先列子目，目後重銜書名、卷次及詩體首數各一行。兩本字體、紙墨均甚相似，驟不易辨。但從行款、注例審之，顯有不同。……其卷一王記之宋刊，卷十二第廿一後半葉，卷十九、二葉及補遺第七、八葉之錢抄，均據北京圖書館藏本照補。
由此可見，若除去配補缺葉所據之錢曾述古堂本，毛氏汲古閣藏《宋本杜工部集》原來主要是由兩種宋本拼合而濟先生跋中考定結論是：其中本（卷一第三、四、五葉、卷十七至卷二十及“補遺”）即爲“二王本”《杜工部集》之覆刻本、第二本（卷十至卷十四）爲吳若本《杜工部集濟判定本爲“二王本”的主要依據是該本所附裴煜補遺一卷。裴煜，字如晦，江西臨川人，慶曆六年（一〇四六）進士，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知吳江縣，任吳江知縣期間曾協助王琪編刊《杜工部集》，並搜集杜甫詩文九篇，作爲“補遺”刊附集後。《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六載：“《杜工部集》二十卷……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因毛氏汲古閣所藏宋本附有裴煜補遺一卷，與《直齋書録解題》記載完全一致濟先生遂據之判斷本爲“覆刻君玉之本”。然此本並非王琪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原刻濟跋已指出，通過其諱字至“完”“構”，知其爲南宋紹興間刻本；另濟還指出，本之刻工有洪茂、張逢、史彥、張由、餘青、吳圭、洪先、張謹、牛寶、劉乙、宋道、徐彥、施章、田中、張清、呂堅、王伸、方誠、駱昇、葛從、朱贇、蔡等，皆生活於紹興年間，於浙中刻書。故《宋本杜工部集》中“本”可以確定爲紹興初年之浙本，其版本淵源與“二王本”非常密切，應爲“二王本”之翻刻本。此本分體編年排列，係白文本，爲今日傳世杜集之早者。
對《宋本杜工部集》中“第二本”爲吳若本的判濟先生是通過其中異文來源得出的。這裏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吳若本的基本情況。吳若，字季海，一作秀海、幼海，荊溪（今江蘇宜興）人，一説相州（今河南安陽）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欽宗朝除太學正。南宋渡江之初，任迪功郎，以上言守江之策遷承奉郎，後爲建康府通判。所謂吳若本，即紹興三年（一一三三）六月建康府學校刊的《杜工部集》二十卷，吳若有《杜工部集後記》雲：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亙常今，當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帥端明李公行其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説。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今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公纔德充，察推王誾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巽、學録李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壽朋、耆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奪去者屢矣。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事業之難興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爲無恨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荊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己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説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
然吳若本問世之後，歷代藏家鮮有著録者，直到明末清初錢謙益始稱其絳雲樓藏有此本，洪業在《杜詩引得序》中曾懷疑此本實出於錢氏僞託，後來方發現乃是誤會。錢氏認爲吳若本“爲近古”，遂將其作爲《錢注杜詩》之底本。絳雲樓一炬後，吳若本杜集亦隨之化爲灰燼，幸賴《錢注杜詩》之行世得以續命，《錢注杜詩》遂成爲接近吳若本原貌之本。則此本出現的時間比紹興三年刊刻的吳若本還要晚一些，故並不能完全確定即是吳若本。在對《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的反復探討中，學界逐漸意識到，除了從異文角度進行比較判斷之外，還應該繼續從“第二本”刻工的考證來判定其産生的時代。第二本的刻工有楊茂、言清、言乂、王祐、熊俊、黃淵、楊詵、鄭珣、翟庠濟《宋本杜工部集跋》稱這些刻工“尚未見於他書”，然學界通過進一步研討後發現此論並不方在《談宋紹興刻王原叔〈杜工部集〉》中説：
第二本的刻工有楊茂、張清、黃淵等七人濟）跋雲：“未見於他書。”這點前曾由友人高熙曾同志查出：王祐曾刻《四明續志》，黃淵、楊詵曾刻《青山集》（避完、構字，慎字不避），黃淵、鄭珣曾刻《昌黎先生集》（避覯字），其餘四人，尚未發見。而且《青山集》其他刻工陳震、毛用曾刻乾道八年姑蘇郡齋本《兩漢博聞》。聯繫起來，足以證明其刻時刻地。由此可見，本確乎是紹興翻刻嘉祐王琪本，第二本也是紹興刻本。
此後，在高方等人的啓發下，嶽珍進一步指出，楊茂、言清、言乂、王祐、熊俊、黃淵、楊詵、鄭珣、翟庠等九位刻工中，至少有黃淵、鄭珣、楊詵、楊茂、王祐等五人曾經參與了南宋時期其他書籍的刊刻，其中楊茂、王祐二人的活動延至寶慶、開慶年間，上距紹興三年已有九十至一百二十餘年，故他們絶無可能參加紹興三年吳若本的刊刻。因此商務印書館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中“第二本”不可能是吳若本，充其量是吳若本的翻刻本而已。然而即使如此，從“第二本”異文的體例來看，其與吳若本無疑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作爲存世不多的宋本杜集，“第二本”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歷代杜詩注家在爲杜詩作注時都儘量選擇一種接近杜詩創作原貌的宋本作爲底本，然而在究竟該選擇哪家宋本的問題上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如清初錢謙益《錢注杜詩》便選擇了“爲近古”的吳若本《杜工部集》爲底本，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則採用了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而民國間洪業先生編纂《杜詩引得》時則選擇了郭知達的《九家集注杜詩》。實際上，由於杜集祖本“二王本”《杜工部集》被認爲早已散佚，故杜詩注家衹能於存世的數種宋本杜集中選擇一種，從而導致在選擇時會出現如上差異。直至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之《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出版，杜集祖本的“二王本”又重見天日，方使得這一狀況得到徹底改變。如前所濟先生《宋本杜工部集跋》中的判斷雖並不完全正確，然本爲“二王本”覆刻本之判斷卻可爲定論。這一發現意味著杜詩學界幾百年來對杜集祖本苦苦追尋終於取得突破性進展。由於此本相對於其他宋本而言無疑更接近杜詩創作的原貌，其中的多種異文情況也保留了杜詩早期流傳的珍貴信息，故對杜詩版本校勘學的發展必將産生深遠的影響。後來蕭滌非先生主編的集大成式的《杜甫全集校注》便將《宋本杜工部集》作爲底本，二〇一五年出版的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也同樣是以《宋本杜工部集》爲底本。可以説“二王本”《杜工部集》的重新被發現改寫了其後杜詩注釋史的基本面貌，並且這一影響還將持續下去。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一次將上海圖書館所藏宋本《杜工部集》影印出版，將其收入《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必將對促進這一珍稀善本的流傳做出新的貢獻，故不揣譾陋，爲之敬述緣起本末如上，希請讀者批評指正。
孫微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