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是戰國晚期天纔詩人屈原及其後學宋玉所創造的一種具有楚國鮮明地方特色的新詩體。楚辭和《詩經》迥然不同，它不是集體的歌唱，而是個人的創作；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浪漫主義的；不重自然的寫實，而重主觀的抒情；不是表現的北國風光，而是表現的南方景像；不是單一的比興，而是整體的像征；句式不是板滯的四言，而是靈動的雜言；篇章不是回環復沓的短章，而是結構宏大的巨制；風格不是自然質樸，而是弘博麗雅。楚辭鮮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有經典的概括：“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見《宋文鋻》卷九十二）因為楚辭這種新詩體的代表作，乃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的《離騷》，故後人又稱其為“騷體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往往“風”“騷”並稱，以“風”來指代《詩經》，以“騷”來指代楚辭。考“楚辭”這一名稱，早見於西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載：“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文獻，把楚國人屈原、宋玉所創作的騷體詩和漢代人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等人所創作的擬騷詩彙編成集，共十六卷，定名為《楚辭》，從此，“楚辭”遂又成為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東初初年，王逸給劉向所編的《楚辭》作注，又加進他自己寫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書為《楚辭章句》，為十七卷。劉向編的十六卷本《楚辭》久已亡佚，隻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辭章句》流傳至今，這就是現存古的《楚辭》注本。
楚辭》一書是中國文學的古老經典，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分類法，《楚辭》屬於 “集部”，向來被稱為“集部之祖”。打開中國古代的叢書《四庫全書》，其中“集部”類的部書就是《楚辭》。故四庫館臣稱：“集部之目，《楚辭》古。”（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總敘”）由於《楚辭》一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辭的歷史綿延悠久，研究楚辭的論著汗牛充棟，並因此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楚辭學。
作為一種詩歌體式，楚辭源於“楚聲”“楚歌”。在春秋時代，楚國的音樂和民歌被稱為“南風”或“南音”。《左傳·成公九年》記載，楚人鐘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戰國時楚國的地方樂曲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曲目，還都可以從楚辭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辯》，就是借舊題寫的新詩。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楚康王時代（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翻譯的越族漁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稍後數十年，又出現了《孟子·離婁上》所引、傳為孔子所聞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兩首詩歌都使用語氣詞“兮”，與後來的楚辭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辭的先導。但這樣的民間小調猶如涓涓細流，倘若不被偉大的詩人屈原學習和采用，並創造出“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文心雕龍·辨騷》）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詩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國詩歌長河中騷體詩創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屈原的出現，是中國詩壇一次輝煌的日出。
屈原這人，詩人氣質很重，多愁善感，富於激情，既清醒理智，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為人，都是詩化的。他愛穿奇裝異服，服飾新潮、前衛，年既老而不衰。他制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頭戴著高高的帽子，耳綴著亮亮的明珠，身佩著長長的寶劍，腰繫著馥郁的香囊，“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離騷》），遍體鮮艷，華美芬芳，走起路來還有佩玉叮當作響。他“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離騷》），“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 ”（《離騷》），“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遠遊》），“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遠遊》），“搗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惜誦》），“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風》），“登昆侖兮食玉英”（《涉江》），飲清露，含朝霞，喫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間煙火，儼然雲外神仙。飲食芳潔，十分講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離騷》）所服（服飾和服食）都與世俗之人不一樣。他還上天下地，溝通天人，時而飛行天上，時而馳騁人間，能向遠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請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這一切當然都是像征，是隱喻，並非寫實，是以服飾和服食的芳潔來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潔，用上天下地來表現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來像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來表現自己內心中的矛盾衝突。但這樣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擔任左徒的高官筆下，卻實在令人拍案叫絕、嘆為觀止！要知道他在位時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瑣碎的政務，周圍又有那麼多的奸佞小人影響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滿腦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繫列追求，這是多麼難得的靈性和詩情啊！
屈原是個完美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而現實卻又偏偏太黑暗，太殘酷。他所處的時代，楚國統治集團已腐敗到了極點。信讒棄賢是當時政治腐敗的重要標志。“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離騷》）“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卜居》）政府官員不依法辦事，為所欲為，是當時政治腐敗的另一重要表現。“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離騷》）不注意道德修養，生活糜爛，道德敗壞，是當時貴族個人生活作風腐敗的反映。“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離騷》）官員們欲壑難填、貪得無厭，是當時經濟腐敗的突出表現。“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離騷》）面對楚國腐敗的黑暗現實和國勢陵遲的危險局面，屈原經常長吁短嘆，淚流千行，憂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詩篇中一再將歷朝歷代的明君與昏君、清官與貪官對比進行描寫：“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後辛之蒩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通過這一繫列的對比，以揭示“為官清，其政興；為官貪，其政衰”的興衰成敗規律，為楚王提供歷史借鏡，其用心可謂良苦！針對楚國腐敗的社會現實，屈原高唱：“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主張舉賢授能，將德纔兼備的人選撥來掌權；修明法度，將國家的治理納入法治軌道。他堅持真理、充滿理想，“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以改革圖強為己任，上下求索，表現出英勇的獻身精神。盡管遭受無數挫折和打擊，然而，屈原忠於祖國、熱愛祖國的情懷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詩人熾熱的愛國之情感人肺腑。他愛美時像個少女，而鬥爭起來卻是一位真正的偉男。“草憲” 風波鬧得那麼大，就在於他制訂的憲令包含有懲貪肅腐的重大主題，準備掀起一場“廉政風暴”，要和腐朽勢力作殊死的鬥爭，因而觸犯了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受到奸佞的誹謗，楚王的流放。“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堅持與楚國腐朽勢力鬥爭到底！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生與死的考驗中，他無所畏懼，視死如歸。他不諱言死，亦不怕死。“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以上《離騷》）“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悲回風》）“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漁父》）他以死明志，多次表明他甘願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獻身！雖然屈原也知道：“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風》）但現實太黑暗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隻能以死抗爭，別無選擇！屈原之所以選擇水死，是有像征意義的，就是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勢力勢不兩立！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葬身魚腹之中，多麼清白，多麼干淨！即使帶有塵世的污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干干淨淨！總之，屈原舉賢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於祖國、至死不渝的愛國感情，堅持真理、勇於求索的獻身精神，代表著歷史的進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來哺育和激勵了無數的志士仁人和進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遠值得我們驕傲的“民族魂”。
屈原是楚辭的創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情感濃郁，構思奇特，想像豐富，意境優美，文辭瑰麗，體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他善於以經天緯地之纔，表現各種矛盾與衝突，如《離騷》中表現的生與死、去與留的矛盾與衝突，《九歌》中表現的神與人、聖與俗的矛盾與衝突，《天問》中表現的古與今、明與惑的矛盾與衝突，莫不驚心動魄，震古撼今。屈原開創了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到作家個人創作的新時代。他拉開序幕，即滿臺精彩。其作品風格不但不重復前人，也不重復自己，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特征。《離騷》波瀾壯闊，幽深雋永；《九歌》迷離飄渺，悱惻綺靡；《天問》恢詭譎怪，瑰麗奇矯；《九章》質樸清新，直率平實；《遠遊》高蹈飛升，道骨仙風；《大招》誇張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漁父》則韻散結合，跡近賦體。屈原繼《詩經》的現實主義之後開創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學的藝術表現力。他運用大膽的想像、神奇的誇張，交織以古老的神話、優美的傳說、原始的宗教、民間的風俗，將歷史與現實、神界與人間熔為一爐，創造了一幅幅激動人心的藝術畫面，塑造了高大峻潔的自我形像，表現了詩人的崇高理想，形成了神奇譎怪的美學風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重視詩歌意像的創造和組合，將《詩經》孤立的比興手法發展為繫統的像征藝術，形成了有機統一的意像繫統。正如王逸所說的：“《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楚辭章句·離騷序》）屈原作品中的意像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人的意像群，二是物的意像群，三是神的意像群。而每一類意像群內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對立的兩組。屈原“寄情於物”“托物以諷”，以此來表現肯定或否定的意向和鮮明的愛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像大多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特別是屈原建構和營造的香草美人意像，芬芳華美，具有經典意義，滋潤和沾溉了後世無數作家。屈原作品還常常用男女戀愛婚姻關繫來像征政治上的君臣關繫，形成了朱熹所謂的“男女君臣之喻”。《離騷》前半篇詩人自比棄婦，後半篇以求女像征求君，均是“男女君臣之喻”整體構思的體現。這不僅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思維習慣，而且形像生動，表意雋永。《尚書·舜典》雲：“詩言志，歌永言。”早對詩歌的功能作出了明確的概括。比起“三代”人的重言志，屈原更重言情。他在《九章·惜誦》中提出了著名的“發憤以抒情”說。這是屈騷美學的靈魂和精髓，也是中國古代悲劇理論的重要主題。屈原乃有心做政治家，而無心當文學家。“憤怒出詩人”。由於在政治上“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屈原情不自禁地抒發自己的牢騷與憤懣，遂創作出了震撼千古的光輝詩篇，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史上偉大的詩人。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他的影響是深遠的。王逸《楚辭章句敘》稱：“屈原之詞（同‘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也指出：“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宋玉等人大概隻是屈原的後學。唐勒、景差的辭賦今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許多篇流傳至今。除《楚辭章句》所收的《九辯》《招魂》兩篇為楚辭體詩歌外，《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御賦》，均是賦體文學，且均是散體賦（詳參拙著《宋玉研究》上編第五章“著述的真偽”，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6—111頁）。宋玉是繼屈原之後，中國文學史另一位光耀千古的偉大作家。
宋玉是一介寒士。這一身份非常重要。因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傳奇性的生活經歷，大多數的人是沒有的，後來的追隨者硬要模仿屈原的創作，就很容易變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作為一介寒士，他的這一身份和他表現的不平與感傷，倒是為普遍的人生經歷和人生感受。在中國文學史上，宋玉敏感地發現了自然與人生之異質同構關繫，通過對自然與人生之雙重感傷，開創了中國文學的“傷春”與“悲秋”主題，表現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的感傷與哀怨，以及對時代、社會、人生的悲慨。
宋玉的《招魂》結尾開創了中國文學的“傷春”主題，內容如下：“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 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裡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宋玉的《九辯》開頭開創了中國文學的“悲秋”主題，內容如下：“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恍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 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從此以後，“傷春”與“悲秋”乃成為中國文人易患的“季節性情緒低落癥”和中國文學綿延不絕的永恆主題。這樣的情緒、這樣的主題未免低沉、沮喪，甚至消極，卻和封建時代眾多落魄文人的情感息息相通，引發了歷代文人的共鳴。宋玉的“傷春”與“悲秋”遂奠定了中國文學的感傷主義傳統。
“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文心雕龍·時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龍·辨騷》）在中國文學史上，屈宋歷來並稱，兩人均被尊為“中國文學之祖”。劉師培說：“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而屈、宋楚辭，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論文雜記》）陸侃如說：“誰是中國文學之祖？我毫不遲疑地說：屈原與宋玉。他們不但給予楚民族文學以永久的生命，並且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穩固的基礎。”“古代若無屈、宋，則文學史決沒有那樣燦爛；而楚民族若無屈、宋，則楚文學也決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學的人——都不可不從屈、宋下手。”（《屈原與宋玉》）由此可見，屈原和宋玉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屈宋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大都具有經典價值與範式意義。如《離騷》是騷體詩之祖，《九歌》是九體詩之祖，《遠遊》是遊仙詩之祖，《哀郢》是帝京詩之祖，《橘頌》是詠物詩之祖，《大招》《招魂》是招魂詩之祖，《九辯》是悲秋文學之祖，《招魂》是傷春文學之祖。正因為如此，本書選入了《楚辭》一書的全部屈宋作品。
王逸《楚辭章句》中收入的漢人辭作隻有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這一首詩不是對屈原作品的簡單模仿。其他幾篇漢人辭作，大都用“代言體”，即作者代表屈原、用屈原的口氣來敘事和抒情，這就不能不流於矯揉造作、因襲模擬，有的甚至“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朱熹《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上》）。因此，《楚辭》中收入的漢人辭作本書隻選錄了《招隱士》。
本書的注釋力求詳盡通俗，爭取給讀者少留難點。書中對難字難詞采用分句注釋。前後重見的典故，在不同篇中分別作注，以便閱讀。注釋盡量選擇古今學者合理的解釋，特別是充分吸收了20世紀以來楚辭學、神話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便於讀者理解原文，本書譯文盡量采用直譯。《楚辭》向稱難治，注譯《楚辭》殊非易事。由於本人的學識有限，本書錯解和曲解之處一定不少，熱誠歡迎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吳廣平
於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