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總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華文明也許可說是“*從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羅素《中國問題》)。她綿延不絕、永葆生機的秘訣何在? 袁行霈先生做過很好的總結:“和平、和諧、包容、開明、革新、開放,就是回顧中華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啟示。凡是大體上處於這種狀況的時候,文明就繁榮發展,而當與之背離的時候,文明就會減慢發展的速度甚至停滯不前。”(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北京大學學報》2007 年第1期)
但我們也要清醒看到,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帶給我們的並不全是積極遺產,其長時段積累而成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具有強大的穩定性,使她在應對挑戰時所做的必要革新與轉變,相比他者往往顯得遲緩和沉重。即使是面對佛教這種柔性的文化進入,也是歷經數百年之久纔使之徹底完成中國化,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說遭逢“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的中國近現代。晚清至今雖歷一百六十餘年,但是,足以應對當今世界全方位挑戰的新型中華文明還沒能*終形成,變動和融合仍在進行。1998 年6月17 日,美國三位前總統(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國務卿、前財政部長、前國防部長、前國家安全顧問致信國會稱: “中國注定要在21 世紀中成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強國。”(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上冊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學2002 年版)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認為中華文明已經轉型成功,相反, 中華文明今天面對的挑戰更為復雜和嚴峻。新型的中華文明到底會怎樣呈現,又怎樣具體表現或作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人們還在不斷探索。這個問題,我們這一代恐怕無法給出答案。但我們堅信,在歷史上曾經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必將鳳凰浴火,涅槃重生。這既是數千年已經存在的中華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的經驗事實,也是所有為中國文化所化之人應有的信念和責任。
不過,對於近現代這一涉及當代中國合法性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了解得還過於粗線條。她所遺存下來的史料範圍廣闊,內容復雜, 且有數量龐大且富有價值的稀見史料未被發掘和利用,這不僅會影響到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全面了解和規律性認識,也會影響到今天中國新型文明和現代化建設對它的科學借鋻。有一則印度諺語如是說:“騎在樹枝上鋸樹枝的時候,千萬不要鋸自己騎著的那一根。”那麼,就讓我們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為承載和養育我們的中華文明做一點有益的事情———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的初衷。
書名中的“近現代”,主要指1840—1949 年這一時段,但上限並非以一標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適當向前延展,然與所指較為寬泛的包含整個清朝的“近代中國”、“晚期中華帝國”又有所區分。將近現代連為一體,並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達一種歷史的整體觀。我們觀看社會發展變革的波瀾,當然要回看波瀾如何生,風從何處來;也要看波瀾如何擴散,或為漣漪,或為浪濤。個人的生活記錄, 與大歷史相比,更多地顯現出生活的連續。變局中的個體,經歷的可能是漸變。《叢刊》期望通過整合多種稀見史料,以個體陳述的方式, 從生活、文化、風習、人情等多個層面,重現具有連續性的近現代中國社會。
書名中的“稀見”,隻是相對而言。因為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 越來越多的珍本秘籍經影印或數字化方式處理後,真身雖仍“稀見”, 化身卻成為“可見”。但是,高昂的定價、難辨的字跡、未經標點的文本,仍使其處於專業研究的小眾閱讀狀態。況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數字化的文獻,或流傳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閱讀和利用的不便。因此,《叢刊》側重選擇未被納入電子數據庫的文獻,尤歡迎整理那些辨識困難、斷句費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難度和挑戰性的文獻,也歡迎整理那些確有價值但被人們習見思維與眼光所遮蔽的文獻,在我們看來,這些文獻都可屬於“稀見”。
書名中的“史料”,不局限於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範疇,舉凡日記、書信、奏牘、筆記、詩文集、詩話、詞話乃至序跋彙編等,隻要是某方面能夠反映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獻,都在考慮之列。我們的目的,是想以切實的工作,促進處於秘藏、邊緣、零散等狀態的史料轉化為新型的文獻,通過一輯、二輯、三輯…… 這樣的累積性整理,自然地呈現出一種規模與氣像,與其他已經整理出版的文獻相互關聯,形成一個豐茂的文獻群,從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國近現代敘事背後,還有很多未被打量過的局部、日常與細節;在主流周邊或更遠處,還有富於變化的細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 還有漩渦,在邊緣,還有靜止之水。近現代中國是大變革、大痛苦的時代,身處變局中的個體接物處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紙墨得以留存,這是一個時代的個人記錄。此中有文學、文化、生活;也時有動亂、戰爭、革命。我們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種俯首細看的方式,或者一種貼近近現代社會和文化的文本。當然,對這些個人印記明顯的史料,也要客觀地看待其價值,需要與其他史料聯繫和比照閱讀, 減少因個人視角、立場或敘述體裁帶來的偏差。
知識皆有其價值和魅力,知識分子也應具有價值關懷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詩雲“名士十年無賴賊”(《金谷園故址》), 我們警惕袖手空談,傲慢指點江山;魯迅先生詩雲“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 我們願意埋頭苦干,逐步趨近理想。我們沒有奢望這套《叢刊》產生宏大的效果,隻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於前賢時彥所做的貢獻之中,共同為中華文明的成功轉型,適當“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卷*版序言)。
《叢刊》的編纂,得到了諸多前輩、時賢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題辭勖勉,周勛初先生來信鼓勵, 鳳凰出版社姜小青總編輯賦予信任,劉躍進先生還慷慨同意將其列入“中華文學史史料學會”重大規劃項目,學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幫助…… 這些,都增添了我們做好這套《叢刊》的信心。必須一提的是,《叢刊》原擬主編四人(張劍、張暉、徐雁平、彭國忠), 每位主編負責一輯,周而復始,滾動發展,原計劃由張暉負責第四輯,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於2013 年3月15 日齎志而歿,令人抱恨終天, 我們將以兢兢業業的工作表達對他的懷念。
《叢刊》的基本整理方式為簡體橫排和標點(鼓勵必要的校釋), 以期更廣泛地傳播知識、更好地服務社會。希望我們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 年4月15 日

卷一
李輔燿(三十三通)
瀋曾桐（二通）
汪兆鏞（一通）
周大烈（二通）
卷二
宋育仁（五通）
林紓（一通）
金武祥（七通）
金蓉鏡（一通）
易順鼎（二十二通）
奎俊（五通）
胡嗣瑗（一通）
卷三
唐晏（二通）
夏孫桐（二通）
夏旹（三通）
孫寶瑄（二通）
袁學昌（六通）
郭曾炘（二通）
高雲麟（五通）
高爾夔（一通）
高時豐（三通）
高時顯（一通）
張美翊（六通）
張爾田（二通）
張謇（一通）
崔永安（六通）
黃曾源（三通）
卷四
馮煦（五十五通）
卷五
朱福詵（二通）
□謙浦（二通）
龐鴻書（三通）
□馥（五通）
榮慶（一通）
陳毅（二通）
於齊慶（一通）
□潛（一通）
□樞（一通）
孫毓驥（一通）
蔣廷黻（二通）
勞乃宣（二十五通）
劉世珩（四通）
劉可毅（二通）
卷六
葉德輝（十一通）
葉在琦（一通）
廖樹蘅（二通）
楊鐘羲（七通）
劉廷琛（二十通）
卷七
餘肇康（三十八通）
吳品珩（一通）
吳郁生（九通）
吳魯（一通）
吳蔭培（一通）
吳緯炳（一通）
卷八
吳重熹（二通）
李子榮（一通）
李嘉績（六通）
劉果（一通）
劉春霖（二通）
劉學謙（二通）
樊恭釗（三通）
錢駿祥（三通）
戴兆春（二通）
戴啟文（四通）
嚴修（一通）
顧瑗（一通）
徐仁鑄（一通）
陸心源（三通）
劉啟襄（一通）
陳伯陶（一通）
王頌蔚（一通）
張學華（二通）
李端榘（一通）
楊葆光（二通）
鄒福保（二通）
陳曾佑（一通）
卷九
朱丙炎（一通）
朱廷利（一通）
朱延熙（十通）
朱祖謀（七通）
朱益藩（一通）
朱益濬（七通）
朱錫榮（一通）
那良（一通）
餘誠格（五通）
江瀚（三十六通）
卷十
王永言（二通）
王同愈（一通）
王秉恩（二通）
王銘忠（二通）
王樹枏（二通）
王龍文（一通）
王玨（一通）
王繼香（二通）
左孝同（三十六通）
左紹佐（二通）
卷十一
王之春（十四通）
陶濬宣（十五通）
陸懋勛（三通）
陸寶忠（二通）
卷十二
陳三立（十八通）
陳田（四通）
陳兆葵（二通）
陳敬第（三通）
陳曾壽（五通）
陳輔相（一通）
陳維（一通）
陳遹聲（十六通）
卷十三
陳夔龍（五十八通）
卷十四
陳夔龍（四十七通）
楊鴻慶（一通）
褚成昌（一通）
彭述（一通）

整理說明
吳慶坻（1849—1924），字子修，又字敬彊，號稼如，晚號補松老人，別署悔餘生、蕉廊、橫山老樵，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錢塘吳氏自明末遷杭至於民國，前後三百年，累世簪纓，詩禮承家。其高祖吳顥，乾隆二十四年（1759）舉人，肆力於經史，編選《國朝杭郡詩輯》。祖吳振棫，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官至雲貴總督，重輯補作《杭郡詩續輯》，著有《花宜館詩鈔》《養吉齋叢錄》等。子吳士鋻，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位列榜眼，民國時曾任清史館總纂，撰《晉書斠注》《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等，為晚清史學名家。
吳慶坻早歲隨祖父宦遊南北，歷經川、陝、鄂、晉等地，蒙受其教，有志於經世之學。同治七年（1868）侍祖返裡，同年俞樾來主杭州詁經精舍，乃入院肄業，廣結師友，識見日增。此後數年，祖、父相繼卒世，始終丁憂在籍。直至光緒二年（1876），參加本省丙子科鄉試，中式第七名舉人。是科中選，吳慶坻尤得座主王先謙的賞識，為感撥舉之恩，終身以師禮敬之，自是師生之情篤厚。
光緒四年（1878），杭州名士吳兆麟倡組鐵花吟社，其成員有瀋映、夏曾傳、丁丙等人。吳慶坻為吳兆麟族姪，故多與社集，諸老皆年長，而雅興不減，前後經九年，洵為一時風雅。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吳慶坻三十九歲，赴會試，中式第十九名，保和殿覆試，欽定一等第十名。本科主考祁世長、嵩申、孫毓汶，激賞其文，行誼遂相契合。至光緒十五年（1889），散館授編修，充會典館幫辦，總纂中外圖籍。在館期間，交識友朋至多，諸如瀋曾植、瀋曾桐、馮煦、劉嶽雲等，京師乃人纔荟萃之處，切磋砥礪，唱和社集亦多不乏。是年八月，其子吳士鋻應浙江鄉試，中式第四十四名。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吳士鋻再登進士第，得榜眼，父子同館，士林稱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吳慶坻出任四川學政，以次按臨地方考試。二十六年庚子（1900），西太後挈光緒帝西奔，吳慶坻聞訊後，奔赴行在復命，原委具載自撰《庚子日記》。二十九年癸卯（1903），典試雲南。同年出任湖南學政，次年以疾歸。三十二年丙午（1906），又任湖南提學使。時科舉已廢，清廷新設學部，撤銷各省學政，重新設立提學使司。正式上任之前，各省提學使奉命先往日本進行教育考察，學習相關的管理制度、教學方法等，為期三月。此次考察團計十六人，黃紹箕、劉廷琛、瀋曾植等亦在列。即在本年六月，吳慶坻隨考察團由滬出發赴日。又以在日行程活動錄為《日本東京各學校參觀筆記》，內容翔實，不失為清末教育史料。而後在湖南任提學使期間，吳慶坻著力發展教育，期於有成。若新式學堂經費無出，酌從牙釐、礦務等局撥得款額辦學；又定鹽捐為三路師範之用，創立優級師範學堂。在湘任職五年，兼署湖南布政司、提法司，士民皆頌其德。
宣統二年庚戌（1910），吳慶坻述職至京。辛亥後，移家滬上，與馮煦、瀋曾植、陳夔龍、梁鼎芬、樊增祥等結超社、逸社，為文字之聚。越二年，歸杭家居，不出。民國三年（1914），與瀋曾植、喻長霖等受聘續修《浙江通志》，稿未成，於十三年（1924）卒於家，享年七十七。顯然，結社唱酬、纂史修志成為吳慶坻晚年遺老生涯的兩大寄托。
遜清的遺老們，故國之思始終縈繞心懷，雖有激進者奔走於復闢，更多的則是沉溺於舊典，或閉門纂述，或聯吟結社，不外是寄身排遣的方式。吳慶坻之流隱歸林下，遠離政治，是末世之不得已，自況之下，所能為者惟寄情山水、詩書為伴，亦用謂自娛。吳慶坻主要參與了滬上的超社、逸社活動，集會之頻繁，酬作之富盛，足見彼此心境蕭索，同氣相求，以此作為怡情釋懷、甚至宣洩紓郁的載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文化遺民”的自我訴求。
吳氏專研經史，尤注意鄉邦文獻，為文服膺桐城義法，其詩亦醇雅衝和，合乎正則。現存詩文集主要有《補松廬文錄》《補松廬詩錄》《悔餘生詩》，另著有《蕉廊脞錄》《補松廬雜鈔》《辛亥殉難記》《庚子赴行在日記》《入蜀紀程》《使滇紀程》等；又編撰《吳氏一家詩錄》《四川通省忠義總錄》等。此外還曾參纂《杭州府志》，撰《藝文志》十卷，晚年又主持續修《浙江通志》，惜未成書。
此次整理的《吳慶坻親友手札》，繫上海圖書館藏近代名人手札一種，原封題“吳子修親友手札”。這批手札彙集了吳氏百餘位師友函札，凡十四冊，約七百通。當由其後人搜輯成冊，之後贈予圖書館收藏。全套函札略經編次，除間有錯亂者，每冊內基本按作者歸置一處，其中包括晚清政界、文壇諸多名家，如陳三立、易順鼎、馮煦、陳夔龍、餘肇康、朱祖謀、金武祥、宋育仁等，足見吳氏交遊之況。內容上，手札所涉亦為廣泛，交遊酬答、論學評議、修史纂志、公事往來及日常請托等等並有所見，故於考察吳氏及相關師友的生平行止，以及晚清社會的政治變局、學術動態、教育發展等皆有裨益。
此次整理大體以原函次序編排，一冊一卷，同一作者各函以數字標序，原有錯裝之處，酌加歸並，盡可能地保持原貌。依《叢刊》體例要求，除個別人名字號保留原字外，其餘一律用通行簡體。原札時有塗乙添改，整理本中正文用五號字體，注文用小五號，其他旁注及夾注則以“（ ）”標出，原刪之字用“[ ]”標注，漫漶難辨的字用“□”替代。作者簡介為便讀者使用，按叢刊體例移至每人名下。囿於本人學識匱乏，少數人物無從考稽，暫闕以俟他日，亦祈望讀者大家不吝賜教。
此書原為博士後出站報告，曾獲導師吳格先生的諸多指導，深銘教誨。本書在整理過程中，多蒙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黃顯功主任、梁穎先生的關照和支持，以及古籍閱覽室鄒曉燕女史的指點、幫助；出版事宜幸得北京大學張劍先生、南京大學徐雁平先生的鼓勵和推薦，並勞鳳凰出版社韓鳳冉編輯的悉心排版、校核，在此同致謝忱。而在文字審訂方面，碩導王培軍先生、南通博物苑趙鵬先生及孫田博士、馮先思博士等匡謬正訛，惠我良多，謹識不忘。後，特別感謝中國美術學院魯大東先生慷慨書簽，為小書增輝生色，實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