冊
前言
凡例
譜前
一王氏世譜
二王氏婚姻世繫表
年譜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一歲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1593二歲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三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四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1596五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六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1598七歲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八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1600九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1601十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1602十一歲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1603十二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1604十三歲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1605十四歲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十五歲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十六歲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十七歲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十八歲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1610十九歲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1611二十歲
萬曆四十年壬子1612二十一歲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1613二十二歲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1614二十三歲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1615二十四歲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1616二十五歲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1617二十六歲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二十七歲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1619二十八歲
萬曆四十八年（光年）庚申1620二十九歲
明熹年辛酉1621三十歲
天啓二年壬戌1622三十一歲
天啓三年癸亥1623三十二歲
天啓四年甲子1624三十三歲
天啓五年乙丑1625三十四歲
天啓六年丙寅1626三十五歲
天啓七年丁卯1627三十六歲
明思（毅）年戊辰1628三十七歲
崇禎二年己巳1629三十八歲
崇禎三年庚午1630三十九歲
崇禎四年辛未1631四十歲
崇禎五年壬申1632四十一歲
崇禎六年癸酉1633四十二歲
崇禎七年甲戌1634四十三歲
崇禎八年乙亥1635四十四歲
崇禎九年丙子1636四十五歲
崇禎十年丁丑1637四十六歲
第二冊
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四十七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四十八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四十九歲
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五十歲
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五十一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五十二歲
崇禎十七年（年）甲申1644五十三歲
南年（清順治二年）乙酉1645五十四歲
第三冊
清順治三年丙戌1646五十五歲
順治四年丁亥1647五十六歲
順治五年戊子1648五十七歲
順治六年己丑1649五十八歲
順治七年庚寅1650五十九歲
順治八年辛卯1651六十歲
順治九年壬辰1652六十一歲
譜後
清順治十年癸巳1653
此後

附録王鐸傳記資料
一、《清史列傳·王鐸》（無撰著者）
二、《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志銘》（錢謙益撰）
三、《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表》
（張鳳翔撰）
四、《贈太保禮部尚書王文安公神道碑銘》（張鏡心撰）
五、《王覺斯先生傳》（張縉彥撰）
六、《覺斯先生家廟碑記》（張縉彥撰）
七、《王覺斯傳》（劉自潔撰）
參考文獻
主要人名索引
致謝
第四冊
圖版
圖版凡例
圖版目録
圖版

王鐸（1593.1.2—1652.3.26）字覺斯、覺四、覺之，號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啓二年（1622）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崇禎間歷任右諭德、南京翰林院掌院、詹事府詹事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三年遷南京禮部尚書，以丁艱未赴，十七年國變前夕陞禮部尚書，未赴任。弘光間任文淵閣大學士，位至次輔。順治二年（1645）五月與錢謙益等於南京迎降清軍，次年起仕清，任禮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七年不遷。
早在舊朝時，王鐸雖然胸有大志，且頗好談兵，但他從未獲得人主真正的重用。1638年，他曾經奏請四千強兵，“請纓以繋寇頸，致之闕下；或巡邊閲師，修理邊堡，可效一臂之需”，但崇禎帝對此不屑一顧；而在與馬士英的角力中，弘光帝雖稱他是“忠臣”，但所上奏疏多無回應，在危難之際請求“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亦以“不允”告終。盡管王鐸在政治上無甚作爲，甚至還留下不少迂闊的笑話，爲當日的野史所渲染，但他與明末清初衆多政治事件仍有不小的關涉，諸如天啓朝辭修《三朝要典》、崇禎朝彈劾楊嗣昌、弘光朝主審假太子案、獻城降清、清初的南北黨之爭等。在北京的貳臣圈中，他也是十分活躍的一員。
就王鐸的自我設計而言，他祈望成爲集名臣、文學、小學、書法、繪畫、鑒定於一身的文化權威。他對於自己的詩文有極高的期許，在翰林時，與蔣德璐齊名，又與黃道周、陳仁錫等刻厲爲古文。自天啓後期開始，屢屢刻集，今存文八十二卷，詩萬餘首。他更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書法家，兼善山水與花卉。這一時期的書法趣味與風氣，他是重要引領者之一，諸如高堂大軸、雜體卷冊、創造性臨摹、大量使用古字、應酬性文本、表演性書寫等。即使在入清以後，他背負貳臣之名，北方五省仍奉爲書法宗主。孟津王氏兄弟還是其時書畫收藏的重鎮，王鐸更以鑒藏圈的董狐自負，一時重要的收藏家如袁樞、韓逢禧、孫承鼎、曹溶、戴明説、宋權、王鵬沖、周亮工、梁清標等都與他有密切的交往。雖然明清鼎革戲劇性地粉碎了王鐸個人形像的經營，貳臣的身份使得他的政治人格與藝術品第在隨後的物議中盡落下風，但當國破的陣痛漸漸消釋之後，王鐸藝術上的纔華仍舊得到人們的認同，“好書數行”的歷史形像也終究定格。
以上的簡要介紹，旨在説明王鐸在明清之際的藝術史、文化史與政治史上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編纂一部資料詳實可信的年譜，不僅可以讓人們瞭解王鐸一生的仕宦、行蹤、交遊及藝術活動，也能爲治明清文化史和政治史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材料。
20世紀初，日本出現現代展廳與書法展覽，摹仿以王鐸爲代表的“明清調”（即巨軸行草書）的作品以強烈的視覺性大獲成功。這刺激了日本書家開始對王鐸進行研究，其年譜方面的成果，首推須羽源一1975年在《書論》雜志發表的《王鐸年譜（稿）》，1992年村上三島主編《王鐸の書法》五大冊，也收入福本雅一所撰《王鐸年譜》。這兩部年譜以部分王鐸書法作品以及藏於日本的《擬山園選集》詩集（清順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殘本）爲核心資料。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書法展覽也蓬勃興起，王鐸及其他明末清初書家如張瑞璐、黃道周、傅山等也受到普遍的青睞。1993年，有關單位在王鐸家鄉孟津舉辦了一次王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同年，由高文龍、劉正成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附録了簡要的《王鐸年表》，成爲大陸學者王鐸年譜（表）編著的開端。隨後的一些相關出版物中也都附録王鐸的簡要年表，但這些成果未能全面超越日本學者。
2007年，張升編纂的近20萬字的《王鐸年譜》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作者出身歷史學，他使用正史、實録及野史著作，也從時人的詩文集中輯得部分資料，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於王鐸的認識。但該譜也存在一些不足：一、對各版本的王鐸詩文集，及詩文集未收詩文、信札與題跋等未能進行充分的輯録與考訂，納入年譜的詩文作品有較大局限。二、對於王鐸傳世書畫作品的搜集明顯不足。作者僅將《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所收100餘件作品編入譜中，且對於既有的編年考證一概採信，而未能進行驗核。此外，該書對明清書畫著録中收入的王鐸書畫作品及題跋，也未能加以利用。近年來各大拍賣會中的相關作品，作者亦概不關注。三、對王鐸行蹤及社交圈的考察較爲粗疏。比如，對於一些友人名號的考證有所闕略，或存在較多錯誤，如將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王鐸《贈張抱一詩卷》的受書人“張抱一”定爲浙江平湖人張培，其人實爲河北道參議張宏道。書中“無考”的標識更是比比皆是，但事實上其中絶大部分人的身份都可以明確考知。
總體上看，已經出版的王鐸年譜（表），不是使用文獻不足，材料捉襟見肘，就是未將王鐸作爲文學藝術家這一特殊的譜主身份來對待，未能充分反映王鐸文藝活動的全貌。
2006年春，筆者開始研究王鐸與晚明書法，決心繫統搜集各種相關資料。日積月累，資料日豐，在撰寫相關研究論文的同時，也整理與考訂這些資料，重新撰寫王鐸年譜。本書力求全面展現王鐸各時期的行跡、活動、交遊與藝術活動，約略而言，著力點有四：
一、本書使用了明清若干版本的王鐸詩文集，如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刊《擬山園選集》詩集，這一版本比日本所藏殘本多出了整整二十一卷。天津圖書館藏《王覺斯初集》黃居中鈔本、河南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擬山園初集》以及上海圖書館藏《擬山園選集》殘本，收録了較多王鐸早年的詩文，對於我們鈎稽王鐸五十歲以前的生活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書也對30餘種傳世的王鐸詩文手稿進行辨識、採録，並力圖考證寫作時間，納入譜中。筆者還仔細爬梳王鐸周邊友人百餘部詩文集，以及清初各類總集、選集，其中的相關材料經過選擇，皆編入相關年份。本書所使用的詩文集有不少較爲罕見，如國家圖書館藏張鏡心《雲隱堂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張文光《鬥齋詩選》、上海圖書館藏張鼎延《嶰谷巵言》、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鄭之玄《克薪堂詩文集》等。本譜還廣泛利用各種地方志，除了人物傳記之外，也從中輯出不少相關的唱和詩、序記、碑志、往來書札等，如《（順治）汾陽縣志》卷四《藝文》就收入王鐸寫給他的同年進士朱之俊的兩封長札。
二、以圖像資料而言，王鐸的書畫作品，《王鐸書法全集》僅收360餘件，《王鐸書畫編年圖目》收500餘件，且真贋雜厠。本書從海內外各大博物館、有關機構與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國書刊及國內外拍賣會圖録中搜集到1000餘件可靠作品——既包括卷軸扇冊等正式“作品”，也包括書札、題跋、簽條、詩文稿等日常書寫，兼及刻帖、碑版、版刻序跋等經過編排加工的手跡，其中有近半數難得一見。每條盡可能詳其形制、材料、尺寸、著録情況、收藏地、內容，並釋讀題識、跋文與印鑒。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書札60餘通，上海圖書館藏王鐸書札20餘通，香港近墨堂藏王鐸致戴明説30餘札，這些重要的資料素不爲學界所知。又如刻帖，過去學界熟知的惟王無咎刻《擬山園帖》、張鼎延刻《瑯華館帖》，但梁羽明刻《銀灣帖》、薛葳生刻《日涉園帖》、張縉彥刻《論詩文帖》、李化熙刻《二十帖》等其實皆有拓本傳世，除了保存部分王鐸書作外，刻帖的主體部分都是王鐸與友人的書札，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三、本書力求考訂王鐸詩文、書札、題跋中所涉及人物的確切身份。有些通過詩文集與地方志就可以獲得信息，有些則頗費考索之功。如臺北石頭書屋藏王鐸《楷書卷》，卷中並無明確的上款，但筆者注意到第五行高出左右半格，起首兩字是“遂兄”，並根據序文中提及此人在蕪湖征稅，考證出這件作品乃爲王思任所書，王思任字遂東，崇禎初年曾以戶部主事榷關蕪湖。又如，上海崇源2009年春拍有一件王鐸書作刻帖，題爲《予患難中千裡提攜千古義人爰用作歌》，從《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四《千裡過存》中“我愛季千裡，無能度其美”句，知“千裡”姓季，又據五律卷二十一《千裡榷廣陵閘不及相送》，知其人曾榷關揚州，查《（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職官志》，於揚州鈔關下發現季之駿之名，因知千裡即季之駿。再如，王鐸書作的一些上款，常常隻寫其姓字，如“威老蔡親家”，或是字號中的一個字，如“帶老先生大詞宗”、“皓老先生”，筆者利用各種資料進行綜合考證，知其爲蔡鳳、王瀠與路振飛。本譜共考證出各類人物數百人。而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些問題從未被解決。
四、大量無紀年的詩文與書畫作品，筆者也極力考索、推求，納入相關年月，如此，則零散的材料與信息便成爲有組織的結構。將王鐸不同形式的作品進行信息勾連與綜合排比，常常可以得出較爲可靠的結論，如濟南文物商店藏王鐸草書《唐人詩卷》，款識雲：“天啓乙丑孟鼕，夜漏二鼓書，時同韓官岑、南思敦、溫與恕、餘望之，酒後糊塗，滿紙葛籐，可笑也。涵一老先生大詞宗教我，嵩下樵王鐸。”涵一即陝西三原焦源溥，此作書於1625年十月。北京大學藏《王鐸手書殘稿》有《焦涵一詩集序》，中有“涵一與餘相遇於十年之前，長安舍中，同南中幹燒蠟談詩”雲雲，思敦、中幹都是王鐸同年進士南居仁的字，故知此序亦作於此際。又，私人收藏王鐸《與涵老札》，無紀年，中有“諸老諭以畫者，俱未敢領。……兼之天寒研凍，又無煖室，故如此。然老先生一畫，雖手足肆應中必欲爲知己一塗汙之”之語，據“諸老”、“天寒”亦知作於此時。這三條材料在年譜中組織於一處，其作用非零碎狀態可比。繫統的資料搜集與排比，不但使得以年譜的形式全面揭示王鐸的生平、仕履、行蹤、交遊及藝術創作活動成爲可能，也爲勾勒王鐸的同僚圈、鄉黨圈、藝文圈等不同的人脈網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光陰荏苒，匆匆十年。面對成稿，筆者絲毫沒有覺得輕鬆。一方面這項工作雖耗時費力，但成果不敢稱完善，一些看似多餘的資料也未忍割舍，名之以“長編”，表明本書的撰寫更傾向於材料的豐贍，而非整潔。另一方面，王鐸好尚古體，文字晦澀，加之《擬山園選集》刊本訛字甚多，雖然筆者在識字、斷句與考證上反復推敲，但自知學植淺薄，必有失當與錯謬之處。加之地理知識貧乏，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行旅迂道的情形又時有發生，因此在梳理王鐸歷次行蹤時，我仍然頗費躊躇。誠望發現錯誤的讀者，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