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説明

      趙南公，河北曲陽縣人，約生於一八八二年，卒於一九三八年。民國時期著名出版人，經營泰東圖書局多年。一九一九年新文化運動後，重視新文化、新文學圖書的出版，並出版過多種有影響的雜誌。一九二一年，積極支持創造社成立，聘請創造社大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等擔任泰東圖書局編輯，出版了郭沫若的《女神》詩集、郁達夫的《沉淪》小說集和田漢的《薔薇之路》日記集等名品作，發行《創造》雜誌及《創造社叢書》。泰東圖書局被譽為“創造社的搖籃”。

      這部日記手稿共六冊，寫在上海藝學社印製的本子上，為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全年日記。冊一月一日至四月十七日，第二冊四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第三冊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一日（七月三日補寫於七月一日之前），第四冊八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六日，第五冊九月十七日至十月二十六日，第六冊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涉人物、事跡多而廣，頗有助於民國出版文化史之研究。此稿原為西諦先生所藏，寓目者甚少，由陳福康先生發現,撰文論述，並提議影印出版。現列為《中國文化名人手稿叢刊》之一，以廣流傳。

      馮  勤

      二〇一六年五月於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趙南公日記》讀後記

陳福康

      民國時期出版史與民國時期文學史同屬於民國時期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史與文學史，表面上看似乎相距甚遠，其實兩者密不可分。如果不熟悉出版史，或輕視出版史的研究，那麼文學史以及文化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而這一點，恰恰為很多從事民國時期文學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所忽視。

      在民國史上，不少新文學社團、流派等，都是與相對固定的出版社結成特殊的關係。人所周知，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便是與商務印書館以及後來的開明書店等有著密切的關係。近年來，由於人們對後者的出版史有較深入的瞭解，同時也就推動了對於前者的研究。而相對說來，人們對另一個影響也很大的新文學社團創造社的研究，就顯得比文學研究會要欠缺。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與創造社有關的出版史料缺少發掘和研究。例如，創造社成立之初，是與泰東圖書局有著緊密關係的，然而人們對這點，除了郭沫若及鄭伯奇等人的一些回憶文字外，長期以來幾乎一無所知。而在史學研究中，回憶文字是不能代替當時的文字記載的。

       一九八八年，筆者有幸偶然發現了泰東圖書局負責人趙南公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的日記，認為這是一部珍貴的文化出版史料。而且，創造社的主要的幾位發起人，都出現於這部日記中。趙氏日記的發現，不僅為瞭解郭沫若等人當年的活動提供了不少新材料，而且在不少地方可以印證或糾正郭沫若等人的一些回憶。以下對趙氏日記略作一點解讀與辨析，不隻是為有關研究者提供信息與資料，正是為了說明如要加強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是必須重視出版史的研究的。

    一九二一年是創造社從醞釀到正式成立的一年。對於泰東圖書局來說，也是其出版事業真正開始的一年。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創造社發起人之一的成仿吾，‘在東京是和他的一位同鄉李鳳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處私立大學學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畢了業，先回上海去了。泰東圖書局在那時打算改組編輯部，要分成法學、文學、哲學的三科。李鳳亭任法學主任，李石岑任哲學主任，是已經約定了的。李鳳亭便推薦仿吾為文學主任。於是仿吾就決定了回國的計劃，並把臨到頭的畢業試驗也拋棄了。’於是，郭與成便於四月初一起回國，到泰東去工作。到了以後，‘我們從一些人的談話中，知道了改組編輯部的事原來隻是一場空話。擔任法學主任的李鳳亭已經擔任了安慶法政學校的教職，擔任哲學主任的李石岑還在編輯著《學燈》和《民鐸》，聽說不久有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消息。仿吾所當擔任的文學主任卻本來有一位姓王的人擔任著，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興地歡迎著我們，說是他得了兩個很好的助手。這樣一來，我倒是出於自動，沒有甚麼，在仿吾要算是等於落進了一騙局。’成仿吾上了這麼大的當，為何他從未說起過呢？這位以湖南人的直爽躁辣出名的‘黑旋風’式人物，為何不久便忍聲吞氣地離開了泰東呢？以前讀到郭沫若的上述文字，總不免有幾分納悶。

    今讀趙氏日記，發現事實略有一點出入。確實，泰東在當時有改組編輯部之議。據日記，新年伊始，一月三日，泰東在馬霍路（今黃陂北路）新租了房子作為編輯所。當時泰東的人員有王靖、張靜廬、王無為等人。而李鳳亭至少在一月前即已回上海。一月九日日記載：‘（夜）十一時，鳳亭來，適王靖尚在，乃圍爐談心，不期終夜。予力邀鳳亭相助，似有默允意。並談以後進行種種，意甚相合。’二月十一日夜，他們又有一次長談，‘談今年進行方針’。‘鳳亭言安慶已派人來，力催到校，萬不可卻，隻得去二三月。但此二三月內仍致力於譯書，較之在申，所差亦無幾。無為言已為覓一替代，二三月後必達目的。予亦無如之何，乃約定十三日磋商進行辦法。’李鳳亭要去安慶教書，王無為要去日本留學，這樣，泰東雖然新租了房子，卻缺少編輯良纔。正是在這時，李鳳亭推薦了同鄉成仿吾。而郭沫若等人的到來，對於泰東的事業無疑是起了極大的作用的。

    二月十三日的會議，是泰東歷史上的大事。據趙氏日記：‘（下午）四時，無為、鳳亭、靜廬、王靖等均來。……七時，始同至同興樓聚談。（一）編輯所組織暫定四五人，首重文學、哲學及經濟，漸推及法政及各種科學。文學、哲學由王靖擔任；另聘成仿吾兼任科學，因成君能通英、法、德、日各國文字也；經濟由鳳亭擔任；無為留日，作事須在半年後；靜廬專任印刷，並另撥一人副之。……鳳亭定十七日赴安慶，無為定十七日赴日，一切實行須在二［三］月初間，此時先作大體之商定也。’由此可見，擬聘名單中沒有李石岑，李鳳亭也不任法學主任，成仿吾更不是任文學主任。在趙氏日記的其他地方，也一點沒有如同郭沫若說的那樣打算的記載。三月十三日，趙氏日記記有接王無為從日本來信，雲‘成仿吾辭湘省技師，來就泰東編輯’。成並要求彙款購書。可見，成來泰東任編輯，具體是由王無為洽談的。即使李鳳亭給成寫信時提過什麼文學主任的話，那麼王無為當面也會說清楚的。

    四月四日，日記記載郭沫若與成仿吾來到泰東，晚由趙氏宴請於同興樓。其後，八日趙氏去杭州遊玩；同一天郭、成也去了杭州；而十一日回滬時，趙氏與郭、成在杭州車站相遇，一起回滬。由於新來了兩個人，趙氏必須有所安排，據十四日日記，他‘與王靖商減政辦法，彼亦贊成。三、兩日內當調動一切。’十六日又記載：‘為店、編輯所事致鳳亭一函，詳陳予之辦法：甲、減政。（一）編輯部，減，編輯薪金照舊，實際少用，以二分之一為度，餘存於下月一號起，按一分行息。（二）出版部，凡書造成一切用費，每月以為限。（三）發行部，一切照編輯部減至二。乙、進行。（一）教本，以中學、高小及女子為主，純用白話。（二）普通白話書，如兒童講話及年長失學者自修之書，以輸入新知識為主，由淺入深，引人興味。（三）雜志，《新的小說》《家庭研究》積極進行，《民鐸》可有可無，《新人》一卷出齊後稍停，《評論之評論》《國民》主張解約。（四）叢書，《新人叢書》無善稿寧暫停，《新知叢書》已出幾種，餘以該社自組出版社，自難望其繼續，《黎明叢書》已成交而合同未立，《學術研究會叢書》本由該會自印，無關係。仿吾回湘，意欲復來，予以經濟艱窘，不好強留，乃函告鳳亭，請其來滬商量，不知可能來及否。’可見，此時成仿吾已提出要回湖南，同時又表示還想再來。如果他有‘落入騙局’的感覺，是不會提出‘意欲復來’的。十九日趙氏日記記：‘致鳳亭一函，告仿吾決回湘就製造局事，沫若留，但此後如何進行，請一計劃。’成仿吾於四月底離滬去湘。

    如果說，趙氏對成仿吾之去留不很在乎，甚至有點冷淡的話，那麼，他對郭沫若應該說是相當器重的。看來這與郭沫若當時已經在文壇上頗有名氣有關。據趙氏日記，四月十八日郭沫若即參與泰東編輯方針的討論，雖然他的意見趙氏不一定聽從。‘予提出中小教科（書），沫若以教科非倉促所能成就。予以教科現隻遵照部令，融化新潮，或不完善，可期再作修正，總以符合一般學生程度，潛轉其向來之劣性根為重要成分。沫若謂須得將各種有關中小教科之材料搜羅齊備，然後著手，至早須半載，方能有標準。並言必由初等入手，方能得法。予以初等成本太巨，無其力。遂無結果。’二十二日又記：‘三時到編輯所，進行方針仍未決。沫若言須多購書，好每月一個限度，有材料然後成書不難也。予以內。’以上關於編教科書的爭論，在郭沫若的回憶中未涉及。我們不難看出出版商與學者在編輯工作中的立場與方法的差異。

    然而，在文學書刊的編輯方面，趙氏是很倚重郭沫若的。郭在《創造十年》中說，當時王靖在編著刊物《新的小說》，銷路不大好。‘書店方面聽說我們要出純文藝刊物，便有意思要我來主編，我已經替它改了一個名字叫著《新曉》。但是，王先生卻仍然把持著不肯放手。我也就讓他去主持，自己樂得做自己的事。’而趙氏五月十一日記道：‘予到編輯所，與沫若談《新曉》事，彼亦言恐不能按期出版。乃商決仍由王靖主持，另出一種季刊名《創造》，專容納沫若同志等文字。’這段日記極為重要！一是可以說明《創造》之創刊，創造社之成立，是得到了泰東圖書局趙南公的支持與促進的。正如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的，當時他們想編個文藝刊物，但沒有出版社願出版。連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左舜生也曾幫他們去問過幾家出版社，結果是‘中華書局不肯印，亞東也不肯印，大約商務也怕是不肯印的’。‘像那時還未成形的創造社，要想出雜志，在上海灘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東來承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二是可以證明郭沫若的有關回憶有失實之處。《創造十年》中說：‘我便想，無論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須得去巡訪各地的朋友們，定出一些具體的辦法。雜志用甚麼名字，是定期還是不定期，定期時期限的長短，每人可擔負的稿件的分量，這些都是應該商量的問題。於是我在七月初旬便決定再往日本。’其實，在趙氏與他商談時，便已初步決定取名為“創造”，定為季刊。而且，他應該是五月中旬就已決定再去日本的（實際是五月二十七日動身）。

    二十六日趙氏日記：‘（下午）二時，請沫若來談。據伊言，伊到東目的擬到京都、東京去走一趟，與同志一面趁暑假約定譯幾種好書，專譯述德文書。報酬辦法，十分抽一，以售出書為限，買稿暫不言及。予甚贊同。乃估計往來路左右，予允湊百廿番。四時同出，購金手環一支，計五十二番。’（‘番&rsquo銀幣）據前一日趙氏日記，金手鐲是郭沫若說要為其夫人買的，而趙氏則答應送他。郭沫若在回憶中提到趙氏送的錢及買金手鐲的錢的數目均少說了，而且他當時隻在編輯所住了不到兩個月卻說是三個月。這些地方，都可以據趙氏當時日記予以糾正。

    郭沫若到日本後，於六月八日在郁達夫寓所正式商定成立了創造社（郭沫若回憶中所述日期有誤，這裡是筆者考證所得）。二十日，趙氏接到郭沫若來信，日記記道：‘沫若來一函，歷敘到東情形。《創造》雜志大成功，或竟能出月刊；叢書簡直不成功。蓋雜志短篇，有時間性，可草率從事，叢書係永久性，非有實在學問不能出風頭，故擔任之者鮮也。其敢擔任：張資平有《衝積期的化石》，郁達夫有《樂園與地獄》《托爾斯太研究》《俄羅斯文藝》。前兩稿均係小說，大概均在暑假著手，成功在暑假後矣，或竟不成亦未可知。其帶去之款已用罄，催彙款，其家屬暫不來申。明日當彙款去也。’張資平的《衝積期的化石》，後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由泰東出版。郁達夫的兩本關於俄國文學的書，後均未見寫出；而那本《樂園與地獄》既然是“小說”，肯定就是後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泰東出版的《沉淪》無疑（且書名與《沉淪》的內容也甚合）。看來這是小說集《沉淪》初打算取的書名，後因單篇《沉淪》發表後十分轟動，索性便取作集子的名稱了。《樂園與地獄》一名從未在他處見過，今因趙氏日記而知，亦一文壇逸聞也。

    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他於七月中旬回到上海。而據趙氏日記，七月一日他已回到泰東。接著，便發生了郭沫若發表啟事的事。據郭的回憶：‘回到上海之後很不愉快的是《新曉》的預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著我不在，把我鎖好了的書桌的抽箱打開了’，取出了兩篇稿子，‘把我來做他所編的《新曉》的幌子。這使我大不愉快。編輯所裡的人都勸我登報聲明，於是在《學燈》的一角上，在我回滬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啟事。啟事也沒有揭穿，隻是說有人假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而已。’《郭沫若啟事》今已找到，載三日、四日《時事新報·學燈》（當是郭回滬的第三、四天）。原文曰：‘沫若從事文學的述作兩年於茲，所有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別號。今後亦永遠抱此宗旨不放。恐有疑似之處，特此先行申明，有昭己責。’以前我每讀到郭後來的回憶及當時的啟事，也總有疑問：該啟事明明說的是有人使用了令讀者懷疑到他身上的‘別號’，回憶文章怎麼說成是為了揭露有人利用他的本名來做‘幌子’呢？由於筆者一直未能找到那期《新曉》，這個疑團便一直未能解開。今據趙氏日記，纔基本弄清了事實：

    七月三日趙氏日記載，本來那天趙氏請陳布雷喫飯，並介紹他與郭沫若、王靖相識，但郭借故推辭了。‘飯後，靜廬為予言編輯所進行茫無頭緒，明日須來一商，否則沫若要去也。予詢其故，知王靖以《新曉》二號假名批評《小說月報》，架“嫁”禍於沫若也。王靖性好誇大，其出此言或無心，而聽者有意，遂到沫若之耳，而有今日《時事新報》之啟事。明日當到編輯所一解決之。’可見，事情的起因乃是王靖用假名發表了批評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的文章，並使人以為是郭所作。趙氏後來在十九日的日記中又提到他對郭沫若說：‘王靖之無人格，今已完全發現。以今年論，《新曉》本言定由沫若擔任，臨時乃欲自做主任，尚無不可，復到處大吹大擂，已失學者身分矣。次則《新曉》二期有批評《小說月報》之作，固屬可嘉，乃出一假名，揚言為沫若手筆，嫁罪於人，卑劣至極。再次則以不懂日文而假名，而影射他人。’由此更可知王靖在這次‘假名’事件中不僅‘揚言’，而且還特意涉及‘日文’，以便更讓人疑及郭沫若。所以，郭不得不發表了啟事。奇怪的是，郭何以在回憶中全然記錯了？另外，文學研究會方面似乎全然未注意到這件事，毫無反應，而且茅盾、鄭振鐸等人後來也從未提到過此事。

    郭沫若在回憶中說，由於泰東發生了這件事，趙氏便對王靖的態度完全變改，並決定停辦《新曉》，專出《創造》。證諸趙氏日記，確實如此。郭沫若發表啟事的第二天，七月四日趙氏即記曰：‘（下午）到編輯所，適王靖不在，乃與沫若、靜廬商進行。予決定將……已出版各書一律由沫若審查一遍，如認為有價值者，一律改正定價，門售實價，否則仍舊。以後出書，以此為準。雜志停刊，繼續《創造》。凡定閱前出各志者，以《創造》繼之（《創造》為季刊或無定期刊）；如不願繼閱《創造》者，或購書，或退款，均可。沫若尚在客氣，仍欲回福岡譯書。予雲若如此，則非吾輩初意矣。適王靖返，即以所決者告之。彼亦言《新曉》繼續甚難，停刊甚佳。予言審定書籍歸沫若，伊似有覺悟。’看來，趙氏是打算將泰東的編輯大權完全交給郭沫若的。八日的日記，也記了他到編輯所宣布讓郭全權審查已出諸書的決定。這說明他確實是敢於任賢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郭沫若竟放棄這個對創造社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堅持要返回日本。

    不久，創造社另一位主要發起人鄭伯奇也來到泰東，據鄭後來說，是郭寫信叫他來的。據七月十六日趙氏日記，這天下午郭沫若陪鄭伯奇來見趙氏，趙氏在都益處請客喫晚飯（趙氏日記所記具體見面細節，與鄭後來的回憶略有一點小出入）。郭叫鄭來泰東，後來又叫創造社另一位大將郁達夫也來，目的是自己想離開。但趙氏則對郭寄予厚望。七月十九日，趙氏請郭一人到倚虹樓喫西餐，作了一番長談。趙氏向郭提出一個大膽的方案：泰東編輯所表面上宣布解散，實際留下郭沫若與鄧成均二人（鄧也是四川人，比郭早二十幾天來到泰東。郭對他印像很好，見《創造十年》中的回憶。鄧後來也參加了創造社）。郭大概感到很喫驚，趙氏便詳細地分析了他打算辭退的三個人——王靖、瀋松泉、張靜廬的情況，表示對此三人強烈不滿詳見有關日記文字）。趙氏日記載：‘（趙對郭說）汝可暫至無錫住三兩個月，鄧則移至伯熙家，俟了清以後，再另組織。彼（指郭）言解散甚好，我回福岡，仍為泰東做事，凡我等團體內之稿件，決不移他家出版，如有他稿，福岡距此不過三日路程，連審定往還至多半月，亦甚便利。予知誤會予意，復為解釋之，並詢以何辦法出之。彼言好開一會議，大家參加，請你宣布解散理由，依此決定，均無他言；但有一事，王靖、松泉原不要緊，靜廬人尚開爽，設去此，恐生活不易。予言彼到寧波《時事公報》當可得，無妨，即不解散，彼不久謀得好事，亦須要去，亦無對伊不起之處。至是遂決定。當另函靜廬，請於月終到申開會。’

    趙氏提出的解散編輯所的計劃，後來行不通。七月二十八日趙氏便記有張靜廬、王靖二人找他談話，張並堅持他的家眷仍要住在泰東。趙氏認為這是‘與予初意相反，議不成者。即商沫若暫返福岡，一切審定權仍歸彼，月薪照舊，此間一人不留，否則寧同歸於盡。’但又過幾天，他感到這樣仍行不通。這時，郭已經與鄭二人去無錫、鎮江等地旅遊歸來。八月二日，趙氏又與郭沫若單獨有一番長談。‘到編輯所，約沫若遊新世界，談進行。予告以前定辦法實際上通不過。’張靜廬無論如何不願他去，王靖因為正與某女公子談戀愛（此事《創造十年》中也提到了），所以都提出即使不領工資也非住在泰東不可。於是趙氏對郭說：‘予與彼等關係已一年餘，此時似不好直然辭去也。’一場所謂解散編輯所的風波就此停息。關於此事，郭沫若及鄭伯奇（當時也借居於泰東）的回憶中均絲毫未提及，可補作史料也。

    八月二日趙與郭的談話，《創造十年》中是提到的。不過，與趙氏日記相對讀，發現有很多不合處。首先是談話時間，郭誤記成‘八月中旬’。其次是郭說在他外出旅遊期間，商務印老高夢旦曾來訪問過他，使泰東上下震驚，尤其是趙氏特別驚惶，因此他談話中表示擔心郭要去商務；但在趙氏日記中根本沒有記載高氏來訪一事，我認為，如真有此事，趙氏詳盡的日記中是不可能不記的，趙氏與郭的談話中也絲毫未提及擔心郭‘朝高枝飛’的意思。再次，據日記言，趙氏說明了前定解散辦法行不通以後，即提出：‘故現定請君搬家眷來，可住新樂裡；而彼等（按：指王靖等人）仍福德裡，兩不相妨，似較妥當。’而不是如《創造十年》說的，郭提出要回日本，趙纔想到‘性欲’一層而提出搬家眷的。而‘新樂裡’是泰東有著房子的，郭在回憶中竟寫作趙氏提議郭去杭州‘西湖’，這大概是郭聽覺不好所致（趙氏日記中根本沒有提到去‘西湖’這種‘妙計’），‘新樂裡’與‘西湖’的發音好像略有點相類。還有，據趙氏日記，郭這時向趙推薦郁達夫到泰東以自代，而趙提出可由他推薦郁去安慶法政學校任教；但《創造十年》中卻說是趙先想請郭去安慶，而由郭提議讓郁去安慶。這些齟齬處，兩相比較，顯然都是趙氏日記可信。趙氏日記載，這次談話後趙決定：‘郁君既係法科而長文學，當然能勝此任（按：指去安慶任教），即煩速函詢郁君。蓋如此，君可仍返福岡，泰東薪水仍舊，以後關於文學、哲學歸君審定，關於經濟、法政歸郁君審定，而李鳳亭亦在安慶法校，可同擔任也。將來如泰東稍有活動，再行集合。’而郭‘對此亦首肯，遂決定照上說辦理’。這次談話的後，郭還提到‘福岡同學約廿餘人，擬將來集合滬上，創一醫院，附設一醫學專門學校，為中國醫學界放一異彩’，趙氏也表示此事可以‘從長計議’。臨末，趙氏又問及郭的家況和是否需款，郭提出請彙，趙允之。由此可見，兩人當時的關係實在是相當融洽的。

    其後的趙氏日記，多次記載為郁達夫聯繫工作之事。《創造十年》中說，郁是‘九月初頭’回來的；今據趙氏日記，知是九月十三日到滬。十四日，他們便研究了今後的工作。‘沫若、達夫、伯奇等來商。《創造》雜志由達夫擔任彙齊編輯，《創造叢書》仍由沫若編輯。晚宴於同興樓。’當天，趙氏等還商量了郁達夫去安慶法校任教事。另外，當時有人想創辦《太平洋》半月刊英華合刊，需要一名英文編輯，托趙氏物色，趙氏曾想請郭沫若去，郭謝絕；這一天晚宴上，他們商定‘先由鄧成均擔任，即速函仿吾來，萬不至誤事’（其後成仿吾似乎未去）。至此，這一年創老均與泰東有了這樣那樣的工作聯繫。

    九月十六日正好是中秋節，郭沫若離滬赴日。這個日期在郭的回憶中未記清，今由趙氏日記而確知。趙氏日記還記載了郭在上船時被竊錢包一事，以及兩天後郁達夫在泰東編輯所又被竊錢包一事（前者在《創造十年》中寫到了，後者鄭伯奇有過回憶談及）。九月二十八日晚，郁達夫離滬赴安慶任教（這個日子，在未見趙氏日記前亦不確知）。而鄭伯奇則大概是十月八日離滬赴日的。這以後至年底，雖然郭、郁、成、鄭諸位老均未住在泰東，但仍為泰東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趙氏日記記載，十月一日他就讓鄧成均給郭沫若寄稿，讓郭審讀。十月五日，趙又給郭寫信，這天日記還抄錄了郭從日本寄來的二首詩（為郭的各種詩集所失收）。十一月二十日記道：‘致沫若一函，告其田壽昌已來稿，名《薔薇路》，日記體裁。自十月十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已三萬五千餘言，以後當續出，可否編入《創造叢書》？又，彼等欲編《童話輯》，可否承受？均請其復函再定。’田漢（原名壽昌）本是創造社同人，當時又正在日本，卻不就近找郭相商，反倒由趙氏轉請郭審定，其間曲折頗耐人尋思。可見當時田漢已與創造社產生了隔閡（田漢的《薔薇之路》後於一九二二年五月由泰東出版，但卻未列入《創造叢書》內）。十二月二日的趙氏日記，記有‘接鄭伯奇兩函，要求予接濟數月，隻得允之，但尚未定。’很明顯，趙氏對待鄭的態度遠沒有對郭那般熱情。十二月十一日，趙氏與泰東其他股東相商，決定‘編輯方面，即以鳳亭主其事，沫若、君左相助，適合予意。’易君左是十月下旬由李鳳亭介紹進泰東的，這以後，他似乎是泰東的主要編輯。十二月十三日，趙氏日記記有‘擬《沉淪》告白一紙’，這表明趙氏曾親自為郁達夫的本小說集寫過廣告文字（可惜迄今尚未發現）。十四日，趙氏又致郭沫若一函。十七日，趙氏致郁達夫函，商談有關‘社會經濟叢刊’的版權頁樣式。二十日，趙氏接郭沫若一函。直至這年後一天晚上，趙氏日記記有郁達夫從安慶回到上海。當夜，郁達夫睡在趙氏床上，趙氏則算了一夜的帳，郁這次從安慶返滬的確切日子，以前研究者均不詳，今據趙氏日記而確知。第二年，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等人更曾在泰東相聚，以後熱鬧的事情還有不少。據了解，在南京圖書館還藏有趙南公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記。據說亦將出版。那真是一個好消息！

      以上根據趙氏日記，主要發掘和研究了一點一九二一年泰東圖書局的出版史料。後我還想到幾點：

    一、事實證明，在歷史研究中一定得注意發掘手資料，當事人後來的回憶往往會有錯。郭沫若在《創造十年續篇》中曾說：‘要談文壇掌故，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談，談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談的知者死完，便隻剩下不必知的談者。……在這兒我覺得私人的筆記和日記似乎可以多少表現著一個時代的真相。’我們在出版史的研究中，也必須重視這一點。

      二、泰東圖書局雖然是個小出版社，但在新文化運動中仍做了不小的貢獻，關鍵便是創造社諸大將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趙南公其人，對於創造社的發展，尤其是對郭沫若的幫助（從事業到生活）是很不小的，至少在一九二一年是這樣。郭沫若後來在《創造十年》中沒有充分肯定這一點，相反還時時對趙氏諷刺揶揄，這是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在讀趙氏日記時，深深感到這一點。

      三、關於趙南公其人，在現在一般的人物詞典中是查不到他的條目的。在互聯網上可以看到一些介紹他的文章，則幾乎都是在我發現趙氏一九二一年日記並發布有關內容之後寫的。因此，這些文章除了根據郭沫若、張靜廬等人的回憶文中涉及趙氏的點滴介紹以外，可以並不誇張地說，就是根據我披露的這一日記。

    四、這部日記的價值，也不僅僅在於出版史料方面。例如，七月十五日記有郭沫若同鄉所述當年日本學生（包括中國在日留學生）運動的趣聞，就可見當時日本政治狀況之一斑。尤其是八月十一日記有來訪，更是極為珍貴的史料。當年赴滬，實為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年夏，在湖南長沙創辦文化書社時，就與趙南公有通信聯繫，因此他在參加黨的一大後專門去拜訪了趙南公。趙氏這天日記雖然簡略，但寥寥數語寫出了當時居住簡便，帶病工作，冒暑奔走，革命意志堅定，還稱贊‘湘人真勇於運動’。有關早年活動的史料本不多見，可惜這條珍貴史料在有關部門編寫的《年譜》中也沒有引用。不過，有不少黨史研究者則極為珍視這則日記，他們不僅將此作為中共一大後在上海活動情況的重要史料，而且還據以作為‘黨的一大何時在嘉興閉幕’、‘一大出席代表到底是幾個人’、‘何叔衡有沒有出席黨的一大’、‘當年杭寧之行究竟在中共一大前還是一大後’等重要問題探研的極為關鍵的手史料。這對於早發現和披露這則日記的我來說，感到非常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