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的聚散離合與國家圖書館的保護利用
《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是中國古代的類書，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的百科全書，計22937卷（含目錄與凡例60卷）、11095冊、約3.7億字，收書七八千種，保存了明永樂朝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素有典籍淵藪、佚書寶庫之美譽。
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朱厚熜又命重錄一部《永樂大典》，自此，大典遂有永樂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離奇的是，永樂正本在隆慶以後不知所蹤，下落成謎；嘉靖副本亦是命途多舛，屢遭劫難，目前所知，海內外存世僅見400餘冊，不足原書的4%，令人扼腕嘆惜。
這部“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曠世宏編、煌煌巨著，由於其珍貴的文獻價值和自身不幸遭遇，為後世留下了諸多故事和待解之謎。
一、大典編修緣起、過程及嘉靖重錄
明璋喜讀雜書，二十一年（1388），中書庶吉士解縉上言：“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溺於妄誕，所取不經。《韻之陰氏，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解縉《文毅集》卷一）
明太祖稱善。但由於解縉恃纔傲物等因由，修書之事未能啟動。洪武三十一年（1398璋又命侍讀唐愚士等人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然而當年閏五月即駕崩，修纂之事隨之擱淺。
1403年，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奪位成功後，意圖以文治籠絡人心，消彌“靖難之變”後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氣，於是對侍讀學士解縉等說：“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明通鋻》卷十五）
解縉等受命召集百餘人，組成修書班子，於南京文淵閣設局開纂。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修成進上，賜名《文獻大成》。但朱棣並不滿意，認為收書不夠，尤其是宮廷新入藏的圖書未能收入，於是在永樂三年，又命姚廣孝與解縉等重修，這次延攬四方文儒宿學達二三千人。
永樂五年（1407）書成，朱棣審閱後甚為滿意，親自撰序，正式定名《永樂大典》。永樂六年鼕，清抄工作全部完成，計22937卷，11095冊，大體10冊一函套，分裝1100餘函。
《永樂大典》皆用明黃色絲絹包面，開本闊大，極具皇家富貴氣像。紙張采用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的皮紙，“繭素燦如雪”，是書寫的極佳用紙。全書正文用明代官用楷書“臺閣體”抄寫，書法秀麗工整，書中還配有大量插圖，形像逼真。
《永樂大典》修成後，初藏於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北京，大典亦隨之來京，先藏於左順門北廊，後移至文樓。可以說一直深藏於禁中秘府，即使內閣重臣也無權翻閱。而明朝皇帝大多並未直接利用過此書，僅有弘治和嘉靖兩位皇帝真正翻閱過。嘉靖帝崇信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案頭常置大典若干冊，便於隨時尋求養生良方。
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大火，奉天門、華蓋、謹身三大殿被燒毀，嘉靖帝擔心殃及附近文樓貯藏的大典，一夜之中傳諭三四次下令搬遷至古今通集庫，使大典幸免於火海。為防不測，他決定重錄一部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負責校理繕寫《永樂大典》副本。重錄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年（1567）纔大功告成，共耗時五年，嘉靖副本與永樂正本在內容和外觀上別無二致。副本一直收藏於皇史宬，直至清雍正間開三禮書局，纔搬遷至翰林院。
二、《永樂大典》正、副本的離奇命運
隆慶初年，《永樂大典》副本錄畢之後，文獻中幾乎再難尋到有關永樂正本的記述，迄今為止，亦未發現存世的正本實物，其下落遂成難解之謎。世人對於永樂正本的下落做出了諸多猜測，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六種觀點：陪葬嘉靖帝永陵說；明萬歷年間焚毀說；明末焚毀於北京說，此說目前占據主流；明末清初毀於南京文淵閣說；藏於北京皇史宬夾牆內說；毀於清乾清宮大火說。
既然永樂正本不知所蹤，下落成謎，那麼，嘉靖副本的命運又是如何呢？
據清人高士奇《續編珠》記載，存放在皇史宬的《永樂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際已有佚失。清雍正間開三禮書局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後，副本屢遭阨運，絕大部分被有近水樓臺之便的官員盜竊，少數或毀於戰火，或被劫掠，流散至民間乃至海外。年（1909），翰林院僅存64冊，後撥交給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
首先看官員的夾帶盜竊。明嘉靖、隆慶年間重錄《永樂大典》副本之時，大量官員參與謄抄工作，頻繁接觸正本，正、副本皆有遺失。據明末清初學者張岱《瑯嬛文集》記載，其祖父張汝霖曾在官員胡敬辰家中見到私藏的《永樂大典》30餘冊，他自己也曾在胡家見到20餘冊。
清康熙中期以後，特別是乾隆帝設《四庫全書》館以來，一些官員利用《永樂大典》裒輯佚文，部分官員趁機偷書，副本隨之再次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副本已缺失1154冊。嘉道年間，翰林院以《永樂大典》編纂《全唐文》《大清一統志》等書，副本又被盜走無算。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後，官員夾帶盜竊之風愈發猖狂，副本開始大規模流散。清末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一人便盜走百餘冊。這些被盜走的《永樂大典》多被售予各國使節、書肆和文人，通常每冊售價十兩白銀。
其次是戰火焚毀。相傳明末李自成撤出北京之時，部分副本即遭焚毀。清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等珍貴古籍慘遭兵燹之災。1900年6月23日，清軍和義和團攻打英國使館，為使其腹背受敵，焚毀了與英國使館一牆之隔的翰林院，導致部分《永樂大典》化為灰燼。8月13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當做磚石，用來支墊軍用物資以及構築戰壕、填平溝渠，甚至被用來遮蔽彈雨，《永樂大典》再遭毀壞。
再次是劫掠。清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大量《永樂大典》被當做戰利品劫往歐洲，其中以英軍搶掠多。光緒二十六年（1900），翰林院遭庚子戰火焚燒之際，部分《永樂大典》被英國使館人員運至英使館，不少使館人員趁機私自盜走。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部分《永樂大典》又被聯軍士兵據為己有。據統計，翰林院在“庚子之變”中計遺失了至少605冊《永樂大典》。
乾隆帝曾嘆惜《永樂大典》雲：“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及釋道欠精核，久閱滄桑惜弗全。”歷史的塵埃已經拂去，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永樂大典》雖為零圭碎璧，然猶可珍惜；殘膏剩馥，卻沾溉無窮！
《永樂大典》收錄有上自先秦、下訖明初的七八千種古代典籍，且對所收文獻甚少修改，堪稱“典籍淵藪”。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諸多珍貴典籍相繼亡佚。也正因此，《永樂大典》作為“佚書寶庫”的價值日益突顯。
自明代中期至今，歷代學者對《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從未停止，特別是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達到高潮。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總計385種4946卷。如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查考唐人世繫及生平傳記的和姓纂》、後來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舊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歷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代醫學名著《博濟方》《傷寒微旨》、著名的目錄學著作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依靠這次輯出，纔得以流傳下來。
國家圖書館學者利用《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也很突出，任館長繆荃孫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曾公遺錄》《中興戰功錄》《明永樂順天府志》《明瀘州志》等書。1929年出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中文采訪組組長和善本部考訂組組長的趙萬裡，先後輯出《陳了翁年譜》《薛仁貴征遼事一統志》等珍貴佚書208種。1965年，他還將家藏2冊《永樂大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從建館之初即致力於大典的搜集與保護。百餘年來，在社會各界和幾代國圖人的不懈努力下，在中央政府的關懷下，通過政府撥交、海外送還、藏家捐贈、員工采訪等多種途徑，先後入藏《永樂大典》224冊，為已知存世《永樂大典》海內外藏家。其中，62冊現暫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這62冊大典是怎麼到的中國臺北呢？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放於上海的典籍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國使館聯繫，挑選部分善本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善本中有60冊《永樂大典》。在王重民等人共同努力下，1942年，這些書分裝102箱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後來，又將與德國漢堡大學通過圖書交換所得2冊彙入此批中，共計62冊。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臺灣，先存“中央圖書館”，後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產權仍歸國立北平圖書館。
《永樂大典》的海外回歸主要來自於前蘇聯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今德國）。其中1951、1954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繫圖書館和國立列寧圖書館分別將11冊和52冊歸還中國。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訪華，將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所藏3冊《永樂大典》贈還中央人民政府，後被撥交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收藏。
國內方面，魯迅、袁同禮、鄭振鐸等人對《永樂大典》入藏國家圖書館貢獻尤著。1909年8月5日，清學部奏請將內閣、翰林院僅存64冊《永樂大典》移送京師圖書館，由於這批書被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續未能馬上辦理。中華民國成立後，魯迅出任*社會教育司科科長，主管圖書館事務，他多次向陸潤庠索要，這批書終於1912年7月入藏京師圖書館。
袁同禮曾在1929—1948年間先後擔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館長。他是世界範圍內調查《永樂大典》存世卷目“人”。歷時十五年，足跡遍及美、英、德、奧等國，對流散國外的《永樂大典》進行調查、收集、復制，至1933年，證實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冊，基本摸清了海內外所存《永樂大典》的狀況，並在任內實現了大多數現存《永樂大典》的影像回歸，功績卓著。袁同禮還先後撰寫發表《永樂大典考》等文章，為後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原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對《永樂大典》的搜集整理尤其關心，對推動建國之初各界獻書獻寶熱潮起到了重要作濟、周叔弢捐贈《永樂大典》,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向我國歸還《永樂大典》等事宜,均由其經手並轉撥北京圖書館收藏。在其促使下，1951年8月,北京圖書館成功舉辦《永樂大典》展覽，極大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紛紛將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圖書館集中存藏。
《永樂大典》入藏國家圖書館後，曾先後進行過兩次較大規模修復。其中2002年開始的規模性修復，在“整舊如舊”原則指導下，國圖古籍修復師們創造性地采用了“掏補法”修補技術。即在不拆掉書皮和紙捻的情況下，將補紙按照書頁破損形狀撕好，塗上漿糊，撤去水分。之後借助竹啟子、鑷子等輔助工具，將補紙伸進折頁中間，對準破損部位，一點一點“掏”著修補。憑借修復人員扎實的技術功底、豐富的修復經驗，達到了預期的修復效果。為了更好地存放這一珍貴典籍，國家圖書館還為《永樂大典》專門制作了三個紫檀木櫃，櫃內設計成淺抽屜樣式，每個抽屜內可平放一冊大典。
2002年4月，國家圖書館舉辦《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來自中、美、英、法、俄等國的專家學者參會研討。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呼吁，將散藏世界各地的《永樂大典》彙集一編，仿真再版，得到了各地圖書館的響應。
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成立後，一直心繫海外《永樂大典》的回歸與再造。海外藏《永樂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項目陸續被納入“中華古籍保護計劃”“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截至目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已累計仿真影印出版海內外《永樂大典》233冊，約占現知總量的56%，包括大陸所藏164冊，海外5個國家13個收藏機構的69冊，使得這一珍貴古籍能夠化身千百，服務社會。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保護中華文化根脈做出了應有貢獻。
2014年12月20日，*總書記在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考察時，向澳門大學贈送了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印制出版的《永樂大典》仿真影印本，並現場簽名。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到“以史為鋻，開創未來”，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十四五”規劃首次將古籍和文物並列相提，指出要“加強文物和古籍保護研究利用”，突出了古籍的重要地位。
《永樂大典》記載著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知識體繫，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是中華古籍的經典代表，是貫徹落實*總書記關於文化建設指示精神的寶貴資源。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以《永樂大典》為代表的中華古籍對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等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