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袁枚(1716—1798),字子纔,號簡齋,一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屬浙江)。乾隆四年(1739)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發江南,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居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小倉山隨園。以後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陝西任職不到一年外,終生絕跡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詩壇,為性靈派領袖。著述甚豐,有《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子不語》、《隨園尺牘》、《隨園隨筆》等十來種。傳見《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書是清代影響*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瀋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於作者辭官後開始編撰,正編成書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成書於嘉慶年間。袁枚(1716—1798),字子纔,號簡齋,一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屬浙江)。乾隆四年(1739)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發江南,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居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小倉山隨園。以後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陝西任職不到一年外,終生絕跡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詩壇,為性靈派領袖。著述甚豐,有《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子不語》、《隨園尺牘》、《隨園隨筆》等十來種。傳見《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書是清代影響*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瀋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於作者辭官後開始編撰,正編成書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成書於嘉慶年間。
本書主要價值在於其所闡述的性靈說詩論。其涵義是從創作的主觀條件出發,強調創作主體必須具備真情、個性、詩纔三方面要素。性靈說的真情論主張:一、真情乃詩人創作的首要條件,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靈、真情。二、真情是詩歌所表現的主要內容,所謂“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詩的主要審美功能,所謂“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易感人也”(卷十),此論乃針砭瀋德潛的“詩教”說。性靈說的個性論主張:一、詩人須具個性,故稱“作詩,不可以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獨具的個性。二、藝術創作須有獨創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從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為著.”(卷六)三、反擬古、反格調:“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卷三),“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乙厭”(卷四),此說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後繼者瀋德潛。性靈說的詩纔論主張:一、詩人創作須具備特殊纔能。“性靈”的本義即指人靈智的本性,故亦稱靈性。袁枚論詩則有“筆性靈”、“筆性笨”之分。(見《補遺》卷二)“筆性靈”則有詩纔,乃針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而發的:“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卷四)二、詩人創作時產生靈感現像。首先,靈感降臨時詩人處於藝術思維的高潮,“興會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靈感持續時間甚短,不易把握,當“興會已過”,化“千萬力氣”亦不易再得。(見卷三)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賴妙”(《補遺》卷五);即使對素材提煉加工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像要生動、靈活、有趣。書申引證楊萬裡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像抒寫性靈。本書的精華在於“話”,而基礎卻在於“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面。
本書是清代影響*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瀋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於作者辭官後開始編撰,正編成書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成書於嘉慶年間。袁枚(1716—1798),字子纔,號簡齋,一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屬浙江)。乾隆四年(1739)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發江南,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居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小倉山隨園。以後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陝西任職不到一年外,終生絕跡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詩壇,為性靈派領袖。著述甚豐,有《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子不語》、《隨園尺牘》、《隨園隨筆》等十來種。傳見《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書是清代影響*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瀋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於作者辭官後開始編撰,正編成書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成書於嘉慶年間。
本書主要價值在於其所闡述的性靈說詩論。其涵義是從創作的主觀條件出發,強調創作主體必須具備真情、個性、詩纔三方面要素。性靈說的真情論主張:一、真情乃詩人創作的首要條件,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靈、真情。二、真情是詩歌所表現的主要內容,所謂“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詩的主要審美功能,所謂“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易感人也”(卷十),此論乃針砭瀋德潛的“詩教”說。性靈說的個性論主張:一、詩人須具個性,故稱“作詩,不可以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獨具的個性。二、藝術創作須有獨創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從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為著.”(卷六)三、反擬古、反格調:“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卷三),“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乙厭”(卷四),此說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後繼者瀋德潛。性靈說的詩纔論主張:一、詩人創作須具備特殊纔能。“性靈”的本義即指人靈智的本性,故亦稱靈性。袁枚論詩則有“筆性靈”、“筆性笨”之分。(見《補遺》卷二)“筆性靈”則有詩纔,乃針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而發的:“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卷四)二、詩人創作時產生靈感現像。首先,靈感降臨時詩人處於藝術思維的高潮,“興會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靈感持續時間甚短,不易把握,當“興會已過”,化“千萬力氣”亦不易再得。(見卷三)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賴妙”(《補遺》卷五);即使對素材提煉加工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像要生動、靈活、有趣。書申引證楊萬裡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像抒寫性靈。本書的精華在於“話”,而基礎卻在於“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