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依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的次序,選注韓愈詩一百餘首,約為其現存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1957年,錢仲聯先生於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此書,仿照宋人集解、間詁一類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論說,重新繫年編排,當年即獲好評。錢鍾書先生曾對此書提供一些意見,更推崇仲聯先生此書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此後學界贊譽聲不斷,肯定有嘉,迄今亦無更完整的善本。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再版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間也數度再版。本書考釋詳備,依年代排列詩作,有助於我們知人論世,從了解韓文公的生平入手,進而了解韓詩的內容、作法,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探究其“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以及如何醞釀出纔力充沛、想像雄奇、奇僻險奧的詩作風格。
在選注本書的過程中,選注者特別參考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李漢編《昌黎先生集》,此外還有明代蔣之翹注《唐韓昌黎集》、清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民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以及日本學者清水茂注《韓愈》(岩波書店1958年)、原田憲雄《韓愈》(集英社1965年)等書,據此做了些文字校釋和選取詩篇的工作。
韓詩的分期與主要內容
韓詩大致可分為三期,湯貴仁《韓愈詩選注·前言》的說法是:&ldqu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留下的不多,藝術上也還不夠成熟,但已顯示了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和五年(810)授河南縣令,是韓愈一生的中期。這個階段是韓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時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詩歌創作日趨成熟的時期。…&helli和六年(811)入京任職方員外郎至長慶四年(824)鼕逝世,是韓愈一生的後期。……這一時期,他躋身於上層統治集團,政治地位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詩歌寫作,除了堅持反對藩鎮割據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逐漸減弱,但也不乏較深刻的社會意義的篇章如《瀧吏》《華山女》《過鴻溝》等。”孫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與上述大同小異,但更能追探韓愈詩風轉換的原因:“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纔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著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別表現在詩和十年(815)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蘊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思想意識。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郁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爭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征。”
檢視湯、孫二人的說法,似以孫說為勝八年之前韓愈詩作太少,實難與後來比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貶陽山,內心憤慨不平,對其詩風的影響十分明顯和六年韓愈雖返京任職,但生活依然困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趨坦然自適。以此時為後期的分界,較合乎韓詩風格轉變的實際情形。羅宗強等《隋唐五代文學史》第六編第二章第五節《尚怪奇——韓愈的詩(二)》也說:“韓愈那些追求怪奇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和年間,此前他的詩風是以敘述寫實為主的。”此處肯定韓詩“怪奇”詩風出後期,故湯貴仁關於中期開始於&ldqu八年”的說法,不如孫昌武、羅宗強“貶陽山之後”的說法來得恰當;而其和年間的說法,則湯、孫、羅三書說法相近。
綜合上述說法,顯然韓愈一生仕途坎坷,勢必產生許多抒發個人怨憤的作品。他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帶給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戰爭帶給百姓的苦難也成為他詩歌的一大主題。如《齪齪》《歸彭城》寫東郡水災,《赴江陵途中》寫關中旱情,《宿曾江口示姪孫湘》寫三江水區百姓的困境,表現了對百姓的同情和“排雲上閶闔”“上陳人疾苦”的意願。又在《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中寫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無望,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長歌慟哭。《詠雪贈張籍》以委婉深沉的筆觸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團的不當作為。其他如《豐陵行》不滿皇帝葬儀的奢靡,《華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虛偽,《送靈師》抨擊迷信佛教的蠹國敗俗。這類詩作伴隨其一生,數量多,隻是晚年稍減而已。
韓愈詩文的雄奇怪變,既然深受一生際遇的影響,因此爭奇好勝不僅表現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內容,奇在境界。這一點可於描寫壯麗山河的歌詠看出,這一類詩作是韓詩中寫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錢仲聯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前言》中舉例說:“《南山詩》洋洋大篇,寫終南山全貌;《送惠師》《送靈師》《此日足可惜》《謁衡嶽廟》《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嶽陽樓別竇司直》《答張徹》《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寫天臺觀日、瞿塘遇險、黃河夜渡、霧後登嶽、湘山夜景、洞庭風浪、華山絕陘、太行瀑布的片斷,用雄偉瑰異的筆墨,在讀者面前展現了魅人的畫卷。”其實,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人跡罕至的古剎(《山石》),景像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其中《嶽陽樓別竇司直》以大筆重彩寫洞庭湖的洶湧波濤,善於描繪驚心動魄的奇異景像,以之襯托對時政的感慨和內心之不平。《山石》詩大筆淋漓,形像鮮明,而文意流暢,不見斧鑿痕跡,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韓愈詩作的第三大內容,應是一些敘瑣事、寫微物的短小詩篇,這類作品,刻畫事物形像生動,描繪情態體貼入微,於青壯年時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具有“一往清切,愈樸愈真,耐人吟諷”(方東樹《昭昧詹言》)的特點。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前言》舉例說:“《鄭群贈簟》《赤籐杖歌》贊頌了手工藝者的精制,《聽穎師彈琴》表現音樂的形像性和它強烈的感染力,都是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寫擊球打獵,而歸結到習戰殺賊的謀略,或兼喻賦詩作文的構思;《短燈檠歌》通過長檠短檠及有關人事的對照,表現了對世態炎涼的憤慨;《石鼓歌》刻劃斕斑古色的文物,隱含著對陋儒的嘲弄和對中朝大官的諷刺。”這些都是前人詩集中罕見的內容。他如《戲題牡丹》的朦矓隱約,《榴花》、《池上絮》的含蘊雋永,《閑遊》《獨釣》的清新細膩,《落齒》《杏花》《李花二首》《叉魚》《桃源圖》《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興,別有一番由小見大、追求悠閑生活的風味。韓愈晚年詩風轉變甚大,許多律絕明白流暢,不僅景物形像飽滿,生活態度也優裕自如,全無老氣橫秋的遲暮習氣。遊國恩等《新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九章節《韓孟詩派》說:“可惜前人對他這一類作品注意得不夠。”從中期至晚期,無論刻意錘煉,或是妙手偶得,韓詩皆有不同的藝術成就。
,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市西南)人。柳氏始祖可上溯至春秋時期魯國的展禽(柳下惠),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秦並天下,柳氏遷河東,始居解縣。
柳氏先祖多任朝官。入唐以堂高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後,死於高宗朝。高祖子夏,任徐州長史。曾祖從裕,任滄州清池令。祖察躬,任湖州德清令。父鎮,以文章垂名當世,天寶末,高第明經科。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後徙於吳。亂平,上書言事,擢右衛率府曹參軍。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出為夔州刺史。參敗,還,復侍御史,卒官。為人剛直,所交皆當世名人。
代宗大歷八年(773生於長安。由於先人多在外任官,柳氏早已遷離祖籍,在長安購置田產莊園,而五世祖楷以下,墳墓均在京兆萬年縣,長安可真正的故鄉。
四歲居長安西田廬中,父鎮奔喪赴吳,由母親盧氏教古賦十四首,皆能諷誦。嗜好音樂,嘗自學十年。十一歲起,隨父之官職而遊歷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增長見聞,開拓眼界。十二歲居夏口時,與楊憑女定婚。
五年(789十七歲,至京師求進士,未成。次年,舉進士,未第九年(793)二月,二十一歲,登進士第,同榜有劉禹錫等人。同年五月,父鎮卒於長安親仁裡居家守喪。
十四年(798二十六歲。是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繫為朝廷校勘整理圖書的官職,有機會飽覽群書,卻不能真正施展政治抱負。三年調任京兆藍田(在今陝西)縣尉,由近京畿的地方官做起,這算是一種磨十九年(803)因御史中丞李汶之自藍田調回朝廷,任監察御史裡行。同時有韓愈、劉禹錫、韓泰等,也因李汶引薦而拜為監察御史。從進入政治圈的核心,也和當時的名人俊彥建立深厚的情誼。關鍵的是他得到王叔文、韋執誼的賞識,成為其政治集團的骨干,同時也種下日後連遭貶謫的苦因。
二十一年(805三十三歲。這一年正月,德宗皇帝崩殂,順宗即位,永貞。深得順宗信任的王叔文被任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掌有大權。同時擢升韋執誼為宰相,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呂溫、韓泰、凌準、韓曄等人,都獲得重要職位。
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集團,不能說沒有政治理想與治績。在接掌大權之後,他們迅速推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除弊興利,期望做到利國利民。末,宦官權勢高漲,欺壓百姓,創“宮市”,以賤價強買百姓之物,巧取豪奪,百姓苦不堪言。王叔文集團大力廢止其,使百姓大悅。其他如免租稅、罷進獻、廢五坊小兒、出教坊女妓、降低專賣鹽價,乃至於收回宦官把持的兵權、藩鎮把持的財賦大權等,都是果敢明快之舉,史稱“永貞革新”。
但這場雷厲風行的政治革新,實際上隻維持了一百多天。王叔文得志自矜,亢傲以待異己,是其失敗的主因。在王叔文計劃奪取宦官兵權時,宦官俱文珍等也已結集同黨與保守派者,擁立皇太子監國。是年八月四日,保守派迫使病勢沉重的順宗退位,擁立太子李純繼位,即憲宗。憲宗繼位後,立即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次年賜死),王伾為開州司馬,韋執誼為崖州司馬為永州司馬,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等同被貶為各州司馬。這十位罪臣,史稱之為“二王八司馬”。
正值壯年遭此打擊,可說有志難伸,郁郁寡歡,也從此遠離政治核心,成為政治的邊緣人。當時的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仍屬南方荒涼偏僻之地。司馬一職,是個虛銜,既無職責也無官舍可住。朝廷論處其罪,還特別強調“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可見其處境的淒涼孤絕,令人同情。
被貶永州一共年至十年,806~815)。這期母親盧氏卒於永州,女兒和娘夭亡,摯友凌準、呂溫先後亡與韓愈多次書信往來,談詩論文;又與巽上人等僧徒交遊,開始鑽研佛理。而廣讀史書典籍、泛覽永州山水,排遣愁悶的方式。但他內心期望的,仍是得到朝廷的赦免,並早日調回京城,重新開始仕宦生涯。他曾經寫信給翰林學士蕭俛、李建,京兆許孟容等,向他們陳情,請求除罪移官。然而憲宗甚惡王叔文黨,保守派勢力強大,蕭、許等也不敢冒險進言,的希望一再落空。沉痛的心情,加上南方瘴癘為的身體也日益孱弱。他曾說:“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與李翰林建書》),真可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寄許京兆孟容書》),境況慘然。
在永州的日子,身心俱疲,苦不堪言。那渴望赦免還京的心聲,語調極其卑微可憐,使人可以想見古代社會知識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與苦痛。所幸,除了以屈原自比,仿《離騷》賦詩明志之外,“永州八記”更記心境上的轉變,使人們得以深刻認識這位文學家因痛苦而偉大的心靈。
當時劉禹錫被授為播州刺以播州(今貴州遵義市)地遠,禹錫母老不能遠行,自請以柳易播。此事經中丞裴度力諫,憲宗終於首肯,改授禹錫連州(在今廣東省這番誠懇的友情,相當令人感動,由此也實乃性情中人。啟程赴柳州,禹錫一路偕行,到湘水邊兩人纔賦詩分別,詩雲:“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詞情剴切,隱含無奈與辛酸。
在柳州前後五年,後死於任上,得年四十和十四年(819)十月(或說十一月)。在這五年的健康耗損更大,甚至一度感染霍亂。親友方面來此地讀書的堂弟宗直病逝,宗一也離別而所撫養的甥女崔璦病卒,次姊婿裴墐、嶽父楊憑也先後亡故。這些都十分傷感。所幸與賈鵬山人、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使其於佛理更為通透了悟,而遨遊山水、蒔花植木,也稍稍慰解其困頓的心靈。因此,其柳州時期的詩文在情調意境上,就比永州時期較為疏朗平淡,顯自我調適的心理過程。
病重時,嘗留書給好友劉禹錫、韓愈,安排自己去世後子女的撫養問題及編纂文集諸有子、女各二人,長子周六,當時隻有四歲,次子周七為遺腹卒後所被貶永、柳州時,頗掛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後嗣。因為原配楊氏早亡(亡於婚後四年,時年二十三歲),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屢屢以“茕茕孤立,未有子息”為念,希望能夠北遷,以便“就婚娶,求胤嗣”似乎未正式續弦。周六、周七可能是側室所生,周七據說由韓愈撫養。柳氏一支至此,可說家道衰落,令人不勝唏卒後,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始歸葬於京兆萬年縣祖墳。繫由舅弟盧遵治其喪事,桂管觀察使裴立行資助歸葬,韓愈為其作墓志銘。文集則由劉禹錫編纂而成,題為《河東先生集》。
的文學成就
作品類型繁多,包括詩歌、辭賦、寓言、論、說、傳、山水記等各種體裁。而歷代學者看重在議論方面的長纔,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此等精神形諸辭章,便構成其“雄深雅健”的文筆風格,其作品在思想層面、篇章結構、字句鍛煉等方面,都有大家風範。綜合學者所文學作品的優越成就有下列幾點:
(一)思想深廣,統合儒熟讀經史諸子,以儒家思想為根本,又兼學佛理,這和韓愈的排佛極為不同,但也更顯思想的活潑自尊崇儒家學說,而他的《天說》《天爵論》《封建論》等文章,卻重新釐清了歷來儒家的“天人合一”“聖人之道”的觀念,主張“以人為本”“順人之意”。這和傳統以及當時儒者的看法頗有出入,然以今觀之,卻相當具有自然哲學的概念,同時也較符合民主、民權的政治思想,和儒家的“仁政愛民”並不違強調仁政愛民,還可以從《捕蛇者說》等雜文看出,在這類作品每每借著庶民百姓指陳苛政,揭露社會的弊端,充分顯露出其仁民愛物的胸懷。
在佛教思想方面,唐代文人與僧徒多有往來,特別是中唐以後,文人學佛修禪,蔚為風尚。為了佛還曾經與韓愈辯論一接觸佛教,殆有家庭背景淵源,但他流放永州、柳州,則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習佛不僅使他調整了心態,從自怨自艾轉為“樂住山林”,體會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啟示與舒適,同時對他的創作也多有助益。他的詩歌,含有佛理禪機,寓言作品則無疑受到了佛經譬喻故事的啟迪,類此,都使其文學思想更加深刻,也顯示了文學和佛學結合的效益。
(二)文章結構謹嚴,講究修思慮縝密,故為文極重篇章結構,用字遣詞皆能與文章主旨相應。譬如其短篇議論,習用三段論的結構形式,即由立案、駁辯而至斷案,論之鑿鑿,鏗鏘有力。又如《封建論》以“勢”字貫穿呼應,《捕蛇者說》以“毒”字連貫全文,《始得西山宴遊記》以“始”字前後呼應,可見其鍛煉的功夫,也能夠運用變化,形成獨特風格。自韓愈稱贊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以來,歷代古文家也多贊美有加,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首:“季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鬥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峰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巉岩崱屴,若遊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之文也。”劉熙載《藝概》:“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陳衍《石遺室論文》:“桐城人號稱能文者,皆揚韓抑柳。望溪訾之甚,惜抱則微詞,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數端:出筆遣辭,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識見頗不由人,三也;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此五者,頗為昌黎所短。”
由上引可知,一般都以韓柳並稱,但桐城派古文家則較欣賞韓愈,不過茅坤仍然的特點,以為各有所長。而陳衍則,並舉出五點勝過韓愈之處。由第二、三則資料,更可古文筆法的奇峻,確有過人之處。
(三)寓言深刻,傳記生的寓言作品,由於主題深刻,比喻生動,十分膾炙人口。此類作品,古代《莊子》《孟子》早已有秉此精神,再加上佛經譬喻故事的啟發,更將寓言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名篇如《黔之驢》,借“黔驢技窮”以諷刺虛張聲勢的人,篇中描摹老虎與驢的神情心態,更是細膩傳神。這些寓言作品,不僅在寫作技巧上較先秦時代的寓言故事更成熟進步,在主題思想上,更能夠發揮諷喻現實、提示人生哲理的作的寓言作品,當是中國寓言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環。
廣義的傳記可包括:墓志、行狀、碑傳的文集中,約有七十多篇此類作品。但此類作品大多繫應酬人情之作,為達官貴人作傳,少見精彩的描述。倒是像《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這類頗似傳奇小說的作品,更引人入勝。這些作品的主角,皆是平民百姓,名不見經傳用生花妙筆,為我們呈現出這些獨特的人物形像。傳記以記敘為主或議論或抒情,甚至借題寓意,諸多技巧合用,反而創造出傳記的變體,使傳記更平易近人,也更能凸顯作傳者自己的心聲。這一點不可忽視的文學成就。
(四)山水遊記,照耀古今。山水遊作品中尤為突出的一類,對中國遊記文學的發展起著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這類作品大多作於貶官之後的永州、柳州時期,“永州八記”尤可稱為個中。“永州八記”諸篇的寫作特點是:精心描繪各地優美景色,且能凸顯各處特有的風貌;而在客觀的描述山水之中,寄寓個人主觀情感,更是前人少有的作運用得相當圓熟自如。篇幅短小,文筆簡潔,也是一大特色。這顯對語言的錘煉之功,以及布局謀篇的獨運匠心。在永借遊覽山水以抒發郁悶,而荒僻的永州山水亦因之而揚名後世,可謂相得益彰。試引述古文家對其山水遊記的評賞,以明其成就:
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五《復王旸谷乞文書》:“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鈷、愚溪間,故得以恣其盤溪邃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為文。”《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八《復陳五嶽方伯書》:“僕平生覽古之善記佳山水,惟柳子厚為。雖奇崛如韓昌黎,當讓一步。《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三:“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孔正叔楷園文集敘》:“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鈷潭西小丘、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嶽、五丘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四《遊雁蕩記》:“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林紓《柳文研究法》:“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凡記亭臺山水,有經巨人長德,營構題詠遊涉之處,則後來為之記者,殊易為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闢之區,必待糞除,其勝始出。是永州諸勝,均繫諸公之一言,則非極力描摹,山容水態,亦不易流傳於藝苑。集中諸文皆佳,而山水之記尤為精絕。雖大同小異,然各有經營。韓公猶望而卻步,何論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