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依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的次序，選注韓愈詩一百餘首，約為其現存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1957年，錢仲聯先生於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此書，仿照宋人集解、間詁一類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論說，重新繫年編排，當年即獲好評。錢鍾書先生曾對此書提供一些意見，更推崇仲聯先生此書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此後學界贊譽聲不斷，肯定有嘉，迄今亦無更完整的善本。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再版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間也數度再版。本書考釋詳備，依年代排列詩作，有助於我們知人論世，從了解韓文公的生平入手，進而了解韓詩的內容、作法，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探究其“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以及如何醞釀出纔力充沛、想像雄奇、奇僻險奧的詩作風格。
在選注本書的過程中，選注者特別參考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李漢編《昌黎先生集》，此外還有明代蔣之翹注《唐韓昌黎集》、清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民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以及日本學者清水茂注《韓愈》（岩波書店1958年）、原田憲雄《韓愈》（集英社1965年）等書，據此做了些文字校釋和選取詩篇的工作。
韓詩的分期與主要內容
韓詩大致可分為三期，湯貴仁《韓愈詩選注·前言》的說法是：&ldqu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留下的不多，藝術上也還不夠成熟，但已顯示了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和五年（810）授河南縣令，是韓愈一生的中期。這個階段是韓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時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詩歌創作日趨成熟的時期。…&helli和六年（811）入京任職方員外郎至長慶四年（824）鼕逝世，是韓愈一生的後期。……這一時期，他躋身於上層統治集團，政治地位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詩歌寫作，除了堅持反對藩鎮割據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逐漸減弱，但也不乏較深刻的社會意義的篇章如《瀧吏》《華山女》《過鴻溝》等。”孫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與上述大同小異，但更能追探韓愈詩風轉換的原因：“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纔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著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別表現在詩和十年（815）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蘊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思想意識。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郁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爭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征。”
檢視湯、孫二人的說法，似以孫說為勝八年之前韓愈詩作太少，實難與後來比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貶陽山，內心憤慨不平，對其詩風的影響十分明顯和六年韓愈雖返京任職，但生活依然困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趨坦然自適。以此時為後期的分界，較合乎韓詩風格轉變的實際情形。羅宗強等《隋唐五代文學史》第六編第二章第五節《尚怪奇——韓愈的詩（二）》也說：“韓愈那些追求怪奇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和年間，此前他的詩風是以敘述寫實為主的。”此處肯定韓詩“怪奇”詩風出後期，故湯貴仁關於中期開始於&ldqu八年”的說法，不如孫昌武、羅宗強“貶陽山之後”的說法來得恰當；而其和年間的說法，則湯、孫、羅三書說法相近。
綜合上述說法，顯然韓愈一生仕途坎坷，勢必產生許多抒發個人怨憤的作品。他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帶給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戰爭帶給百姓的苦難也成為他詩歌的一大主題。如《齪齪》《歸彭城》寫東郡水災，《赴江陵途中》寫關中旱情，《宿曾江口示姪孫湘》寫三江水區百姓的困境，表現了對百姓的同情和“排雲上閶闔”“上陳人疾苦”的意願。又在《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中寫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無望，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長歌慟哭。《詠雪贈張籍》以委婉深沉的筆觸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團的不當作為。其他如《豐陵行》不滿皇帝葬儀的奢靡，《華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虛偽，《送靈師》抨擊迷信佛教的蠹國敗俗。這類詩作伴隨其一生，數量多，隻是晚年稍減而已。
韓愈詩文的雄奇怪變，既然深受一生際遇的影響，因此爭奇好勝不僅表現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內容，奇在境界。這一點可於描寫壯麗山河的歌詠看出，這一類詩作是韓詩中寫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錢仲聯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前言》中舉例說：“《南山詩》洋洋大篇，寫終南山全貌；《送惠師》《送靈師》《此日足可惜》《謁衡嶽廟》《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嶽陽樓別竇司直》《答張徹》《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寫天臺觀日、瞿塘遇險、黃河夜渡、霧後登嶽、湘山夜景、洞庭風浪、華山絕陘、太行瀑布的片斷，用雄偉瑰異的筆墨，在讀者面前展現了魅人的畫卷。”其實，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人跡罕至的古剎（《山石》），景像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其中《嶽陽樓別竇司直》以大筆重彩寫洞庭湖的洶湧波濤，善於描繪驚心動魄的奇異景像，以之襯托對時政的感慨和內心之不平。《山石》詩大筆淋漓，形像鮮明，而文意流暢，不見斧鑿痕跡，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韓愈詩作的第三大內容，應是一些敘瑣事、寫微物的短小詩篇，這類作品，刻畫事物形像生動，描繪情態體貼入微，於青壯年時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具有“一往清切，愈樸愈真，耐人吟諷”（方東樹《昭昧詹言》）的特點。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前言》舉例說：“《鄭群贈簟》《赤籐杖歌》贊頌了手工藝者的精制，《聽穎師彈琴》表現音樂的形像性和它強烈的感染力，都是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寫擊球打獵，而歸結到習戰殺賊的謀略，或兼喻賦詩作文的構思；《短燈檠歌》通過長檠短檠及有關人事的對照，表現了對世態炎涼的憤慨；《石鼓歌》刻劃斕斑古色的文物，隱含著對陋儒的嘲弄和對中朝大官的諷刺。”這些都是前人詩集中罕見的內容。他如《戲題牡丹》的朦矓隱約，《榴花》、《池上絮》的含蘊雋永，《閑遊》《獨釣》的清新細膩，《落齒》《杏花》《李花二首》《叉魚》《桃源圖》《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興，別有一番由小見大、追求悠閑生活的風味。韓愈晚年詩風轉變甚大，許多律絕明白流暢，不僅景物形像飽滿，生活態度也優裕自如，全無老氣橫秋的遲暮習氣。遊國恩等《新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九章節《韓孟詩派》說：“可惜前人對他這一類作品注意得不夠。”從中期至晚期，無論刻意錘煉，或是妙手偶得，韓詩皆有不同的藝術成就。
，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市西南）人。柳氏始祖可上溯至春秋時期魯國的展禽（柳下惠），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秦並天下，柳氏遷河東，始居解縣。
柳氏先祖多任朝官。入唐以堂高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後，死於高宗朝。高祖子夏，任徐州長史。曾祖從裕，任滄州清池令。祖察躬，任湖州德清令。父鎮，以文章垂名當世，天寶末，高第明經科。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後徙於吳。亂平，上書言事，擢右衛率府曹參軍。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出為夔州刺史。參敗，還，復侍御史，卒官。為人剛直，所交皆當世名人。
代宗大歷八年（773生於長安。由於先人多在外任官，柳氏早已遷離祖籍，在長安購置田產莊園，而五世祖楷以下，墳墓均在京兆萬年縣，長安可真正的故鄉。
四歲居長安西田廬中，父鎮奔喪赴吳，由母親盧氏教古賦十四首，皆能諷誦。嗜好音樂，嘗自學十年。十一歲起，隨父之官職而遊歷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增長見聞，開拓眼界。十二歲居夏口時，與楊憑女定婚。
五年（789十七歲，至京師求進士，未成。次年，舉進士，未第九年（793）二月，二十一歲，登進士第，同榜有劉禹錫等人。同年五月，父鎮卒於長安親仁裡居家守喪。
十四年（798二十六歲。是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繫為朝廷校勘整理圖書的官職，有機會飽覽群書，卻不能真正施展政治抱負。三年調任京兆藍田（在今陝西）縣尉，由近京畿的地方官做起，這算是一種磨十九年（803）因御史中丞李汶之自藍田調回朝廷，任監察御史裡行。同時有韓愈、劉禹錫、韓泰等，也因李汶引薦而拜為監察御史。從進入政治圈的核心，也和當時的名人俊彥建立深厚的情誼。關鍵的是他得到王叔文、韋執誼的賞識，成為其政治集團的骨干，同時也種下日後連遭貶謫的苦因。
二十一年（805三十三歲。這一年正月，德宗皇帝崩殂，順宗即位，永貞。深得順宗信任的王叔文被任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掌有大權。同時擢升韋執誼為宰相，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呂溫、韓泰、凌準、韓曄等人，都獲得重要職位。
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集團，不能說沒有政治理想與治績。在接掌大權之後，他們迅速推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除弊興利，期望做到利國利民。末，宦官權勢高漲，欺壓百姓，創“宮市”，以賤價強買百姓之物，巧取豪奪，百姓苦不堪言。王叔文集團大力廢止其，使百姓大悅。其他如免租稅、罷進獻、廢五坊小兒、出教坊女妓、降低專賣鹽價，乃至於收回宦官把持的兵權、藩鎮把持的財賦大權等，都是果敢明快之舉，史稱“永貞革新”。
但這場雷厲風行的政治革新，實際上隻維持了一百多天。王叔文得志自矜，亢傲以待異己，是其失敗的主因。在王叔文計劃奪取宦官兵權時，宦官俱文珍等也已結集同黨與保守派者，擁立皇太子監國。是年八月四日，保守派迫使病勢沉重的順宗退位，擁立太子李純繼位，即憲宗。憲宗繼位後，立即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次年賜死），王伾為開州司馬，韋執誼為崖州司馬為永州司馬，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等同被貶為各州司馬。這十位罪臣，史稱之為“二王八司馬”。
正值壯年遭此打擊，可說有志難伸，郁郁寡歡，也從此遠離政治核心，成為政治的邊緣人。當時的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仍屬南方荒涼偏僻之地。司馬一職，是個虛銜，既無職責也無官舍可住。朝廷論處其罪，還特別強調“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可見其處境的淒涼孤絕，令人同情。
被貶永州一共年至十年，806～815）。這期母親盧氏卒於永州，女兒和娘夭亡，摯友凌準、呂溫先後亡與韓愈多次書信往來，談詩論文；又與巽上人等僧徒交遊，開始鑽研佛理。而廣讀史書典籍、泛覽永州山水，排遣愁悶的方式。但他內心期望的，仍是得到朝廷的赦免，並早日調回京城，重新開始仕宦生涯。他曾經寫信給翰林學士蕭俛、李建，京兆許孟容等，向他們陳情，請求除罪移官。然而憲宗甚惡王叔文黨，保守派勢力強大，蕭、許等也不敢冒險進言，的希望一再落空。沉痛的心情，加上南方瘴癘為的身體也日益孱弱。他曾說：“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與李翰林建書》），真可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寄許京兆孟容書》），境況慘然。
在永州的日子，身心俱疲，苦不堪言。那渴望赦免還京的心聲，語調極其卑微可憐，使人可以想見古代社會知識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與苦痛。所幸，除了以屈原自比，仿《離騷》賦詩明志之外，“永州八記”更記心境上的轉變，使人們得以深刻認識這位文學家因痛苦而偉大的心靈。
當時劉禹錫被授為播州刺以播州（今貴州遵義市）地遠，禹錫母老不能遠行，自請以柳易播。此事經中丞裴度力諫，憲宗終於首肯，改授禹錫連州（在今廣東省這番誠懇的友情，相當令人感動，由此也實乃性情中人。啟程赴柳州，禹錫一路偕行，到湘水邊兩人纔賦詩分別，詩雲：“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詞情剴切，隱含無奈與辛酸。
在柳州前後五年，後死於任上，得年四十和十四年（819）十月（或說十一月）。在這五年的健康耗損更大，甚至一度感染霍亂。親友方面來此地讀書的堂弟宗直病逝，宗一也離別而所撫養的甥女崔璦病卒，次姊婿裴墐、嶽父楊憑也先後亡故。這些都十分傷感。所幸與賈鵬山人、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使其於佛理更為通透了悟，而遨遊山水、蒔花植木，也稍稍慰解其困頓的心靈。因此，其柳州時期的詩文在情調意境上，就比永州時期較為疏朗平淡，顯自我調適的心理過程。
病重時，嘗留書給好友劉禹錫、韓愈，安排自己去世後子女的撫養問題及編纂文集諸有子、女各二人，長子周六，當時隻有四歲，次子周七為遺腹卒後所被貶永、柳州時，頗掛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後嗣。因為原配楊氏早亡（亡於婚後四年，時年二十三歲），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屢屢以“茕茕孤立，未有子息”為念，希望能夠北遷，以便“就婚娶，求胤嗣”似乎未正式續弦。周六、周七可能是側室所生，周七據說由韓愈撫養。柳氏一支至此，可說家道衰落，令人不勝唏卒後，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始歸葬於京兆萬年縣祖墳。繫由舅弟盧遵治其喪事，桂管觀察使裴立行資助歸葬，韓愈為其作墓志銘。文集則由劉禹錫編纂而成，題為《河東先生集》。
的文學成就
作品類型繁多，包括詩歌、辭賦、寓言、論、說、傳、山水記等各種體裁。而歷代學者看重在議論方面的長纔，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此等精神形諸辭章，便構成其“雄深雅健”的文筆風格，其作品在思想層面、篇章結構、字句鍛煉等方面，都有大家風範。綜合學者所文學作品的優越成就有下列幾點：
（一）思想深廣，統合儒熟讀經史諸子，以儒家思想為根本，又兼學佛理，這和韓愈的排佛極為不同，但也更顯思想的活潑自尊崇儒家學說，而他的《天說》《天爵論》《封建論》等文章，卻重新釐清了歷來儒家的“天人合一”“聖人之道”的觀念，主張“以人為本”“順人之意”。這和傳統以及當時儒者的看法頗有出入，然以今觀之，卻相當具有自然哲學的概念，同時也較符合民主、民權的政治思想，和儒家的“仁政愛民”並不違強調仁政愛民，還可以從《捕蛇者說》等雜文看出，在這類作品每每借著庶民百姓指陳苛政，揭露社會的弊端，充分顯露出其仁民愛物的胸懷。
在佛教思想方面，唐代文人與僧徒多有往來，特別是中唐以後，文人學佛修禪，蔚為風尚。為了佛還曾經與韓愈辯論一接觸佛教，殆有家庭背景淵源，但他流放永州、柳州，則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習佛不僅使他調整了心態，從自怨自艾轉為“樂住山林”，體會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啟示與舒適，同時對他的創作也多有助益。他的詩歌，含有佛理禪機，寓言作品則無疑受到了佛經譬喻故事的啟迪，類此，都使其文學思想更加深刻，也顯示了文學和佛學結合的效益。
（二）文章結構謹嚴，講究修思慮縝密，故為文極重篇章結構，用字遣詞皆能與文章主旨相應。譬如其短篇議論，習用三段論的結構形式，即由立案、駁辯而至斷案，論之鑿鑿，鏗鏘有力。又如《封建論》以“勢”字貫穿呼應，《捕蛇者說》以“毒”字連貫全文，《始得西山宴遊記》以“始”字前後呼應，可見其鍛煉的功夫，也能夠運用變化，形成獨特風格。自韓愈稱贊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以來，歷代古文家也多贊美有加，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首：“季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鬥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峰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巉岩崱屴，若遊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之文也。”劉熙載《藝概》：“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陳衍《石遺室論文》：“桐城人號稱能文者，皆揚韓抑柳。望溪訾之甚，惜抱則微詞，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數端：出筆遣辭，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識見頗不由人，三也；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此五者，頗為昌黎所短。”
由上引可知，一般都以韓柳並稱，但桐城派古文家則較欣賞韓愈，不過茅坤仍然的特點，以為各有所長。而陳衍則，並舉出五點勝過韓愈之處。由第二、三則資料，更可古文筆法的奇峻，確有過人之處。
（三）寓言深刻，傳記生的寓言作品，由於主題深刻，比喻生動，十分膾炙人口。此類作品，古代《莊子》《孟子》早已有秉此精神，再加上佛經譬喻故事的啟發，更將寓言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名篇如《黔之驢》，借“黔驢技窮”以諷刺虛張聲勢的人，篇中描摹老虎與驢的神情心態，更是細膩傳神。這些寓言作品，不僅在寫作技巧上較先秦時代的寓言故事更成熟進步，在主題思想上，更能夠發揮諷喻現實、提示人生哲理的作的寓言作品，當是中國寓言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環。
廣義的傳記可包括：墓志、行狀、碑傳的文集中，約有七十多篇此類作品。但此類作品大多繫應酬人情之作，為達官貴人作傳，少見精彩的描述。倒是像《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這類頗似傳奇小說的作品，更引人入勝。這些作品的主角，皆是平民百姓，名不見經傳用生花妙筆，為我們呈現出這些獨特的人物形像。傳記以記敘為主或議論或抒情，甚至借題寓意，諸多技巧合用，反而創造出傳記的變體，使傳記更平易近人，也更能凸顯作傳者自己的心聲。這一點不可忽視的文學成就。
（四）山水遊記，照耀古今。山水遊作品中尤為突出的一類，對中國遊記文學的發展起著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這類作品大多作於貶官之後的永州、柳州時期，“永州八記”尤可稱為個中。“永州八記”諸篇的寫作特點是：精心描繪各地優美景色，且能凸顯各處特有的風貌；而在客觀的描述山水之中，寄寓個人主觀情感，更是前人少有的作運用得相當圓熟自如。篇幅短小，文筆簡潔，也是一大特色。這顯對語言的錘煉之功，以及布局謀篇的獨運匠心。在永借遊覽山水以抒發郁悶，而荒僻的永州山水亦因之而揚名後世，可謂相得益彰。試引述古文家對其山水遊記的評賞，以明其成就：
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五《復王旸谷乞文書》：“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鈷、愚溪間，故得以恣其盤溪邃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為文。”《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八《復陳五嶽方伯書》：“僕平生覽古之善記佳山水，惟柳子厚為。雖奇崛如韓昌黎，當讓一步。《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三：“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孔正叔楷園文集敘》：“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鈷潭西小丘、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嶽、五丘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四《遊雁蕩記》：“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林紓《柳文研究法》：“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凡記亭臺山水，有經巨人長德，營構題詠遊涉之處，則後來為之記者，殊易為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闢之區，必待糞除，其勝始出。是永州諸勝，均繫諸公之一言，則非極力描摹，山容水態，亦不易流傳於藝苑。集中諸文皆佳，而山水之記尤為精絕。雖大同小異，然各有經營。韓公猶望而卻步，何論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