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武功集  卷一

  蒙學稿

  君師論

  文武論前

  文武論後

  寬猛辯前言

武功集  卷一

  蒙學稿

  君師論

  文武論前

  文武論後

  寬猛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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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遊賦

  靜齋記

  送翁孟學序

  朱氏昆季字序

  瀋麟字說

  玉山說

  記林泉靜翫圖詩後

  竹泉山房後記

  跋訥庵清玩卷

  與人觀文書

  制縱論

  諫說

……

武功集  卷二

武功集  卷三

武功集  卷四

武功集  卷五

天全翁集  卷一

天全翁集  卷二

天全翁集  卷三

天全翁集  卷四

天全翁集  卷五

附錄

徐有貞（1407-1472），原名玉，吳縣（今蘇州）長洲鳳凰鄉吉祥裡人。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爆發，徐有貞倡議都城遷南京而遭致朝野非議，隨之在正統、景泰年間仕途蹭蹬，在大學士陳循授意下改“珵”作“有貞”。據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十“徐有貞”條載：“（景泰）二年，（徐）珵因屢薦不允，一日爲陳循推命，侑以玉帶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乃教珵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卽更名。”可知，徐有貞更名當在景泰二年（1451）。

由吳寬《耕隠翁墓表》與《天全先生徐公行狀》知，徐有貞曾祖徐文貞、祖徐子復、父徐孟聲均不顯仕宦；其有兄弟三人，排行第二。長兄為松庵府君，名字不詳；三弟徐有僅，因父母早喪，徐有賢放棄科試，專力於農商，苦心經營而家業豐贍。

徐有貞自幼便秀異穎脫，十二三歲入小學，熟諳古文辭，秀出班行。轉從名儒吳訥問學，後經由吳訥推薦，從國子祭酒胡儼受舉子業。吳訥精通小學、文史、刑法之學，胡儼擅長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學，這對徐有貞立足儒業、涉獵博通的治學特點具有直接影響。宣德七年（1432），徐有貞中順天府鄉試。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九“宣德癸丑科”錄“徐有貞武功集八卷”，注：“榜名玉，宛平籍，吳縣人。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封武功伯。”可知，徐有貞當為占籍宛平而中式。宣德八年（1433），徐有貞進士及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因對策卓異而授史館編修。

正統初，徐有貞與修《宣宗實錄》、《玉牒》，遷為經筵侍講。正統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率部反叛，英宗輕率親征，同年八月被俘於土木堡。於謙主持軍政，派遣文臣以監察御使身份分守各地，並組織當地軍民勤王。徐有貞被委派至河南，先綏撫治所彰德的山中流民數萬人，對其加以軍事訓練，以作勤王之用；又於湯陰祭祀嶽飛墓，為之建立祠堂，撰制《精忠廟碑》，以激發當地軍民勤王的士氣。也先敗退後，由於郕王朱祁鈺已在英宗被俘期間登基，是為景帝，英宗遂遜位為太上皇。隨之，徐有貞召還，治績為分遣各地文臣之首。

景泰二年（1451），徐有貞升爲春坊諭德。當時黃河至山東沙灣段決堤，漕運不通，為患多年。景泰四年（1453）十月十一日，商輅以徐有貞熟知水利，薦舉其為都察院右僉事都御史，使赴山東治理水患。到達張秋後，徐有貞廣泛巡訪民情，親自勘察水患區的徑流分佈及其源流走向，制定了詳密的治水方案。鑒於此前多年治水兵民已疲敝不堪，他分批漸次遣返勞工回家，與之約定來年開工日期，以使之得到充分休整。經過近兩年的治理，徐有貞除修築堤壩抗洪防災外，主要疏浚由張秋金隄至濮陽泊、博陵陂、沙河、東西影塘、白嶺灣、竹口蓮花池、大瀦潭等水道，以聯通黃河自範濮、澶淵、河沁而來的水路，其將所築之渠命名為“通濟渠”，並建立“通源閘”八道，以調節水勢。經其疏導，黃河之水改由沙灣改行距其十二裡的張秋，自此與臨清、濟寧的水路貫通，漕運也得以恢復，並惠及兩岸農田灌溉。治水期間，徐有貞還拜祭曲阜、鄒嶧的孔孟祠堂，治水功成，徐有貞返朝，上書恢復並擴大孔孟祠堂多被侵佔的祭田規模，並分配佃戶耕種，以供日常祭祀之需。徐有貞後於景泰六年（1455）撰制《大明賜復顏、孟廟田之碑》，以旌揚孔教。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染病，罷朝數日。正月十一日，已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徐有貞與左都御史蕭維禎開始謀劃冊立皇儲之事，召集石亨、張輗、張軏、於謙、王文、胡濙、楊善以及文武群僚等於左掖門商議封事起草事宜。十三日，景帝傳旨禁止討論立儲，聲稱十七日將早朝。同日，群臣聯名請求立儲。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則意圖輔助英宗復闢，經過多日密謀，十七日，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借口邊事緊急，徵調城外軍馬三千多人入宮，全城戒嚴，當夜起事。徐有貞等人擁立英宗即位，以迎立襄王朱瞻墡的罪名逮捕於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範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等人。英宗本欲原宥於謙，徐有貞堅稱“不殺於謙，今日之事無名”，終以“雖無顯跡，意有之”（清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巻三十五“南宮復闢”）為據，將於謙、王文等人棄市。英宗復闢後，徐有貞官拜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爵武功伯，恩祿榮顯，位極人臣。然而，其一手製造的於謙等人冤獄亦引起朝野側目，是為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污點。

年（1457），徐有貞執掌權柄後，多次拒絕曹吉祥、石亨等人的非分請託，支持楊瑄等十七御史對曹、石侵奪民田諸事的彈劾，終致使與曹、石二人的短暫結盟破裂。曹、石二人不斷進讒，製造李秉彝危語誹謗朝政案，誣陷徐有貞為幕後主使，逮捕其家人及屬吏馬士權，並嚴加刑訊。英宗本將徐有貞貶為廣東左參政，曹、石二人又羅織罪名，誣告徐有貞謀反，英宗遂褫奪其官爵，將其流放至雲南金齒。在金齒期間，徐有貞於“鎮南寓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明祝允明《成化間蘇材小纂》“簪纓纂一·武功徐公”條）。四年後，英宗將其放歸吳中田裡。

天順四年（1460），石亨罷免，坐其姪石彪謀反被賜死；次年，曹吉祥意圖篡廢而被誅。徐有貞歸鄉後，慶倖幾經危難而終得保全，因自號“天全翁”。徐有貞當時隻有五十餘歲，“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明王世貞撰《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八十八 “文部·史傳·徐有貞”條年（1465），憲宗朱見深僅賜其章服，朝中更無為其推轂者。徐有貞亦自知飽受是非公義的詬病而難被敘用，於是放情山水，與祝顥、劉鈺、瀋周、夏昶、杜瓊、施堯卿、陳孟賢、陳孟英、劉廣洋等致仕鄉賢組成詩社，“登臨山水為適，不駕官船，惟服巾野服而已。所至名山盛境，賦詠竟日忘倦，或填詞曲以侑觴”。（明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徐有貞家境優渥，其晚年手札中就不乏“田事、租事及放米事”，（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録》明名人尺牘冊”）這也是其恣情遊衍的基礎。成化八年（1472）七月十五日，徐有貞病卒，享年六十六歲。

徐有貞一生學以致用卻頗雑陰陽方技，斥逐閹宦又黨同伐異，摽榜忠義而投機儌寵，立志廊廟復寄意山林，一如王世貞所言：“辱以榮伏，毀繇名致。瑕瑜千載，矛盾一世。”（《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巻一百四十六“文部·徐有貞像賛”）王氏之說，洵為的論。

二

徐有貞政治人格思想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即為“真儒”二字。其《文武前論》說：“予固學儒者也，懼無以自靖，且欲得吾儒者之舉真儒。”《文武後論》亦說：“吾之所謂儒者，蓋真儒也。腐儒非儒，又烏足道耶？故曰：欲得天下之全纔，必得真儒而後可。”徐有貞的“真儒”理想具有文武合用、兼濟天下的強烈指向，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風後、力牧、臯陶、伯益、伊尹、萊朱師、尚父、周公旦、孔子、範仲淹等古今聖王賢者則是其崇奉的“真儒”楷模。他認為經術為儒者立身之本，研習經業則須以經濟天下、建立功業為目標，有了功業自然就有名利，而不是相反。其《嘉定縣儒學科第題名記》說：“維夫經術，所以經濟天下之具也。士必用乎經術而後經濟乎天下，譬則梓人之必用乎規矩，而後可以經營乎宮室也。宮室完而功歸乎梓人，天下治，功歸乎士。功之所在，名之所在也。”因此，徐有貞更看重惠及後世的不朽之名，而非榮耀當時、死後無聞的一時之名，其《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就說：“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他反對將“儒”片面的理解為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學者，在其看來這隻是“腐儒”；他也反對將文、武兩種本來在古今聖王賢者身上合二為一的屬性剝裂開來的世俗之見，所謂“今也文不知武，武不知文，天下之人各尚其所好以自傳於二者之習，呻吟呫嗶、詡詡弄筆者，則自謂之文。跳梁搏攫、蹶蹶而馳者，則自謂之武。彼為是者，固可笑矣。而所謂儒者，又徒矻矻自守於章句之末而不復識其所謂文、武者焉在。問之，則反以為此非我所學”。（《文武前論》）正因如此，徐有貞在任史館編修期間，專攻天官、地理、考古、軍旅、刑獄、水利等實用之學，自稱：“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吳寬《天全先生徐公行狀》）土木堡之變發生之前，他就居安思危，預見西北邊患的嚴峻性，上奏《條議五事疏》、《戰備五事》等數千言要求加強邊防軍備，受到英宗嘉獎。“奪門之變”成功後，身兼兵部尚書與翰林院學士的徐有貞自撰《鐵券文》說：“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難，於斯乃得。眷為文武之全纔，宜典鈞樞之重任。……纔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明祝允明《成化間蘇材小纂》“簪纓纂一·武功徐公”）儘管上述多為自我誇耀之辭，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他文武兼濟、名動天下的追求。

徐有貞的“真儒”思想具有“純儒”、“文儒”、“武儒”、“醫儒”、“儒吏”、占卜之儒、“僊儒”等外延，其顯然將“儒”視作函納眾有的極高的道德範域，且往往借化外延闡發對於“真儒”活潑多樣、濟世致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