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是訓詁學的全面復興時期。以戴震爲首的皖派學者倡導把文字、音韻、訓詁綜合研究的治學方法，強調‘詁訓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王念孫《廣雅疏證·自序》），以聲音通訓詁，取得了巨大成績。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被譽爲‘乾嘉之首’，代表了清代訓詁學的成就。到了道咸時期的晚清，訓詁學從全盛開始走向了衰微。但晚清訓詁學上承乾嘉遺緒，下啓近現代訓詁學先聲，湧現了一批訓詁學家，取得了顯著成績。俞樾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之一。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經學家、訓詁學家年（一八二一）十二月二日，俞樾生於浙江省德清縣城關鎮東門外南埭村。祖父俞廷鑣，乾隆甲寅（一七九四）恩科欽賜副貢。祖母夏氏、戴氏。父親俞鴻漸，嘉慶丙子（一八一六）科舉人，母蔡氏、生母姚氏。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俞樾應鄉試，中丁酉科副榜第十二名。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庚戌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其覆試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雲‘花落春仍在’，爲曾國藩所激賞，評價爲‘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被定爲名，這是俞樾受知於曾國藩之始。俞樾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曾氏之知遇也。咸豐五年（一八五五）俞樾簡放河南學政。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俞樾因御史曹登庸彈劾其試題割裂經義而被免官，回鄉後專心著述、教書。俞樾曾主講蘇州紫陽書院、上海求志書院、歸安龍湖書院、杭州詁經精舍等，其中在杭州詁經精舍講學時間長，達三十一年之久，被後人譽爲‘東南大師’‘道咸之冠’，培養了章太炎、戴望、黃以周、黃以恭、朱一新、施補華、王詒壽、馮一梅、繆荃孫、吳慶坻、吳承志、袁昶等一大批有聲於時的弟子，聲名遠播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二月二十三日（公曆爲一九〇七年二月五日），俞樾卒於蘇州寓廬，終年八十六歲。《清史稿·儒林傳》《清儒學案·曲園學案》等有傳。俞樾的生平事跡亦可參看周雲青《俞曲園先生年譜》、徐澂《俞曲園先生年譜》、章太炎《俞先生傳》、繆荃孫《俞先生行狀》、俞潤民和陳煦《德清俞氏：俞樾俞陛雲俞平伯》、馬曉坤《清季淳儒——俞樾傳》、張欣《花落春仍在：俞樾和他的弟子》、謝超凡《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等相關論著。
俞樾在三十八歲之前，熱衷於科舉和功名，後來由於仕途不順，因人言罷官後，轉求治學之路。在《群經平議·序目》中，俞氏記述了自己是如何開始走上治學道路的。他説：
，樾始生焉。生六歲而母氏姚太恭人授之《論語》《孟子》及《禮記·大學》《中庸》二篇。十歲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爲時文。十五歲從先朝議君讀書常州，粗通群經大義。其明年入縣學，又明年應鄉試，廁名副榜，於是嫥力爲科舉之文。越七年而舉於鄉，又六年而成進士，入翰林，則年已三十矣。自以家世單寒，獲在華選，惴惴惟不稱職是懼，不皇它也。咸豐七年，自河南學政免官歸，因故裡無家，僑庽吳下石琢堂前輩五柳園中。當是時，粵賊據金陵已五年，東南數千裡幾無完城。朝廷命重臣督師，四出討賊，纔智之士爭起言兵。餘自顧無所能，閉戶發匧，取童時所讀諸經復誦習之，於是始竊有譔述之志矣。家貧不能具書，假於人而讀焉，有所得必録之，治經之外旁及諸子，妄有訂正，兩《平議》（筆者按：指《群經平議》和《諸子平議》）之作，蓋始此矣。
俞樾一生潛心治學，著力校釋群經、諸子，著作等身。除了在經學、語言學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外，俞樾在史學、小説、詩歌、戲曲、書法、佛學等領域也都頗有造詣。俞樾所有著作合輯爲《春在堂全書》，凡五百餘卷，其中《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是其學術代表著作。從學術淵源上看，俞樾治學宗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他在《曲園自述詩》中寫道：‘十年春夢付東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揅求經義始，瓣香私自奉高郵。’詩下自注曰：‘是年（一八五八）夏間無事，讀高郵王氏《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而好之，遂有意治經矣。’又雲：‘嘗試以爲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爲精審。所著《經義述聞》，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者居半焉。’（《群經平議·序目》）這正是對清代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總結、繼承和發揚。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在《俞先生傳》中曾評價俞樾的三部代表著作説：‘治群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輜察理，疏紾比昔，牙角纔見，紬爲科條，五寸之矩，極巧以展，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清史稿·儒林傳·俞樾》曰：‘（俞樾）生平專意著述，先後著書，卷帙繁富，而《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能確守家法，有功經籍。……因著《群經平議》，以附《述聞》之後；其《諸子平議》，則仿王氏《讀書雜志》而作，校誤文，明古義，所得視《群經》爲多；又取《九經》、諸子舉例八十有八，每一條各舉數事以見例，使讀者習知其例，有所據依，爲讀古書之一助。’
《群經平議》始作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全部完成，凡三十五卷，這是俞樾的部經學著作。俞樾仿王引之《經義述聞》體例，對《周易》《尚書》《周書》《毛詩》《周禮》《儀禮》《大戴禮記》《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爾雅》等十五部文獻進行平議，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文或注文存在的訛誤進行校勘；二是對漢唐舊注甚至是同時代學者的觀點加以駁正，發明己意，提出新説。下面主要對俞樾在校勘和訓詁上取得的成績和特點加以簡述，以供讀者參考。
一、 校勘內容豐富，方法科學，重視分析致誤之由，結論較爲精審
俞樾治學非常重視對古書的校勘。他説：‘夫欲使我受書之益，必先使書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勸”爲“周田觀”，“而肆赦”爲“內長文”，且不能得其句讀，又烏能得其旨趣乎？’又説：‘餘喜讀古書，每讀一書必有校正。’（孫詒讓《札迻》卷首俞樾《序》）據統計，俞樾校釋過的典籍達五十餘種，主要集中在《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茶香室經説》等代表著作中，爲我國古籍文獻的整理留下了寶貴財富。俞樾訂正了諸多文獻的文字訛誤、衍脫或錯簡，方法科學，很多結論可成定讞，得到了後世學者的肯定和認可。如在孫詒讓《札迻》所校的七十八種諸子典籍中，有三十一種以俞氏所校本爲底本，或底本之一；鍾文烝所作《穀梁補注》曾參考《群經平議》，並於《穀梁平議》中采録若干條；瀋肖巖作《田間詩學補注》亦從《群經平議》中刺取數十條。由此可見俞樾校勘之學對後世的影響之大。
俞樾在校勘古書時，繼承了漢唐學者的校勘成果和術語，根據古書訛誤的不同情況，采用了不同的校勘術語，如‘某當作某’‘某當爲某’‘某乃某字之誤’‘某讀爲某’‘奪’‘脫’‘衍’‘倒’等，具有較強的繫統性和規範性。在《群經平議》中，俞樾主要對經文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訛誤進行辨正，有時也對注文進行校勘。在校勘過程中，俞氏能夠綜合運用本校、對校、他校和理校等各種校勘方法。如《大戴禮記平議》‘衆信弗主’，俞樾認爲：‘“信”乃“言”字之誤。“衆言弗主”與上文“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下文“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文法一律。……今作“信”者，即涉下文“人言不信不和”句而誤。’這是根據上下文句式一律進行校勘。又如《大戴禮記平議》：‘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俞樾認爲：‘日月以明’四字‘當在“四時以洽”之上。其文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洽，星辰以行。”兩句一韻，自此至終篇竝同。今本在“四時以洽”之下，則失其韻矣。’這是根據語音關係進行校勘。再如《周書平議》：‘上賢而不窮。’注曰：‘窮謂不肖之人。’俞樾雲：‘“不”字疑“下”字之誤，故孔注以“窮”爲“不肖”，蓋謂上賢而下不肖也。若是“不”字，則上賢而不不肖，文不可通，孔氏必不作是解矣。’這是根據注文進行校勘。俞樾在校勘時還十分注重古書的語法特點，認爲如果不符合古代語法規律，則可能原文有訛誤。如《禮記平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俞樾雲：‘“禮之大體而”五字，衍文也。……不獨於義不當有，且以文法論，“所以”上亦不當有“而”字也。’此條俞氏除了從文義上分析外，還從‘所以’之上不當有‘而’字的語法規律上斷定‘禮之大體而’當爲衍文，具有很強的説服力。
在校勘古籍時，俞樾不僅繫統論述了古書訛誤的不同形式，如衍、誤、脫、倒、錯簡、篇章等，而且深入分析了古書訛誤的各種原因，總結校勘條例。在《古書疑義舉例》中，他總結了古書文字訛誤的三十二種類型。從俞氏所列舉的古書致誤原因看，主要可分爲兩類：一類爲因傳寫致誤，如‘楷書相似而誤例’‘涉注文而誤例’‘兩字形似而衍例’‘涉上下文而衍例’‘涉注文而衍例’‘因傳寫而誤倒例’‘因形似而脫例’‘重文作二畫而脫例’‘以旁記字入正文例’‘一字誤爲二字例’‘二字誤爲一字例’，等等；另一類是因後人臆改致誤，如‘不識古字而誤改例’‘據他書而誤改例’‘因後世常語而誤改例’‘兩字義同而衍例’‘不明協韻而誤倒例’‘因誤衍而誤刪例’‘以注説改正文例’‘兩文疑複而誤刪例’‘因誤衍而誤倒例’‘因誤字而誤補例’，等等。除此之外，俞樾還指出許多古書文字容易發生訛誤的規律，如‘古書“士”“出”字多互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見”“得”二字往往相亂’‘古書“爲”“而”二字往往混淆，蓋由草書相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相亂’‘古書從“巫”、從“巠”之字往往相混’，等等。這些條例的總結對於古書校勘的規律化和理論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 在訓詁實踐中提出了諸多訓詁基本原則
，俞樾認爲訓詁的目的是爲了通經，但訓詁首先要理解詞義。在《群經平議·序目》中，俞樾提出治經之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的觀點，指出‘詁經當先明字義’（《周易平議》‘永貞，無咎’條），這就抓住了訓詁學的關鍵。訓詁的核心問題是詞義問題，如果詞義不通，那麽訓詁也就無從談起。古文多假借，不明通假則容易望文生訓，也就不能正確理解文意，正如王引之所雲‘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經義述聞·通説下》‘經文假借’條），因此俞樾在校釋群經、諸子時非常重視古書破通假的問題，列爲訓詁的首要，這與乾嘉學派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俞樾認爲訓釋詞義時不能衹求訓詁通，而且要符合原文之意，提出了‘隨文釋義’的訓詁原則。俞樾在訓詁實踐中已經注意到了詞義和訓詁的聯繫與區別，注意到詞的存儲義與使用義的區別。如《周易平議》：‘卑以自牧也。’王弼注曰：‘牧，養也。’俞樾雲：‘“牧”固訓“養”，然“卑以自養”於義未合。《荀子·成相篇》“請牧基，賢者思”，楊倞注曰：“牧，治。”然則“卑以自牧”者，卑以自治也。《方言》曰：“牧，司也。”又曰：“牧，察也。”司、察二義皆與“治”義近，雖亦從“牧養”一義而引申之，然詁經者當隨文以求其義，未可徒泥本訓矣。’
第三，俞樾反對附會穿鑿、追逐新奇的做法。俞氏認爲衹要訓詁可通，符合文意即可，其在《諸子平議》中明確指出‘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晏子春秋平議》‘景公燕賞於國內’條），‘不達假借之旨，務穿鑿而喜新奇，宋以後説經者多此類矣’（《法言平議》‘桐子之命也’條）。
第四，俞樾反對增字解經。‘增字解經’是訓詁實踐中常見的一種弊病。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中專門有‘增字解經’條論説之。俞樾在訓詁實踐中對於舊注增字解經的現像也屢加批評，多言‘增字釋經，非經旨也’ （《周易平議》‘渙奔其機’條）。如《尚書平議》：‘光被四表。’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俞樾雲： ‘“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曰：“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四海之表’，增字解經，亦非經旨。’
以上訓詁原則雖然衹是俞樾在校釋群經、諸子時隨文出現，並沒有繫統深入地展開論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原則是對乾嘉訓詁學的進一步繼承和弘揚，體現了俞樾治學的樸學之風。
三、 首次提出‘以子證經’的訓詁方法
俞樾在訓詁實踐中非常注重諸子之書在訓詁中的作用。他在《諸子平議·序目》中首次提出了‘以子證經’的訓詁方法。他説：‘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俞樾的這種‘以子證經’的方法無疑是有助於訓詁的，因爲諸子之書與群經之書大多在同一時代或相隔不遠，故所言可以互相參照。俞樾的這種訓詁思想也體現了清代學者打破漢、唐傳統訓詁學衹研究經書而不涉及諸子的弊端，研究的範圍和視野更加廣闊。俞樾通過這種方法解決了一些訓詁學上的爭論。如《尚書·堯典》‘舜讓於德，弗嗣’，俞樾在《尚書平議》中認爲‘弗嗣’當讀爲‘弗怡’，王引之《經義述聞》亦持此論，然‘嗣’與‘怡’音義俱不相近。俞樾後從《列子·仲尼》‘舜不辭而受之’之文證得《尚書》古本當作‘舜讓於德，弗辭’，於訓詁、文理俱可通，較前説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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