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任何一種事物都受環境條件制約，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麼時候寫成的，要讀懂它就有困難。傳統說法是，伏犧畫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為六十四卦，並寫出卦辭和爻辭，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書。關於伏犧畫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隻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考之於《尚書·周書》，並沒有片言隻字記載。相反，《大誥》卻說“寧王惟卜用”。因此要說由文王寫出一部在書的組成形式和語言資料方面都對古代筮書有所沿襲的《周易》就成為不可能，何況《周易》有不少爻辭都絕不能出於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於文王的證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觀兵於孟津以後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夾卦九四“牽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紂滅商以後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為於大君”，是厲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書紀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傳統的《周易》作於西周初年的說法就難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寫成於西周末年，值得重視，今論證如下。任何一種事物都受環境條件制約，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麼時候寫成的，要讀懂它就有困難。傳統說法是，伏犧畫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為六十四卦，並寫出卦辭和爻辭，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書。關於伏犧畫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隻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考之於《尚書·周書》，並沒有片言隻字記載。相反，《大誥》卻說“寧王惟卜用”。因此要說由文王寫出一部在書的組成形式和語言資料方面都對古代筮書有所沿襲的《周易》就成為不可能，何況《周易》有不少爻辭都絕不能出於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於文王的證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觀兵於孟津以後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夾卦九四“牽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紂滅商以後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為於大君”，是厲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書紀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傳統的《周易》作於西周初年的說法就難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寫成於西周末年，值得重視，今論證如下。
《周易》語言與《尚書·周書》比較，要容易懂得多，不像《周書》那樣艱深難讀，例如屯卦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損卦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到羊，無血” ，都與後來春秋時代書面語言接近，因此與其說成書於西周初年，不如說成書於西周末年。如上指出，“武人為於大君”是記載了厲王時候的事。但隻憑這一條斷定《周易》作於西周末年，論據還嫌不足。明夷九三有“於南狩 ”，升卦卦辭有“南征吉”，都是說要向南方楚國用兵，並希望取得勝利，應該是寫在“昭王南征而不復v(《左傳》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軍不歸 ”(韓愈詩)之後，其時已接近西周末年。再加上《周易》充滿陰陽觀念，它的六十四卦都是由陽爻和陰爻組成，但全書卻還沒有陰陽這兩個詞，要到宣王大臣虢文公纔說“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國語·周語》)，因此《周易》成書不可能在宣王時候。上不能到昭王穆王，下不能到宣王，但又記載了有關厲王的大事，因此要說《周易》成書於西周末年，該可以講得過去了。
《周易》是為什麼寫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核心問題。《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並著重加以表現。坤卦六三和訟卦六三都有“或從王事”，師卦九二有“王三錫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驅”，隨卦上六有 “王用亨於西山”，蠱卦上九有“不事王侯”，離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享於帝”，央卦卦辭有“揚於王庭”，萃卦卦辭有“王假有廟”，井卦九三有“王明，並受其福”，豐卦卦辭有“王假之”，渙卦卦辭有“王假有廟” ，九五有“渙王居”，王一共出現十六次。還有大人，在《周易》與王同義。乾卦九二和九五，訟卦卦辭，蹇卦卦辭和上六，萃卦卦辭和巽卦卦辭，都有“利見大人”，升卦卦辭有“用見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辭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變”，大人一共出現十二次。還有不少‘君子’也指王，例如同人卦卦辭“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就是說有一個王在集合人眾；革卦上六“君子豹變”，豹變猶言虎變，是君子就是大人。還有大君，在《周易》與王同義，出現三次，即師卦上六的“大君有命”，履卦六三的“武人為於大君”，和臨卦六五的“大君之宜”。天子出現一次，即大有卦九三的“公用亨於天子 ”。這些應該可以說明，《周易》是為了西周一個王寫的。但到底是哪一個王呢?從“於南狩”和“南征吉”看，不可能是昭王、穆王和他們以前的王，因為西周初年還沒有向楚國用兵，而昭王、穆王用兵又都是失敗。從“武人為於大君”看，不可能是寫共王、懿王、孝王和夷王，因為他們在位時還沒有出現這件事。從宣王時纔開始有陰陽這一對詞看，《周易》的王不可能是宣王，因為《周易》還沒有這一對詞。根據這些情況可以斷定，《周易》所寫的王不能是厲王以前的王，也不能是厲王以後的王，而隻能是厲王了。
《周易》為厲王而作，在有些卦也能看出苗頭。例如把睽卦九二“遇主於巷”和九夫”聯繫起來，就是說有一個夫)在深宮永巷之中踫上了厲王(主)，是厲王受到武人囚禁的證明。再例如明夷卦初九“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就是說厲王在被流放到彘的道路中忍饑挨餓，稍有行動，就受到如同於主人的武人責罵。還例如旅卦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就是說有一個旅居異鄉的人還掌握著齊斧(資斧應作齊斧，即黃鉞)，也就是還掌握著天子用來指揮天下的黃鉞，這就更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被流放於彘而成為羈旅之人的是厲王了。
《周易》表現出作者希望厲王恢復王位，中興西周的思想，乾卦九五的 “飛龍在天”，坤卦六五的吉”，是集中而鮮明的反映。這是由於對故國西周的熱愛而流露出來的愛國思想。至於厲王是昏暗之君，不能寄托什麼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一個蠱卦就全是講厲王有嚴重錯誤的。井卦九三 “井渫不食，為我心側，王明，並受其福”(水井淘干淨了卻不去喝，使我心裡難過，王如果英明，我們都會得到好處)，也是作者對厲王不能勤於政治的擔心和昏聵不明的指責。旅卦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這個羈旅之人渺小得很，這是他遭受災難的原因)，更嚴厲斥責了厲王不識大體，監謗專利，以致自取放逐的過失。至於西周的終難復興，豐卦上六“豐其屋，薛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屋子很大，可是房裡卻像被草席子遮住那樣昏暗，從門戶中向裡面看，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已經用比喻形像地指出；而西周將終於頂不住，會遷都到別處去，益卦六四“利用為依遷國”(用來作為依靠遷都的國家得到好處)，也明確地給揭示出來了。這些都說明，《周易》作者希望厲王復國中興，無非是盡他的一片忠君愛國之心罷了。
《周易》作者為了幫助厲王復國中興，提出了一些理論和方法，先從政治方面看。
一、策略戰略：厲王要復國中興，要緊的是用武力趕走武人。其時厲王弱小，武人強大，要達到目的，就得以退為進和以後取先，去以柔克剛和以弱勝強。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厲王采取的策略和戰略，在不少卦都有表現，而以小過卦為集中突出。小過卦卦辭：“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這些是說，應該居於小而不居於大，應該肯定下而不肯定上，纔會以小勝大，以下克上而大吉。這就是要運用以退為進和以後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剛和以弱勝強的戰略效果。
二、兩手並用：對武人要討伐，是武的一手。還要安撫，是文的一手。需卦上六“入於穴”，是說對武人要進行討伐。比卦六二“比之自內”，是說對武人要加以安撫。需卦在前，比卦在後，顯示出應該以武為主，以文為輔，二者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三、寬大政策：訟卦九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是說武人與厲王打仗打敗了，他領地內的人將不會受到牽連。這是《周易》作者提醒厲王要注意寬大政策，以分化瓦解武人內部。
四、嚴明賞罰：訟卦上九“或錫之擎帶，終朝三褫之”，是告訴厲王，將領如果有功，就厚予賞賜，如果打敗，就嚴加懲罰，以提高戰鬥力。
五、求賢相助：這在《周易》大都用男求女做比喻，如咸卦卦辭“取女吉”，家人卦卦辭“利女貞”等。
六、重視人民：同人卦卦辭“同人於野”和上九“同人於郊”，都是說要在廣大範圍內團結人民，討伐武人。
七、注意德治：臨卦卦辭“至於八月有兇”，是反對殘暴政治。周歷八月是夏歷六月，正是驕陽似火，灼石流金的時候，用來比喻殘暴政治是恰當的。上六“敦臨”，是說要以寬厚為治，不能虐待人民。把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周易》作者要厲王在趕走武人以後，必須痛改前非，“為政以德” 。
八、進行改革：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是說改革將在厲王主持下進行 ，並取得很大成績。鼎卦吉，亨”，是指出改革將使國家大吉，國運亨通。革卦和鼎卦的改革思想，是《周易》作者要厲王得到解脫後用來復興西周的。
《周易》還有不少哲學思想，也服務於厲王的復國中興。這些就是孚、中行、道和無為以及循環論。
孚在《周易》出現四十二次，以講成“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誠的為多，也重要。一個人隻要有這種孚就吉 ”(益卦九五，不用問都大為吉利)，或“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辭，隻要內心有誠，就凡事順利，所作所為都有很高成就)。這種孚服務於周厲王的復國中興是明顯不過的，而在《周易》作者心目中周厲王有這種孚是必然的，因為他是天子。
這種孚能使一個人所作所為恰到好處，如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中行就是中道，即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具有這種品德的人當然不能遭到放逐，而應該君臨天下了。《周易》的中行也是為厲王復國中興服務的。 《周易》由孚生道，見於隨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這是說有孚存在，道就彰明，是由孚生道的一種說法，在我國哲學發展史上是首創，並為周厲王政治服務。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是說走上大道的坦途，即使囚犯也會以合於正道而吉利。幽人指被幽禁的人，而厲王當時正好是一個被幽禁的人。他以得到道的幫助而貞吉，也就是得到道的幫助而解脫，從而道也就是幫助周厲王復國中興的強大武器了。“履道坦坦”的道不是道路的道，是大道的道，因為囚犯走在道路上哪能貞吉，隻有得到大道幫助纔能貞吉。
《周易》有無為思想。大壯卦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是說小人 (武人)以力量欺人，君子(厲王)憑無為取勝(罔，無，指無為)，這是以武力與無為對比，來顯示無為正確。小過卦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是說搞過分了會有危險，一定要防止，隻有無為，纔永遠正確。這是用過分與無為對比，來顯示無為正確。無為不是不為，而是不憑主觀去為，全憑客觀去為，無處不尊重實際，就無往而不利，也就是無不為了。《周易》的無為無不為是從與武人作鬥爭的策略和戰略發展來的，因為柔弱取後，接近於無為，剛強得先，接近於無不為，以柔弱取後而剛強得先，就接近於無為而無不為了。無為也是《周易》作者要厲王用來與武人作鬥爭的武器，因為尊重客觀是有助於取得勝利的。
《周易》創立了循環論。泰卦卦辭“小往大來”，是說陰去了陽會來，否卦卦辭“大往小來”，是說陽去了陰會來，合起來看，就是陰和陽在進行循環。這種理論用於一個王朝的盛衰，就是盛了以後會衰，。衰了以後還會盛，或盛或衰，循環不停。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就是說出現一群龍既沒有為首的，也沒有尾隨的，用來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將循環不停，“飛龍在天”以後就“亢龍有悔”，“亢龍有悔”以後還會“飛龍在天。”這樣，厲王衰了還會盛，西周王朝衰了也還會盛，是《周易》作者所十分盼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循環論，那厲王還會衰下去，西周王朝也還會衰下去，這是《周易》作者所不樂意看到的。於是他在把循環論用於厲王或西周王朝的時候，就隻從衰到盛，不再從盛到衰。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繫於苞桑”，就是說惡劣命運將要終止(休)，厲王終歸吉利，厲王會失掉江山社稷嗎?厲王會失掉江山社稷嗎?國命是像拴在一叢桑樹上那樣牢固的。這些說明了《周易》的循環論隻有助於厲王和西周王朝從衰到盛，再不管從盛到衰，也就是隻從“亢龍有悔”循環到”飛龍在天”，就凝定而不移。這樣，《周易》的循環論就成為半截子循環論。不過《周易》畢竟還是創立了循環論，復卦卦辭的“反復其道”是作了明確表達的。
為了正確理解《周易》，必須摒棄兩種錯誤的研究方法。 一、爻位說：爻位說是把一個卦的六個爻分成陽位和陰位，初、三、五 是陽位，二、四、六是陰位。陽爻居於陽位，陰爻居於陰位，是得位而吉，否則便是失位而兇。《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書，內容錯綜復雜，現在卻用人為的模式去套，怎麼能不窒礙難通呢?例如恆卦九四“田無禽”(打獵沒有得到鳥獸)，《小像》說：“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這是認為陽爻居於陰位就不吉利(九是陽爻，四是陰位)。大壯卦六五“喪羊於易”(由於馬虎失掉了羊)，《小像》說：“‘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這是認為陰爻居於陽位也不吉利(六是陰爻，五是陽位)。但通查《周易》，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爻位說都講不通。既濟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說由於用了小人，拖延了勝利時間，不能說陽爻以得位而吉。未濟卦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是說君子以正確吉利，沒有悔恨，還前途廣闊，是由於內心有誠，不能說陰爻以失位而兇。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有相應說，即初爻與四爻相應，二爻與五爻相應，三爻與上爻相應。陽爻與陰爻，陰爻與陽爻相應，是順應而吉；陽爻與陽爻，陰爻與陰爻相應，是敵應而兇。這些與《周易》也不相合。恆卦《彖傳》：“剛柔皆應，恆，恆，亨。”是說初六與九四相應，九二與六五相應，九三與上六相應。相應的或者是陰爻與陽爻，或者是陽爻與陰爻，都以順應而吉。艮卦《彖傳》：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說初六與六四相應，六二與六五相應，九三與上九相應，相應的或者是陰爻與陰爻，或者是陽爻與陽爻，都以敵應而兇。這些是否合於《周易》實際?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上六“振恆，兇”，都明明是兇不是吉，要說以順應而吉，沒有根據。艮卦初六“艮其趾，無咎”，六四“艮其身，無咎”，都明明是吉不是兇，要說以敵應而兇，也沒有根據。《周易》本身證明相應說也是不符合《周易》實際的。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還有得中說。所謂中，是指內外卦的中爻，即內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陰爻居於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陽爻居於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檢驗，情況卻不是這樣。同人卦六二“同人於宗，吝”，履卦九五“夾履，貞厲”，都是兇不是吉，得中說也與《周易》實際不合。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還有關繫說，即陰爻居於陽爻之下是正確關繫，因而吉利；陰爻居於陽爻之上是錯誤關繫，因而兇險。這也是把爻的關繫固定下來，用一個死板模式去套的。履卦六三 “履虎尾，呸人兇”，並不以居於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也不以居於九三之上而兇。關繫說同樣禁不起《周易》本身的檢驗。此外還有從爻位變化而引起卦的變化的卦變說。例如泰卦，朱熹《周易本義》：“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這是說歸妹卦六三上升成為六四，九四下降成為九三，就變成泰卦。一個卦還可以同時從幾個不同的卦變來，例如隨卦，朱熹《周易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這是說困卦九二下降成為初九，初六上升成為六二，就變成隨卦；噬嗑卦上九下降成為九五，六五上升成為上六，也變成隨卦；未濟卦初六上升成為六二，九二下降成為初九，上九下降成為九五，六五上升成為上六，也變成隨卦。這些在《周易》都全無根據，對研究《周易》也是一種干擾。
二、占筮說：占筮是利用《周易》本身所*不存在的以爻的性質變化所引起的卦的變化來預測吉、兇、禍、福。用這種方法研究《周易》早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為陳厲公小兒子推算未來，“遇觀之否”，即觀卦六四變九四，成為否卦。周史用變爻六四爻辭“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斷定陳厲公小兒子和他的後代將前途遠大。《左傳》和《國語》常以《周易》為占筮，《易大傳》的《繫辭傳》和《說卦傳》更是推波助瀾。《周易》是否在搞占筮?從三個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辭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比卦卦辭有“原永貞，無咎”，似乎都可以成為《周易》在搞占筮的證明。但是除了這兩個筮字以外，《周易》就再也沒有提到筮。而且關於蒙卦的筮字，不少人還認為不是講筮，而是借 來作為決定和研究的意思。例如程頤《易傳》就說：“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筮龜也。”關於比卦的筮字，孔穎達《周易正義》也說：“筮，決其意。 ”即一般地斷定一件事情的意義，與占筮也無關。《周易》全書隻有這兩個筮字，還都不指占筮。如何能認為《周易》是占筮之書呢?其次，《周易》不但不搞占筮，還反對占筮。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是說君王進行改革像老虎那樣變得文采斑爛，成績顯著，不占筮也很能相信。說不占筮也很能相信，就說明《周易》是不搞占筮鈞。由於《周易》不講占筮，更不相信占筮，所以後來幾個偉大的學者像老子、孔子、荀子都不認為《周易》搞占筮。老子《道德經》對《周易》有全面的繼承，並作出很大發展，但卻沒有一個字涉及《周易》與占筮的關繫。有人與孔子講起《周易》，孔子就說“不占而已矣” (《論語·子路》)。荀子也說：“善為《易》者不占。”(《大略》)這些都可以作為《周易》不搞占筮的證明。再其次，為重要的是，以《周易》為占筮大都要通過變爻變卦，如同前面所引的“遇觀之否”；但通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 “用六”，都找不出任何跡像，足以說明變爻變卦為《周易》所無，隻能是後人的外加。《繫辭上傳》第十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是歷來公認為《周易》有變爻變卦的權威說法。據說兩儀是陰陽，四像是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叫六，老陽叫九，少陰叫八，少陽叫七，六和九可變，八和七不可變。由於《周易》陰爻叫六，陽爻叫九，於是《周易》也就有了變爻和變卦了。其實這些說法都站不住腳，因為《周易》從來就沒有不可變的少陰八和少陽七，又哪裡來與之相對待而可變的老陰六和老陽九呢?以九和六為老陰老陽而可變，在邏輯上通不過，是無中生有。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占筮是對《周易》的外加但卻風靡兩千多年，對我國人民的毒害是很深的。
後還要指出，《周易》有經和傳之分，六十四卦的卦爻辭是經，《彖傳》、《像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和《雜卦》是傳，二者有聯繫，但更有區別，不能混同。傳有時合於經義，例如訟卦《彖傳》的“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復卦《彖傳》的“復，亨，剛反”等。但不少都與經義不合，例如上面提到的爻位說和占筮說等。不過傳雖然大都不能與經義相合，但有時卻能正確地加以改造或發展，例如道，《周易》認為出於孚，是唯心主義，《繫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作了唯物主義改造了。再例如循環論，《周易》還隻是一種事物的循環，《繫辭下傳》第五章“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把矛盾納入循環而加以發展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寫成於西周末年，值得重視，今論證如下。任何一種事物都受環境條件制約，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麼時候寫成的，要讀懂它就有困難。傳統說法是，伏犧畫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為六十四卦，並寫出卦辭和爻辭，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書。關於伏犧畫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隻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考之於《尚書·周書》，並沒有片言隻字記載。相反，《大誥》卻說“寧王惟卜用”。因此要說由文王寫出一部在書的組成形式和語言資料方面都對古代筮書有所沿襲的《周易》就成為不可能，何況《周易》有不少爻辭都絕不能出於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於文王的證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觀兵於孟津以後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夾卦九四“牽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紂滅商以後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為於大君”，是厲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書紀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傳統的《周易》作於西周初年的說法就難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寫成於西周末年，值得重視，今論證如下。
《周易》語言與《尚書·周書》比較，要容易懂得多，不像《周書》那樣艱深難讀，例如屯卦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損卦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到羊，無血” ，都與後來春秋時代書面語言接近，因此與其說成書於西周初年，不如說成書於西周末年。如上指出，“武人為於大君”是記載了厲王時候的事。但隻憑這一條斷定《周易》作於西周末年，論據還嫌不足。明夷九三有“於南狩 ”，升卦卦辭有“南征吉”，都是說要向南方楚國用兵，並希望取得勝利，應該是寫在“昭王南征而不復v(《左傳》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軍不歸 ”(韓愈詩)之後，其時已接近西周末年。再加上《周易》充滿陰陽觀念，它的六十四卦都是由陽爻和陰爻組成，但全書卻還沒有陰陽這兩個詞，要到宣王大臣虢文公纔說“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國語·周語》)，因此《周易》成書不可能在宣王時候。上不能到昭王穆王，下不能到宣王，但又記載了有關厲王的大事，因此要說《周易》成書於西周末年，該可以講得過去了。
《周易》是為什麼寫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核心問題。《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並著重加以表現。坤卦六三和訟卦六三都有“或從王事”，師卦九二有“王三錫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驅”，隨卦上六有 “王用亨於西山”，蠱卦上九有“不事王侯”，離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享於帝”，央卦卦辭有“揚於王庭”，萃卦卦辭有“王假有廟”，井卦九三有“王明，並受其福”，豐卦卦辭有“王假之”，渙卦卦辭有“王假有廟” ，九五有“渙王居”，王一共出現十六次。還有大人，在《周易》與王同義。乾卦九二和九五，訟卦卦辭，蹇卦卦辭和上六，萃卦卦辭和巽卦卦辭，都有“利見大人”，升卦卦辭有“用見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辭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變”，大人一共出現十二次。還有不少‘君子’也指王，例如同人卦卦辭“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就是說有一個王在集合人眾；革卦上六“君子豹變”，豹變猶言虎變，是君子就是大人。還有大君，在《周易》與王同義，出現三次，即師卦上六的“大君有命”，履卦六三的“武人為於大君”，和臨卦六五的“大君之宜”。天子出現一次，即大有卦九三的“公用亨於天子 ”。這些應該可以說明，《周易》是為了西周一個王寫的。但到底是哪一個王呢?從“於南狩”和“南征吉”看，不可能是昭王、穆王和他們以前的王，因為西周初年還沒有向楚國用兵，而昭王、穆王用兵又都是失敗。從“武人為於大君”看，不可能是寫共王、懿王、孝王和夷王，因為他們在位時還沒有出現這件事。從宣王時纔開始有陰陽這一對詞看，《周易》的王不可能是宣王，因為《周易》還沒有這一對詞。根據這些情況可以斷定，《周易》所寫的王不能是厲王以前的王，也不能是厲王以後的王，而隻能是厲王了。
《周易》為厲王而作，在有些卦也能看出苗頭。例如把睽卦九二“遇主於巷”和九夫”聯繫起來，就是說有一個夫)在深宮永巷之中踫上了厲王(主)，是厲王受到武人囚禁的證明。再例如明夷卦初九“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就是說厲王在被流放到彘的道路中忍饑挨餓，稍有行動，就受到如同於主人的武人責罵。還例如旅卦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就是說有一個旅居異鄉的人還掌握著齊斧(資斧應作齊斧，即黃鉞)，也就是還掌握著天子用來指揮天下的黃鉞，這就更非常明白地顯示出被流放於彘而成為羈旅之人的是厲王了。
《周易》表現出作者希望厲王恢復王位，中興西周的思想，乾卦九五的 “飛龍在天”，坤卦六五的吉”，是集中而鮮明的反映。這是由於對故國西周的熱愛而流露出來的愛國思想。至於厲王是昏暗之君，不能寄托什麼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一個蠱卦就全是講厲王有嚴重錯誤的。井卦九三 “井渫不食，為我心側，王明，並受其福”(水井淘干淨了卻不去喝，使我心裡難過，王如果英明，我們都會得到好處)，也是作者對厲王不能勤於政治的擔心和昏聵不明的指責。旅卦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這個羈旅之人渺小得很，這是他遭受災難的原因)，更嚴厲斥責了厲王不識大體，監謗專利，以致自取放逐的過失。至於西周的終難復興，豐卦上六“豐其屋，薛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屋子很大，可是房裡卻像被草席子遮住那樣昏暗，從門戶中向裡面看，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已經用比喻形像地指出；而西周將終於頂不住，會遷都到別處去，益卦六四“利用為依遷國”(用來作為依靠遷都的國家得到好處)，也明確地給揭示出來了。這些都說明，《周易》作者希望厲王復國中興，無非是盡他的一片忠君愛國之心罷了。
《周易》作者為了幫助厲王復國中興，提出了一些理論和方法，先從政治方面看。
一、策略戰略：厲王要復國中興，要緊的是用武力趕走武人。其時厲王弱小，武人強大，要達到目的，就得以退為進和以後取先，去以柔克剛和以弱勝強。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厲王采取的策略和戰略，在不少卦都有表現，而以小過卦為集中突出。小過卦卦辭：“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這些是說，應該居於小而不居於大，應該肯定下而不肯定上，纔會以小勝大，以下克上而大吉。這就是要運用以退為進和以後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剛和以弱勝強的戰略效果。
二、兩手並用：對武人要討伐，是武的一手。還要安撫，是文的一手。需卦上六“入於穴”，是說對武人要進行討伐。比卦六二“比之自內”，是說對武人要加以安撫。需卦在前，比卦在後，顯示出應該以武為主，以文為輔，二者要很好地結合起來。
三、寬大政策：訟卦九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是說武人與厲王打仗打敗了，他領地內的人將不會受到牽連。這是《周易》作者提醒厲王要注意寬大政策，以分化瓦解武人內部。
四、嚴明賞罰：訟卦上九“或錫之擎帶，終朝三褫之”，是告訴厲王，將領如果有功，就厚予賞賜，如果打敗，就嚴加懲罰，以提高戰鬥力。
五、求賢相助：這在《周易》大都用男求女做比喻，如咸卦卦辭“取女吉”，家人卦卦辭“利女貞”等。
六、重視人民：同人卦卦辭“同人於野”和上九“同人於郊”，都是說要在廣大範圍內團結人民，討伐武人。
七、注意德治：臨卦卦辭“至於八月有兇”，是反對殘暴政治。周歷八月是夏歷六月，正是驕陽似火，灼石流金的時候，用來比喻殘暴政治是恰當的。上六“敦臨”，是說要以寬厚為治，不能虐待人民。把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周易》作者要厲王在趕走武人以後，必須痛改前非，“為政以德” 。
八、進行改革：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是說改革將在厲王主持下進行 ，並取得很大成績。鼎卦吉，亨”，是指出改革將使國家大吉，國運亨通。革卦和鼎卦的改革思想，是《周易》作者要厲王得到解脫後用來復興西周的。
《周易》還有不少哲學思想，也服務於厲王的復國中興。這些就是孚、中行、道和無為以及循環論。
孚在《周易》出現四十二次，以講成“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誠的為多，也重要。一個人隻要有這種孚就吉 ”(益卦九五，不用問都大為吉利)，或“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辭，隻要內心有誠，就凡事順利，所作所為都有很高成就)。這種孚服務於周厲王的復國中興是明顯不過的，而在《周易》作者心目中周厲王有這種孚是必然的，因為他是天子。
這種孚能使一個人所作所為恰到好處，如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中行就是中道，即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具有這種品德的人當然不能遭到放逐，而應該君臨天下了。《周易》的中行也是為厲王復國中興服務的。 《周易》由孚生道，見於隨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這是說有孚存在，道就彰明，是由孚生道的一種說法，在我國哲學發展史上是首創，並為周厲王政治服務。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是說走上大道的坦途，即使囚犯也會以合於正道而吉利。幽人指被幽禁的人，而厲王當時正好是一個被幽禁的人。他以得到道的幫助而貞吉，也就是得到道的幫助而解脫，從而道也就是幫助周厲王復國中興的強大武器了。“履道坦坦”的道不是道路的道，是大道的道，因為囚犯走在道路上哪能貞吉，隻有得到大道幫助纔能貞吉。
《周易》有無為思想。大壯卦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是說小人 (武人)以力量欺人，君子(厲王)憑無為取勝(罔，無，指無為)，這是以武力與無為對比，來顯示無為正確。小過卦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是說搞過分了會有危險，一定要防止，隻有無為，纔永遠正確。這是用過分與無為對比，來顯示無為正確。無為不是不為，而是不憑主觀去為，全憑客觀去為，無處不尊重實際，就無往而不利，也就是無不為了。《周易》的無為無不為是從與武人作鬥爭的策略和戰略發展來的，因為柔弱取後，接近於無為，剛強得先，接近於無不為，以柔弱取後而剛強得先，就接近於無為而無不為了。無為也是《周易》作者要厲王用來與武人作鬥爭的武器，因為尊重客觀是有助於取得勝利的。
《周易》創立了循環論。泰卦卦辭“小往大來”，是說陰去了陽會來，否卦卦辭“大往小來”，是說陽去了陰會來，合起來看，就是陰和陽在進行循環。這種理論用於一個王朝的盛衰，就是盛了以後會衰，。衰了以後還會盛，或盛或衰，循環不停。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就是說出現一群龍既沒有為首的，也沒有尾隨的，用來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將循環不停，“飛龍在天”以後就“亢龍有悔”，“亢龍有悔”以後還會“飛龍在天。”這樣，厲王衰了還會盛，西周王朝衰了也還會盛，是《周易》作者所十分盼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循環論，那厲王還會衰下去，西周王朝也還會衰下去，這是《周易》作者所不樂意看到的。於是他在把循環論用於厲王或西周王朝的時候，就隻從衰到盛，不再從盛到衰。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繫於苞桑”，就是說惡劣命運將要終止(休)，厲王終歸吉利，厲王會失掉江山社稷嗎?厲王會失掉江山社稷嗎?國命是像拴在一叢桑樹上那樣牢固的。這些說明了《周易》的循環論隻有助於厲王和西周王朝從衰到盛，再不管從盛到衰，也就是隻從“亢龍有悔”循環到”飛龍在天”，就凝定而不移。這樣，《周易》的循環論就成為半截子循環論。不過《周易》畢竟還是創立了循環論，復卦卦辭的“反復其道”是作了明確表達的。
為了正確理解《周易》，必須摒棄兩種錯誤的研究方法。 一、爻位說：爻位說是把一個卦的六個爻分成陽位和陰位，初、三、五 是陽位，二、四、六是陰位。陽爻居於陽位，陰爻居於陰位，是得位而吉，否則便是失位而兇。《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書，內容錯綜復雜，現在卻用人為的模式去套，怎麼能不窒礙難通呢?例如恆卦九四“田無禽”(打獵沒有得到鳥獸)，《小像》說：“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這是認為陽爻居於陰位就不吉利(九是陽爻，四是陰位)。大壯卦六五“喪羊於易”(由於馬虎失掉了羊)，《小像》說：“‘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這是認為陰爻居於陽位也不吉利(六是陰爻，五是陽位)。但通查《周易》，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爻位說都講不通。既濟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說由於用了小人，拖延了勝利時間，不能說陽爻以得位而吉。未濟卦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是說君子以正確吉利，沒有悔恨，還前途廣闊，是由於內心有誠，不能說陰爻以失位而兇。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有相應說，即初爻與四爻相應，二爻與五爻相應，三爻與上爻相應。陽爻與陰爻，陰爻與陽爻相應，是順應而吉；陽爻與陽爻，陰爻與陰爻相應，是敵應而兇。這些與《周易》也不相合。恆卦《彖傳》：“剛柔皆應，恆，恆，亨。”是說初六與九四相應，九二與六五相應，九三與上六相應。相應的或者是陰爻與陽爻，或者是陽爻與陰爻，都以順應而吉。艮卦《彖傳》：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說初六與六四相應，六二與六五相應，九三與上九相應，相應的或者是陰爻與陰爻，或者是陽爻與陽爻，都以敵應而兇。這些是否合於《周易》實際?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上六“振恆，兇”，都明明是兇不是吉，要說以順應而吉，沒有根據。艮卦初六“艮其趾，無咎”，六四“艮其身，無咎”，都明明是吉不是兇，要說以敵應而兇，也沒有根據。《周易》本身證明相應說也是不符合《周易》實際的。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還有得中說。所謂中，是指內外卦的中爻，即內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陰爻居於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陽爻居於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檢驗，情況卻不是這樣。同人卦六二“同人於宗，吝”，履卦九五“夾履，貞厲”，都是兇不是吉，得中說也與《周易》實際不合。在爻位說基礎上附會起來的還有關繫說，即陰爻居於陽爻之下是正確關繫，因而吉利；陰爻居於陽爻之上是錯誤關繫，因而兇險。這也是把爻的關繫固定下來，用一個死板模式去套的。履卦六三 “履虎尾，呸人兇”，並不以居於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也不以居於九三之上而兇。關繫說同樣禁不起《周易》本身的檢驗。此外還有從爻位變化而引起卦的變化的卦變說。例如泰卦，朱熹《周易本義》：“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這是說歸妹卦六三上升成為六四，九四下降成為九三，就變成泰卦。一個卦還可以同時從幾個不同的卦變來，例如隨卦，朱熹《周易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這是說困卦九二下降成為初九，初六上升成為六二，就變成隨卦；噬嗑卦上九下降成為九五，六五上升成為上六，也變成隨卦；未濟卦初六上升成為六二，九二下降成為初九，上九下降成為九五，六五上升成為上六，也變成隨卦。這些在《周易》都全無根據，對研究《周易》也是一種干擾。
二、占筮說：占筮是利用《周易》本身所*不存在的以爻的性質變化所引起的卦的變化來預測吉、兇、禍、福。用這種方法研究《周易》早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為陳厲公小兒子推算未來，“遇觀之否”，即觀卦六四變九四，成為否卦。周史用變爻六四爻辭“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斷定陳厲公小兒子和他的後代將前途遠大。《左傳》和《國語》常以《周易》為占筮，《易大傳》的《繫辭傳》和《說卦傳》更是推波助瀾。《周易》是否在搞占筮?從三個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辭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比卦卦辭有“原永貞，無咎”，似乎都可以成為《周易》在搞占筮的證明。但是除了這兩個筮字以外，《周易》就再也沒有提到筮。而且關於蒙卦的筮字，不少人還認為不是講筮，而是借 來作為決定和研究的意思。例如程頤《易傳》就說：“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筮龜也。”關於比卦的筮字，孔穎達《周易正義》也說：“筮，決其意。 ”即一般地斷定一件事情的意義，與占筮也無關。《周易》全書隻有這兩個筮字，還都不指占筮。如何能認為《周易》是占筮之書呢?其次，《周易》不但不搞占筮，還反對占筮。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是說君王進行改革像老虎那樣變得文采斑爛，成績顯著，不占筮也很能相信。說不占筮也很能相信，就說明《周易》是不搞占筮鈞。由於《周易》不講占筮，更不相信占筮，所以後來幾個偉大的學者像老子、孔子、荀子都不認為《周易》搞占筮。老子《道德經》對《周易》有全面的繼承，並作出很大發展，但卻沒有一個字涉及《周易》與占筮的關繫。有人與孔子講起《周易》，孔子就說“不占而已矣” (《論語·子路》)。荀子也說：“善為《易》者不占。”(《大略》)這些都可以作為《周易》不搞占筮的證明。再其次，為重要的是，以《周易》為占筮大都要通過變爻變卦，如同前面所引的“遇觀之否”；但通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 “用六”，都找不出任何跡像，足以說明變爻變卦為《周易》所無，隻能是後人的外加。《繫辭上傳》第十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是歷來公認為《周易》有變爻變卦的權威說法。據說兩儀是陰陽，四像是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叫六，老陽叫九，少陰叫八，少陽叫七，六和九可變，八和七不可變。由於《周易》陰爻叫六，陽爻叫九，於是《周易》也就有了變爻和變卦了。其實這些說法都站不住腳，因為《周易》從來就沒有不可變的少陰八和少陽七，又哪裡來與之相對待而可變的老陰六和老陽九呢?以九和六為老陰老陽而可變，在邏輯上通不過，是無中生有。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占筮是對《周易》的外加但卻風靡兩千多年，對我國人民的毒害是很深的。
後還要指出，《周易》有經和傳之分，六十四卦的卦爻辭是經，《彖傳》、《像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和《雜卦》是傳，二者有聯繫，但更有區別，不能混同。傳有時合於經義，例如訟卦《彖傳》的“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復卦《彖傳》的“復，亨，剛反”等。但不少都與經義不合，例如上面提到的爻位說和占筮說等。不過傳雖然大都不能與經義相合，但有時卻能正確地加以改造或發展，例如道，《周易》認為出於孚，是唯心主義，《繫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作了唯物主義改造了。再例如循環論，《周易》還隻是一種事物的循環，《繫辭下傳》第五章“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把矛盾納入循環而加以發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