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曾經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這樣一個貧富分化的國家，這個國家隻有富人和窮人，他們分別居住在東部和西部。國家分給他們同樣多的粥。東部的富人人數少，粥相對來說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富人就倒了喂小狗小貓，浪費了很多；西部窮人那邊呢，人很多，粥根本不夠喝，很多人餓著，窮人們嚷嚷著說這樣很不公平。

於是政府決定，從富人的鍋裡分出一桶粥，送給窮人喫，以減少不公平現像。政府的這種願望和做法很美好，但美中不足的是，為了把粥送到窮人那裡，政府需要增加很多開支，比如要買裝粥的桶，要雇挑桶的人。有時更不幸的是，用的那個桶還是個漏桶，下面破了個洞。這樣，等粥送到窮人那裡，一路上稀稀拉拉掉了不少。為了公平而增加了很多開支，甚至還漏掉了粥，這些都是效率的損失，而損失的多少取決於開支增加的多少和桶的漏洞大小。

其實這個故事要說的意思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政府用征稅的辦法，從富人那裡征稅，把稅收轉移給窮人，但結果，窮人實際上得到的卻比富人失去的少。差額在轉移的過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被必要的開支用掉了，另一部分有可能因稅收轉移方法不嚴密而漏掉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像呢？這就像漏桶一樣，為了追求公平損失了效率。

於是，奧肯說了一句名言：“當我們拿起刀來，試圖將國民收入這塊蛋糕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做平均分配時，整個蛋糕卻忽然變小了。”這裡蛋糕變小，也是說效率的損失。

一方面，收入越高納稅越多，富人們得到的收入有不少進了國庫，富人們就不再想怎麼投資賺錢了，蛋糕又變小了。另一方面，征稅也影響窮人。例如，一個下崗工人終於找到了一份勉強糊口的新工作，但工資不高，卻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補貼。這樣，他就不再工作專門等著喫國家救濟，蛋糕再次變小。國家收入不斷減少，結果就像政府的桶發生了“洩漏”似的，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窮人得到的少。

“漏桶原理”意味著，公平與效率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事實上，在我國理論界也流行著這樣的觀點：要麼犧牲公平以取得效率，要麼犧牲效率以求得公平。

比較折中或者說比較通行的觀點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請注意“兼顧”二字，這實際上是將公平擺在次要的或者說可有可無的地位上，這種認識傾向可以稱之為“忽略偏差”。

把“漏桶原理”奉為經典的理論家們其實並未發現，這個理論闡述的其實隻是一個“平均”的問題而不是“公平”問題，而平均並不等於公平，這是大家都熟知的。這些理論家還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套用了西方社會的理論而忽略了國情的差異：一是體制的差異；二是社會心理的差異。這些差異將導致完全不同的反應。

試問，美國一家私人公司的老板將自己不學無術的小舅子提撥為總經理與中國一家國有企業的總經理將自己的同樣不學無術的小舅子提撥為財務處長，反應會是同樣的嗎？“公平”是抽像的，有具體效用的是人們的“公平感”。公平感是如何產生的？亞當斯的公平理論認為，人們產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來源於其行為結果的絕對值，而是來源於與他人相比的相對值。當人們覺察到他的結果(工資、獎金、地位、贊譽等)與投人(資歷、技能、職務、績效等)的比率，與他人的結果與投入的比率相等時，就會感到公平，反之，就會感到不公平。亞當斯還認為，這裡的“他人”既可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也可指自己以前的狀況(以前的結果與投入的比率)。盡管亞當斯的論述帶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描述色彩，但其理論不乏合理性，合理性在於它肯定了公平感作為一種態度體驗是建立在社會比較之基礎上的，而社會比較的參考體也包括自己以前的狀況。

與公平感有關的參照物除了亞當斯所指的他人(包括自己以前的狀況)外，實際上還包括自己的主觀期望。應該明確，公平感的產生對於個體來說隻是一種主觀的反映。這種反映也並非與客觀現實一一對應。比如，當個體的自我估計過高(主要表現為對自己的投入估計過高)時，也會產生不公平的錯覺。這可以用一個習慣的公式來表述，即：態度的情緒指數=期望實現值／主觀期望值。根據這個公式，在期望實現值不變的情況下，主觀期望值的大小與態度的情緒指數成反比，主觀期望值越高，態度的情緒指數就越低，反之亦然。也就是說，公平感的產生與期望實現值和主觀期望值的比率有關。

通過社會比較而形成的公平感直接影響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公平感包括兩種狀況：公平和不公平。當自己的結果與投入的比率等於他人時，人們就會產生公平的態度體驗，並獲得相應的激勵，這可視為一種正強化。當然，條件是自我的主觀期望值必須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當自己的結果與投人的比率不等於他人時，則會產生不公平的態度體驗。不公平包括兩種情況：(1)有利於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結果與投入的比率大於他人；(2)不利於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結果與投入的比率小於他人。任何一種不公平的感覺都會使人處於一種心理不平衡的狀態。

海德的認識平衡理論與費斯廷格的認識失調論一致認為：人們普遍存在著維持內心平衡的傾向，當出現不平衡因素時，人們總是采取相應的態度和行為變化，以恢復心理平衡狀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不公平感對於人們來說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刺激，其刺激強度與不公平的程序成正比。為了恢復內心的平衡，在有利於自己的不公平的情況下，人們可以采取補償辦法，即增加投入或主動減少結果以消除內疚感。但研究表明，更多的常用的途徑卻是采取文飾作用，如自我排解，認為自己的投入實際上更多，或者改變參考體(找一個更為“幸運”的人)，從而獲得一種虛假的公平感。這就是說，即使有利於自己的不公平，一般也不能使個體獲得相應激勵。

至於不利於自己的不公平，則會使人明顯地獲得相反激勵(負強化)。誠然，為了改變不公平感所帶來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會采取文飾途徑，如甜檸檬和酸葡萄機制，或采取升華的方法，從更高層次認識自我的價值以及社會責任等。但更為直接的和普遍的法則是要求增加結果或減少投入，包括減少投入的數量及降低投入的質量。除此以外，還有宣洩，如發牢騷、煽動不滿情緒、有意損壞公物等；遷移，如要求改換工作或調動單位；代償，如從第二職業取得報酬，格羅斯等人對超級市場的調查表明，不公平感往往導致員工營私舞弊；仿效，如模仿比較對像(參照體)的行為，包括采取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以增加結果。

上述闡述可以簡單歸結為：公平與效率的關繫恰恰應該倒過來，即在現代社會，公平與否往往還是效率的前提，因為公眾是需要“公平”作為激勵力量的。美國哲學家勞爾斯的假想實驗是很有啟迪意義的：把一群人送到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島上，讓他們在“原始狀態”下開始新生活。每個人對未來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將來是窮還是富。現在，讓他們協商，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公正”的社會。結果會如何呢？可想而知，大家選擇了公平。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收人如何，如果支持效率，就可能承擔忍饑挨餓的風險。因此結論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公平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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