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弗洛伊德自己喜歡強調的那樣，精神分析是他的創造。精神分析是一項偉大成就，同樣它還有其缺陷，這都表明了創立者的個性特征。精神分析的起源無疑應該到弗洛伊德的個性中去尋找。

那麼，在一代心理學大師弗洛姆的眼中，弗洛伊德是什麼樣的呢？

弗洛姆認為：弗洛伊德揭開了無意識的面紗，發明了精神分析，但他發明的這種方法卻沒能幫助他更好地恢復本我，持理性主義的弗洛伊德依然要讓理性主宰一切，而忽略了一個本來便存在於世上的東西——愛。

弗洛伊德是一個孤獨的人，如果不是在積極地從事其發現，追求他的準政治性目的，他也不會感到幸福。

在這本《弗洛伊德的使命：人格與影響力分析》中，精神分析之父走下神壇，讓你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弗洛伊德。

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1900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猶太人家庭，1922年獲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納粹上臺後，他於1934年赴美，在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同時，於哥倫比亞大學等學術機構講學，井先後執教於墨西哥國立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等高校。1980年，弗洛姆病逝於瑞士洛伽諾。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他以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的文筆，創作了大量學術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包括：《人類的破壞性剖析》《占有還是存在》《人心：善惡天性》等。

再版絮語

譯者前言

章弗洛伊德追求真理的熱望和勇氣 ....................... .....
001

第二章弗洛伊德和母親的關繫：自信和不安全感 ....... ..... 011

第三章弗洛伊德和女人的關繫：愛....................................
.. 021

第四章弗洛伊德對男人的依賴 .............................................
041

第五章弗洛伊德和父親的關繫
............................................. 059

第六章弗洛伊德的權威主義
................................................. 067

第七章弗洛伊德——世界改革家
......................................... 075

第八章精神分析運動的準政治特性................................
...... 091

第九章弗洛伊德的宗教和政治信念......................................
105

第十章概括和結論
................................................................. 117

第三章   弗洛伊德和女人的關繫：愛

弗洛伊德和妻子的關繫也表現出他對母親形像的依賴，這一點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弗洛伊德與妻子的關繫的突出特點是，他在婚前和婚後的態度相去甚遠。在他訂婚後的幾年中，弗洛伊德是一個狂熱、多情並且非常嫉妒的情人。下面這一段是從他給瑪莎（Martha）的信中（1884年6月2日）所摘錄的話，很有特色地表達了他那種熾熱的愛。“我的公主，我的到來就是你的不幸。我將吻得你滿臉通紅，把你喂得豐滿起來。到那時，你就會看到誰是強者，是不喫飽飯的溫順小姑娘，還是軀體中含有可卡因的高大瘋狂的男人”。

“誰是強者”的玩笑含有非常嚴肅的暗示。訂婚之後，弗洛伊德有著強烈的願望，一心想完全控制瑪莎，這種願望自然也包含強烈的嫉妒，除了自己之外，他對瑪莎可能感興趣和有感情的任何人都心懷怨恨。例如，瑪莎的一個表兄，麥克斯·梅耶爾（Max Mayer），曾經是她個偏愛的人。“有一段時間，弗洛伊德不準瑪莎稱呼他為‘麥克斯’，隻能叫他‘梅耶爾先生’”。弗洛伊德還談及另一個曾和瑪莎戀愛過的年輕人，他寫道：“當我回想起你給弗利澤的信和我們在卡倫堡（Kahlenberg）的日子，我就完全無法控制自己，如果我有力量摧毀整個世界，包括你我在內，讓一切重新開始——即便是冒著不再有瑪莎和我自己的危險——我也將毫不猶豫地這樣做。”

但是，弗洛伊德的嫉妒決不僅限於其他青年男子，它同樣施於瑪莎對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要求瑪莎，“她不應該隻是簡單地對她母親和她哥哥進行客現的批評，拋棄對他們的一切‘愚蠢的迷信’，而且她還必須收回對他們的一切感情——這是因為他們是他的敵人，她應該和他一起憎恨他們”。

在弗洛伊德對瑪莎的哥哥埃利（Eli）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發現同樣的情緒。瑪莎曾把一筆錢委托給埃利保管，她和未婚夫要用它購買公寓的家具。埃利似乎用這筆錢做了投資，他沒有爽快地立刻如數歸還，而是建議他們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購置家具。弗洛伊德對此的反應是向瑪莎提出後通牒，首先讓她必須給埃利寫封信，以示憤怒，還要把他叫做“惡棍”。甚至在埃利還了錢之後，弗洛伊德還要求瑪莎“答應斷絕了和埃利的一切關繫之後，再給他（弗洛伊德）寫信。”

“男子有控制妻子生活的自然權利”這一假設，是弗洛伊德男子優勢理論的部分觀點。這種看法的典型例子是他對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批評。弗洛伊德贊揚穆勒，說他“也許是本世紀善於使自己擺脫習慣偏見之束縛的人。另一方面……他在許多問題上缺乏荒謬感”。那麼，穆勒思想中有什麼“荒謬”之處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那就是他關於“婦女解放以及……全部婦女問題的觀點”。穆勒認為，已婚婦女能夠掙得和丈夫一樣多的錢，弗洛伊德因此說：

穆勒的這個觀點簡直沒有人性……讓婦女完全像男人一樣為生存而鬥爭，確實是個流產的思想。譬如，如果我把我溫柔可愛的姑娘想像為一個競爭者，結果隻能像我十七個月前所做的那樣，告訴她我愛她，懇求她離開競爭，回到家庭裡平靜、無爭的活動中……我相信，法律和教育的一切改革，都會在這個事實面前敗北，即遠在一個男人達到贏得一定社會地位的年齡之前，女人天然具有的漂亮、魅力和溫柔，就已決定了她的命運。法律和習俗的確有許多東西要灌輸給不懂得它們的女人，但是，女人的地位確實將是如此，年輕時是個受人敬慕的心上人，成年後是個受人摯愛的妻子。

弗洛伊德關於婦女解放的觀點，與歐洲19世紀80年代普通人的觀點確實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弗洛伊德不是一個普通人，他起來反對他那個時代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然而在這一方面，他卻因襲關於婦女問題的合傳統的看法，把穆勒斥責為“荒謬”“沒有人性”，而穆勒的觀點不到五十年就被人們普遍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態度確實表明，他力圖把婦女置於低劣地位的要求是何等強烈，何等逼人。他的理論觀點對這種態度的反映是十分明顯的。把婦女看成被閹割的男人，認為她們自己沒有真正的性行為，總是嫉妒男人，她們沒能充分地發展超我，十分講求虛榮，不可信賴。所有這些，隻不過是他那個時代父權制的偏見在理論上的翻版。像弗洛伊德這樣一個有能力洞察和批判傳統偏見的人，必定受他內在的強大力量所支配，纔會對這些所謂科學陳述的文飾特征視而不見。

五十年後，弗洛伊德仍舊堅持同樣的見解。當他批評美國文化具有“母權制”特征時，來看望他的學生沃思（Wofthis）博士問他：“難道你不認為雙方平等是好的嗎?”弗洛伊德答道：“這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必定存在著不平等，兩害相權，還是男人優越些好。”

如果說，弗洛伊德訂婚後結婚前的日子裡充滿了熱烈的追求和強烈的嫉妒，那麼，他的婚後生活似乎非常缺乏主動的愛和熱情。像許多傳統的婚姻一樣，征服女人是令人激動的，但一旦征服了她，熱烈的愛情也就喪失了豐富的來源。男子的自豪在於求婚，結婚之後，自豪感也就得不到進一步的滿足了。處於這種婚姻中的妻子隻有一個職能：母親的職能。她必須無條件地獻身於丈夫，關心他的物質財富，永遠服從他的需要和願望，她自己永遠是一個一無所求的女人，一個伺奉別人的女人——也即是說，必須是母親。婚前，弗洛伊德陷入熱烈的愛情——因為他必須征服他所選擇的姑娘，以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征服一旦由結婚所證實，“可愛的心上人”就變成強烈地愛著的母親，盡可以依賴她的照顧和愛，對她則無須給予主動的、熱烈的愛。

弗洛伊德對妻子的愛隻是接受性的，並且缺乏性的激情，關於這一點有許多重要的詳細材料都可以給與充分的證明。其中令人難忘的，是他給弗利斯的信。在信中，除了在純粹的習慣套話中，他幾乎沒有提到他的妻子。考慮到弗洛伊德極其詳盡地描述了他的思想、他的病人、他的職業成就和挫折，這本身就頗有回味之處；但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經常以抑郁的情緒，敘說他生活的空虛，隻有他工作順利的時候，他纔感到充實和滿足。他從來沒有把他與妻子的關繫，說成是幸福的重要源泉。如果考慮到弗洛伊德在家中或度假時打發時間的方式，也會得到相同的印像。在工作日裡，弗洛伊德每天從上午八點到中午一點看病人，然後用午餐，獨自散步，下午三點至九點或十點在會診室工作，然後和妻子、妻妹或女兒散步，然後開始處理信件和寫作，直到午夜一點，除非晚上有客人來訪。喫飯時，弗洛伊德似乎特別不願許多人在一起。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弗洛伊德習慣於“把他新近購買的古玩，通常是一座小雕像，帶到飯桌上，擺在他的面前，陪伴他喫飯。飯後再把它放回書桌，然後再帶到飯桌上，放上一兩天”。星期日上午，弗洛伊德看望他的母親，下午與精神分析學界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與母親和妹妹用完晚餐之後，開始寫作。弗洛伊德的妻子經常在下午接待朋友的來訪，如果來訪者中有“弗洛伊德感興趣的人，他會到會客室待上幾分鐘”，瓊斯的這段報道，非常充分地說明了弗洛伊德對妻子的生活少有主動的興趣。

弗洛伊德的夏季旅遊要用大量的時間。這個假期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補償一年其他時間裡艱苦、連續的工作。弗洛伊德喜歡旅遊，卻他不願意單獨旅遊。但是，他隻拿出假期時間的很少一部分，來彌補他平常在家極少陪伴妻子的過失。正像前邊所說，他出國旅遊常和精神分析學派的朋友，甚至和妻子的妹妹一起，但是不和妻子同行。對此，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他自己有一種解釋，瓊斯又持另一種解釋。瓊斯寫道：“他的妻子忙於其他職責，幾乎不可能脫身去旅遊，而且她也經不起弗洛伊德馬不停蹄的速度，或沒有他那種四處觀光的熱情……但是在旅遊中，弗洛伊德幾乎每天發電報或寄明信片給她，每隔幾天都有一封長信”。非常奇怪，隻要對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瓊斯的思想就變得如此因循守舊，毫無分析了。任何一個樂意與妻子一起歡度餘暇的人，都會控制觀光的熱情，好讓妻子參加進來。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同的理由，解釋他為什麼不與妻子一道旅遊，因而上述解釋的文飾性質就更加清楚了。他和費倫齊（Ferenczi）一起到巴勒莫（Palermo），在那裡，他在寄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我非常遺憾，沒有讓你們都看到這裡美麗的景致。要是能有七個人或九個人，哪怕隻是三個人一起享受這種景致，我恐怕就不再是一個精神病學家，也很難說是開闢心理學新方向的創始人，而會成為一個生產像衛生紙、火柴或靴扣這些實用物品的制造商。現在知道這些已經太晚了，所以我隻能繼續自私地自我享受，卻又深感遺憾。

不用說，弗洛伊德顯然是在文飾，實際上，這些解釋與那些更喜歡和男性朋友而不願意和妻子度假的丈夫們的解釋沒有什麼區別。並且，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弗洛伊德進行過自我分析，他卻對自己的婚姻問題是多麼盲目，他在文飾，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在做什麼。本來完全是攜妻子出遊的事情，總共纔兩個人，他卻說他該和七個或九個，哪怕隻是三個人一道旅遊，而後，他又擺出一副貧窮但又十分重要的科學家而不是一個生產衛生紙的富商模樣——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解釋他為什麼不願帶妻子一起出國。

弗洛伊德的愛情中所充滿的疑點，也許清楚地表現在一個夢中，《釋夢》談到了這個夢。它是這樣的：

“我寫了一部論述某種植物的專著。書放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看一頁折起來的彩色插頁。每一幅照片上都裝訂著一隻干癟的植物標本，仿佛是從植物標本集取來的”。

從弗洛伊德的聯想中，我可以對此做以下描述：“那天早晨，我在書店的櫥窗裡看到一本新書，題目是《仙客來》——顯然是關於這種植物的一本專著。我想起，仙客來是我妻子特別喜愛的花，我責備自己很少記得帶給她一些她所喜愛的花。”

另一串夢的聯想，把弗洛伊德從花帶到完全不同的主題，即他的抱負。“一次，我回想起我確實曾經寫過專論植物的東西，即關於古柯植物的論文，它引起卡爾·科勒（Karl Kolle）對可卡因麻醉性質的注意。”接著，弗洛伊德想起一篇紀念科勒的文章，前一天晚上，他剛會見過這篇文章的編輯。可卡因的聯想與弗洛伊德的抱負有關。他在其他一些地方曾表示，非常遺憾沒能繼續探索古柯問題：由於中斷了探索，他喪失了做出巨大發現的機會。這個問題的提出涉及這樣一個事實：為了結婚，他必須放棄純理論研究。

夢的意思非常清楚（雖然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解釋中沒有看到它）。干癟的植物標本是中心問題，它表現了弗洛伊德內心的衝突。花是愛和幸福的像征，特別是因為這種花深受妻子的喜愛，但他很少記得送給她。古柯植物代表他的科學興趣和抱負。對於花，對於愛，他做了點什麼呢？他壓癟它們，把它們放進標本集，也就是說，他讓愛情干枯，使它成為科學研究的對像。這正是弗洛伊德的所作所為。他把愛作為科學的對像，但是他生活中的愛始終是干枯的，不結果實的。他的科學—理智的興趣比他的愛欲更強烈，科學—理智的興趣窒息了愛，同時也成了弗洛伊德愛情體驗的替代品。

夢中表現的愛情枯萎也非常清楚地涉及弗洛伊德的性愛以及他的性欲和能力。這似乎是一個弔詭，弗洛伊德是個男人，但是，他的確對女人沒什麼，也很少有性衝動。確實像瓊斯指出的那樣，“他的妻子無疑是他愛情生活中的女人”，而且，“她在弗洛伊德心目中總是居首位”。但是，瓊斯也指出，“和其他男人相比，生活中較有激情的方面，在弗洛伊德身上可能平息得早一些”。一些事實證明了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弗洛伊德41歲時寫信給弗利斯訴說自己的心境，然後還附上一筆說：“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性的刺激沒有更多的用處”。很清楚，在這個年紀，性生活對於他來說大約已經結束了。另一件事也說明同一個事實。弗洛伊德在《釋夢》中提到，在他40多歲時，有一次在肉體上覺得被一個青年女子所吸引，自覺不自覺地和她稍有肉體接觸。他評論說，他感到非常驚訝，在他身上居然“仍舊”可以發現被這種東西吸引的可能性。他56歲時寫信給賓斯萬格（L．Binswanger）：“今天，老人的力比多自然隨著財富的分配而消耗殆盡。”即使在他這個歲數，也隻是對性生活沒有強烈要求的人，纔承認他的力比多已經放棄了性目標。

如果這個想法合理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論也證明了他的性欲受到壓抑。弗洛伊德反復強調，性交隻能使文明人得到有限的滿足，“文明人的性生活嚴格說來是殘缺不全的”“性欲作為快感的源泉，即作為達到生活目的的工具，其重要性已經明顯地減小了，這一推測很可能是正確的”。弗洛伊德用假設說明這個事實，他認為，隻有當生殖器、嗅覺器官以及其他“倒錯的”欲念沒有受到壓抑時，充分的滿足纔有可能，他甚至還考慮到這種可能性，“不僅是文化的壓抑，而且[性]機能本身的一些性質，都會使我們得不到充分的滿足，迫使我們走向其他方向”。

弗洛伊德還認為，“結婚三四年或五年之後，婚姻生活就不再像它許諾過的那樣滿足性需求了，因為迄今為止的一切避孕措施，都會削弱性的快樂，影響雙方的敏感，甚至成為疾病的直接原因”。

根據弗洛伊德對他性生活的評述，可以推測，弗洛伊德有關性的這些觀點，是他自己受抑制的性欲的文飾表現。毫無疑問，許多和他處於同一社會階層，一般年齡和文化修養的人，在40多歲時，並不覺得從性關繫中獲取快樂的時期已經終結，他們也不像他那樣，認為結婚幾年之後性快樂就不復存在了，即便是非得使用避孕措施不可。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弗洛伊德的另一個理論也有文飾功能，即他的這一命題：文明和文化是本能受到壓抑的結果。直截了當地說，這個理論是指：因為我非常關切思維和真理，所以我必然對性不感興趣。弗洛伊德在這裡和通常一樣，把個人的經驗普遍化了。他恰好是由於其他原因大受性壓抑之苦，而不是因為他深深地關切創造性思維。弗洛伊德的性壓抑聽起來似乎與他把性衝動置於理論的中心地位這一事實相矛盾，但是這個矛盾更多地是表面化的，而不是實際上的。許多思想家都大書特書他們缺乏的東西以及他們盡力為自己或為他人爭取的東西。此外，弗洛伊德是一個持有清教徒式生活態度的人，如果他不能保證在這方面的“德性”，他幾乎不可能這樣赤裸裸地描寫性。

弗洛伊德對女人缺乏親密感情的另一個表現，是他很少理解女人。他那些關於女人的理論，是將男性天真的偏見理論化的結果，隻是需要統治地位的男子，為了遮掩對女人的恐懼而已。但是，弗洛伊德對女人缺乏理解，無須僅從其理論推斷，他自己曾經非常坦率地提到這一點。他在一次談話中說：“三十年來我一直研究女人的心靈，但我一直未能回答這個從未有過答案的重要問題；女人想要什麼？”

但是，我們在談論弗洛伊德愛的能力時，一定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性愛問題上。即使不牽涉性愛因素，弗洛伊德對一般人也很少有愛。次征服的熾熱感情燃燒殆盡之後，弗洛伊德對妻子的關繫很明顯是一個忠誠但有點疏遠的丈夫的關繫。他與男性朋友，布洛伊爾（Breuer）、弗利斯、榮格（Jung）以及他那些忠實的學生的關繫也是疏遠的。不管瓊斯和薩克斯（Sachs）怎樣過分崇拜地描述弗洛伊德，人們一定會通過他給弗利斯的信，通過他反對榮格，後終於反對費倫齊而認識到，弗洛伊德並沒有愛的強烈體驗。他自己的理論觀點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關於對鄰人的愛如何可能，弗洛伊德說：   

我們可以從文明社會的一個所謂理想標準中發現這種提示。它說：“你應該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它是舉世聞名的，無疑比把它標榜為得意的宗教箴言的基督教更古老，不過，不十分古老。過去，人們對它一無所知。我們將采取質樸的態度，就像次知道它一樣。於是，我們發現自己按捺不住驚訝的情緒，好像遇到了某種不合情理的事情。我們為什麼應該這樣做？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首先，我們如何做這種事?做這種事可能嗎?我的愛對我來說是極其寶貴的，我沒有權力輕率地拋棄它。而上述標準卻把義務強加於我，迫使我做出犧牲去承擔它。如果我愛某個人，他必須在某個方面值得我愛。（我現在不考慮他可能對我有用，也不考慮他對我的性目標有什麼可能的意義，我們之間沒有這兩層關繫，愛我鄰人的律令就會發生問題。）如果他在許多重大方面非常像我，我可以通過他愛我自己，那他就值得愛，如果他比我更完美，我可以通過他，愛理想中的我，那他就值得愛，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兒子，那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朋友如果遇到什麼不幸的事感到非常痛苦，那也是我的痛苦——我應該分擔痛苦。但是，如果他是個陌生人，不能以他本身具有的價值，或他在我的情感生活中可能已經占據的重要地位來吸引我，那就很難讓我愛他。甚至可以說，如果我愛他，我就做錯了，因為我的愛在屬於我的一切中，被珍視為一種特權，要是我把陌生人置於和它們同樣的水平，這對它們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愛他（以一種普遍的愛）僅僅是因為他也是地球上的居民，像一隻昆蟲、一條蚯蚓或一條青草蛇一樣，恐怕這一丁點兒的愛是他命中注定的，而且，根據理性原則，我有權為自己保留愛，因而我不可能賦與他更多的愛。

假如理性不讓我們贊同這條律令，那麼，何必莊重地頒布出這樣一條律令呢？

高談闊論“性”的弗洛伊德，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清教徒。對他來說，文明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性衝動，以此為代價，過一種文明的生活。隻有未開化的芸芸眾生，纔不能做出這種犧牲。有理智的天纔人物與芸芸眾生相反，他們不能滿足自己的衝動，因此能夠為了更高的目的升華這些衝動。整個文明就是這種本能衝動得不到滿足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年輕的弗洛伊德還沒有涉及歷史和升華問題時，他的後期理論中所闡述的思想已經活躍在他腦海中了。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就描述了觀看歌劇《卡門》演出時，一連串湧上心頭的想法。他寫道：

芸芸眾生發洩他們的衝動（縱欲），我們則剝奪了自己。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們自己的體力、精力、享樂的能力和力量：我們是為了某種東西養精蓄銳，但是自己不知道為了什麼。持久壓抑自然本能的習慣，使我們養成文雅的性情。我們也有更深切的感受，因此不敢對自己要求得更多。我們為什麼不酗酒？因為醉醒後的不適和羞愧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不快”，超過了酩酊大醉的歡樂。我們為什麼不和每一個人交友？因為失去他或者他遇到的任何不幸都會痛苦地折磨我們。所以，我們的努力是更多地考慮怎樣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樣產生快樂。如果這種努力獲得成功，剝奪自己的那些人就會像我們一樣，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著貧困和相互之間的慕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誠，決不向命運的殘酷打擊屈服，任其從我們手裡奪去親愛的人：喜歡阿斯霍（Asra）的人隻有一次愛。我們整個生命行為都以此為前提條件：我們能夠隱藏起來，逃避可怕的貧困，我們總可以逐步地擺脫我們社會結構帶來的不幸。貧窮的人，普通人，如果沒有粗厚的皮肉和懶散隨便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生存。既然自然和社會所包含的一切災難直接破壞他們所愛的東西，他們為什麼要強烈地感受自己的欲念呢？既然沒有其他什麼東西等待著他們，他們為什麼要蔑視瞬間的快樂呢？貧窮的人太沒有力量，毫無遮掩，因此他們不能像我們那樣去做。每當我看到人們盡情歡樂，置一切嚴肅而不顧，我就會想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償，以彌補他們在一切捐稅、瘟疫、疾病以及我們社會組織的罪惡環境面前的那種無能為力。我不再進一步發揮這些思想了，但是可以表明，民眾的判斷、信念、希求和工作與我們完全不同。有一種普通人的心理學，它和我們的心理學多少有點不同。這種人對“團體”也比我們有更多的感受：隻有他們纔對一個生命繁衍出下一個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世界隨著他的死亡而消失。

27歲的青年弗洛伊德寫的這封信，在許多方面都饒有趣味。弗洛伊德在信中預示了他的後期理論，表現出我們剛纔討論的貴族式的清教徒傾向，剝奪自己、自己享樂的能力是升華的條件，傑出人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這裡還提出一個觀點，為許多年之後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他說他害怕在感情上受到傷害。我們不愛每一個人，因為分離會異常痛苦，我們不能和每一個人都交朋友，因為朋友的喪失會引起我們的悲傷。生活的趨向是避免悲傷和痛苦，而不是體驗快樂。正像弗洛伊德自己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樣，“所以，我們的努力是更多地考慮怎樣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樣產生快樂”。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弗洛伊德後來稱之為“快樂原則”的闡述，快樂實際上就是免除不快樂，就是解除痛苦的壓力，而不是積極享樂。在後期，弗洛伊德把它作為普遍有效，事實上也就是一般、根本的人類動機原則。然而，我們在這裡看到，在進行理論思考多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經持有這種思想了，他把它看成自己維多利亞式個性的結果，害怕喪失他的占有物（在這裡害怕喪失愛的對像和愛的感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害怕喪失生命。這種態度是19世紀中產階級的特征，它更多地考慮“占有”(to have)，而非“存在”(to be)。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深深地滲透這種“占有”的傾向，因此對他來說，可怕的就是喪失“具有”的東西，不管這件東西是愛的對像，還是情感或生殖器官（在這方面，他並不贊同我們在諸如哥德哲學中發現的對中產階級的占有欲的強烈反對）。

這封信中還有另外一段需要特別強調。弗洛伊德談及普通人時說，他們比“我們”對團體有更多的感受。“隻有他們，纔對一個生命繁衍出下一個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世界隨著他的死亡而消失。”弗洛伊德十分正確地看到，資產階級較之於工人階級缺乏共同一致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記，在中層和上層階級中，有許多個人對於人類的共同一致性有深刻的感受，他們或者是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是真正篤信宗教的人們。弗洛伊德很少或根本沒有這種感受。他完全是按照中產階級特有的方式，考慮他自己這個人、他的家庭和他的思想。十七年之後，1900年新年之際，他又完全以同樣的口吻寫信給他的朋友弗利斯：“新世紀——我敢說，我們感興趣的事情是它包含著我們死亡的日期——除了給我帶來愚蠢的回顧以外，什麼也不會給我”。這裡，我們再次發現同樣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考慮，隻關注自己的死，對於普遍性和共同性毫無興趣，他把它們的感受僅僅歸於了下層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