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描述了三岩人創立了特定的文化，即依靠帕措組織、利用父繫血緣的力量、依靠樸素的風俗習慣、利用傳統道德的力量來適應險惡的環境；介紹了三岩藏族的社會組織、生活方式、建築風格、信仰習俗與好客精神。

     前言

    地球上有條神秘的北緯30度線，世界上的許多自然景觀、文化古跡均荟萃在這條虛擬的緯線之上，三岩赫然位於其間。三岩是金沙江中上遊一段狹窄的峽谷，此處山高水深，地勢險峻，群山連綿，而三岩人的村寨錯落有致、星羅棋布地散布在這些高山峽谷上，顯示出依江而建、就地取材和聚族而居的特征。

然而，三岩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興趣，還不僅因其獨特的生態環境與地理位置，更是因其長期作為“化外野番”存在於國家的視閾之外。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三岩”一詞亦可能來源於此。歷史上的三岩人“以獷悍為能，以殺掠為事”，他們來往於川藏大道之間，夾壩偷盜，殺人越貨，為所欲為。毫不誇張地說，三岩人曾讓鄰近地區的農牧民避讓三舍，讓歷代的政府官吏談之色變，也讓過往穿梭於茶馬古道的眾多商隊馬幫膽戰心驚。三岩流傳著的一些族源傳說、《強盜歌》和“男人不搶竊，不如守灶門”等習語，足見此習俗絕非空穴來風。

誠然，三岩得以聲名遠揚，還因為當地保存著原始社會時期基於父繫血緣認同的宗族組織——帕措，保留有“男織女耕”和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實行多偶制婚姻，以及遵奉苯教和以紅教寧瑪派為主體的藏傳佛教的宗教信仰等。正因為如此，三岩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文化勝地，被附加上“父繫社會的活化石”、“男人國”、“父繫部落”等光環，作為獵奇的商品不斷地給讀者消費。近年來陸續面市的一些與三岩有關的旅遊文化作品，可視為其中的代表。

一定程度而言，三岩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模式、生活習慣和價值理念，或許與我們一般所熟知的社會有所不同，甚至讓人感到匪夷所思、震撼不已。然而，把所有的事件和情景放置在人類學的視角之中，一切都是可以解釋並找到答案的。誠如人類學家博阨斯所言，每個社會都是其特殊歷史的產物，要想了解為何這一特定的社會不同於另外一個，關鍵點就隱藏在特定人群的歷史當中。為此，筆者隱約感到，三岩在歷史發展時期所形成的獨特的族群與文化，正是當地獨特的生態環境與文化適應相結合的歷史產物。人類學既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顯學，也是理解人類自身社會與文化的一把利器。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為深刻理解人類生活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采用人類學的方法對三岩做較為透徹的學術探討，在當前的學術界還甚為少見，本書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本書的關鍵詞有兩個：整體稀缺與文化適應。一方面，三岩是個整體稀缺的社會。顧名思義，“整體稀缺”的社會不僅指在生態環境和物質資料方面極度匱乏，還指一個政治制度、軍事制度、道德規範、宗教制約等方面高度缺乏的社會，近乎等同於人類早期無政府的自然狀態。整體稀缺在三岩地區包括了五個方面的內容，分別為物質生活資料的稀缺、社會制度的稀缺、道德的稀缺、精神教化的稀缺和娛樂與遊戲的稀缺。可以認為，惡劣的生態環境促使三岩人長期處於一種“整體稀缺”的狀態，在無形中造成一種“生態迫力”。另一方面，人們絕非被動無助地適應著環境；正相反，這是一種動態的調試過程，此過程常常被認為是種文化適應。文化適應是特定的動物有機體在與外界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用來調適自身與其關繫的一種具體而又明確的文化機制。文化適應特別關注在特定環境中人類文化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文化適應在三岩地區表現出三種獨特的維度——帕措、紅教和民俗。

在此文化適應的進程中，從政治層面上來看，帕措不僅是種基於父繫血緣認同的世繫群，而且還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組織，雖然它何時形成於三岩，於今已無稽可考；從意識形態層面上來看，在吐蕃政權和中央王朝的國家勢力進入之時，此處宗教走上了一走向單一的發展道路，紅教亦由此在三岩呈現出“獨尊一家”的盛況；而從社會文化層面上看，三岩人歷經歲月編織出了一條貫穿生活與生產各方各面的繩索——民俗。帕措、紅教與民俗三種文化制度形成一個繫統化的整體，它們不僅具有和諧的特征，而且共同指向同一內核——社會團結。此社會團結作為一種社會文化主題，又被三岩社會內部不斷地加以強化，終促使三岩發展出極具自身特色的族群、宗教與民俗文化。

誠然，剖析三岩社會、政治與文化結構是本書的重點，如關注三岩的整體文化，釐清帕措這一基於血緣的社會政治組織的運作模式，追溯三岩的宗教文化何以出現單一化的特征，以及翔實地羅列出涉及三岩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民俗文化等。然而，本書的重點並不局限於此。中國自身的地理、政治和歷史背景，是否對三岩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發揮著重大的影響？三岩人如何被卷入國家的進程中？三岩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情況？三岩人又是如何成功解決爭端與衝突的？它對於保留三岩人的族群性是否有著積極的作用？以上的諸多問題，本書都試圖一一去尋找答案。

毋庸置疑，三岩的族群與文化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當國家政權進入之後，三岩也在發生劇變。例如，三岩自從被納入國家和地方政權的管轄之後，其盜搶與夾壩的行為反倒頻繁地發生，顯示出某種文化適應性。近100年來，也就是在“國家進入之後時期”，藏傳佛教下的紅教寧瑪派在三岩地區逐漸呈現“獨尊一家”的景況，有別於三岩在“國家進入之前時期性特征，而這明顯也與當地特殊的歷史化進程密切相關。

需要指出的是，三岩在藏語中又名“熱西熱克西巴”，意為“化外野番之地”，正所謂“歷不屬藏，亦未附漢”。帕措不僅是個立足於血緣關繫的社會群體，更是個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政治團體。可以認為，帕措存在的價值，主要是確保其自身的主權自治性。從這層意義上講，帕措具備了原始部落社會的某些特征。然而，誠如拿破侖·查岡所言：“當前地球上鮮有未知的部落存在，能與他們進行‘初次的接觸’……當這些部落社會永久地消失，遺留下來的僅僅是一些報道人的回憶錄而已……”許多的民族與族群正遭遇著這一問題，它們也被稱為“消失的少數民族文明”，其中有馬塞族、胡力族，雅諾瑪莫人、涅涅茨人、杜立巴人、瓦努阿圖人以及我國和尼泊爾的珞巴人等，三岩人自然可算作其中的一分子。

近百年來，隨著國家的進入、政府的干預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三岩社會的政治獨立性正日漸勢微，甚至在逐步消失。如果說以往高山峽谷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三岩人與外界的交往，那麼現在與之前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從縣城通往各鄉的公路均早已修通，絕大多數三岩人的家庭添置了電視機，購買了VCD機和DVD機,一些村子甚至實現了手機通網，電腦和網絡也將逐步進入三岩人的家庭。當然，三岩人也時刻渴望著與外部的交流。以往把三岩人與外界分離開來的高山峽谷，已不再是阻隔三岩人走出三岩的障礙。2006年，昌都地區貢覺縣舉辦了首屆“三岩文化藝術節”，可看到各方為加速此種交流所做出的努力。

概而言之，三岩的建設者們正在描繪一幅藍圖：在不久的將來，沿著金沙江峽谷修建寬敞的柏油馬路，北接江達，南達芒康，兩岸架起多座行走汽車的弔橋，交通條件的改觀將根本改變三岩的封閉狀態，給傳統文化帶來巨大的衝擊。不難預想，隨著旅遊業的興起、“地球村”的實現和現代化的衝擊，不可避免地將對三岩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未來的三岩將會朝著什麼方向發生變化，三岩人還能多大程度地保留自身的族群文化，他們的內心世界是否還容得下佛教文化，現在均是值得深思又難以預料的問題。在此之前，筆者能夠做的就是在變化到來之前盡可能全面地記錄，做些“搶救”性的田野工作，希望能把三岩人在一兩百年間的“生活世界”翔實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並且結合理論作出適當的解釋。至於本書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這一使命，相信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自可下個結論。

                                                                 許韶明

2013年10月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