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一
打開這部《中國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國》，讓人不禁嗟嘆於滄海桑田般的時空變化。其中所收錄的眾多珍貴歷史材料，宛如中國佛教現代化轉型的一個胎記，見證了一個舊時代的落幕，也宣告了一個新時
代的登場。中國佛教經過近兩千年的漫長演化，到了晚清時期，從思想上跟儒道文化達成了深度交融，在制度上也與禮教秩序構成了相當默契，跟傳統社會已經渾然一體、密不可分。當鴉片硝煙彌漫在虎門天空、洋槍大炮撞開了海上大門之時，古老的華夏帝國驚醒、振作、改變，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如同動物的舊殼無法再容納新生的軀體，因而不得不被蛻掉，重新從風雨磨礪中長出新殼那樣，跟傳統社會共存共生的中國佛教也經歷了一個痛苦而必然的蛻變過程。與以往不同，中國佛教所要面對、適應的，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禮教社會和儒道文化，而是一個取而代之、在華夏土地上被全新建構起來的現代化社會與科技文明。在這個嶄新時代的創生過程中，各種新奇發明接踵而至，影像技術便是一例。它集物理、化學、機械等當時眾多前沿技術於一身，堪稱現代工業文明的結晶。因其發端於西方早的一批工業國家，所以
影像技術的初使用者也大都是西方人。當這些西方探險家、攝影師、外交官、學者們懷著各種各樣的使命，帶著的攝像器材來到中國，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所拍攝的影像，將萬物無常變化中的一個歷史瞬間凝固了下來，把舊時代中國佛教夕陽餘輝的驚鴻一瞥呈現給世人，不僅為中國佛教現代化歷程留下了寶貴的影像見證，更成就了世界和中國佛教的一次超越時空的接觸，因而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像征意義。
當然，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對稱、不對等現像也是相當明顯的。中國佛教更多處於一種被動的乃至被迫的角色，拍攝者在獵奇心、自負心的支配下，無法全面深入反映中國佛教的現實狀況。此外，影像技術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其對中國佛教的表現和傳播無法真正深入到語言、思想領域中去，無法充分彰顯中國佛教博大精深的精神內涵。
如今，文化全球化的發展更為深入，腳步更為迫近，中國佛教也正在更加主動積極地向世界傳播著宏博圓融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價值。影像技術是人類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影，除此之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迎來爆炸式的發展，佛教對於新科技、新手段的運用越來越多。如何看待和駕馭這些科技手段，實際上關涉到佛教和科學之間基本關繫的問題。簡而言之，科學是一種反復驗證後的現實經驗，從根本上來自於人類對於外部世界的觀察研究。佛教中也有這類反復驗證後的現實經驗，但是與科學不同的是，佛教的現實經驗從根本上是來自人類對於內心世界的觀察和體證，對於外部世界的觀察並不在佛教的主要關切之中。比如，佛陀對於有人提出的“世界是有限還是無限”等十四個問題不予置評，因為這些問題本身無助於涅槃的獲得。因此在經驗的指向性方面，佛教跟科學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但是這種不同並不意味著佛教與科學之間無法相容，恰恰相反，這是一種互補性的不同，而不是衝突性的不同，兩者可以相得益彰、彼此欣賞。此外，盡管所有科學知識都來自於現實經驗，但是這些知識並不是凌亂無序的堆砌，而是被數學這條主線所貫穿，形成一個自洽的知識體繫，從而使科學有別於任何單純依靠經驗積累所形成的博物型學問。佛教同樣也不是各種知識或信條的簡單堆砌，而是由一套完整豐富的教證體繫所統攝，不僅具有強大的說服力量，還為人類開拓出廣闊的思想疆域。正是基於以上共通之處，佛教對於新興的科技產物持有樂
觀態度，並努力使之在佛教發展傳播中產生更多的積極作用。在此也特別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像《中國佛教影像集成》這樣的佛教史料整理成果跟廣大讀者見面，不斷繼承弘揚優秀佛教文化。是以為序。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中國佛學院院長 學誠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總序二
今年端午節早晨，王頌賢契來了個電話，問我有沒有空，他有一個研究項目的情況想跟我談談。那天因為我白天已安排了別的事情，就約他晚上到我家來。當時，也沒來得及問他是一項什麼內容的課題。當晚，王頌賢契將一套與佛教相關的、洋洋大觀的影像集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翻了幾頁以後，就難以釋手，喜出望外。其時，王頌賢契向我詳細地介紹了這幾年他主編這套《中國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國》大型影像的緣起、目的與進展情況等。他說，民國以降，自梁啟超諸公起，我們對海外的佛學研究是有不少介紹與借鋻的，但主要集中於歷史、思想、文獻等領域，而對田野調查和社會考察方面的成果與方法卻了解得不多，重視得不夠。事實上，這方面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鋻的東西並不少，而當我們自己的現代佛學研究起步以後，在這方面的建樹卻不多。因此，他與幾位同好們發心編集這樣一套大型影像集，以彌補這方面的缺失，為當今和以後研究中國近代佛教史者提供更豐富生動的珍貴資料。
《中國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國》大型影像集是對近代外國學者、記者等在中國考察、研究成果的生動記錄。該影像集收錄的佛教老照片多達3000 餘張，是同類題材的集大成者。拍攝者當中有傳教士，有隨軍記者，有外交官、商人，還有學者。照片也是風格各異，有的生動傳神，有的嚴肅認真。作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它們傳達的信息也是豐富多彩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19 世紀中葉起到新中國成立為止，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遷，當然，更主要的是忠實地記錄了其間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人物、建築、器物、塑像、圖畫等，豐富多彩，生動真實。它讓讀者在瞬間穿越時空，披覽之際，愛不釋手，掩卷之餘，又令人浮想聯翩，感慨萬千。可以說，《集成》不僅僅是珍貴的歷史文獻，還是具有極高鋻賞價值的藝術資
料。其成功編集和出版，對於佛教史學以及相關的一些學科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將如此豐富而又寶貴的資料彙聚於一堂，既是一件了不起的成果，又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據王頌賢契介紹，編寫人員單是在搜集資料方面就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因為其中大部分資料都是國內沒有、國外罕見的。編寫者們從龐雜的影集、圖書、數據庫中遴選出與佛教相關的內容，按照行政區劃、所屬寺廟，分門別類地繫統加以編排，編集而成了這套迄今為止獨一無二的著作，在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方面，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工作。此外，編寫人員還為圖片資料匹配了深入淺出的文字說明，繫統地梳理了相關的背景知識，客觀地反映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現狀。他們還對古今狀況進行了有意識的對比，揭示了這批影像資料反映的時代特點，其特殊的歷史價值。這一點無論對專業人士還是對普通讀者來說，無疑都具有重要價值。
這樣一項復雜而又艱巨的工作能夠得以完成，其主編王頌自然功不可沒。王頌賢契自本科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繫讀書起，就到我的課堂聽講。他負笈東瀛攻讀博士學位以後，仍然與我保持著密切聯繫。畢業回校任教後，有一段時間我們更是朝夕相處。可以說，我對他本人的敏學善思是十分了解的。他編纂這套大型影像集成，引導讀者從歷史、地理、藝術、文化等不同角度了解、認識佛教，與我一貫倡導的“人文宗教”的研究理念與融會書本內外知識的治學思路也是一致的。所以我非常支持和贊賞他的這項工作，認為他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好事情。因此，當他請我代表學界為《集成》寫一篇序，我立刻就答應了。以上所言，算不上一篇像樣的序，但真實地表達了我對這部《集成》成功編集出版的由衷祝賀！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 名譽院長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所長 樓宇烈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序
北京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與佛教有著源遠流長的關繫。前輩學人侯仁之先生《北京建城記》碑文a 說：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薊。《禮記·樂記》載，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燕召公世家》稱：“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燕在薊之西南約百裡。春秋時期，燕並薊，移至薊城。薊城核心在今宣武區，地近華北大平原北端，繫中原與塞上來往交通之樞紐。……薊城南北九裡、東西七裡，呈長方形。有可資考證者，即其西南兩城牆外，為今蓮花河故道所經；其東牆內有唐代憫忠寺，即今法源寺。歷唐至
遼，初設五京，以薊城為南京，實繫陪都。今之天寧寺塔，即當時城中巨構。
以上寥寥數語勾勒出北京城與北京佛教的發展軌跡。可以說，佛教與北京的城市發展相伴始終，佛教歷史文化是北京寶貴的精神財富。早在西晉時期，北京地區就出現了佛教傳播的痕跡。學者推斷，今門頭溝區潭柘寺原稱嘉福寺，始建於西年（307）b，故有“先有潭柘寺，後有幽州城”的古諺。c 此外，有傳說稱後趙高僧佛圖澄（232—348）曾於今懷柔紅螺寺一帶弘化，是為該寺肇立之基。上述說法雖然缺少翔實的史料佐證，但兩晉南北朝時期北京即已有佛教傳播一說當符合史實。隋唐之際，北京佛教步入發展時期。隋文帝於北周滅佛後復興佛法，仁壽年間（601—604）將龍潛之時所獲舍利分賜於諸方建塔，幽州即為其一。又，隋代高僧靜琬（？—639）歷北周法難之劫，憂佛法湮滅，於年（605）在今房山雲居寺開鑿石經。其後，續雕事業歷代綿延不絕，成為人類文化史上一項偉業。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立慧聚寺，即今門頭溝區戒臺寺。其後唐太宗征遼，建憫忠寺為陣亡將士薦福，即今法源寺。以上古剎經
歷代營葺，延續至今，成為北京的重要物質文化遺產。遼代，北京成為陪都，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佛教事業也由此繁榮，不但寺院興建不絕，著名的《契丹藏》亦開雕於此地。金代則有私刻大藏經《趙城金藏》經版貯藏於北京弘法寺。可見北京亦已成為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
明清三代，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自然也是全國的佛教中心。三代統治者都采取了扶植佛教的政策，一些帝王還對佛教擁有虔誠的個人信仰，佛教之繁榮自不待言。又，三代統治者出於多重因素，尤為推重藏傳佛教，北京遂成為漢藏兩地佛教融會的中心。皇家氣派、漢藏交融成為北京佛教的一大特色，表現在建築、造像等諸多方面，於本卷中亦有充分展現。
正是由於歷史傳承悠久，遼、明、清五代的傾力營造，北京地區的佛教物質文化遺產，如建築、造像、繪畫可謂蔚為大觀，如天寧寺塔、北海永安寺白塔、妙應寺白塔等早已成為古都地標，法海寺壁畫、智化寺佛樂等亦成為傳世瑰寶。在如此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北京地區亦湧現出諸多高僧大
德，除上面提及的隋代靜琬大師，與本卷密切相關的還有遼代覺苑（1034—？）、通理（1049—1098兩代行秀（1166—1246）、海雲（1202—1257）等人，凡茲弘化之事跡，不遑枚舉。正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映奪古今、馳譽中外。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北京歷史上佛教興盛，然自清末以來，國家積貧積弱，佛教亦遭池魚之殃。在本卷影像中曾巍然於世的西山諸寺院，其後即為英法侵略軍付之一炬，石經山雲居古寺，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亦遭到嚴重破壞，凡此種種，令人扼腕。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對作為歷史文物的寺院進行了積極的保護，但隨著經濟建設的盲目展開，一批寺院在和平時期竟遭到破壞，灰飛煙滅，如本卷中出現的慶壽寺、法藏寺。“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浩劫，幾乎鮮有寺院未遭劫難，鮮有僧人不受凌辱。民國時期曾依據《寺廟登記規則》，先後於1936 年和1947 年對北京地區的寺廟進行過兩次普查，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相應數字尚不足十一。a 劫後重生，我們在深切體會到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的歷史責任的同時，更感受到這批影像資料的寶貴。
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近代也成為西方人為關注、涉足多的地區。因此，有關北京的近代影像資料為豐富。讀者細心檢閱即可發現，本卷彙集了二十餘種西方近代影像資料，拍攝者分屬英、法、日、德、俄等多個國家。a 一些重要的佛教史跡，如雍和宮、西山諸寺，已然成為西人考察北京的必經之地，有大量重復或相似的資料保存於各處，我們不厭其煩，一一詳加比對，擇其精華。而一些並不為人所熟知的史跡，如東黃寺、通州佑勝教寺，所幸亦有零星資料存世，我們也“上窮碧落下黃泉”，務求搜羅，以饗讀者。b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部分影像資料都是百年前的作品，早的一批拍攝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其時乃現代攝影器材剛剛在歐洲發明不久，攝影藝術草創的時代。這些資料既忠實地記錄了中華民族這段屈辱、慘痛的歷史，也呈現了早期攝影的面貌。不但於近代中國政治、佛教歷史研究足為可觀，於世界攝影史也是彌足珍貴。我們在編輯這些資料時的興奮與感慨，今猶在懷，若能傳感於讀者諸賢，也就欣慰不已了。
王 頌
2016 年3 月3 日
於北京大學人文學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