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新注十三經刍議
袁行霈
一
今傳十三經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其間經過多次變動。茲將十三經的形成過程作一簡要的論述。
孔子有“六藝”之說,指《詩》、《書》、《禮》、《樂》、《易》、《春秋》;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六德》,講到《詩》、《書》、《禮》、《樂》、《易》、《春秋》,並未總稱為“六經”。到西漢有“五經”之說,陸賈《新語·道基》:“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漢武帝時正式將“五經”立於學官,《漢書·武帝紀》:&ldquo)五年(前136)春……置五經博士。”五經的排列順序通常是《詩》、《書》、《禮》、《易》、《春秋》或《易》、《書》、《詩》、《禮》、《春秋》。
唐太宗貞觀七年(633)頒《新定五經》,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後,太宗又詔孔穎達等撰修《五經正義》,書成,因太學博士馬嘉運駁之,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高宗永徽間又經考正,於永徽四年(653)始頒行。此外,唐代還有“九經”之稱,“九經”包括《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文宗大和四年(830)鄭覃以經籍訛謬,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勒石於太學,從之。文宗大和七年(833)籌備,至開成二年(837)告成,用楷書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十二經於長安太學,並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為附麗,共650252字,這就是《開成石經》,今藏西安碑林。宋趙希弁《讀書附志》經類,列《石經周易》、《石經尚書》、《石經毛詩》、《石經周禮》、《石經儀禮》、《石經禮記》、《石經春秋》、《石經公羊》、《石經穀梁》、《石經論語》、《石經孝經》、《石經孟子》、《石經爾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廣政為五代後蜀年號,此即《蜀石經》。《石經孟子》下著錄:“右《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另據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所雲:“《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貢暨運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經,應當是北宋。南宋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又刻石經,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間陝西巡撫賈漢復在開成十二經之外,又補刻《孟子》,統稱“唐十三經”。十三經的順序為《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明代已有《十三經注疏》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三經注疏》;嘉慶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刻成。後者流傳廣泛,成為學者使用廣的本子。
粗略地回顧上述歷史,我們由此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後來儒家所謂的“經”起初並未賦予“經”的名稱和地位。大概戰國中後期有學者尊稱某些儒家典籍為“經”,如《荀子·勸學》謂學之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楊倞注:“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漢初學者陸賈等人以亡秦為殷鋻,進一步推尊儒家典籍為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五經”立於學官。自此之後,《易》、《書》、《詩》、《禮》、《春秋》這五部書纔被正式尊稱為“經”。此乃取其“恆常”之義,《白虎通·五經》所謂“經,常也”,《釋名》所謂“經者,徑也,常典也”,代表了漢儒對於“經”的理解。後來劉勰《文心雕龍·論說》雲“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正如張舜徽先生在《漢書藝文志通釋》中所雲,“古之六藝,本無經名。孔子述古,但言‘《詩》曰’、‘《書》雲’,而不稱‘詩經’、‘書經’;但言‘學《易》’,而未嘗稱‘易經’。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況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為經。故諸子百家之書,亦多自名為經”。我們對儒家所謂“經”不必過於拘泥。
第二,十三經是在很長的時間內逐漸確定的。在漢代為五經,到唐代擴充為九經。其他如《孝經》、《爾雅》、《論語》都是後來增加進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儀禮》、《孝經》還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經部。《孟子》十一篇在《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中都屬於子書,到了宋代纔歸入經書,從目錄學的角度看來,所謂經書和子書的分類本來不很嚴格。既然如此,現在通行的十三經並不是不可調整的。
第三,漢武帝將五經立於學官,乃是將五經作為學校的教科書。唐代實行科舉考試,則五經或九經又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那時的朝廷是將經書作為統一思想、治理國家、推行教化、選撥人纔的依據。現在我們研究經書跟古代的出發點已有很大的區別,已不再需要那樣一套欽定的教科書或考試用書,而是將它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來研究,這是需要特別加以強調的。
二
今傳十三經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這種狀況,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結果。借用劉勰《文心雕龍》前三篇的標題,可以說十三經以原道、征聖、宗經為主線,道、聖、經三者關繫密切。我們不禁要問:難道隻有儒家的典籍纔能稱為“經”嗎?我們可不可以突破這種局限呢?以筆者的愚見,當初編纂儒家的經典,自然以這十三部典籍為宜。如果不限於儒家,而是著眼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原典,那就不應局限於現在通行的十三經。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應該納入中國文化的經書範圍之內。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的發展,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對現在通行的十三經中所收各書需要重新審視,加以去取。顯而易見,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應當限於儒家,所謂“國學”並不等於“儒學”,現在早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我們應當改變儒家獨尊的地位,更廣泛地吸取各家之精華,以更廣闊的視野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這正是《新編新注十三經》努力的方向。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是中華文明極其燦爛的時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不僅體現在儒家典籍之中,也體現在儒家之外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從多個源頭清理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廣泛地吸取其中的精華。
基於以上的學術理念,我倡議對十三經重新編選和校注。計劃中的《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以下十三種典籍:《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韓非子》,保留原來十三經中的七種,替換六種。
我們充分肯定傳統文化(包括儒家典籍)的重要價值,認為上述十三種書具有長遠的意義,經過整理可以在今天充分發揮其作用。這是我們仍然沿襲“經”這個名稱的一個重要原因。又因為“十三經”之稱如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唐詩三百首》,無論是學者還是一般讀者都已經習以為常,而且中國本土文化中時代早、可以稱之為文化源頭而又流傳有緒的、帶有綱領性的重要典籍,恰好可以選擇十三種,仍然維持“十三經”的名稱是適宜的。
我們所謂的“經”,與傳統的“經”相比,含義有所同也有所不同。首先,稱“經”有以示尊崇之意,因此,新編十三經,也就是選擇那些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意在使讀者能夠藉此把握中國文化的要旨。其次,“經”有“恆常”的意思,表明這些典籍不僅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其深刻、豐富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弘揚之處,在未來仍將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第三,我們所謂的“經”具有開放性,不再封閉於原來那十三種儒家典籍的範圍,這樣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
接下來就將新增的六種經典作一簡單的論述。
屬於儒家的一種:《荀子》。
荀卿自稱為儒,《漢書·藝文志》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歸屬於儒家,孫卿就是荀子。《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其中“孫氏之儒”的“孫氏”就是指荀子。但荀子的學說與孔子有所不同,他曾遊學齊國的稷下學宮,受到道家、法家、名家的影響。荀子主張“法後王”,又主張人性惡,並在《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子等儒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荀子》未能列入十三經,可能與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有關。其實,《荀子》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思想資源。其“王道”觀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諸如“隆禮”、“賢能不待次而舉”、“平政愛民”等,都值得重視。其宇宙觀,主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制天命而用之”,也值得注意。其經濟思想,提出“富國裕民”之道,很有意義。其他如“解蔽”之說,“虛壹而靜”之說,以及其音樂理論、教育理論,也都值得進一步發掘整理。至於它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譚嗣同《仁學》所謂“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一語,值得注意。蘊含著如此豐富思想資源的《荀子》,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是適當的。
屬於道家的兩種:《老子》和《莊子》。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的地位雖然比不上儒家,但道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仍然足以跟儒家相提並論,儒道互補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古代已有稱之為“經”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作為道家之創始,《老子》一書中包含的樸素辯證法,關於人與自然關繫的認識等,對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如哲學、政治、文學、藝術等都有深遠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如果沒有《老子》,就沒有魏晉以後流行的玄學和唐代以後流行的禪學,中國文化就將失去不少多姿多彩的方面。道家關於清靜無為的說法,在戰亂之後社會需要休養生息之際,尤能顯示其在治國方面的重要意義。
郭店楚簡中發現了三種《老子》抄本,抄寫時前300年左右,雖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古老的本子。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兩種漢初的抄本,即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較早的完整的本子。這些出土文獻,為《老子》一書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已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老子》,除原有的傳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簡本和帛書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績來。
《莊子》一書乃是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其內篇所闡述的“逍遙遊”代表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倡“無名”、“無功”、“無己”,以求無待,無待則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張的“齊物論”,有助於破除那種、僵硬、獃板、滯塞的思維方式。作為與儒家相對立的學說,《莊子》豐富多彩而又富於機辯,極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國文化帶上了靈動、活潑、通透的特點,具有充沛的想像力、創造力以及藝術感染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學復興,《莊子》與《老子》、《周易》並稱“三玄”,是名士們研習的經典。唐宋兩朝,《老子》、《莊子》還曾被尊為“經”,並置博士員,立於學官。而今《莊子》自然也應當和《老子》一並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屬於墨家的一種:《墨子》。
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墨家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下》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盡心下》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孟子的話雖不免有點誇張,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學在當時是一種顯學。《韓非子·顯學》就明確地說:“世之顯學,儒、墨也。”《莊子·天下》雲:“相裡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稱:“(孔子與墨子)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可見,在《呂氏春秋》成書之際,墨子仍然具有與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墨家纔消沉下來,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廣泛的重視。其實,《墨子》一書中有不少思想資源值得我們發掘,其尚賢、兼愛、非攻、節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而其在邏輯學方面的貢獻,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編新注十三經》應當列入《墨子》。
屬於兵家的一種:《孫子》。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於兵權謀家著錄雲“《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顏師古注:“孫武也,臣於闔廬。”中國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筆寶貴的遺產,而《孫子》是兵家中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孫子序》指出其“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特點,這已不限於用兵。《孫子》不僅有豐富的軍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戰略思維,對人纔、行政和經濟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啟發借鋻的意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出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十三篇,帶動了《孫子》的研究,今天看來,完全有理由將之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屬於法家的一種:《韓非子》。
《漢書·藝文志》曰:“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在韓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子綜合法、術、勢,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也就成為《新編新注十三經》的必選經典。
此外,佛年(前2年)傳入中國以來,經過魏晉南北朝這個戰亂時期,在社會上逐漸傳播開來,到唐代取得與儒、道兩家並立的地位。《新編新注十三經》是否選入佛經,成為筆者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考慮到新編乃著眼於那些中國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時代早的、處於中國文化源頭的、在當時或後代具有廣泛深遠意義的典籍,而佛經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唐代盛行的禪宗及其典籍雖然已經本土化,但時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經暫不入選為宜。
三
《新編新注十三經》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參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吸取的研究成果,使之成為值得信賴的學術著作。我們的宗旨是為讀者提供中華典,便於讀者從文獻的角度追溯中華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化的要義。編纂這套書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和學術建設工作,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而且現在編纂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原則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對於這套書來說格外重要,因為歷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我們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資料,又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編《中國文學史》時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謂守正就是繼承優良的學術傳統,所謂出新就是努力開拓新的學術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適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這套書具有時代的特色,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近年來,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以前的學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們有機會加以利用,這為我們選擇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從而使新編工作有了堅實的基礎。自漢代以來,學者們圍繞這些經典所作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為《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出土了大量的文獻和文物,又為經典的整理研究開拓了新的局面。例如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荊門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都向我們提供了大批極為寶貴的新數據。由於這些新數據的出現,一些傳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錯誤得以糾正,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解釋。充分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可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
二十世紀之後的學術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借用西方的哲學、宗教學、文學、史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的典籍,已經取得不少成績。陳寅恪先生所謂“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也為《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而保證了“出新”的可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以前的學者整理經書,各有其家法,而且經今古文之爭十分激烈,各個門派互不相容;宋儒與漢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們重新整理,可以超越這類紛爭,兼容並蓄,擇善而從,從而取得新的成果。
當然,要想將這套書編好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困難。一是數據浩繁,要花很多時間纔能搜集完備並加以消化;二是每部書都存在不少難點,聚訟紛纭,要想取得進展,提出新見,並經得起考驗,實在很難;三是這套書既定位為學術著作,又希望有較多的讀者使用,如何在專家與普通讀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需要認真摸索。但是我們相信,依靠參加工作的各位學者刻苦鑽研,虛心聽取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集思廣益,反復討論,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目標。
(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編者注:本文微信版,刪除了原有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