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夜晚，寂靜而美麗。微風浮動梧桐，桂花飄香滿室，那纏綿地細雨亦增添了許許如煙似霧的夢幻。而我，在享受這份寧靜與愜意的同時，也終於將遣部《龔道耕儒學論集》畫上了一個自己期望的休止符。緊張許久的情懷，這一刻真正有了輕松的感覺。疲憊的身軀，也似有了欲偷懶的想法。翻閱著遣厚厚一沓稿箋，再回首望望《龔集》的整個編撰過程，還的確有那麼多值得回憶和紀念的地方。

近代“蜀學”曾經給中國儒學帶來新氣像，並將中國儒學引入新階段，值得人們好好研究，仔細品味。在近代史上，引領和促成近代“蜀學”的中心機構，是當時的“兩院兩堂”（錦江書院和尊經書院，中西學堂和存古學堂）以及後來由“兩院兩堂”發展而成的四川大學。“兩院兩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為科舉而設的舊式學校（錦江書院）；為通經學古而設的傳統書院、專門學堂（尊經書院、存古學堂）；為傳授近代科學而設的新式學堂（中西學堂）。它們基本因應了當時社會變革和轉型的需要，培養和聚集了大批傑出人纔。在此基礎上組合而成的四川大學，更是兼得傳統與新學之精神，兼有義理、考據、辭章和科學四長。近代四川的傑出人士大多由“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所培養，如駱成驤、廖平、楊銳、劉光第、宋育仁、吳之英、張森楷、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宗魯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就是近代“蜀學”的中心和策源地。


不過，在“兩院兩堂”和四川大學之外，還有一批“蜀學”人士也相當出色，不可小覷。他們或出於縣級“學校”，或出自鄉間“書塾”，雖然門閥不高、出身不顯，但在學術上的貢獻卻不小，也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無疑也是近代“蜀學”的組成部分，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天纔早慧，學貫四部，旁及道佛，著書二百三十五部的著名學者劉咸圻（1896一1932）；學識廣博，精熟《倉》《雅》，雅意經史，著述達一百四十餘種的龔道耕（1876～1941）；精熟文獻校勘，詩文書法俱佳的龐石帚（1895～1968）。他們都出身書塾或蒙館，學術造詣並不亞於“兩院兩堂”所造就的人物。

大舅父一生，對家人慈愛親切，雖對諸孫亦從無疾言厲色。面豐腴，笑容滿面，娓娓細語，和善至極。大舅母先於大舅父而逝，兩位表嫂侍大舅父極孝，飲食起居，親為侍奉。這自是兩位表嫂的高行，也是大舅父德之所感。近返川，年已九十的二表嫂還對我說，大舅父一生沒有責備過她和大表嫂一句話。我常在大舅父家，有時且居住數月，一段時期因避日本飛機轟炸，兩家還共租鄉下農居同住。其時雖少不更事，然每日親接聲歡，感慈愛的關切，得至德的感化，終身不忘。大舅父善飲，隻飲黃酒，每飯必飲，飲不及醉而罷。我侍坐在側，大舅父總命我飲，他不隻一次地說：“不能飲酒者非吾甥也。”幾十年來，所感慚愧的是，隻在喝酒上得到了大舅父的遣風。


大舅父不隻在教育界、學術界受到敬重，其時四川軍政人物也加敬重。姜亮夫先生說：“民國以來，蜀中軍人跋扈，先生與華陽林先生山腴，雖悍將驕卒不敢無禮，非大德不足以服暴也。”事實確實如此。先生之喪，一時著名軍人弔唁與送挽幛者甚多，大德服暴，信然。但是，另一方面，四川軍人也多讀書人，出於先生之門者亦不少，軍人而讀書，也就知禮而敬重知識分子了。


大舅父不預聞政治，但內心有其看法，對於正義之舉也能參與其中。二十多年前，曾見《四川文史資料選輯》刊有早年四川大學教師為某事罷教記載，幾次發表的宣言中，都是大舅父領銜。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派黨閥程天放主持四川大學，教師反對，大舅父也參加了反對行列。


大舅父通音律，喜唱昆曲，尤善吹笛，時與同好有曲會之舉。我曾在大舅父家幾次逢其盛。大舅父逝世，也是在友人的曲會上。時在1941年鼕，笛落地，俯身拾笛，人即跌倒，腦溢血而逝。我現存大舅父親筆所抄曲譜一冊，夾縫印《聱齋曲譜》四字，首頁朱印篆文“適軒”二字，不知是否先生室名？譜中計抄<<思鄉》、《寄子》、《閨塾》、《拾畫》、《西諜》、《瑤臺》、《訪素》、《草地》、《亭會》、《訪翠》、《定情》、《密誓》、《驚變》、《獨占》、《喬醋》、《冥勘》、《送客》、《思凡》、《飯店》諸出，有的隻抄其數句，詞旁均以墨朱二筆記工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