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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無論從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還是從學術史、經學史的角度來看，至遲自晚清開始，學者們幾乎達成一個共識：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主流，尤其是在道光之前，是考證經學，而乾嘉時期高舉的“漢學”旗幟是考證經學發展的高峰。大部分學者把考證學與漢學等同起來，視其為從晚明或更早時期開始的一個學術、思想運動，將清中葉的經學大家惠棟、戴震、錢大昕、盧文弨等人的經學、訓詁、古音、文獻考證等研究視為考證學發展的。

    在解釋清代考證學興起的歷史原因時，學者們往往提出一些內在和外在的因素。這些不同的解釋可以分為兩大類：類是從思想史的內部發展來考察，例如梁啟超便認為，作為一個思想運動，清代考證學是對於宋明理學空談性、理的反動；餘英時用“內在邏輯”(inner logic) 的觀念解釋清代考證經學的興起，提出了新的論點，認為儒學有兩個根本的取向——“尊德性”與“道問學”。清代經學強調訓詁、考證的重要性，正是代表儒家思想重心從明代王陽明“尊德性”的取向轉移到“道問學”的取向，這就是儒家“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的興起。他認為清代儒學重視文獻、音訓證據的經學考證思潮，其實就是儒學內部固有的“道問學”取向的呈現。相較於類解釋，第二類解釋強調外在因素的作用。晚清的章太炎和近代的徐師復觀把清代考證學視為在滿洲高壓政策之下，學者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埋首故紙堆，從事無用瑣碎的饾饤考究的消極結果。美國的艾爾文（Benjamin Elman）延續了梁啟超以來的論點，認為清代考證訓詁學
（philology）是對宋代的理學（philosophy）的一個反動，考證學一方面受到晚明王陽明思想強調獨立思考的影響，但有關清代學者對算學、科學的研究興趣，他則歸功於明末耶穌會傳教士把西學傳入中國的影響。另外，江南藏書的豐富以及通過文人網絡流通的書籍、信息交換，更是促成考證學發達的客觀因素。這些研究對我們了解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有一定的幫助，理清了學術思想在承傳方面的一些內在線索和外在歷史因素。可是，這些研究往往沒有把清代考證學放在更寬廣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視野之中去審視，以致很多現像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研究清代思想史，隻偏重考證、訓詁方法的特點，不能解釋為什麼考證經學的內容集中在對古禮的研究。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解釋清代考證學的興起與發展，為什麼清初許多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者，如陳確、萬斯大、萬斯同、陸世儀、張履祥、徐乾學、毛奇齡、閻若、李塨、陸隴其、汪琬等都研究古禮，對宗法、祭祀、祠堂、喪服、墓制、立後等禮制進行研究和激烈的爭論？為什麼從康熙朝到乾隆初年，朱熹的禮學， 尤其是《朱子家禮儒者有關禮制的著作，都重新受到研讀和廣泛的討論？然而到了乾隆中期卻受到批判、排斥？為什麼漢代的經學家如鄭玄在康熙朝並沒有受到研究古禮和經學的學者普遍的、特別地推崇？此外，為什麼清初從文獻與訓詁的角度來懷疑儒家經籍的考證辨偽思潮到了清中葉便消退？清初，黃宗羲、胡渭懷疑並論證《易圖》出自道家，陳指《大學》為禪宗作品，毛奇齡懷疑《三禮》，萬斯大、顧棟高懷疑《周禮》，閻若琚懷疑《古文尚書》，姚際恆懷疑《中庸》《詩序》《周禮》等。但是這些對儒家經籍的懷疑和批判的聲音到了乾隆中期之後便消沉了。同樣是考證文獻、訓詁，同樣是研究經學，為什麼懷疑經典真實性的考證活動在康熙朝大盛，而到了乾隆朝卻衰退？強調漢儒經解的近古性與可靠性為什麼卻成為漢學家儒者解經不可靠、任憑臆說的理據？然而乾隆朝繼續對儒家經典懷疑、批判，從事辨偽、考證的崔述的疑古論著為什麼沒有受到當時經學家的推崇，卻要等到民國初年，他纔被胡適、顧頡剛高舉為實踐科學方法的考證學者？為什麼乾隆朝的漢學家如惠棟、戴震等一批經學家推崇的不是西漢的今文經學，而是東漢的古文經學？而西漢的今文經學要到嘉慶、道光之後纔興起？此外，同是從事訓詁、考證的明代學者，如楊慎與焦竑，為什麼沒有推尊東漢的經學家鄭玄和許慎？他們的訓詁學為什麼沒有強調必須通過對古音的研究纔能解讀經書？對漢代儒家和經學思想影響甚大的荀子，為什麼被乾隆朝的經學家如戴震、凌廷堪及清末學者王先謙等重新重視？這些問題都不是反對宋明理學空談性理、逃避滿洲統治者的高壓政策、耶穌會士西學的傳入、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或者是江南藏書的豐富與流通等等解釋所能合理解答的。

    這些對清代考證學的興起與發展的種種解釋，沒有把思想史與當時的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結合起來，以致忽視了清代考證學興起與發展的一個更深刻、涉及範圍更廣的思想文化改革運動，那就是在晚明已見端倪，清初日漸加強的一個圍繞“禮”而展開的又深又廣的思想文化改革運動——儒家禮教主義 （Confucian Ritualism），一股以禮為教、
以禮為學、以禮為用、以禮經世的儒家思想改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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