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當我還是一名普通的大學教師時，心中對教授職位充滿敬意。不料一次與一位教授聊天，卻讓這份敬意打了。他說：一個人真正的學術之路是從當上教授開始的，因為你如果一心隻想評職稱，就免不了會花心思來揣摩當教授的捷徑，諸如什麼時髦就寫什麼，什麼易於發表就研究什麼。而好的學問是要沉下心來運思的，急不得，也催不得。可評職稱好比“催命符”，它會逼著你拿出一堆應景的成果來充數。唯有教授職稱評上了，心定了，纔會回到自己想做的研究上去。而就在我聽得更加向往這一職位時，他話鋒一轉，又道：其實你真當了教授也就寫不出什麼了。既然（評）上了教授，那麼各種約稿、講演和會議邀請，會讓你忙得不亦樂乎，就算怎麼糊弄，都會有期刊、出版社、讀者、聽眾買你的賬。你忘乎所以，穿梭於各種學術會議，結識各方名流，時不時參評各類獎項、課題，被人恭維，久而久之也就被慣壞了，忘了自己的實際水平。可見，當教授好似一個學術陷阱，究竟是個人學術生命的開張還是結束，不得而知。
我從小在南京長大，常聽一句本地話叫“抬了混”。我覺得這句話真是形像至極，生動揭示了“混江湖”的秘訣。它的含義是一個人能走多遠未必在於其腳力，而在於是否有人給他抬轎子，或者說，一個人能否混出名堂，不在於有沒有本領，而在於有沒有人脈。小時候讀《水滸傳》，看到那麼多英雄好漢拜倒於宋江腳下，怎麼也不能理解。或許那個年紀的我，隻崇拜那些武藝高強之人。直到走上了社會學之路，學習了社會學的知識，纔知道，一個人自己有沒有本事有時候不是重要的，更多的時候，要有人給他捧場。由此說來，“抬了混”實在是點出了中國人做人做事的一條法則，讓那些原本高大上的社會學理論在這裡擱淺，還不如一句地方土話說得明白。受此法則的激發，我自打步入社會學研究領域起，就放棄了對“正統社會學”的追隨，沉浸於“人情與面子”研究不能自撥。說實話，選定這樣的方向，就開始和自己過不去了。原因在於，它既不受人待見，又沒有理論指引；既無法做定量研究，又難以尋覓到一些完整而真切的個案（更多的是耳濡目染、所見所聞）；既不可能成為熱點，又不洋氣。好在我終於當上了渴望已久的教授，便可以對各種非議置之不理，繼續擴大戰場，終延伸到了對儒家與中國社會的“關繫”的思考上來，即本書的主題。
本書的核心概念雖是“儒家”，卻又不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的著作。我們當下對於儒家的研究，需要溢出史華茲在其《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中曾說的：關於孔子，我們還能說什麼呢？這意思是說，關於儒家，該說的都已說完了，如今的儒家研究要麼把前人的觀點換成自己的話重說一遍，要麼得益於百年前的文言轉白話，把原本不易看懂的話再發揮一遍。這是人文研究的窘境，卻還不是社會科學的現狀，因為關於儒家究竟如何鍛造中國社會，形塑中國人，尤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或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中，其根源性影響是否存在，似乎還有很多話沒說，更多方面還是空白。從思考方式上看，這涉及我們是從儒家看社會，還是從社會看儒家。對於前者，我們很容易固守用既有的思想體繫來研究它，盡管這樣的既定體繫也會有一期、二期、三期等劃分，但套路是不變的，都是對思想演變的闡釋，卻不怎麼關注給社會及後世帶來何種影響。而從後者出發，那就是無論社會變遷到哪一步，我們都想看一看這些變化在深層次上是否依然會同儒家思想產生連接。原本，這一研究方式應該成為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思考議題，可遺憾的是，這類近代纔從西方進入中國的學科對此問題一直提不起興趣，學者對此的認識似乎不是在思想史方面談，就是回到史學中去詳加考證。
的確，目前有關思想和社會的議題在很大程度上為哲學與史學所包攬。哲學由思想史、倫理學、文化研究等來把持，它們往往不怎麼討論社會，隻考慮把其中的思想意涵及其脈絡說清楚。如果一定要說這樣的研究也同社會相關，那麼它更可能是為了探討某種特定思想而不得不交代其時代背景。但交代背景畢竟算不上關心社會本身。史學雖說關注社會，看到了歷史有其自身的演變軌跡，並沒有與思想興衰同步並進，卻又不過是回到史實中描述與闡述罷了。
當哲學（或經學）與史學研究涵蓋思想與行動的所有議題時，我們將會滿足於這兩套研究路徑，直至有一天我們意識到其實社會科學也是有份的。我們這纔有機會思考：如果社會科學關注這一主題，那麼會是什麼樣子呢？我的預想是，社會科學一旦介入，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人文學科的解釋框架，因為：回到思想史，單純地考察思想本身即研究的結束，思想對行動的指導和左右是被假定的，不需要真的關心實際情形如何；而回到史學，對思想與行動的研究更多地會在某些特定歷史人物身上展開，例如，考證一個（些）歷史人物（儒學者）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受過哪種思想流派的影響，再聯繫其重要的行為表現，便可看出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了。但這些都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考察一種思想或者一個人的歷史作為，在社會科學框架中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這是對個人的，不是對社會的。社會科學的興趣點在於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的社會行為傾向，以及與此相關且穩定的運行模式，包括社會規範、制度、法則及機制等，並終觸及它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預設。在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中，一個歷史人物的想法能否實現，並被社會接受，不在於這個人如何想，而在於這個社會有沒有這樣的生態條件與運行基礎。比如，儒家思想不容易被草原民族接納，就在於其人口的流動性；而儒家思想能夠在漢族中生根，就在於其農耕性。雖然，社會機制的運行也可能受到背後某一特定的乃至於個人思想的左右，但它們不是明顯的因應性關繫。或者我們不妨具體地說，儒家思想中的很多教誨也是落空的；歷史上的很多個人壯舉也是不成功的。有的觀點在儒家思想內部看很重要，被思想史強調，卻未必影響過社會；有的觀念並不正宗，卻影響了社會。可見，民眾習性與正統思想之間有落差，有鴻溝，也有變異。於是乎，從社會科學框架中看到的思想與行動之關繫，與從思想或者歷史中看到的，應該是不一樣的。人們或許會問：社會史和文化史能否看到相同點呢？我的回答是，它們會有部分重合地帶，但其研究的視角和解釋問題的重點卻不相同。這是近來史學吸納社會科學發生轉向的部分緣由；當然，社會學如何面向思想史與歷史學，也需要反思。一種隻關注實證性的學科亦有必要與思想和歷史對接，以產生對其文明形態思考的縱深感，否則如果單以現實為題材的社會學如此這般地忽視它們，會導致其研究除了數據及其膚淺的解釋外，顯得那麼的“沒文化”。比如說，社會科學的研究需要概念，尤其實證主義強調概念需要明確界定，且有可操作性，否則就不可能進行下一步的經驗研究。在這一點上，中國本土的大多數概念都會就此擱淺，因為它們基本不能界定，更不可能操作化。由此一來，許多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為了堅守實證主義往往會犧牲本土概念，不得不照搬西方的概念和量表。看起來，這種做法似乎解決了定義和操作問題，也國際化了，可在無形中也失去了我們對自身歷史和文化的思考。
社會學甚至社會科學不關注文化史，主因是該學科產生於工業化的社會。至此，農業和工業或傳統與現代被設置對立的關繫。在這樣的框架中，傳統社會更多的是一個陪襯，是用來凸顯現代文明的。而這一面向所帶來的方法論結果是社會學內部的方法之爭。也就是說，由工業化導致的城市現像刺激了一些學者更迫切地想通過收集數據來呈現人口、居住、婚姻及就業和失業乃至於犯罪等的特征，從而帶動了實證主義的崛起，尤其是統計方法受到追捧，而較為傳統的文獻法、民族志、口述史、個案研究之類逐漸式微。顯然，這不是說後者在方法論上沒有新的發展，也不意味著實證主義自身沒有反省和改進，而是說其他方法幾乎均敵不過實證主義的優勢，且其使用者需要不停地為方法的合法性做辯護，而不像實證主義者那麼理直氣壯，那麼閑庭信步。當然在這一點上，心理學家尤為，他們早就放棄了“心靈”“精神”“心理”或“意識”等概念，也幾乎不給不做實驗或測量的學者留活路。除非你事先宣布你做的是心理學史，也就是說，隻要你承認自己是做歷史的，那麼該學科就會放你一馬。這樣的研究方式加上計算機模擬，直接導致了三大傳統心理學流派的“壽終正寢”。或許，實證主義者也別高興得太早，腦科學、大數據、新算法、腦機接口技術等也正在做取而代之的準備。到那時，眼下的心理學研究也將遭遇同樣的結局。就這一點來說，社會學是幸運的。社會學的研究對像幾乎天然地決定了它基本無法實驗，而隻能使用比經濟學方法“低”端得多的統計描述和分析，即使現在社會學有了大數據和算法，我們也依然可以說人心難測，社會前景難以預料；再者，社會學的大度也在於，它幾乎承認社會現像中還有許多無法變成數據加以計算的內容，讓我們意識到“行動”“意義”“領會”及“解釋”等的研究價值，從而造成統計上的“說明”和詮釋上的“理解”，並各有自己的研究路數和不同的目標。畢竟，“生活”既有可統計的一面，也有“意義”的一面。這一點在中國文化中尤甚，即它固有的比興思維很容易導致其中的大量生活需要用“像征”來解讀。例如，以陰陽構成的意像世界，明顯是意義的世界。再聯繫到日常生活，吉祥的寓意引導著老百姓的意義世界。此點也反映在收藏界常說的一句話中：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於是，社會學內部有所謂的理解社會學或現像學社會學，而作為理解社會學大師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對世界文明的比較中也很想知道，儒家說了什麼，如何影響了中國文明的進程。當然，韋伯這裡所關心的儒家，不是思想史層面上的儒家學說，而是（宗教）社會學意義上所討論的思想、制度與行動之間的復雜關繫。他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儒家文明為什麼沒有產生西方文明中出現的那種理性化？這一宏大主題的提出給社會學研究如何從思想揭示社會，或從社會回溯思想留下了空間，也為社會學用非實證的方法看世界提供了可能。這是我寫此書的合法性基礎，也避免了因儒家能否成為社會學的議題而產生的爭議。
其實，即使本書不以西方社會學經典研究做後盾，也會走到類似的道路上去。這是社會學本土化使然，也是構建中國社會學本土理論的需要。我多年的研究體會是，要想認清中國人為何這樣生活、這樣行動，乃至於社會為何一定要這樣建構，終多多少少都會追蹤到儒家思想（當然不是全部）上。也就是說，我們在研究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模式時，會發現儒家的實際影響；在構建本土社會學理論架構時，會一再觸及儒家強調的基本理念。於是，如何在儒家與中國人的行動及社會自身的運行之間建立一種邏輯關聯，成了我的學術使命。
此書以“儒家”為中心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目前正在承擔一項國家重大課題：“儒家道德社會化路徑研究”（項目批準號：16ZDA107）。這個課題讓我在個人興趣的基礎上，更加自覺地關注儒家研究的各種動態。大體就我本人閱讀到的有限文獻而言，目前這一課題依然歸屬哲學與史學的討論，或者被國學研究所覆蓋。也就是說，儒家道德社會化路徑這一課題本身是被當作思想史、哲學、倫理學與歷史學的問題來展開討論的。但既然我的學科背景讓我在破題中有了社會學的意識，那我自然想在這一領域一試身手。隻是我深知，其中也潛藏危機，即如果我換了學科視角和研究框架卻沒什麼收獲，不過是把老調子重彈了一遍，那就還是應該把此議題還給人文學科。可如果換了視角，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文學科沒有看到的問題，解釋了其他學科沒有解釋清楚的現像，甚至對儒家自身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應該感到慶幸了，因為這使得“社會學如何本土化”——這一總是高懸於空中的浮泛爭論——有了一個堅實的落腳點。我希望本書能為此做些努力。盡管一切隻是嘗試，甚至會貽笑大方，但不試怎麼知道呢？
這次結集，我將我近發表的論文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從社會學角度審視儒家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另一部分是研究受儒家影響的社會具有什麼樣的運行方式。還有一點需要交代的是，在這次結集中，我很想保留原來論文發表時的摘要。從大多數已出版的文集來看，似乎慣例是把原來的論文摘要省去，讓讀者直接閱讀正文。但我的看法是，互聯網時代，讀者已經養成了看短文的習慣，一見長文就會生厭。而摘要的用途之一就在於，讀者可以先從這裡迅速了解文章大意；如果沒有興趣，就可跳過，而不至於看到一半纔想放棄。所以，我把各篇摘要改成了“導讀”。
我長期從事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關繫”研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會不會給人類的社會交往方式帶來一次重大的調整，比如人們更加依賴虛擬社會或微信朋友圈中的交流，以及從面對面互動走向人與機器人的生活關聯，尚無法預測。隻從眼下各國所發生的戴口罩爭論，便可深切感受到，這一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事件背後也連接著各自的傳統、體制與執念。它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中國“抗疫”的成功不單是緊急狀態下的成功。突發問題看似緊急，但人們所采取的應對策略與自身的文明積澱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此次疫情再一次告訴我們，研究中國社會、文化與行為方式的意義重大。希望這部文集的出版，能讓更多讀者從社會科學角度關心中國人與中國社會，並意識到有了自己的理論和概念，的確有益於加深對自身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翟學偉
2020年8月8日初稿
2021年春節期間修訂於
江蘇鎮江寶華山麓寓所
